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岸的鄉愁

郭慧英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 副研究教授

  關於鄉愁,還沒有離開過臺灣的時候,學校裡念的是余光中的作品。它的開頭與結尾各是如此:

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

  寫詩的「我」一直在「這頭」,而鄉愁流向的「那頭」有母親、有大陸。在此岸思念著海峽對岸的故鄉──motherland。

  這首詩在 1972 年 1 月完成。幾年後,當臺灣這頭興起鄉土文學論戰時,正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視故鄉在大陸那頭的詩人,所採取的戰鬥位置也因此不難理解(註解一)。

  鄉土文學風起雲湧的臺灣這頭,解嚴前後民主運動的街頭,總會聽見的歌是《黃昏 ê 故鄉》,它的第二段歌詞如下:

叫著我 叫著我
黃昏的故鄉不時地叫我
懷念彼時故鄉的形影
月光不時照落的山河
彼邊山 彼條溪水
永遠抱著咱的夢
今夜又是來夢著伊喔~
親像塊等我的

  幼年的我不能明白,為何週圍激昴地用著學校禁用的語言討論時事、視此岸為自家鄉土的群眾,會對這首第一段即自稱是「苦命的身軀、流浪的人、無厝的渡鳥」的歌情有獨鍾?在第二段唱到「懷念彼時故鄉的形影」時,還會泣不成聲?

  到了 1980 年代末期,黃昏的故鄉等到了島嶼天光。從 1986 年 9 月民主進步黨成立、1987 年 7 月解除戒嚴令,十年之內,臺灣解除黨禁報禁、終止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終止黑名單、廢除刑法一百條、完成國會全面改選和總統直選。

  同一時期,余光中的《鄉愁》為中國《人民日報》所刊登,1990 年代中國各電台、電視台廣為介紹,後來也被收入語言課本裡。此詩政治效應的高峰應是在 2003 年 12 月,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美,與紐約僑界代表談到臺灣問題時,引用了該詩(黃維樑,2018)。

  鄉愁的召喚、變成政治的召喚,個人的思念淪為統戰的工具。然而,離家、離散、移民、移居、僑居,僑寓在外和至少是一時回不了家的人,舉頭望月,心中總有牽絆。

  鄉愁是人性;故鄉的名、鄉關何處,是政治。如何在辨識政治制約的智慧上,尚能尊重真情流露的思鄉之心?這是歷史社會學者處理認同議題的挑戰。

  下文以幾位二十世紀前半臺灣人及南洋華人的自我認同探索為例,佐以針對同一時期寰球行旅、建構民族意識的亞洲革命家的討論,點出思念、家國之間的幾種可能樣貌。

一、離家

八時舟抵新嘉坡,南洋倉庫會社支配人矢田順一來舟中迎余。將欲上陸,有馬來巡查問余為日本人乎?支那人乎?矢田告以日本,則放上陸。先到會社少憩,次訪台銀支配人宮島鐵二,次觀水源地,次到柔佛國觀回回寺,及歷代柔佛王之墓及植物園、議事堂。次到ホテル午餐,次新嘉坡之植物園,歸會社少憩。石煥長來相會,次訪陳甲﹝嘉﹞庚、林由義,次石煥長招余父子及郭松根驅自働車環海岸。夜受矢田之招待於迎陽軒,十時矢田復送余父子歸舟。

(林獻堂,1927)

  上面這段文字抄錄自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記錄他在 1927 年 5 月 26 日寰球之旅剛啟程時,在新嘉坡過境一日的行程。當天清晨他在新嘉坡上岸,首先面對的是的問題是——我是誰?

  南洋倉庫的日本經理矢田順一幫他回答了這個問題。離開日治臺灣行旅到英領新嘉坡,林獻堂是以日本人身份進行寰球之旅。在這則記錄之前一週,林氏也寫下他在英屬香港的行程(5 月 18 日到 5 月 21 日):他在當地辦理護照,同時和在大稻埕的茶商、一度是台北茶商公會「爐主」的郭春秧見面。離開香港之後,歷經四日船程(5 月 22 至 25 日)抵達新嘉坡,同船其他乘客——在他眼中——包括「南洋華僑」和日本商人。

