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大戰百年祭──兼談西線戰場的華工──吳翎君

 吳翎君(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戰爆發百年紀念活動

 2014年夏,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整整一百年。為哀悼這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戰爭浩劫,歐洲主要參戰國家,包括英、法、德、奧地利和比利時等國的各式紀念活動正熱烈上場。英國王室成員和政界領袖於8月初參加歐戰紀念活動,在陣亡將士紀念碑前獻花和致詞,因為1914年8月4日德國入侵比利時,英國對德宣戰。法國總統歐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和德國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 )於8月3日共同參加一項活動,紀念百年前的這一天德國對法國宣戰。一次大戰的死亡人數,保守估計就有一千五百萬人以上。為了向大戰中為自由奮戰而死的人致敬,英國伯明罕的張伯倫廣場(Chamberlain Square)上出現了由二十位藝術家共同創作的冰雕作品,5,000個用冰塊雕塑的小人偶,在陽光的照射下,人偶在眼前消融而逝,喚醒人們對個體生命因戰爭浩劫所帶來的冰冷、深刻、無助和無言以對的巨大傷痛。

        除了政界的紀念活動外,各大博物館從2014年起即有不少關於一戰紀錄片、新武器、毒氣面具、宣傳海報、藝術文學樣態、戰後精神創傷和醫事手術等方面各項展示。英國倫敦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開闢了一戰特藏館(詳見http://www.iwm.org.uk/exhibitions/iwm-london/first-world-war-galleries)。德國柏林等各城市亦精心規劃一戰特展,就以原出產煤礦的魯爾區波鴻一地而言,重要活動就有市立檔案館(Bochum Municipal Archive)規劃 “Zwischen Heimat und Front – Bochum im Ersten Weltkrieg” (“Between homeland and front line – Bochum in the First World War”)特展。煤礦博物館同時也是世界文化遺址的World Heritage colliery Zollverein展示大戰時期比利時和法國等地被轟炸的慘狀和戰後初期德國人民如何忍受飢餓和羞辱的困頓遭遇,特展名稱為 “1914 – Mitten in Europa” (“1914 – In the Middle of Europe”)。今年七月筆者因赴維也納開會,亦參觀了維也納軍事博物館中的一戰特藏館,其中一款巨式新銳槍砲最令人瞠目結舌,若非親眼所見,實難以形容其雄威,但想到那些死於此一高科技殺傷力下的亡魂則令人不寒而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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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維也納軍事博物館一戰時期的先進武器)

         除了熱鬧一時的紀念活動外,歐洲學術界早早就籌劃了一次世界大戰戰史的學術盛事。2014年由一次大戰史權威耶魯大學教授溫特(Jay M. Winter)主編的《劍橋一次世界大戰史》(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三大冊響亮問世。溫特教授的這套一戰史新論,從全球史觀點來闡釋一戰對捲入其中的三十餘國及殖民地的影響,探討大戰前後各參戰國之損益及其對大戰貢獻等議題。德國柏林自由大學自2011年起號召全球超過五十餘國二百多位學者共同撰述「一次世界大戰的國際百科全書」(線上版,英文)(1914-1918-onlin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First World War),總主編為柏林自由大學的Olive Janz教授。這項計劃的所有參與作者先經過編輯部的篩選,再經由兩階段審查文稿,最後為編輯部的修訂,力圖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新成果呈現給世界讀者,它同時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一戰資料庫。 這項計劃的龐大經費來自德國研究基金會(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 ,DFG)的贊助 。一次世界大戰的參與國家達到三十餘國,過去一次大戰被視為「歐洲人的一戰」,亞洲和非洲國家不僅不為所重,且刻意被抹滅。然則這次柏林自由大學的百科計劃,除了記錄歐洲主要參戰國之外,被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動員的非洲和東南亞等殖民地國以及亞洲國家中的日本和中國,這些過去被忽略的亞、非角色,現在被置於世界史的一環,在幽黯歷史中走出來。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一次大戰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最多國家參與的戰役,也因為正有亞洲國家的參與,才使得這場戰爭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大戰。法國人在殖民地越南的動員、英國人在印度殖民地的徵兵、向德國宣戰的日本、以及中國在大戰的角色,在這次柏林大學主編的一戰百科,從世界史和全球史的視野,向全球的閱聽者展現了一次大戰的全球史研究成果。這個網站將於今年10月中旬全面上線,網址為http://www.1914-1918-online.net/01_project_overview_neu/index.html  。

