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峰(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Erik Olin Wright著，黃克先翻譯
書名：《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出版社：新北市：群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年3月
頁數：480頁
本文意在生產一篇非典型書評。除了書評該當有的內容摘要之外，在一些我認為特別有趣，或是對當前台灣社會及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形式有重大啟發的章節，我給出了比一般摘要更詳細的說明，但避免在此處添加我個人的觀點與用詞，因為即便是針對他人作品摘要的書寫，仍然很容易混入書評作者本身對該文本解讀的觀點，或書評作者本身期待的理論發展方向，而導致對原書不該有的扭曲。第二部分我將從Erik Olin Wright《真實烏托邦》一書的立論出發，探討當前新自由主義浪潮衝激下的批判與因應之道，尤其在台灣對資本過度親善的統治者是如此毫無保留的接受來自美、英主流經濟學派思維的一貫態勢下，希望本書能夠廣泛的被閱讀與散播，灑下將來解放性的種子，而不只是寄望基本思維未曾改變、換湯不換藥的政黨輪替。
《真實烏托邦》的內容
未經制約的資本主義，純然是邪惡的。
Erik Olin Wright《真實烏托邦》一書，除了對我們這個全球新自由主義化的世代帶來如此的警語之外，同時更帶領我們共同想像與打造削弱資本主義的可行替代方案，這是本書對讀者的理論功力與實做想像同時提出的挑戰。Wright寫作結構非常嚴密，層次井然，思緒理路既清晰且環環相扣，是一部需要消耗腦力的大作。全書含結論共十二章，每一章扣連緊密、前後呼應，對願意花下時間閱讀與思考的讀者是一項積極的理論想像挑戰。
作者的中文版序是一段相當特別的文字，講述了作者來台時正好遇上太陽化學運，並且進入會場與學生對談的難得大規模社運洗禮的經驗。Wright將其拿來與他所居住的美國Wisconsin州2011年發生的佔領州政府議會大樓的運動相比。當年台灣的媒體一如以往，不會對國外的社運投注任何形式的關心，我們若只將資訊的吸收侷限在主流電子媒體，就不可能得知世界上任何有意義的局勢變動。Wisconsin州的抗爭輸了，保守州長企圖打壓公部門的工會力量，並進而攻擊美國民主體制的法案通過得逞；反觀當太陽花運動者問到Wright 「如果我們失敗了，那麼這一切抗爭的意義何在？」這一沈重而深刻的疑問時，他認為學生改變了自身，協助改變台灣的政治文化，成為一個能挺身參與的公民，這將成為共享記憶與共享期望的一部分，然後連結上本書的主題與更一般性的思考：爭取社會正義，拓展特定社會空間，以便讓哪些預示未來的解放性替代方案，能於其中萌芽並蓬勃發展，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內的空間及間隙，打造替代資本主義之方案。全書接下來分成三大部，含結論在內共有結構上緊密相扣的十二章。
第一章的導論簡單說明重建解放性社會變革可能的四個例證（在之後的章節有詳盡說明），並擁抱在夢想與實踐間的張力：我們的願景形塑了實踐，真實烏托邦的制度設計能協助追求社會變革的實際任務。左翼基進思維必須反制保守人士經常對變革的過度謹慎與嘲諷，而相信我們有能力全面重新設計社會制度，將替代方案的核心組建原則規劃出來，在後續制度建構的嘗試錯事過程中扮演指導的角色。這種相信基進方案有可能替代現存令人不滿的制度，在當代政治生活中很重要：它讓社會民主改革的政治空間擴大，使對資本主義採取更基進的斷裂成為可能，而這又必須仰賴人們相信基進斷裂是可行。基進替代方案的合理願景要輔以堅實的理論基礎，是促成解放性社會變革的重要條件，我們因而不該犬儒看待實現基進方案的能力，否則只是削弱進步的政治力量。
