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修過社會調查,別說你讀過中山社會系!

王宏仁 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院長暨社會學系教授

  大家對於不同的社會系所,可能會有不同的特定印象,例如清華社會所很會「社會運動」、台北大學社會系的量化研究很強、中山大學社會系的教學跟社區有很強的連結,這些印象也說明了,不同系所在面對外在環境跟挑戰時,長出來的樣子都不同。

「登大人」的中山社會系成年禮:社會調查

  對畢業的中山社會系同學而言,大三的「社會調查」這一門課,應該就是他們「登大人」成年禮,該門課花了系上最多人力,讓同學最焦慮,但是畢業後都異口同聲說,這是收穫最多的課。最近各研究所都在面試入學,多數畢業學生會找大三「社會調查」這一門課的老師寫推薦信,畢竟這一門課是師生歷經一整年的相互學習、折磨、共創而生產出一份報告,師生不熟也很難。

  這裡我就簡介一下它的源起以及執行過程遭遇的困難。

  2009 年在規劃成立社會系時,同事們有個共識,希望社會系師生能跟在地社區有更緊密的結合,透過課程設計而讓同學可以實際應用社會學的方法跟知識。國內社會系的必修課,不外基礎社會學、研究方法跟社會學理論,其他的必修課就看各系自己的發展方向,例如東華大學社會系的必修課有社會問題、社會創新、社會政策與立法等課程,比較偏向社會實踐的類型。中山社會則多了閱讀與寫作(為了改掉高中無病呻吟的壞習慣)、南方社會學(為了凸顯第三世界/台灣的觀點),以及大三的社會調查。

  設計這門課的原初構想,來自於以前台大社會系龍冠海教授「古亭地區的社會調查」,以集體力量為社區留下記錄。此外也來自於我在日本千葉大學的留學經驗,當時社會學部的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研究室」,帶領幾個學生,進行特定區域的調查,類似於台灣理工科老師們有自己的「實驗室」,不過老師們會集體調查一個地區,之間也有分工。我們覺得這是不錯的方法,又可以讓同學實際應用社會學的知識在現實生活,也幫社區記錄當下的歷史。

  當時很天真的以為,就是:開設一門必修課,由老師帶領同學,選定一個社區,進入調查,成果發表。但現實是殘酷的,第一個碰到的問題是:30 幾個同學,要一個老師,還是多個老師來帶領調查?

起初開課遭遇的行政困難

  一個三學分的課,如果是一個老師帶領,即使分成 6 組,每一組每週的報告該如何進行?要如何分批指導不同的組別?每一組掛號 30 分鐘嗎?如何閱讀每一組的訪談報告?如何給同學們訪談、文獻上的建議?資料進來以後,要如何指導他們分析、撰寫?一個老師不可能應付得來這麼龐大的工作量。

  所以我們後來就採用「全部老師都撩下去」,平均一位老師帶5~6位同學。

  問題來了:如果 3 個學分平分給 6 位老師,每一個老師只有 0.5 學分,但老師不僅每週要跟同學見面討論三小時,還有許多工作:帶領學生去田野地點訪談、閱讀相關文獻、協助整合學生資料成為問題意識等等 ,每一週要花費的時間至少 8 小時。

  後來我們決定跟校方協商,「讓我們先試一次看看」,作為教學創新實驗:每個老師都有三個學分。

  也剛好在 2012 年的時候,高雄市某立委希望將旗津的一塊地「海軍技工宿舍」保存下來,問我們社會系是否可以幫忙。透過這個機緣,我們跟學校保證,我們不僅會產出一份當地旗津人的社會調查記錄,也會將這個地方改造成一個跟社區有關聯的園區,並且將學校跟旗津社區串連起來(用現在的術語,就是大學社會責任)。

  新課程必須三級三審,當我們去校級課程委員會報告時,部份委員會擔心,會不會跟理工科的實驗室一樣,反正老師就是找一個博碩士生來帶實驗,然後爽領 3 學分。我保證,老師們都會每週上課,而且會批改作業、帶學生訪談,並且一年以後會產出成果。

  校課程委員會最後答應讓我們「試辦」一年,隔一年必須來報告成果,再決定是否可以繼續試辦。想不到 2014 年 3 月發生太陽花學運,中山社會系站在南方學運的浪頭上,兵荒馬亂,校方不知道是沒時間管我們,還是擔心社會系學生衝進校長室(我亂猜的~),沒有報告就直接通過。到 2015 年去報告時,我陳述了過去兩年的成果:跟當地社區的關係(例如彩繪社區、協助大陳社區年度辦桌)、技工宿舍整修情況(去尋找各方人馬、資源跟經費來整修、活化、舉辦活動)、透過該課程而鼓勵同學申請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會議中,有委員說:如果執行成果很好的話,以後不需要再來這裡報告,直接成為常態課程。終於,這一門課成為中山社會系最具特色的課程。