  到了新嘉坡,所會面的林由義、石煥長、郭松根,皆為從臺灣前來行醫的醫師(鍾淑敏,2020)(註解二)。林獻堂也和當地熱心公益的橡膠商人陳嘉庚會面。陳嘉庚是當地華文報紙《南洋商報》的創辦人,並在福建成立集美學校與廈門大學。

  林獻堂、陳嘉庚和郭春秧三人,都與福建閩南地區有淵源。但「閩南人」這個身份,又不足以指涉他們多層次的認同。

  林獻堂(1881-1956)出生臺灣阿罩霧(臺中霧峰)。根據馬關條約第五條:「割讓土地的居民能自由賣掉所有不動產及遷移,條約批准兩年後該地的居民將被視為日本國民。」14 歲的林獻堂和家人移往福建泉州。然而,不多時即返臺。在臺灣,林獻堂積極參與家族成員林癡仙、林幼春和彰化詩人賴紹堯在 1901-1902 年之間成立的櫟社,交流與創作古典漢詩(廖振富,2009)。林獻堂也相當關心清帝國的發展,特別是與梁啟超之間的往來。1907 年,當梁啟超在日本推動保皇運動,在奈良和林獻堂初次見面,筆談之間,梁有「本是同根、今成異國」之語(許俊雅,2007)。

  陳嘉庚(1874-1961)出生於福建同安的集美社,其父親已從福建到新嘉坡長居,在當地開米店、並另有一頭家。他在 16 歲左右離開家鄉到新嘉坡和父親一起做生意,迨父親的公司結束後,開始自立門戶,以同名開設「陳嘉庚公司」,到了 1923 年經營《南洋商報》時,其生意已從橡膠生產擴及膠鞋製造,兼營鳳棃罐頭、餅乾等生意。在林獻堂訪新嘉坡翌年,1928 年 5 月 3 日,中國國民革命軍在北伐途中與日本在山東濟南的駐軍發生衝突,當消息傳到新嘉坡,陳嘉庚號召其在「怡和軒俱樂部」的工商界朋友,捐款支持國民政府,從而被視為衷心支持中國對抗日本的愛國華僑(註解三)。

  郭春秧(1860-1935;又名郭禎祥)出生於福建同安的角美鄉寮東社, 16 歲遠渡爪哇,隨叔父郭河東經營白米、茶葉、糖等生意。 1888 年,郭春秧到臺灣大稻埕成立錦茂茶行(註解四)。一次大戰期間,日本在南洋的市場擴大,郭春秧獻策建議日本與南洋當地的福建商人合作。郭春秧和林獻堂有共同的商業投資——林獻堂本人和郭春秧所屬的郭河東公司都是日本南洋倉庫在大正九年(1920)成立時的股東(南洋倉庫,1936)(註解五)。

  1920 年代,郭氏在香港北角海濱投資土地物業,期能成立糖廠與英資太古糖廠競爭;但當地工潮使此計劃難以進行,因此在 1926 年省港大罷工時,郭氏獻計英國政府,交涉將北角之地賣返給港英政府,以所售之資的一半換取僱軍(吳佩孚軍隊)南下、摧毀廣州方面的左派勢力。反共的郭春秧,支持風行南洋與香港的尊孔運動(Kuo,2019)。

  郭春秧曾引介鄭孝胥(1860-1938)的《孔教新編》到爪哇華人社會。鄭孝胥在書中的版權頁裡署名為「閩縣鄭孝胥」,點出其和郭氏及大多數爪哇華人相同的福建背景。鄭在提及此書緣起時,說明郭春秧(以其別名郭禎祥稱之)的重要性:

戊申之季冬。爪哇各埠華僑以保全國籍於泗水埠開聯保大會。有日惹商總理閩人郭禎祥倡立聖教公會。華僑入會者甚眾。己西夏郭來上海。求編讀本。以貽小學。秋風既起。為書此編。

(鄭孝胥,1919)(註解六)

  當時荷蘭屬地國籍法採出生地主義,與中國國籍法的血統主義相抵觸;因為華人所入的荷蘭籍僅是荷蘭殖民地籍,無法與歐洲人平起平坐,居住於荷屬東印度的華人因此希望清朝政府能認定他們的中國國籍(李盈慧,1997)。爪哇華人對中國國籍的期待,因此必需要放在荷蘭殖民地的政治脈絡來理解。同樣地,當地華人對孔教的興趣,亦需從荷蘭東印度的文化發展來觀察。在郭春秧引介鄭孝胥的著作到當地之前,早在 1897 年,土生華人李金福(Lie Kim Hok; 1853-1912)即發起了孔教復興運動,以印尼文翻譯孔子學說,並用閩南人「拜天公」習俗代以祭孔。由於這些本土元素,這波土生華人的「再華化」(Re-Sinification)運動因此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文化散播;李金福所使用的文字,更逸出了華語圈(Sinophone)的範圍(鄺建銘,2016)。