        在關於一次大戰的活動中,最令筆者感到具有意義的兩件事:

        一、做為被協約國家長期指責的國際秩序的挑釁者和大戰發動國──德國,有不少學術活動,顯現德意志民族對於歷史記憶和歷史如何被書寫的重視。除了上述柏林自由大學所號召組織的一戰國際百科全書的大型計劃之外,位於漢諾威的德國大眾汽車公司所設的學術機構 (VolkswagenStiftung)早在2013年即捷足先登,召開一戰國際研究會議,會議論文集最近即將出版(Helmut Bley & Anorthe Kremers, The World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德國外交部更贊助學術活動,從歷史經驗中找尋國際諒解與和平秩序的可能。今年9月德國魯爾波鴻大學( Ruhr-Universität Bochum)召開”The East Asian Dimension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German-Japanese War’ and China, 1914-1919″,即可看出德國人如何反省戰爭,並從歷史中尋求國際諒解。這個會議的意義在於一次大戰時,日本向德國宣戰並以交戰國為由占領中國山東,大戰時期德國、日本和中國,這三個愛恨交纏的國家如何在百年後平心靜氣面對歷史的多重面向和省視戰爭罪責問題。關於戰時人民生活和心靈狀態、戰爭暴力體驗、戰俘營的處置、大眾傳播媒體、文化精神現象、婦女地位和戰爭究責等問題受到關注。此外,大戰時期日本和德國是敵對國,中國雖於1917年8月對德國宣戰,與日本成為同屬協約國的陣營,但中日之間因為日本占領山東和所謂21條要求,引起的國際問題至為複雜,在此不論。日本學術界最新且具份量的一戰史研究應屬京都大學山室信一等四位學者主編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全四卷,由岩波書店出版。

        二、中國對一次世界大戰的貢獻和角色。巴黎和會對於多數中國人而言,都停留在「外交官賣國」、「威爾遜的背叛」等負面印象,而忽略了這是近代中國以極少代價而能參與國際事務的重大勝利。更重要的是中國對於一次世界大戰有怎樣的貢獻、參與和意義。也就是說從如何評價中國與一戰的世界關係,以及中國本身受到一戰衝擊,這兩者是一體兩面的。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舉辦的系列紀念歐戰活動中,放映了英國女電影導演海倫‧菲茨威廉姆(Helen Fitzwilliam)的紀錄片《西線上的中國》(China on the Western Front),相當引人矚目。這部短片的主角是中國派遣14萬名華工在歐洲的西線戰場上為英美法贏得一次大戰的勝利做出的重要貢獻。一次大戰時許多世界各國的勞工係來自殖民母國的徵召,但華工不是。由於影片是在英國放映的,而英國又是一戰時期召募華工最多的國家,這件事可說是意義是不凡的。因為過去大英帝國曾刻意隱瞞英國人徵召華工赴歐戰場一事。

        海倫‧菲茨威廉姆(Helen Fitzwilliam)導演的《西線上的中國》。其主要資料取自香港大學徐國琦教授的代表作《西線的陌生人──一次大戰的華工》(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紀錄片的英文片名”China on the Western Front”也和徐教授的英文書名相近。徐國琦教授是柏林自由大學一戰全球百科的中國部負責人。在歐戰百年之際,徐國琦教授的研究可說是使一次大戰的國際史有了中國人的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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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徐國琦著《西線的陌生人──一次大戰的華工》,英文版封面,哈佛大學出版社,2011)


