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2067校慶特刊」:我是68342007:東華國經所第一屆師生群像──葉國俊

 葉國俊(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接到校慶廿週年的邀稿,在爽快地答應之後,馬上就陷入了一個難題,廿年來這個國家以至於自己的變化太大了:除了存款利率從14.625% 降到1%,體重卻自75暴增至85kg之外,我真能準確記憶並說出一些事嗎?

         民國八十三年六月退伍之前,利用零碎的時間自修,很幸運地考上國經所備取,並遞補成為第一屆研究生。儘管報到當天,學校同仁很貼心地提供協助並在花蓮火車站迎接,但抵達校園與研究生宿舍時的工地場景,卻令許多應屆考取的同學飽受驚嚇。然而對於甫結束在部隊二年歷練的我來說,心裡想的卻是類似電影「戰地琴人」主角一家人,甫抵華沙猶太隔離區時的一句臺詞:“Well,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thought it would be worse.” 

        由於整個校園仍處於工地狀態,因此停電並使用品質難以保證的地下水 (當時還無自來水管線) 是無法避免的事。但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任課老師仍堅持與同學們一起生活學習。老師們多來自國外名校,在硬體與建築設備不足的情況下,常是三、四位教師擠在一間辦公室。當時不斷電系統或許還不是電腦的標準配備,無預警斷電造成很大的困擾。有一次大夥兒跑到所長鄭治明老師辦公室問問題,那時他與柳復起老師,以及大陸所所長共用一間研究室,這時突然斷電把他電腦正在進行的工作一掃而空,只見老師大叫一聲拍了個手,直至電力恢復又從頭開始繼續進行。這種我們現在遇到必定暴跳如雷譙政府罵總統的事,像他這樣成績優異卻又努力工作的人,卻是只向前看且心無旁鶩專注投入。即使我們對於他施予的魔鬼訓練與標準 (例如個體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學一律全英文問答授課,以及每週寫個半死的大量作業且一定要電腦打字繳交),私下不能沒有怨言,但看到諾貝爾獎得主James Tobin指導自耶魯畢業,且在國外服務多年的所長都是這樣刻苦自持,如果是你又能多說些什麼呢?

         柳復起老師是我的論文指導教授,但我後來仍然選擇國際經濟與金融作為研究主體,是否深受他的影響,實在很難說得上來。只是後來自己進入學術界,發現許多同儕在碩士班與博士班所學方向常有顯著差異,這樣說來柳老師的教導,起碼沒讓我從此對國際金融倒了胃口才是。柳老師的教學研究風格與鄭所長大不相同,除了課業之外,他非常歡迎我們到他家中餐敘玩牌,從學界政界 (他曾擔任僑選立委) 趣聞軼事到詩詞音樂無所不談,這倒是很對我的脾胃。後來我到國外快要完成學業時,他還曾想要聯繫一些老同學,看能否能幫我找個好工作。柳老師不論在傳道授業均深受其恩師蔣碩傑博士的影響,而他也認為應該以這樣的傳統態度對待自己的學生。這與現在深受功利思維與各項獎助所扭曲,包括研究生在內的師生關係均日漸疏離的學術環境相較,可說是一去不復返了。

         如果僅根據教師任職資料,溫英幹老師是比較晚加入國經所陣容的,但事實上他早在我們碩一時,便由鄭所長邀請,藉出差往來中國大陸之便,前來進行短期密集課程,自此即大受前後屆同學們的歡迎。這不只是因為在那個臺灣人有自信「站起來走出去」卻不可得的年代,他出身聯合國附屬機構世界銀行且服務多年,簡直是「奇貨可居」,更在於他那「望之也溫即之也溫聽其言也溫」人如其姓的個性,所有同學都圍著他說這講哪要資料,他居然也是一律來者不拒,可以想見這必然給他帶來不少時間精力上的負擔。我是在些許年後,才知道溫老師是虔誠的基督教信徒,但我們在東華的那段日子,他卻從來不跟我們提到什麼有關信仰的事 (起碼我自己沒有什麼深刻印象),而只是身體力行付出奉獻。我們的緣分一直沒有間斷,老師在我博士論文口試與求職時都大大地拉了我一把。後來聽說老師在母校大學部開設有關基督教的課程,我相信後來的學弟妹應該和我一樣,從他身上學到一個經濟學家與基督教徒應有的涵養與風範。

         李娓瑋老師來得更晚年紀更輕,坦白說我看到她時還蠻「恨」的 (當然不是恨她),因為我是班上少數當過兵才來唸書 (我記得另二位應該是劉明德與人稱uncle 毛的毛傳志),總是想著如果沒有在那可惡的地方耽誤二年而趕緊出國唸書,再一陣子也可以找個地方輕鬆度日才是。儘管自己心態不甚健康,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從他那兒得到許多國外大學與留學的最新知識,而她與其他比我年輕二歲的應屆同班同學,溝通相處起來更像是同輩而非嚴肅的師生關係。

         另一位並非在國經所任教,但對我影響很深的老師是朱景鵬教授。他的到來使我有機會接觸到有關歐盟發展的最新知識,也成為後來我以歐洲經濟整合作為學術研究題目,並將之擴展到兩岸經濟合作應用的基礎。當時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倒不在課程內容,而是期末考試的方式,完全採用口試而非一般筆試的型態進行。那時他跟我說歐洲大學都是這樣做,幾年後我到比利時讀書,發現他講的居然是真的,連計量經濟學期末考都可以口試進行 (當然書面作業還是要寫):方法是老師準備許多題目,考試時他指哪一題,你就必須在看了題目後,說明要如何把它解出來。問題是研究所修課人數不多但也有近卅位,每個人口試起碼花廿分鐘。堅持這樣耗時耗力,但卻可與學生面對面接觸了解其反應的方法,是否較筆試更具價值,我想就留給讀者自己去思考吧。

         廿年前每個碩士班人數都很少,即使是臺大經濟研究所一班也不過25人,我們這一班13人同進同出 (其實也是無處可跑),雖不到寢則同床 (辦不到因為有4位女同學),但至少也是餐餐食則共桌。後來自己幸運地出國留學畢業找到學校任教有碗飯吃,第一次上研究所必修課發現全班居然有40人,比大學部課程人數還多,當場大吃一驚心想這要怎麼討論、溝通與提問呢?另一次當掉全班近三分之一,沒有事先想到這門課只有我一個人開,隔年班上居然變成50多人,只能感嘆這個國家的研究所教育實在擴充得太快,或許我們就不要再像鄭所長等老師那樣嚴格「顧人怨」,跟自己跟別人過不去。然而這樣一來誰是輸家誰是贏家?或許這廿年來,整個大環境就好比中華隊出戰南韓,輸多而贏少罷?

         我的學號正好是象徵好運的7號,然而排在我之前與之後的所有同學,包括陳俊榮、陳昀燦、林欣怡、楊曉雯、游麗琴、廖柏誠、林正一、吳金燦、劉明德、毛傳志、蔡美慧、陳昭旭等共13位,畢業後多在公、教、商界服務且成果豐碩。謹以此文紀念廿年前那篳路藍縷卻充滿生機活力的時刻,並向母校所有教我育我的師長致敬。 


作者介紹

葉國俊,東華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之後通過公務人員高考於陸委會經濟處服務。1998-2003於比利時公費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在中正大學經濟學系任教迄今,期間並曾赴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與德國漢堡大學等機構任訪問學者。研究興趣為國際經濟學,包括經濟整合理論、歐元區實際發展、兩岸資本流動、以及總體經濟賽局應用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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