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紀念專刊:一場向金魚跪拜以求生的戰爭──關於我的小說裡的二戰兩三事──吳明益

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2003年左右,我開始有了寫作一本長篇小說的念頭,這本長篇小說寫的是陷入某種睡眠情境的「我」,在夢境與現實之間,經驗了父親「三郎」在二次大戰末期,被徵為少年工,到日本高座海軍工廠製造戰鬥機的故事。這故事跟「現實歷史」黏附得太過緊密,以至於有很長的時間我陷入了另一個現實的憂鬱。

         我閱讀史料,甚至兩度到日本旅行,去到當年的高座海軍工廠、厚木海軍飛行場。在那個小鎮裡,一路問人才找到「台灣少年工慰靈紀念碑」。但站在碑前時,我很快體認到,那並沒有辦法支持我寫出一本小說。因為我並沒有真正進入那個時間的靈魂內裡,我所體會的,「三郎」十三歲到異地製造戰爭機器的心境,跟我所知道的一隻鴿子的飛行原理,膚淺程度相差無幾。

        在這個焦慮在兩個意象浮現之後,「現實」那頭的史料爬梳才出現力量。其中一個便是我採用了「觀世音」的觀點來寫作,另一個是食蛇龜「石頭」的故事。透過這兩個「角色」,我終於獲得敘事的「乩身」,得以如夢地短暫進入某個時代情境裡。

         當時我捨棄了不少寫作材料,卻也意外地編織了一些我原本不相信的「運命」(就像我在《單車失竊記》裡提到的,「運」擺在「命」前面)。我發現三島由紀夫(平岡公威)曾在昭和二十年(1945年)寫給川端康成的書信裡提到自己參加「勤勞動員」,住在「神奈川縣,高座郡,大和局高座廠,第五員工宿舍」裡,這正是小說裡的「三郎」所在的廠區。

         加上平岡提到黃昏時曾為台灣來的少年工說故事,並且用飛機的機油炒菜給他們吃,讓我也不禁想像,那時也在同一營區的我的「三郎」,會不會也吃過平岡公威炒的菜,聽過他講的故事呢?也是少年工的我父親如果見過年輕時的三島由紀夫(甚至聽過他講故事),這點我光想就像身為蠟燭被點上火一樣,覺得人生如此神祕。

         經過七年之後,我動筆寫下另一本小說──《單車失竊記》,這本書的寫作動機來自一位《睡眠的航線》讀者的來信。他(或她)問我,小說最後,三郎將腳踏車停在中山堂前,隔天即告失蹤。但「他騎的那輛腳踏車」呢?那輛他(她)認為極其具有象徵意義的腳踏車,到哪裡去了?

         坦白說,在收到這封信之前,我根本不記得寫了那輛腳踏車呢。我回信給對方,說如果我還繼續寫作,有一天我會寫出一本小說,告訴他(或她)腳踏車到哪裡去了。

         讀著這封信,我不禁想起當年為了寫作《睡眠的航線》,漫步在高座、大和附近的情形。某天我走到一處靜謐、幽深的森林前面,入口有一個小小的牌子標識著「野鳥の森」,旁邊停了一輛年代久遠的腳踏車,就好像它的主人進去了森林之後,再也沒有出來取走它似的。

         我想,也許在那一刻,小說就已經開始了。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開始對老鐵馬產生興趣與情感,我開始購買老鐵馬的零件、琺瑯商標,到後來成了一個在街上尋找老鐵馬的人。不過直到小說動筆以前,我都沒有想到過,小說竟然會「再回到那場戰爭裡」。

         腳踏車運用在戰爭裡,最早可能在一八七五年,義大利人運用腳踏車在戰場上做為傳遞訊息之用。而世界上最知名的腳踏車部隊就是瑞士的山岳腳踏車旅。二戰時也有不少國家組織成腳踏車部隊,在一本名為《戰爭中的腳踏車》(Jim Fitzpatrick, The Bicycle in Wartim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Star Hill Studio, 2011)的書裡,我讀到一支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的重要部隊(或者應該說是作戰方式才對)─銀輪部隊。

         這世界上,似乎沒有什麼發明物不會被運用在戰爭裡。戰爭是一種吞噬人類創造性技術的漩渦,戰爭也似乎是一種激發人類傷害人類創造性技術的子宮。當時日軍一位參謀官辻政信,奉命研究叢林戰法,因此在台灣這個多山、多河流的島嶼,為這支銀輪部隊進行過長程騎行的演練。