第二章展望真實烏托邦的特定問題，放在更廣泛的「解放社會科學」架構中探討，並由此展開本書的三部具體議程：診斷並批判、塑造替代方案、創造改變的策略。作者先說明何謂基進民主平等式的正義觀，它的兩項規範性質的宣稱分別是社會正義與政治正義的條件。社會正義要有「人類的蓬勃發展」、必要的物質與社會資源、及平等取得資源的機會。進一步釐清這些事項（其實也回應保守派的攻擊），Wright指出這並不意味人人收入一樣或生活在相同物質水準，也非人人都將蓬勃發展，重點是在當生活無法蓬勃發展時，其原因並非無法平等取得所需的物質及社會資源。政治正義的民主面向確認民主應該有形式上的政治平等之外，也要賦予權力，使人民能有意義參與影響其集體命運之決策，同時需有力的制度性機制，防止私人經濟權力轉換為政治權力。社會正義的基進平等原則與政治權力的基進民主觀，結合成為Wright所稱的民主的平等主義。解放社會學的其次任務是提出替代現行制度與社會結構的方案，而在不同判準下的替代方案又分三個形成階序狀的層級：可欲性、可行性與可達成性。至於可達成什麼樣成效的實際界限，部分取決於人們相信何種替代方案可行，人們對界限抱持的信念會影響到可能性如果對解放改變的前景抱持宿命論及犬儒的態度，則會大大減少這種前景實現的可能性。這些階序狀的層級是社會建構的過程，有時必須動員必要的社會力量，讓他們在適當條件出現時支持替代方案。解放性社會科學的第三任務是闡明社會轉型理論，由社會再生產、再生產過程中的裂隙及矛盾、非意圖社會變革潛在的動力及軌跡、及集體行動者、策略及鬥爭等四部分構成。
第三章透過對資本主義的十一項批判，來診斷其病症，每一項批判都包含龐大的可能論述與爭議。按照Wright的定義，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是由私有財產制與無產工人所定義的階級關係，以及由去中心化的市場交換組織起來的經濟協調。資本主義並非當今世上所有罪惡的根源，對那些不是資本主義本身導致的壓迫形式，資本主義卻可能涉入其中並使其更加惡化，例如不同地區自古即有的性別歧視。這十一項批評簡述如下。1.資本主義階級關係讓人類不必承受的苦難持續存在。此乃因是因為有剝削、技術改變導致無法控制的負面效果、及資本主義條件下利潤極大化的競爭這三因素的續存，使原本可能消除的苦難來源不能消失。2.資本主義阻礙讓人類廣泛蓬勃發展的條件普及化。就物質條件及取得有趣且具挑戰性的工作機會而言，資本主義創造了巨大的不平等，而具毀滅性的高度競爭也將摧毀蓬勃發展的可能性。3.資本主義讓個人自由及自主性之中原本可以消除的缺點持續存在，例如異化的工作。4.資本主義違背了自由平等主義的社會正義原則。主要指資本主義違背了機會平等與正義理想，例如將成本轉移到他人身上的「負外部性」及世代不正義。5.資本主義在某些重大的面向上沒有效率，其中六項無效率的來源計有：公共財的低度生產、自然資源的定價過低與過度消費、負外部性、監督及執行市場契約（如處理民事訴訟、智財權侵犯、社會控制以監督工人、龐大的監督與執行成本）、智慧財產權的變質（阻礙創意與新知識、觀念的流通，金錢報酬非絕對誘因，且損害有助於合作的利他動機）、以及不平等的成本（不平等跨過某程度而傷害到效率）。6.資本主義整體上會偏向消費主義，同時有系統的阻礙較低消費生活方式的實踐。7.資本主義會破壞環境。8.資本主義商品化威脅了廣被推崇的重要價值。重要的例證諸如托育服務、藝術、宗教與靈性，市場邏輯不能凌駕人類其他重要的價值。9.資本主義在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中，給軍事主義及帝國主義火上加油。資本主義一直伴隨帝國主義而來的市場擴張，又是以軍事力量作後盾，鎮壓世界各地反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與政策，方使全球範圍內的資本積累成為可能。10.資本主義侵蝕了社群。社群作為道德理想，強調的是連帶、互惠、相互關切及照顧的價值，這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活動的體系存在根本矛盾，帶來腐蝕社會連帶的後果。11.資本主義以三種方式限縮了民主：生產工具的私有化、民主的程序與團體無法控制資本的流動與運作、財富與經濟力量高度集中，顛覆民主政治的平等原則。