  於 1920 年代,郭氏在籌劃發展北角時,熱心贊助香港孔聖會、三教總會的活動。這些組織在當地的支持者皆為主要工商團體如香港華商總會、東華三院的幹部。其中孔聖會的創辦人劉鑄伯(1867-1922),原籍寶安,清末於臺灣設省時,任職淡水西學堂,並從事臺茶貿易及屈臣氏買辦(Kuo,2019)。另外,香港崇儒商人所尊敬的學者陳煥章在北京籌辦孔教大學時,郭春秧是主要捐款者(Kuo,2019)(註解七)。

  原籍廣東高要的陳煥章(1880-1933)是康有為弟子,在晚清最後一屆科舉考試得到進士後,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師從曾任淡水海關的夏德(Friedrich Hirth),完成《孔子理財學》(原題是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的學位論文。學成歸國時,清已亡。他先在上海、後移至北京推動孔教運動,並於多次受邀赴香港、南洋講學。1929 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頒訂《取締宗教團體私立各學校辦法》,限制學校活動裡有任何迷信和宗教教育的成份,包括孔子學說在內的各種經書皆要退出校園。陳煥章因此離開北京、從此長駐香港,尚未有機會動用的孔教大學籌備金則分成兩半,一半用來支持香港孔聖會,另一半是新嘉坡的實得力孔教會(Kuo , 2019)。

  無法見容於中國國民政府的孔教,除了流變於香港與南洋之外,亦往東北發展。鄭孝胥在民國成立後以清遺民自居,1932 年出任滿州國國務總理,聲言以「王道」治國,並廣設孔學會(王志宏,2007)。

  支援中國抗日的陳嘉庚,在 1940 年一趟中國之行後卻決定與國民政府反目。當時他以領導籌賑中國對戰爭的「南僑總會」主席身份組團赴重慶、延安和福建各處考察,注意到家鄉福建在省長陳儀的治理下,用人為親、處處限制私人商業。他於是動員南洋各地福建同鄉來反對陳儀,並公開指出,國民黨指派到福建的高層官員,都是「浙江派」。他形容,浙江派在福建,猶如日本在臺灣。「閩人若不急起必將淪福建為浙江派之殖民地……」(郭慧英,2021)。

  在殖民地臺灣,日本帝國於 1935 年 11 月 22 日舉行臺灣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雖以財產限制選舉權,但投票率之高(95.9 %),仍顯示臺灣士紳階層對政治參與的期待和議會請願運動的成果(陳翠蓮,2020)(註解八)。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卻中斷了臺灣早期的民主發展。 1945 年 8 月,日本向同盟國投降後,中國派來掌理接收臺灣事宜的行政長官和警備總司令,正是陳嘉庚之前認為是貽誤閩政的陳儀。四年後,1949 年 9 月,當陳嘉庚在北京參與中國共產黨建國的籌備會議時,林獻堂離開臺灣、前往日本。

二、 旅程

  旅行和自我認同的發展,在社會科學的分析裡,最廣為人知的概念應是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被殖民者從殖民帝國的學校體制裡習得殖民官方的語言,其中成績優異者成了雙語(母語和官話)的本土菁英,雖然在關鍵政策的決定過程裡會被殖民者排除在外,但往往從帝國制式教育或地方公務系統裡一步步晋級,抵達學業和事業高峰所在的殖民母國首都。來到帝國權力的核心高塔、回望其出生地, 看出帝國版圖內的權力在空間上的配置,而發展出以殖民地邊界為主體的民族意識。這個從被殖民地到殖民母國首都的旅程,為安德森比擬為「朝聖」之途。在當中遇見的類似背景的同行者——無論是求學或公務出差——則發展出以被殖民地版圖為邊界的「想像共同體」(Anderson , 2016)。