長期被埋沒的貢獻:一次大戰的華工

        關於一戰在世界史上的意義,西方學界著述繁多,但中國的地位和角色總是被忽略。就以晚近出版的兩本專書為例,在學界評價甚高的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一戰之悲愴》(The Pity of War)和基根(John Keegan)《一戰新論》(The First World War),對於中國問題略而不詳。上述提到的2014年新出版《劍橋一次世界大戰史》收有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國琦所撰的亞洲與大戰之一章,探討一戰中的中國、印度、日本、越南和朝鮮,該文為徐教授刻正撰寫的《亞洲與大戰》一書之先期研究成果(該書英文版將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論及中國與一戰的關係,徐國琦教授已有兩本英文專書問世。第一本為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第二本亦即目前被廣泛引用的《西線的陌生人──一次大戰的華工》。一戰權威史的溫特教授稱譽本書為「從一戰的全球史寫下被忽略的、且令人信服的篇章」。本書蒐集散落世界的各種材料,從個人書信、日記、基督教青年會(YMCA)報告和官方檔案,包括中國、英國、法國、加拿大、美國等各地,補綴出華工參與一次大戰的傳奇故事。

        一戰華工的角色在西方長期被漠視,由於涉及歐戰華工招募的英、法等國家從一開始就不願對外公開這件事實,因為動用華工──中國最初為中立國,這件事有違協約國家的立場;同時,需要向中國人求援的事實,畢竟對英法兩國的殖民帝國形象不佳;而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也封鎖華工訊息,因中國直到1917年才參戰,不願德國獲悉中國與英法間的「以工代兵」策略。這批華工多數為文盲,其留下的資料又相當有限,更何況在戰時的通信檢查制度下,使得此一史實淹沒不清。法國政府在1980-1990年代,在中國城附近的小公園內建造了世界僅有的一戰華工紀念碑,但知者並不多。歐戰華工的歷史,若非靠著有心學者鍥而不捨的研究,這段歷史可能就此消逝了。

        過去關於一戰華工的研究有32萬、20萬、17萬等說法,莫衷一是。根據徐國琦教授的考證,認為14萬人比較可信,目前國內外學者普遍接受此一資料。至於華工的死亡大抵有:一、赴法途中死於無限制潛艇作戰。徐教授提出有752名華工死於德國的攻擊,而中國官方的數字是713名,不論如何至少有700名華工在抵達法國之前喪失性命。二、究竟有多少華工喪身於歐戰場?英國作戰部和中國外交部的資料都不一,而法國方面的資料亦不詳盡。保守推估至少有3000名華工死于戰場,他們的墳墓在法國、比利時和其他地區依稀可見。三、死於清理戰壕,地雷、引爆炸彈等。華工因清理戰場和掩埋屍體,待在戰場的時間比作戰部隊還久。在大戰結束時約有3000名華工仍留在法國境內,不少人後來在法國定居,其中包括1850名技工和金屬工廠簽訂合約。許多華工娶了法國女人,其中有兩位老人在1989年獲得法國政府的表揚勳章。根據資料顯示1924年底,約有 2,400名華工留在法國。作者估算約有3,000到4,000名華工死於一戰,死亡率約2%以上。徐國琦從相關資料分析北京政府甚為重視華工事務,除了「以工代兵」計劃的縝密運作之外,尚有有僑工事務局等專責機構,對於在法華工的照顧亦是盡心盡力,甚且在戰後華工回國前即做好安置計劃。這些作為與一般認為北京政府忙於軍閥內戰,置華工生死於不顧有所不同。英法徵集華工的過程,與英法在非洲、印度和越南等殖民地的勞工招募,有著根本的不同。中國非殖民地國家,而華工的動員數目卻最為龐大。1917年美國參戰後隨即向法國借調一萬名華工,寫下一戰時期中美兩國人民同在異域合作的經驗,而華工於1917年至1920年間借道加拿大遠赴歐洲及返回中國的悲慘過程,更是長期被加拿大政府刻意隱瞞。這群華工在歐洲的生活經驗呈現了族群、性別與階級的各種面向,例如不同族群的差異對待、中國人與法國女人的交往以及如何面對戰後共同的命運等等。