第四章開啟了第二部分的替代選項。Wright先檢視馬克思提出的資本主義不可能持續的五個連續論證，也指出對未來取代資本主義之後社會出路的理論缺憾，例如資本主義雖有內部危機，但也有能力轉型調整；階級結構更複雜，工人階級內部有更多分化；工人階級挑戰資本家的能力，在成熟資本主義社會似乎在下降；與資本主義斷裂的策略難以提供社會政治環境，以促成長期的民主實驗過程。我們的知識在思考超越資本主義的實際可能性的確有所侷限，但此並不意味這個限制是無法克服的。第五章說明國家、經濟體與公民社會這三大領域與不同所有制及權力型態的連結，所造成的三種不同經濟結構類型：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主義，再描繪公民社會權力、經濟權力與國家權力對經濟體資源分配的差異。在「通往社會解放的途徑」一節中，以三種權力對經濟體不同的掌控模式，描述七種路徑的特質：國家社會主義、社會民主式國家主義、結社民主、社會資本主義、合作市場經濟（例如在資本主義下完全由工人擁有的合作社廠商，也是一種社會資本主義，加重社會權力直接組織經濟活動）、社會經濟（公民團體直接組織各種經濟活動，而不僅是去影響經濟權力，不受制於利潤極大化或國家技術官僚理性）、及參與式社會主義（與前述國家社會主義不同之處在於其社會權力不僅透過民主方式控制政府政策，也直接涉入生產活動本身）。第六章講述社會賦權與國家，以三種不同的民主型式作討論，直接、代議、結社。直接民主以聞名於世的巴西愉港市（Porto Alegre）於1980年代末所實行的參與式市政預算編列為例，Wright稱為賦權式參與治理（EPG），說明它如何成為社會賦權的機制與深化民主，能厚實公民社會並將資源投注在最有需要而非最有權力的地區。此項機制還帶來其他正面的功效諸如決策透明使貪腐減少；決策權力下放到真正面對問題的層次；將公民持續參與制度化；抗衡一般權力團體與菁英權力優勢的利益入侵。在代議民主方面Wright討論兩個提案，一是「平等主義的選舉政治獻金」，主張每個公民由國家發放「民主卡」作為資助特定候選人的獻金，接受民主卡金援的候選人不能再收受其他管道的獻金，透過此制度建立公眾捐助選舉的體系，將大量私人金錢排除在政治過程外，削弱經濟權力對國家權力施加影響的途徑，強化公民平等意識及政治能力。其次是「隨機挑選的公民會議」，使決策更有可能反映一般公民的利益，讓政治脫離菁英支配的社會網絡。隨機組成的公民會議可以是以功能代表原則所選出的「第二個議院」，有別於依現行土地轄區所選出的第一議院，目的是要展望新民主秩序，一般公民可被賦權直接參與制訂法律的工作，深化創制與複決權，同時讓民眾不再以品質極差的資訊作為投票的依據。結社民主制度設計的重點在於，如何讓次級團體在深化民主上扮演正面角色。代表性的例子是北歐國家實行的新統合主義，在全國層次政策形成過程中納入代表不同利益思考的團體。好的社會應該是同時具備這三種民主形式的深化。
第七章延續上一章，討論社會賦權與經濟，探索各種建立社會賦權式社會主義關鍵的制度設計與方案，是至關重要也是篇幅較長的一章。社會經濟首先談到眾所熟悉的維基百科，因為其非市場的關係（自願、無報酬的貢獻、免費），開放、平等的參與，加上民主治理及審議式的互動，其實是徹底反資本主義的例子，符合Wright一直強調的基進民主平等主義的規範性理想。第二例是介紹魁北克如何深化其社會經濟，例子正好是集中在人生光譜的兩端：托幼服務與非醫療性的老人居家照護。兩者都以納入各種合作社的非營利團體為主導，藉由引進社區與服務使用者的參與以體現社會賦權的原則。