  他以「第一位菲律賓人」黎刹(Jose Rizal ; 1861-1896)為例,身為殖民體制教育的菁英,黎刹在 1882-1892 年的十年之間,從菲律賓到西歐、香港、中國、日本和美國各處繼續深造和行醫,返國後,被西班牙殖民政府放逐到民答那峨四年,最後於前往古巴的旅程中被逮捕、送回馬尼拉處死,留下一首絕命詩《最後的告別》(Mi Ultimo Adios)(Anderson , 2016)。

  安德森同時強調,帝國之間的界線也同時切割出被殖民者想像共同體的邊界。以蘇門答臘東岸為例,當地的族群、語言及宗教皆與馬來半島西邊的馬來人相近,而與千哩之外、位在摩鹿加群島南邊的安汶人(Ambonese)不同。但二十世紀的後殖民民族主義運動裡,蘇門答臘的土著和安汶人同樣被納入印度尼西亞的想像共同體裡,而視馬來人為外國人。這其間的關鍵在於解殖前蘇門答臘和安汶原是荷屬東印度的領土,而馬來半島則為英帝國所掌理(Anderson , 2016)。雖然後殖民的民族主義界線是由政治和戰爭所劃定,但如此「政治之愛」卻在民族主義的動員下,用「祖國」、「家園」這些詞彙,把個人與民族之間的關係描繪成渾然天成的,像是親戚般,不由你選。

  相較於安德森迴旋在帝國空間內民族意識啟蒙之旅,提姆.哈潑(Tim Harper)在近作中強調反帝國主義革命者的跨越帝國、寰宇文化交流且不見得會回流原殖民地的認同追尋。同樣以黎刹為例,哈潑引述他拿輪船作為被殖民地的隱喻:一個漂移的、需要進步,並且如船艙一樣有著階級差序的空間(Harper , 2021)。在不斷的漂移間尋找現代性的認同。哈潑指出:「黎刹和他那群懷著菲律賓認同的同伴,並不是以受壓迫者的身份來到歐洲,而是充滿自信地想從歐陸汲取機會,將歐洲變成形塑自我認同的一部份」(Harper , 2021)。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上半葉尚有許多在全球的遊歷當中尋找行動靈感的革命者,哈潑勾勒出來自廣東、成長於夏威夷檀香山並在香港習醫和接受基督教洗禮的孫逸仙(1866-1925);法屬印度支那的阮愛國(即胡志明;1860-1969)、潘佩珠(1867-1940);出生於蘇門答臘、在荷蘭接受教育並曾為蘇聯共產國際特使和印尼共產黨(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領袖的丹.馬六甲(Tan Malaka , 或譯陳馬六甲; 1897-1949);印度共產黨創黨人羅易(M. N. Roy: 1887-1954)和二戰期間在新嘉坡領導印度國民軍的蘇巴斯.錢德拉.飽斯(Subhas Chandra Bose; 1897-1945);還有一些蓄短髮的現代摩登女子,像是黃仙,她於 1925 年在吉隆坡華民政務司署引爆炸彈、試圖謀殺海峽殖民地總督勞倫斯.基里瑪爵士(Sir Laurence Guillemard)(Harper, 2021)(註解九)。這些雲遊四海的革命者,在歐美與日本主導的全球貿易與船運匯集的各大港口遇見彼此、探索各種行動的方針與意識型態:民族主義、共產主義、大東亞主義、安那其主義等等。

  安德森所關注的認同追求,是帝國空間內、有始有終的旅程——無論終點是被押解回去,或者是自己走到盡頭。這一頭,是殖民地本土菁英的「家」,也是他們建構民族主義想像共同體的「國」。

  哈潑注意到的那些離開殖民地而寰球行旅的革命者,一路上遇到的不只是來自同一殖民帝國、一路同行的夥伴,更有從不同殖民地拿著不同「朝聖」地圖,在旅程中驀然交會的朋友。在這種情況下得到的啟蒙,就並不只是在外來殖民勢力與本土民族主義之間畫出一條壁壘分明的楚河漢界,而是在與殖民者、被殖民者及各地反殖民勢力的交流與聯繫下,在這頭和那頭之間遊走,同時不斷修正理想。哈潑筆下的革命者,因此不只是要躲避殖民帝國的拘捕,往往也要面對本土民族主義的攻擊。羅易後來被甘地及其支持者孤立和質疑;丹.馬六甲在二戰後,反抗欲重新掌控印尼的荷蘭勢力時,為戰後新成立的印尼國民軍處決。

