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球運動與殖民地臺灣:讀謝仕淵著《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蔣竹山

作者:謝仕淵
書名:《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
出版社:臺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出版時間:2012
頁    數:449
蔣竹山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936年8月14日,臺北京町的「大阪朝日新聞社」的臺北支局前的馬路上,擠滿了駐足收聽現場廣播棒球實況的臺灣球迷們,他們有的站著,有的跨坐在腳踏車前,人群幾乎佔據了京町(今博愛路)的半個車道,將街道擠的水洩不通,這群人正聚精會神地收聽嘉農棒球隊與日本北九州的小倉工業隊的對決。

你如果那天也在日本大阪的甲子園球場現場的話,你可能會聽到這場「全國中等優勝野球大速報」的廣播不斷傳來「打擊出去、打擊出去」的聲音,或者聽到「二局上半,吳波盜壘成功,先馳得點。」街頭民眾的氣氛就被這廣播傳來的比數,帶動地上上下下。在第八局時,比數曾經被小倉隊追回兩分,讓現場氣氛一度不安起來,不過終場,嘉農隊還是以一分獲勝,全場民眾立即響起「萬歲、萬歲」的歡呼聲。

        這樣的文字描述場景,若搭配《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8月20日的照片,應該會更加傳神。從(圖1)可以看出到8月16日,嘉農對育英這場,更是戰況激烈,前六局五比五平手的比數,的確會讓擠滿了臺北通信局前球迷,緊張到大叫。同一天的照片下方,更刊出了地主隊的老家嘉義的民眾觀看比數的情況,還刻意將告示版上比數放大,以顯示這個讓人一憂一喜的比賽。(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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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註:本文附圖皆出自《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及《臺灣日日新報》)

「嘉農棒球」到底是怎樣的棒球隊伍,能讓1930年代的臺灣民眾如此瘋狂?這可能要從1931年他們首次代表臺灣,打進大阪朝日新聞社所發起的「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獲得亞軍的故事說起。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謝仕淵的新著《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對這段歷史有清楚的描繪。

1923年,臺灣才首次舉辦「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當年選拔出「臺北一中」的隊伍,參加日本大阪甲子園的「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這時已經是第九屆了。此後,一直到1943年為止,臺灣每年都選出冠軍參加日本的比賽。

剛開始時,臺灣參加的隊伍只有臺北一中、臺北商業、臺南一中四校,而後又加入高雄中學、嘉義農林、臺中商業。到了1930年代,又多了臺南二中、嘉義中學、臺北二師、臺北二中、臺中一中、屏東農業、花蓮港中學臺北中學校、新竹中學等校。這些學校先分北中南三區初賽,再由勝隊對戰,最後冠軍者則代表至日本參加甲子園的野球大會。(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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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總計臺灣的代表隊參加的次數,最多的為臺北一中,其次是嘉農五次,臺北商業四次,臺北工業四次,嘉義中學二次。在1930年之前,這些代表隊一度被認為是三流球隊。但1931年的嘉農,首次參賽,就拿下亞軍。

這支隊伍是如何辦到的?

嘉農棒球隊的奮鬥故事,最近改拍成電影《KANO》。影片由拍攝《賽德克.巴萊》的導演魏德聖、製片黃志明共同監製,由馬志翔執導,拍攝台灣歷史最熱血感動的棒球時代。

電影預告是如此介紹這部影片的:「本片以台灣史上首支由「台灣人」、「日本人」和「原住民」組成的棒球隊,以打進甲子園決賽的嘉農棒球隊為背景,描寫1931年,台灣嘉義農林棒球隊的傳奇故事,當年這支台灣球隊打進日本「甲子園」,日本棒壇更給予其「天下嘉農」這群奮戰不懈的野球少年們極高評價!」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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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嘉農棒球隊成立於1928年,第一次參加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賽,以13比0輸給臺中商業,儘管成績不甚理想,但已經看出是支有潛力的「三民族」隊伍。的確,混合臺灣漢人、原住民與內地日本人三民族的棒球隊,展露出和以往都以日人為主的北部球隊不同的氣勢,而讓這支隊伍嶄露頭角的是教練近藤兵太郎。

1931年,嘉農在第九回的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賽中,以過關斬將的方式,一路挺進決賽,最後擊退了歷屆的常勝軍臺北商業,取得了代表權,這是首次跨過濁水溪的隊伍,意義非凡。

這支三民族隊伍於1931年8月15踏上了擠滿數萬觀眾的甲子園球場,吸引了全臺的目光。以吳明捷為主將投手的嘉農,首戰擊敗了神奈川商工,至後又連過兩關,贏了北海道札幌商業、北九州小倉工業。然而,卻在決戰中,輸給強敵中京商業,取得亞軍。這在臺灣日治時期棒球史已經創造了空前絕後的佳績。