此外不同的社會經濟元素透過相互協作的平台，不同組織的成員可以交流討論，尋找能成就有活力的社會經濟之制度，也必須思考與國家、大資本之間的關係。例如國家支持的社會經濟要訂立規則，確保普遍主義、平等主義及民主。以參與式民主治理組織起來的社會經濟，可促進社會賦權的議程。為社會經濟所設計最突出也有最多討論的制度，是值得仔細介紹的「無條件基本收入」。每個具公民身份的人都可無條件領取這項收入，如此一來增加工人拒絕受雇的能力，在勞動市場拉近主雇雙方的距離，使雇主有誘因去尋找技術與組織創新，根除不受人喜歡的工作，勞動將更為人性化。基本收入會大量減少貧窮，個人在生命過程中可能穿梭於受益人或貢獻者之間，沒有污名化的問題。普遍基本收入使去商品化的照護服務得到肯定，因而抑制由女性專責無酬勞動的不公平現象；它也增加工人與工會相對於資本家的力量，孕育床造持續轉型的「正向階級妥協」。基本收入也可作為上述社會經濟與合作市場經濟的一大資金來源，將剩餘從資本主義部門轉至社會經濟，由資本積累轉移到社會積累，促進以合作（而非以競爭）為基礎的市場活動。
社會資本主義指建立在公民社會的社會權力，透過各種制度、機制，直接衝撞資本主義經濟權力的運作。Wright舉得替代方案是由民主方式控制的共同資金所成立的創投基金，如由勞方控制的團結基金、及股份納稅制的受薪者基金，後者將逐漸把對公司的控制權，由私人股東轉移到集體所有的基金。此二者實際構成社會資本主義形式，讓資本主義轉變成社會權力擁有更大權力的經濟結構混合體，導入對經濟權力的民主控制。Wright另外指出合作市場經濟的兩種制度設計，一是員工分紅入股方案，另一是透過民主方式治理完全由雇員所有的公司，強調在工人互助過程中增進解決問題的能力。實例則是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孟德拉貢合作社公司（Mondragon Cooperative Corporation）。綜合以上例子看來，每個個案都是沿著社會賦權之路的正確行進方向移動，並非全面性的資本主義替代方案。Wright討論兩種全面式的替代方案：市場社會主義與參與式經濟（簡稱參經濟）。參經濟的核心特質是社會所有制、平等民主賦權等五項「道德願景」，其中對工作的報酬分配議題，採取根據其努力程度與需求為基礎，而不是以其對生產的貢獻為基礎。這種全面性替代方案也是堅定反市場的，認為即便市場只是有限度的存在，仍會對民主平等價值產生毀滅性的侵蝕效果。在現實世界中廣納社會賦權的行動議程，Wright舉出社區土地信託、國際勞動標準、學生反血汗工廠、公平貿易運動與貿易合作社等實際例子作為本章的結尾。
第八章開始的第三部份處理轉型理論。第八章處理轉型理論要素的理論基礎，其後章節陸續處理三種不同基進程度的轉型方式，包括第九章的斷裂式、第十章間隙式及十一章的共生式轉型，分別對應三種傳統：（二十世紀的）革命路線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社會轉型理論有幾項相關連的元素。首先是社會結構及制度的再生產，Wright指出影響集體行動的機制：強制力，提高集體挑戰現存權力結構的成本；制度規則，創造集體行動機會的程度差異，資本主義社會中即便是疏導社會衝突的方式，也往往再生產了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意識型態與文化，形塑行動者主體性的機制，相對於挑戰權力與特權結構的論點，肯認體制的觀點會更為流行普遍；最後是物質利益，結合資本主義有效運作（如廠商追逐利潤）與個人福祉，在經濟危機情況下，個人物質利益與資本主義的結合才會有效減弱。然而資本主義的社會再生產也有其限制與矛盾，如複雜性及條件不一致使會再生產沒有那般穩定；策略的意向性與其衍生後果造成的誤判；制度僵化使特權結構存續，即便社會再生產條件改變，制度也難以彈性回應，加上各方挹注於制度中的利益，使改變與取代都很困難。作者接著分析引發變革的過程互動，一是現存體制運作下累積的「非意圖副產品」，二是有意識社會變革所累積的意圖效果，兩者都可能帶來轉型的發生。轉型策略所針對的對象不難想像，包含國家與資本家。