實際執行遭遇的困難

  但是歷經三年的課程實驗,一些問題也逐漸浮現。首先是必須有大量的老師投入此課程,如果師資不足的話,就會排擠其他選修課的開設,還好校方非常支持社會系的發展,一直有新老師補進來,所以擔心的情況沒有發生。

  進入到第四年,出現新情況:每一個老師的指導方式都很不一樣,那麼是否需要有一些共同的週次,一起上有關研究方法的課程呢?還是讓每一個老師用他自己最熟悉的方法來帶?例如計量方法的、訪談的、文獻資料的等等 ,這些方法都很不同,如果要一起上課,可能就佔去了半個學期的時間。其次是學生會抱怨,老師的寬鬆嚴格程度不一,分數給的標準也不一樣,有些同學認為自己比其他組同學認真,但是分數卻比較低,抱怨聲不斷。此外,因為老師都緊迫盯人,有時候師生關係不免緊張,偶爾出現「咆哮山莊」劇情,在在考驗著這一門課的運作。這些問題都還存在,不過迄今我們仍維持讓老師自己獨立運作,不干涉老師的教學與評分方式。

  長達一年的課程會,要求學生有四次上台報告,各組輪流報告最新進度。下學期的最後一週,則是最盛大的報告會。第一年,我們去旗津區公所報告,邀請區長、接受訪談的在地人士,一起來參與,並且給我們意見,會後則請婚姻新住民製作越南餐點,供大家享用。這是一種對社區的負責態度(accountability),不希望學生只是去麻煩、打擾當地社區而已。這種回饋方式,有點費勁,也需要不少經費,後來我們就改為每一組師生,自己想一個方式來回饋當事人,例如趙恩潔老師調查鼓山國小原民少棒隊的族語混雜,回饋方式就是每週安排同學去協助小朋友課業;我的「哈瑪星漁市場調查」,則是安排一個里民同樂晚會,里民攜帶自己製作的餐點來分享,我們安排節目跟趣味猜謎(有關哈瑪星歷史的問題)、摸彩獎品。這個回饋活動也已經成為課程的一部份了。

學生是否真的學到東西?

  這門課的培訓過程,感覺好像是在完成一本論文,非常學術。最終的期末報告,一定要按照學術格式來撰寫,並且有評論人,所有老師也會參加,聽看看最新的社區調查研究成果。根據經驗,只要度 過這一年的訓練 ,如何去進行一個研究,同學應該都沒有問題。

  那麼對於未來的就業,是否有幫助呢?我收到兩個同學的回饋,摘錄在此。

A同學
  作為一個大學畢業後進到公關界發展的校友,乍看之下似乎跟許多台灣年輕人 一樣:「畢業就把大學知識拋諸腦後,到職場從零開始。」但對我來說,正是因社會學賦予我的能力,才能讓我有今天跨領域的可能。
  在中山社會系,大三都需要經歷為期 一學年的「社會調查課程」,除了紮實的文獻閱讀,更多時候是在訓練查找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並為學生建立完整的質性、量化研究能力,這樣的經驗,我可以毫不猶豫的說,是我在業界獨特的價值,發現問題的能力,往往是組織裡最寶貴的產能之一。

B同學
  畢業後我進入醫療公關待了 2 年,現在任職於科技媒體 1 年,負責產品行銷的工作。
  自己當初在大三也開始苦惱就業問題,不過也因為這樣,促使我開始找更多發展的可能。中山社會的大三跑了一整年旗津做社會調查,當時我們以「旗津造船業轉型因素」為研究主題,做了許多船廠跟遊艇廠做田野訪談,而這些過程讓我再度開啟從大一就有的思考:我們找這麼多文獻、做訪談,梳理出這些社會議題的「問題意識」,但要怎麼協助他們解決問題?
  其實在產品行銷的工作上,前期很大一部分是在「洞察消費者的需求」,而這些工作就如同社會系做研究時先找文獻梳理問題,進入田野印證觀點,或找出不一樣的想法。像我在公關工作中向藥廠做藥品行銷提案時,就先透過觀察病友的社群討論、過去的治療研究列出訪題,再藉由病友訪談整理出整個專案的「行銷主軸」。特別想分享的是,「質化研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訓練,因為行銷還是回到以人為主,如何從訪談中找出觸動人的亮點,也是能讓客戶流下印象的重點。

  總結來說,這一門課已經成為中山社會系最具特色的一門課,這個有它特殊的條件才可能持續下去(例如學校的支持、足夠的師資、老師們願意積極投入、學生人數不太多)。畢業的同學們都說:沒有修過這一門,不要說你是中山社會系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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