這支球隊,最強的地方就在於跑壘與打擊。1936年,《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中的一幅漫畫,很傳神地表達了媒體對支隊伍的看法,圖中,可以見到一壘上的嘉農的原住民打者吉川武揚,正準備盜壘,其跑壘速度就有如裝了螺旋槳。媒體甚至形容這支球隊是「盜壘無敵艦隊」,有著「剛球」與「駿足」。(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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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嘉農棒球隊四次打進甲子園,受到媒體的大幅報導,甚至官方的重視。首次奪得亞軍之後,球隊搭乘著大河丸輪船回臺,十三名球員在基隆港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1931年8月30日,臺灣體育協會主辦了嘉義農林野球選手歡迎茶會,地點就辦在頂級的臺北鐵道旅館。甚至1931年9月16日晚上,在臺北新公園,將嘉農參加野球大會實況比賽的奮鬥故事,以電影的方式,呈現給市民欣賞。透過這些宣傳,此後,的確開啟了臺灣民眾的棒球熱。(圖5)(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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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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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然而,在讚嘆這支棒球隊的傳奇故事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思考棒球運動之所以在日治時期被提倡,多少有視為是內臺融合的具體手段的緣故。

如謝仕淵所言,1931年,不管是來自日本或島內,沒有不為「三民族」團結的嘉農的勝利而歡呼。原因在於,從日本治台所採取的同化政策來看,嘉農所代表的是殖民統治臺灣的成果典範。特別是霧社事件之後,理蕃政策改以教化為主,臺灣原住民在球場的優異表現,更具有某種統治上的意義。

而以《臺灣新民報》為主的臺灣人立場,則認為嘉農為正港的臺灣代表隊,臺灣漢人與原住民在球場上平等參與,表現出優異的成績,為臺灣打出好成績,「三民族」嘉農也獲得臺灣人的認同。

然而,上述這段歷史,常被戰後受到政治操弄或國族認同等問題所所掩蓋,形成了斷裂的棒球歷史脈絡。所謂「棒球」作為「國球」,這說法最早是出現於1970年代。往後,在「棒球奇蹟」的宣傳下,國際性的棒球比賽,無不超越性別與族群受到全民關注,所牽動的國族主義更為可觀。《國球誕生前記》的出版,正好補足了被斬斷的那塊源自日本的「野球」時代記憶。

在謝仕淵之前,有關臺灣棒球史的書寫大多是通史性質,多停留在描述脈絡的層次。少數有涉及日治時期棒球史的研究,則多依賴1930年代的《臺灣棒球史》的記載。始終缺乏有血有肉的日治時期棒球史。《國球誕生前記》的主旨,即提出了在棒球普及的過程中,與整體殖民地治理、政治社會與近現代化背景的關聯。

作者認為棒球能在戰後成為臺灣的「國球」,甚至廣泛受到民眾喜愛,其實是在日治時期就奠立好的基礎。因而,謝仕淵提出的問題看似基本,卻相當關鍵且重要。究竟,哪些人在參與棒球?又因為何種原因追逐棒球?透過全書上下兩篇:「中央與邊陲、競爭與合作:帝國的體育運動」、「棒球運動與殖民地的現代性」,作者成功地梳理了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的脈絡。

我認為本書最精彩的地方在於,將棒球運動看成是日本殖民帝國所展開的同化政策的治理手段,說明具有帝國的體育運動意義的棒球運動,如何在殖民地普及,並帶有日本殖民地棒球世界的概念。並詳論這套作為身體記憶、觀念價值與競爭形式的棒球運動,如何與臺灣社會產生關係,以及如何透過體育活動的參與,台灣民眾產生了自我認同、階級差異與殖民地族群關係。

在探討棒球與殖民地的現代性意涵之餘,作者也不忘關注棒球的大眾化課題。他提到,1930年代棒球之所以能擁有較廣泛的社會基礎,端賴大眾媒體的影響。先是日本內地與臺灣的全國廣播網的形成,提供了關切棒球的同步參與經驗,進而讓棒球的轉播得以超越空間限制。就報紙來看,1930年代,報紙的發行量與棒球新聞皆呈現成長狀態。棒球新聞及比賽時刻表、棒球廣播時刻表,都提供了讀者及時性的需求。在硬體上,正式的球場提供較為舒適與觀眾量較高的看球環境,也吸引的優秀球隊前來臺灣比賽。

事實上,做為1930年代具有現代性意涵的關鍵詞並不限於「野球」,同時期也可看到許多與此類似的詞彙。這些既是大眾生活之一環,也與帝國的殖民統治體制密不可分,像是博覽會、內地旅行、始政紀念日、國立公園、市區改正、行道樹、動物園、公會堂、臺灣八景、修學旅行、鐵道旅館、富士號、新高山、洋菓子、愛鳩會、南京蟲及石鹼等。閱讀這些關鍵詞,就好像在看一幅島嶼的「浮世繪」。既是微觀,也有宏觀。

        謝仕淵的《國球誕生前記》一書透過體育運動來瞭解日本殖民治理的特色,的確為我們日後的日治臺灣史研究開闢了一條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讀者在閱讀之餘,若對帝國與殖民運動感到興趣,還可以找來另外一本法國史家Pierre Singaravelou與Julien Sorez所寫的《運動帝國:文化全球化的史記》(河中文化,2012),讀後,你將會理解,為何在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現代運動會是帝國主義強權的政經壓迫及剝削的糖衣;或者像Claude Hurtebize所言:「現代運動的全球推廣,同時造就了全球市場以及許多殖民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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