第九章開始討論三種不同轉型，Wright用圖形說明在斷裂式轉型中「轉變的低谷」在歷史軸線中的不同軌跡，說明對斷裂後的未來有不同預期的人所預測的物質福祉升降。若所追求的並非驟然斷裂的方式，而是再生產機制的漸進調整，則有間隙式與共生式轉型，兩者主要差別展現在它們與國家的關係，前者從支配性權力結構的縫隙間發展，基本上不與國家打交道；後者則是有系統的運用國家來推進解放式社會賦權的進程，最重要的是在交換、生產與政治場域階級議題的處理，讓社會結構朝向長期型態的轉變前進，制度朝向民主平等主義的理想發展。在結論章，Wright在全書思考解放性替代方案的概念架構之後，提出七項關鍵課題，作為邁向民主平等未來的期許與指引。
新自由主義與貧富差距：反思主流經濟與發展的思維
由Wright《真實烏托邦》出發，他以一位功成名就的社會學者地位，幫我們對未來的資本主義解放性替代方案，做出了理論與實做兼顧的導引，讓批評左派好高騖遠的話語失去憑藉，也說明了類似「三十歲（或更誇張的二十歲）之前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缺乏理想的種子，但三十歲之後還相信社會主義的人是瘋子」這樣的指控，實際上就是保守派所建構，阻礙社會解放、鞏固既有利益結構的意識型態說詞。以下是由本書衍生所能討論的廣泛議題，雖然《真實烏托邦》書中並未具體出現針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但在現今資本主義意識型態以新自由主義思維作為基礎席捲全球的狀態下，由新自由主義與奉行其原則的「芝加哥經濟學派」談起應該是合理的開端。
美國艾森豪總統在他任期屆滿交棒時所警告的「軍事工業複合體」，經過數十年的發展與演變，成為在Naomi Klein (2009)筆下所稱的「災難 資本主義複合體」（disaster capitalism complex），這是由美國軍事力量在背後撐腰，由跨國私人企業所發動的全球戰爭，對象則是在經濟發生重大危機國家內的所有國營事業、公務人員、社會福利、全民醫療體系與公共支出。支持這場戰爭背後的意識型態基礎，正是Weeks（2014）不遺餘力痛批的主流經濟學，以Milton Friedman作為精神導師的保守主義學術派閥「新自由主義」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它的立場堅定有如意識型態十字軍，只是服務的對象改頭換面成政商財團，其影響力根源上溯古典經濟學，下達當今世界貿易組織WTO所膜拜的自由貿易與全球化。
Naomi Klein (2009)熱血澎湃間砲火四射的著作，以廣博文獻與區域、歷史的比較，檢視二次戰後經歷當時經濟學顯學的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學派帶來歐美國家重建與繁榮後，逐漸為芝加哥學派取代的過程與後果。先由1970年代位於美帝後院的南美洲智利皮諾契（Pinochet）將軍推翻民選左派總統，首度在由Milton Friedman忠實信徒組成的「芝加哥男孩」建議下實施的「震撼治療」開始，隨後檢視在美國雷根與英國柴契爾夫人攜手打造的1980年代保守溫床之下強化培育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諸多國家實施的後果，包括印尼、玻利維亞、波蘭、南非、俄羅斯以及英美兩國本身，以及在二十一世紀被美國入侵、打爛又「重建」的伊拉克。由於「芝加哥男孩」們偏好在目標國陷入嚴重政經危機時，在（主要是）美國的軍事力量支持下，採取一系列徹底改造經濟結構的「震撼療法」，強行置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也因為這些國家幾乎都在民主條件被剝奪或無法正常運作時，在國際金融機構及債權國的壓力下強制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使得Klein提出的眾多國際案例，將經濟上的放任主義市場自由與政治上民主自由之間的難以並存，做了有力的論證。