        清理戰壕的腐屍往往是華工對戰場的夢魘,見證過這場殺戮戰爭也使得不少華工對西方的觀感,由樂土變成廢墟。但是,這批華工當然也看到歐洲科技文明的進步,改變了他們的世界觀,在他們返國後不免從歐洲的觀點來重新看待中國。此外,歐戰華工也影響了中國一代的知識份子。晏陽初的「3C」救中國論(Confucius, Christ, Coolie,孔子、基督和苦力)的名言,即是來自歐戰華工的激勵,歐戰華工經驗對知識份子的影響長遠,可以說華工是知識份子的另一種老師。徐國琦以社會底層的農民或邊緣人(Marginal Man)來透視中國,以這些歷史人物作為連結東西文明的信使,將華工個人或群體的生命導入到族群、國家和國際的複雜互動,進而賦予歷史更多深度與意義。徐國琦將一戰華工的地位推到「最偉大的世代」(greatest generation)成員之列,認為華工是大戰前後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方向的一代;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勞工徵召像華工一樣,與其國家的政策緊緊相繫,深深影響著一國的發展。

        華工抵達法國後,他們的服飾、外貌和舉止,都引起西方人的好奇。華工喜愛光著上身、戴大草帽、不畏寒冷,總是帶著淺淺的微笑,但也有人描述華工舉止不雅,骯髒齷齪。同樣,華工對這樣的一個陌生文化驚訝不已,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和語言上的隔閡,導致生活上的誤解不少。華工所作的歌曲,詞中描繪著他們的思鄉情,對未來的渴盼,歡樂與愁苦。在徐國琦教授的專書中也詳述華工營的娛樂和運動,包括踼紙球、打牌、打拳、拼圖、打乒乓球等等。較特別的是不少華工也是創作戰壕藝術(trench art)的高手──利用空彈殼和炮殼所做的裝飾藝術。在描述這批華工和其他國家華工的友誼時,作者也找到一些華工和外國工人鬥毆、衝突的故事,這批華工的娛樂、性和羅曼史,也收錄其中。他提到英國華工營中較嚴重的問題應是賭博,而法國華工營則是因嫖妓導致性病問題。華工家屬亦提供了關於法國女人與華工的愛情故事,其中一位華工張長松與法國女人相戀而結婚,二人共育有多名小孩,相偕六十餘年,最具浪漫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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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歐戰場上樂天知命的華工,取自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June, 1918,p.500)

        在今年所有關於一次世界大戰的紀念活動中,很欣慰地看到中國與亞洲國家對一戰的貢獻和損益問題,已受到全球的重視。我們不宜政治化地看待這一問題,認為這是因為中國大國地位的崛起,才有這樣遲來的肯定。歷史研究講求證據,若非這些大量的華工影片資料、相關官方文書紀錄和民間書信被保存下來,且被學者們耗盡心思挖掘出來,這些資料仍是躺在檔案館的一角無人知曉。筆者曾在臺灣《新史學》22卷第4期(2011年12月)以一萬餘字撰文評述徐國琦教授《西線的陌生人──一次大戰的華工》的英文版。欣聞《一戰中的華工》中文版已於2014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發行(徐國琦著,潘星、強舸譯,尤衛群校),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參看這本深具學術內涵,且饒富故事意味的著作。  


作者簡介

        吳翎君,台灣花蓮人。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畢業,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東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主要研究專業為十九世紀到冷戰時代的中美關係史。曾任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東亞系訪問學者、美國傅爾布萊特(Fulbright)學者於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著有:《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為中心的探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博士論文修訂出版)、《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國(1870-1933)》( 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歷史教學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書局,2003年,科技部教育學門結案成果)、《晚清中國朝野對美國的認識》( 台北:花木蘭出版社,碩士論文修訂出版,2010)、《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社簡體版,2014年1月)等學術專書及相關學術論文十餘篇。目前為《人社東華》電子季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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