         對一個小說作者來說,這就像有人遞給你一把陌生的鑰匙,而你似乎直覺到它將開啟什麼?那被開啟的或許不屬於學術上的,而是屬於人性裡的某處隱匿的空間。

         隨著閱讀、訪談,我漸漸隨著腳踏車踏進一處有一處陌生的虛構森林,在這個追尋過程裡,我曾因為一本書而幾乎帶著故事走向另一個方向。那便是小俣行男的《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太平洋戰爭》(沈曉萌譯,初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1988年)。

         在這本書裡有一個小小的段落讓我幾乎決定小說的人物全盤更改,那就是小俣提到太平洋戰爭開始以後,日本徵召了一些作家到各地戰場,以便進行戰爭宣傳報導。詩人高見順、小說尾崎士郎被陸軍徵用,以《蒼氓》獲第一屆芥川獎的小說家石川達三則被海軍徵用,日後寫出了對戰爭態度完全不同的作品(先是以文學家的悲憫反省了這場戰爭,卻因書被捕入獄,出獄後,寫作上竟有了完全不同的轉向)。我想,戰爭對這些作家,絕對是一場心靈的大轟炸。

         高見順先後到了緬甸與中國戰場,在得知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時候,他彷彿鬆了一口氣寫道:「終於結束了」。當我讀到他在《敗戰日記》裡寫道:「戰爭是人類的疾病,戰後不論戰勝國還是戰敗國,人類再也無法重建美好的世界」;「如果你吃薤的鱗莖,或者向金魚跪拜,或許就能躲過炸彈」時,我想像著這樣一個人是怎麼看待自己的國家成為戰爭之罪的核心,又是怎麼看到自己成為戰爭裡罪的其中一員。

         而小俣在書裡,曾側寫了一段高見順在緬甸,與一名緬甸女子幽會的場景:

「可不知怎麼我被帶到了一個像日本寺院的走廊一樣的地方,那女人在那兒鋪上一張像蓆子那樣的東西。月光照進來,那個女人的臉顯得非常蒼白。回來時,高見先生說:『有一股怪味直衝鼻子。』緬甸女人把一種很像茉莉花的『尼姬蒡』花直接擦在肌膚上。法國香水就是這種花的浸出物精製而成的。這裡的女人把花的浸出物塗在身上,汗味和花粉味混合在一起,散發出一種強烈的氣味……」(小俣行男,1988:162)對我來說也像是一部小說的迷離入口。

         然而,我終究放棄了這一段,這一段在我的小說之外。它應該是屬於另一本小說的場景,另一部我還沒能體會到的,在面臨死亡、殺戮與恨意時,身體裡仍然飢渴的情慾。

         對我這樣一個沒有真正經歷過戰爭的作者來說,描寫戰爭究竟意義何在?我至今仍然不清楚,但當我走進自己的小說裡的時候,我清楚地感覺到,在每一場「向金魚跪拜」以求生的戰爭裡,沒有真正的義舉。正如我在《反抗的畫筆》裡看到的一段話:「戰爭是由一群相互認識的人所決定,而且這些人的生命並不會受到任何威脅;但實際處在戰場上的卻是無數相互不認識的士兵,而他們將在殘酷的戰火中成為砲灰。」(2014:44)那場戰爭看似遠離,但仍然透過上一代,以我們不知道的傷痛的遺傳模式,活存在我們身體裡的某處。只是多數人不知道而已。

         而在寫小說時,我反覆拆解、組裝那些老鐵馬,那些還沒有在時間之河裡沒頂的鐵馬,我為它們清除泥沙、除鏽、上油。在某一刻,我直覺到有什麼在那個沒有作用的縫隙裡還存在著。

         那關係到一部鐵馬的細微運作,一個人類心靈的細微運作。 


作者介紹

吳明益,現任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有時寫作、畫圖、攝影、旅行、談論文學,副業是文學研究。著有散文集《迷蝶誌》、《蝶道》、《家離水邊那麼近》、《浮光》;短篇小說集《本日公休》、《虎爺》、《天橋上的魔術師》,長篇小說《睡眠的航線》、《複眼人》,論文「以書寫解放自然系列」三冊。最新作品為《單車失竊記》。 曾五度獲《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兩度獲「金石堂」年度十大最具影響力的書。並獲法國島嶼文學獎小說獎(PRIX DU LIVRE INSULAIRE)、《Time Out Beijing 》「百年來最佳中文小說」、《亞洲週刊》年度十大中文小說、台北國際書展小說大獎、《聯合報》小說大獎等等。作品已售出英、美、法、捷克、土耳其、日、韓、印尼等多國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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