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歷史學的提議:評介《歷史學宣言》──陳偉智

作者:Jo Guldi 、David Armitage
書名:《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
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時間:2014.10.02
陳偉智(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台灣大學國際學程兼任講師)

History too marks a bent of the mind and defines a region of reality which despite all that has been written about them are still largely terra incognita.

-Siegfried Kracauer

我們所生存的當代,是一個面臨種種全球性危機的時代。地球上任何一地,無不被早已形成了緊密關係的世界所影響。極端氣候變遷、環境災害、國際關係重組的大小衝突、全球治理形式持續的政治紛擾,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階段強化的經濟不平等,已經不是一地一國之內的狀況,而是全球危機的一部份。甚至,這些危機,已不再是存在在遙遠的地球的一端,而是迫近到影響到地球上任何人的日常生活。這是一個當代的狀況,面對當代的狀況,歷史學如何回應?歷史學所擅長的時間之學,亦即透過事物、制度、現象的歷史發展脈絡來瞭解當下現在,如此的知識特質,如何能在這個危機時代扮演何種積極參與的角色?提供只有歷史學才能提供的可能方案?

         2014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布朗大學歷史學教授Jo Guldi與哈佛大學歷史學系主任David Armitage教授合著的《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後簡稱《宣言》),在書中指出歷史學者,以及歷史學的這種知識形式,在當代社會面對種種危機的衝擊中,可以協助參與解決、向有權者說真話、以及增進公共閱聽人的歷史意識,重拾歷史知識的公共性,並藉之以提供未來另類可能性的方案。《宣言》一書出版之後,引發了許多書中相關議題的討論,同時劍橋大學出版社與兩位教授成立了此專書的網頁(http://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除了秉持書中提倡的開放資料的精神,提供全文下載之外,也開闢了討論區。由此書引發的討論,仍繼續發酵中。雖然此書主要的內容與討論是以英語世界的歷史學以及歷史相關的知識社群為主,但生活在同時代的我們,雖然或有不一樣的語言與學術傳統,但也同樣面臨早已全球化的種種危機。環境的、制度的以及知識本身的危機,《宣言》提供的西方歷史學知識發展的當代診斷與未來可能性的建議,或許同樣也早已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議題了。
         就本書的內容而言,先說結論的話,《宣言》主張當代歷史學家與歷史學的任務,是克服來自歷史學學科自19世紀成立後,在學院化後的專業化過程中,在學院訓練與歷史研究實作上逐漸形成的,以「短時段」歷史問題的專精為傾向的歷史知識生產的社群習慣,並重新拾回曾經擁有的「長時段」歷史知識生產的時間問題意識。重新回復「長時段」的時間意識,有助於歷史學在當代面臨的種種危機中,相對於其他學科,提供瞭解當代問題的長期歷史脈絡知識,與整體的大圖像。歷史學與歷史學者應成為當代公共生活的重要參與者,發揮其透過重建長時段的過去知識,鬆動種種關於當下危機不可解的命定狀態的反歷史迷思,從而提供解放未來發展可能性的重要角色。

         當代的時間意識,為短時段所主導,從而導致在面對危機時的短視狀態。短時段的時間意識成為「籠罩我們時代的幽靈」,其原因一方面是歷史學內部在專業化的過程中產生的盲點,專精的結果是從公共領域中撤退,失去了與一般大眾互動,以及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最終在國內與國際組織的政策決策過程中,被邊緣化。另方面,當代國家與國際組織中的任期制、模型推估與問題解決取向的決策模式,也使得公共政策涵蓋的時間週期越來越短,其他社會科學,如經濟學,進而成為主要的國內與國外機構的重要決策徵詢與參與對象。短時段的歷史學也失去了對環境、生態、人文危機的發言權,讓位於氣候學家、生態學家、甚至未來學家等當代的危機專家。歷史學的未來,似乎本身就面臨危機了。