  哈潑分析,這些雲遊四海的理想主義者和革命家,他們的命運其實在 1927 年之際即可預見,當時全球政局的變化,主要表現在「舊的守衛者為一批新的領導人所替換」(Harper, 2021),新的政治領導風格是獨斷的、扼止自發性的跨界流動。也是在1927年,決心從共產國際和印尼共產黨獨立出來的丹.馬六甲在曼谷成立了印尼共和黨(Partai Republik Indonesia),引起各殖民政府的高度警戒。自此他隱姓埋名地躲藏,直到二戰結束。在中國的十年間,於 1932 年 10 月,一度出現在香港,立刻在九龍旅館旁被具六個國家背景的警隊拘捕,數月後遁入福建鄉間,寄居於一戶有菲律賓海外關係的家庭(Harper, 2021)。當日本的戰火波及到華南時,他南下新嘉坡、教授英文,迨當地為日軍所佔,方取道檳城、回到蘇門答臘、爪哇,間或從事體力勞動以餬口,以筆名發表從印尼和伊斯蘭的角度重寫馬克思主義的著作《Madilog》。二戰結束後,曾為日本所支持的蘇卡諾(Sukarno)和哈達(Hatta)宣告印尼獨立時,丹.馬六甲方以真實身份重新出現在印尼民族主義的陣營裡,卻不容於時局(Harper, 2021)。

  根據卡爾.博藍尼(Karl Polanyi)的分析,1920 年代末期的轉變,是西方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國際貿易轉型到各國經濟保護主義的分水嶺。經濟大恐慌時,面對大量的勞工失業、農村破產和企業生產過剩,歐美各工業國家(即是亞洲各地的殖民母國)為避免社會主義運動擴張,積極建立內需市場、實行關稅壁壘、退出金本位體系、極權政府如法西斯主義和納粹得勢。當政治取代國際貿易成為跨界資源流通的主要憑藉,領土掠奪遂成為國家獲取物資的必要手段,終於導致二次世界大戰爆發(Polanyi , 2001)。戰後殖民帝國解體,新的國家界線就畫在閉鎖後的地圖上。

三、 回家?

  限制哈潑所關注的那些理想主義者推動夢想的「閉鎖的地圖」,也可用來了解為何本文第一段的三位商人,最後都沒有回到出生地終老:1935 年 1 月郭春秧在臺北病逝、1956 年 9 月林獻堂在東京,而 1961 年 8 月陳嘉庚在北京。

  或許,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算回了「國」——臺北之於擁有多重國籍(包括日本)的郭春秧,是在香港投資失利後返回日本帝國的據點;東京之於林獻堂,是逃離「亂邦」(戰後國民黨的臺灣)的落腳處(陳翠蓮,2020)(註解十);而陳嘉庚辭世的城市,在他初次從福建下南洋時,是遠在北方的滿州王朝京畿;當他作為南洋華僑捐助中國時,該城先是北洋政府的京都、然後被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稱作北平,戰後當他前往慶祝中國共產黨在內戰勝利,北平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

  但是,沒有終老於出生地,是否就不算回到家?近年來,學者史書美針對離散華人的研究提出批評,指出移民的認同與族裔的根源 (root)和移民的路徑(route)有關(Shih , 2007)。換句話說,不只是要問「從哪裡來」,更要回顧其所來之徑。雖然史書美認為,離散終有期限,因此鄉愁總會消散(Shih , 2007);但正由於鄉愁不必然只是對原鄉或「祖國」那頭的思念,所謂本土認同、以及鄉土之情的萌生,也可能發生在從此岸到彼岸的過渡中。牽絆之間,即便不尋根,鄉愁亦自生。

  無論是林獻堂、陳嘉庚和郭春秧,或是黎刹、羅易和丹.馬六甲,在跨越各岸、與來自異國的不同他者交流的過程裡,有很多機會重新審視出生地在東西方文明交匯及殖民帝國裡的權力位置。透過他們所建構或追尋的不同的「國」來看世界,也觀照出對「家」及「家鄉」的不同想像。在地理空間的範疇,家的邊界,可以從出生地擴展到多遠?若果「此心安處是吾鄉」,那麼「吾鄉」的空間可以順著移民的路徑蔓衍嗎?又,一旦「國破山河在」卻仍選擇留下、見證山河異色,不時勉懷昔日——一如前朝「遺民」心態——可否視為一種鄉愁?