儘管新自由主義背後的意識型態仍是主宰當今經濟論述的主流，它卻已經與全球公民社會的進步論述背道而馳，這個趨勢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及其後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更在全球尺度上明確突顯。
當今左右世界金融秩序的國際組織－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兩者都是國際社會在目睹二戰的恐怖之後所推動設立，根據的是1944年列強的Bretton Woods會議的結果，要創立新經濟架構，避免戰敗國走向類似凱因斯不幸言中的德國在凡爾賽合約後的法西斯主義路徑。然而這兩個金融機構的決策方式是以經濟力大小的股份分配投票數，這也使得1980年代的由保守派政權上台的美英兩國，及當時崛起的芝加哥學派，實際上能夠控制、殖民了國際金融機構。到了1990年代在全球化風潮推波助瀾下所達成的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進一步將芝加哥學派充滿意識型態主張的「國營企業私有化」、「消除貿易壁壘」、「去除外國資本進入的阻礙、金融自由化」，包裝成純技術性的中立政策而赤裸浮上檯面(Klein, 2009: 215)。在台灣，這一技術性中立面具極少被破除，芝加哥學派的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私有化的主張，毫無障礙的橫掃統獨兩邊陣營，我們也就習慣戴著這樣的眼鏡來觀看國內外的事務，舉凡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加入美國主導的TPP陣營及其他區域性貿易組織；證所稅、遺產稅、房地稅等的變革；與中國經貿協定的協商；希臘國際債務與經濟危機，甚至對國民年金改革與長期照護制度設計的思考。
林宗弘等人（2011）以「崩世代」來形容受到全球新自由主義劫貧濟富政策所影響的這一代年輕人。新自由主義製造出全球規模的貧富差距及富可敵國的頂尖收入者，而奉行此一政策的國家幾乎都經歷國內社會指標惡化、製造業外移、稅收短少而大砍公共預算與社會福利（流行的講法稱為「撙節」）、金融投機盛行、房地產飆高、政府大量負債而財團獲利豐盈。林宗弘等（2011）研究兩岸由新自由主義式經貿往來主導的交流結果，以大量實證資料的蒐集與統計分析，推導出不令人意外但卻讓人憂心的結論：台灣對中國的貿易依賴度，與台灣的貧窮率、失業率上升、工資停滯、甚至生育率下降，都呈現密切相關。
2015上半年希臘的外債風波也引起持續關注，但自來只以右眼看世界的台灣，從媒體、學者專家、政治人物的言論，仍然持續製造「社會福利養出一群希臘懶人」的說詞，渾不知以更嚴酷的財政撙節換取紓困貸款之舉，已讓歐洲思想大師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嚴詞批評德國總理「威脅數個世代的歐洲整合進程、破壞二戰之後德國重建國家形象的努力」、「德國政府…已經在一夜之間，將德國近半個世紀累積的政治資本輸得一乾二淨」，並說德國「恬不知恥地以歐洲紀律維護者自居，而且首度公然聲張自己在歐洲的霸權」（引自閻紀宇，2015）。台灣主流各界完全附和右派保守經濟學的看法，卻看不到批評德國總理透過IMF、歐洲央行、及主要是德國私人銀行，所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殖民政策（劉美妤，2015），以及撙節背後向窮人下手、國營企業私有化背後圖利跨國財團的一貫立場。