       《宣言》一書分為兩個部分,每個部分各有兩章闡述。第一個部分是近代歷史學的歷史診斷,描繪在歷史學社群中,「長時段」的歷史思考的興起與衰落。《宣言》作者借用了法國歷史學家布勞代(Fernand Braudel)的「長時段」(longue durée)歷史時間概念,對照著百年來歷史學發展在研究上時間跨度的趨勢。此一部份透過簡要的二十世紀的史學史的回顧,從簡單的歷史研究的時間跨度越來越小的現象出發,提問何以歷史學者研究的時間越來越短的問題。百年前的歷史學研究,動輒是研究上百年的變遷,到1970年代後,逐漸縮短至接近大約人類一代生命週期的30年,甚至更短。研究對象所涵蓋的時間的縮短,不一定代表歷史學者的短視,其實是反映了學院歷史學的專業化發展,使研究的題目越作越細的結果。從大學的歷史教育到剛畢業的歷史學家的就職,越來越傾向短時間的歷史思考與實作。大學的歷史教育,在教學與訓練學生的專題研究中,學生被引導進行作可操作的研究題目,亦即時間範圍短、史料能掌握、問題範圍小的題目。專業歷史學界的任教與升等,同儕評鑑的學術刊物,在強調貢獻與成果的趨勢下,加強了短時段的研究趨勢。從戰後至今的歷史學理論與思潮的發展也有所影響,從社會史、語言學轉向、文化轉向、底層研究、微觀史等,雖然每一個歷史理論與研究學派,都有其發生淵源,最初的提倡者也不必然缺乏大歷史圖像的問題意識。但是在實作方法上,強調史料的細讀,以單一社群、事件或邊緣人物為主,細密地重建生活世界。這些雖然擴展了對族群、性別、性傾向、賤民階級、原住民、被殖民者等方面的歷史學知識的新領域,但卻也限制了對涵蓋時間日益縮短的研究對象,進行長時段的歷史思考的可能性。歷史學知識社群的內部發展到了70年代到90代,似乎導致了專業的歷史學者生產出來的知識,有了越來越豐富詳細的檔案資料與個案細節,卻越來越少關照整體結構與大歷史脈絡的見樹不見林的狀況。

         《宣言》第二部分,則是觀察到在上個世紀90年代前後,長時段思考的回復趨勢,以及在此一趨勢中,歷史學應回復長時段時間意識的歷史學,發揮作為批判性人文科學的可能前景。長時段歷史的回復,《宣言》指出是從70年代以來,因應生態與極端氣候的危機,觸發許多非歷史學專業的其他自然科學家如大氣學家、演化生物學、地質學、生態學家等,從長期歷史發展的角度,針對相關的地球環境生態問題,提出預警。一些新的歷史時間區劃概念的出現,如「人類世」(Anthropocene)、「深歷史」(Deep History)、「巨觀歷史」(Big History),反映了從自然史的立場重新檢視「歷史」的可能性,這其中也包括人類文明的發展,特別是工業革命已降從石化燃料利用開始導致加速了的地球環境變遷。在專業的歷史學專注於短時間的研究時,長時期的歷史,逐漸讓位於因應地球環境危機而生的新自然史文類,以及由此觸發的許多生態危機、氣候變遷、文明演化的通俗大歷史或末世將臨的預言作品。人類創造了歷史,但並非自由的創造,在受到了自然史制約的同時,也受到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觀念與制度的制約。這其中,支配近代以來人類歷史發展的核心觀念,如進步、增長等。歷史中的制度,如晚近的新自由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發展,以及各種跨國組織與機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從最初的援助發展,最後變成助長了當代全球經濟不平等的機制。曾經在冷戰結束之際,被當成歷史終結的真理的資本主義、西方政治體制,以及進步的概念,現在紛紛受到了進一步的質疑與檢討。《宣言》在晚近的這些情況中,以氣候變遷、全球治理與經濟不平等三個領域的相關問題在90年代後新的知識生產趨勢為例(如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的《債的歷史:從文明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以及經濟史家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指出長時段歷史研究,對我們理解當下的危機的貢獻,透過豐富的長時段歷史脈絡的重建,解構原先被認為是不可逆與不可解決的現狀迷思,從而重新發掘在現狀的表象下所有的朝向未來種種的另類可能性。

         相對於自然科學與經濟學的模型建構為主的研究方法,歷史學家擅長的歷史化的知識論傾向,以及史料批判的既有的本領,同時在前一時期強調短時期的研究期間,累積的豐富多元社群歷史經驗的知識以及人類的能動性的強調,使歷史學者,能在當代其他自然與社會科學轉向長時段歷史的探究時,扮演適當的事主兼公親仲裁者(arbiter)的角色。《宣言》對歷史學者在當代長時段歷史知識建構的角色期待,除了本來就有將事物時間化的知識論傾向外,也與晚近「史料」的內容與形式的擴大與變化有關。史料的變化,主要是大數據(Big Data)的概念與數位科技的進步,使巨量資料的處理變成變成二十一世紀歷史學必須要習得的研究方法。