  長大以後,離家攻讀博士才第一次出國,卻因緣際會地在另一個城市成了家。結婚彼時的城邦,原來只是擺渡間的其中一岸。幼女出生的城鎮是另一個,育養一雙子女從幼童長成青少年的都市又是另一個。工作的語言一直在華語語系之外。平日生活,若有人「笑問客從何處來」,總是非常開心地答是臺灣——雖然據說亞裔美國人遇到這種問題,應該要鄭重抗議背後的種族歧視意涵。

  落日餘暉、濁酒一杯的時分,心中「月光不時照落的山河」,是四獸山、觀音山、新店溪和淡水河。當然,童年隨父母返鄉的北港溪,和新婚時懷著兒子在香港教書、日日經過的魷魚灣山和將軍澳,也時而會映現在夢裡的煙波雲影。

  離開香港多年之後,再回望彼岸的新聞,當一朵朵如花的傘面在催淚彈的煙霧裡升起,當警察將鬧市街頭團團圍住,都會想到當年香港住家附近那些跑跑跳跳的小童。反送中時,他們若著黑衣上街並公然懷念英治時代,是否都能平安回家?耳畔再響起《黃昏 ê 故鄉》的旋律,覺得那些臺灣閩南話的歌詞,似亦能傳達當前香港年輕人的心聲。越過了所謂鄉音,從此岸到彼岸的擺渡之間,激起的浪花原是漂自藩籬外的大海。

香港將軍澳坑口站公共運輸交匯處,2019 年 12 月 5 日傍晚 8 時。郭慧英攝
臺北大稻埕淡水河畔,2018 年 8 月 11 日上午 11 時。郭慧英攝

  鄉愁,做為離岸的思緒,希望也可撐起那些在黑夜裡啟程的渡船,在理想中繼續揚帆、直至黎明。

─── 記於辛丑牛年處暑


註解:

  • 註一:例如, 詩人在 1977 年 8 月 20 日臺灣《聯合報》第 12 版〈聯合副刊〉的「狼來了」一文。
  • 註二:該著作對在二十世紀前半在南洋各地的臺灣移民及其在二戰爆發後的處境,皆有詳細研究。
  • 註三:本節資料,特別是有關陳嘉庚部份,多已引在根據 Huei-Ying Kuo, Networks beyond Empires: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 (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August 21, 2014 ) 譯寫的《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的華人商業策略與「中國想像」 (1914-1941)》 (臺北:季風帶文化, 2021),若非徵引原文則不另加註。
  • 註四:關於郭春秧商業網絡和家族史的研究,見鍾淑敏,《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159-173;釋明瑛,〈被遺忘的豪商郭春秧—以日治時期活動為主題〉,《臺灣學研究》,no. 20 ( December 2016 ): 31-68;鍾淑敏、籠谷直人 (編)《堤林數衛關係文書選輯》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14);Alexander Claver, Dutch Commerce and Chinese Merchants in Java: Colonial Relationships in Trade and Finance, 1800-1942 (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4; Peter Post , “ The Kwik Hoo Tong Trading Society of Semarang, Java: A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 in Late Colonial A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33, Issue 2 ( June 2002 ):279-96 );關於郭春秧的多重國籍,Lin Man-houng (林滿紅), “ Overseas Chinese Merchants and Multiple Nationality: A Means for Reducing Commercial Risk, ”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5, No. 4 (2001 ): 985-1009。
  • 註五:林獻堂 1,000 股;郭河東公司 2,000 股,而當時台灣銀行亦以櫻井鐵太郎的名義投資 2,450 股。
  • 註六:戊申年為 1908 年,己西年為 1909 年。
  • 註七:除郭春秧,時任廈門大學校長的林文慶也是主要捐款者。
  • 註八:類似的選舉在一九三九年再舉辦一屆後,就因戰爭停辦。
  • 註九:哈潑引用英文資料稱此女子為 Wong Sang。黃仙之華文名,是根據下列資料所按: 〈黃仙略歷之我聞吉隆坡署炸彈案中之女犯〉,《南洋商報》(新嘉坡:1925 年 3 月 30 日,第 3 頁)。
  • 註十:根據陳翠蓮的研究,林獻堂赴日後,國民黨方面一直有派人和他聯絡——其中,蔡培火積極說服林獻堂返臺。林則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由而留在日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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