         當歷史學的知識生產在1970年代之後在短時期的研究趨勢中逐漸片段化與零碎化的同時,這個世界也漸漸進入了巨量資訊與大數據的時代。這些巨量資訊與大數據的形成,卻也與近代歷史學的起源有關。近代國家的成立,資本主義的發展,海外探險與殖民主義等,各種近代制度與機構,逐漸生產各種各類的關於全世界的人類的、物種的、社會經濟的、與政治的各種形式的檔案與統計數字。以往專業歷史學偏重於文字的史料,自然科學與經濟學則以特定變相的數據建立模型,歷史學雖然曾經有過量化歷史學(cliometrics)新經濟史的一派,但是大數據的處理並非歷史學的主要方法。晚近的數位化科技、搜尋引擎以及資料處理軟體的發展,使得數位人文,乃至數位歷史學的發展成為可能。過去十年,主要的國家機構、大學圖書館、資料典藏單位大量地將各種資料數位化,以及相關資料軟體的開發與使用,有助於運用這些數位化的資料,進行長時期的研究,從而有助於長時段歷史思考的回復與長時段歷史知識的重建。二十一世紀的歷史學,在《宣言》的建議中,不單要重建專業歷史學訓練的內容、增加史學方法的範圍、熟悉大數據,更從當代的危機中,以長時段的歷史意識,參與當代社會的各種公共議題的辯論與決策,在長時段的過去豐富的多元歷史經驗中,析分未來人類社會發展的可能性選擇。而這樣的角色,有賴於當代歷史學者的積極參與。

         《宣言》提供了一種關於當下現狀的歷史(a history of the present),這個當下現狀,既是專業歷史學知識生產的現狀,也是當代各種全球性的危機的現狀。若歷史學的發展,曾經經歷過了從長時段到短時段的時間尺度的退縮,雖然導致了歷史知識的片段化與零碎化,但在短時段的歷史研究中,卻也增加了對人類社群多元歷史經驗的理解。在當代的自然、經濟、與社會危機中,歷史學亦有以貢獻於這些當代危機的認識,甚至在多元歷史的基礎上提供未來發展可能性的前景。當下的大數據與數位人文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改變歷史學的史學方法的物質技術,運用這些技術,有助於回復長時段的歷史思考。若結合短時段歷史研究所見的人類的多元可能性與長時段的歷史脈絡,從見樹不見林,再到見樹又見林,或許能提供克服當下種種危機的有用的,來自於歷史學者的建議。

         「長時段」的歷史思考與歷史意識的回復,是《宣言》所力主,並呼籲當代的歷史學家們應該要有的時間尺度的轉向。而巨量資料或大數據,以及數位人文,更是《宣言》建議的當代的重要的史學方法。若從法國學者Francois Hartog提出的基礎性的歷史時間體制(regimes of historicity)的概念來看,不論是長時段、或短時段,甚至是《宣言》建議的當代數位歷史學下的新的長時段歷史,都是「現代」歷史時間概念結構(modern regime of historicity)的一種形式而已。相對於更基進的反省當代歷史學的時間觀基礎,《宣言》重唱「長時段」的歷史,似乎既非重述布勞代將歷史空間化的三層時間觀,更並未指向「時間」本身的歷史化。

         《宣言》書中,曾舉了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論》,以之為例說明針對當代經濟不平等的長時段的歷史研究。若Piketty的歷史研究是屬於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論」,那麼《宣言》更是一本為了二十一世紀的當代而寫的新的「歷史學是什麼」(What is History?)或「史家的技藝」(The Historian’s Craft)了。本書序章的開頭第一句「一個幽靈籠罩在我們的時代:這個幽靈,即是短時段的歷史意識」與結論一章最後一句「全世界的歷史學者、聯合起來!」更不得不令人馬上聯想到馬克斯與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作者除了祖述「宣言」(Manifesto)這種文類的傳統,以照樣造句的行文,向歷史上宣言文類中最有名,傳播最廣的文本致敬之外,或許也暗示著,當代的歷史學家,正如同十九世紀在資本主義興起之際同時也誕生了的普羅階級一樣,如何從自在意識到自為意識的轉換,因應當下的時代危機,重新喚醒歷史學者的歷史意識,特別是「長時段的」歷史意識,將是在宣言之後的重要實踐課題。

         這樣的長時段的歷史意識,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當代危機的複雜歷史根源,祛除種種非歷史的臆測,以及抽象模型的象徵暴力,重新發現歷史的多方路徑,有助於我們參與克服目前看似命定的時代危機,協助創造具有另類其他可能性的未來。過去的解放,同樣也是未來的解放,一個具有公共未來的過去(a public future of the past),有賴於「長時段」的歷史意識的復權。如同本文文前引用法蘭克福學派早期學者Siegfried Kracauer所指出,歷史學的知識生產不論再怎麼寫,總是仍有「未知的領域」(terra incognita)。《宣言》建議的以大數據的數位人文的長時段歷史知識建構,或許能有助於我們探究在二十一世紀初這充滿各種危機的當下,許多的未知領域吧? 


引用與參考書目

Jo Guldi and Davi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Francois Hartog, Regimes of Historicity: Presentism and Experiences of T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Siegfried Kracauer, History: The Last Things Before the Last ( M. Wiener, 1969). 

作者介紹

陳偉智,美國紐約大學(NYU)歷史系博士候選人,佛光大學社會系講師、台大國際學程兼任講師。研究興趣為臺灣近代史、歷史與社會理論、歷史人類學。著有《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共編著《異鄉又見故園花:田代安定宜蘭調查史料與研究》、《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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