Judt (2014)提醒我們，許多今日以為非常「自然」的東西，例如對創造財富的偏執與追求、對私有化與商業化的膜拜、蔑視公部門與大政府、貧富差距的巨大鴻溝、重視價格卻輕忽價值、持續追求經濟成長、接受福利被污名化而非視為國民權利、談論階級問題就被說成鼓動階級仇恨或反商（這在台灣尤其明顯），其實都是從1980年代才開始的意識型態自然化的結果。貧富不均不會只是單一的社會現象，它連帶影響嬰兒死亡率、預期壽命、犯罪率、精神疾病、自殺、吸毒、階級流動等，它也讓社會弱勢者的劣勢以更極端的方式突顯，在徹底實施經濟自由主張的英、美兩國，這些社會問題都較貧富差距遠為縮小的歐陸諸國來得更加嚴重，並不是沒有原因的。良好的民主政治可以同時消滅極端的富裕與極端的貧窮，例如我們彼此間可能有不同程度的認知到，台灣需要公平的稅制（對富人、企業財團、各式資本利得都需加重課稅）、不同的選舉制度與政治獻金方式、合理的房價、全民良好的社會安全網等，但這類改革為何沒有發生，或產生不了作用？那是因為「想像、設計與執行這些改革的人，正是應該為這些困境負責的同一批人」(Judt, 2014：195)。以台灣的例子而言，行政院金管會一向自動站在金融業者的立場，就是不可能贊成對證卷交易所得及其他資本利得課徵加重的稅率，甚至在2015年七月間以問卷調查方式，暗助市場大戶而建構「稅負過重」的扭曲事實。Judt (2014)認為改革的難以進行，還因為一直沒有人能端出理路清楚的替代方案，然而這一說法在讀到Wright的《真實烏托邦》後，希望已經不再成立。
針對財富分配極端不均所帶來的普遍貧窮現象的形成原因與解決之道，大致上最能彰顯不同經濟思想的意識型態差異。新自由主義傾向將原因歸諸個人因素，甚或加上類似懶惰、揮霍等的道德指控；而其解決方式在個人層次不外是強化競爭能力（不需要加班費）、投資在自我身上（考取各式證照）讓自己成為資本家眼中更好的商業化勞動力的提供者。至於在國家層次則按照IMF與世界銀行那套「結構調整方案」，強調刪減公共預算、私有化、開放市場、解除管制、金融整併與自由化等。左派的思考則將問題拉高到結構與歷史的層次，強調影響個人及國家的貧窮與眾多因素相關，例如不公平的稅制、世襲優勢、殖民經濟、階級流動停滯、資本主義刻意製造與維持的產業後備軍等；而解決之道例如實施土地改革、貿易保護與補貼、改革稅制、自然資源國有化、合作經營、打破殖民經濟結構等與當今主流經濟論述背道而馳的方法，這些原本稍嫌實際考量不足的另類方案，在《真實烏托邦》書中所提出的解放性替代方案詳細規劃下，有了更堅實的立論與實現的可能。
在討論這些「發展經濟」議題，大概都會提到一位充滿矛盾的經濟學者Jeffrey D. Sachs。與芝加哥學派不同之處在於他相信，自由市場必須有免除債務與大量外國援助的配合，這使他在1985年協助當時經濟艱困難行的玻利維亞一戰成名，他堅持的路線仍是「震撼治療」，包括縮小國營公司規模以為日後的私有化鋪路、成就小群菁英的龐大財富而以勞動階級被摒棄為代價，挽救當時通膨的危機，也讓他之後能遊走拉美及非洲各國，甚至後共產主義的波蘭與俄羅斯，提供各式發展建言(Klein, 2009: 194-199, 228-236, 278-287)，並出版《終結貧窮》一書(Sachs, 2005)，成為我向來尊敬的經濟學者朱敬一（更別說其他「主流」經濟學者）在其專文導讀中所稱「圓融貫通各國發展」的「經濟學界傳奇人物」。然而Naomi Klein (2009：204、230、287)卻指出，即便在廣為讚譽《終結貧窮》書中，Sachs卻隻字不提他所提倡的猛烈療法所必需搭配的社會後果：民主的鎮壓和國家宣佈緊急狀態，及對異議人士與勞工領袖的攻擊與圍捕。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David Harvey(2014)更評論Sachs在俄羅斯建議施行的「震撼療法」新自由主義化是災難性政策，對比他之前在玻利維亞的「成功」經驗，「當某件事因為特殊的人類學和地理學條件而奏效，就宣稱這是普遍理論的勝利，如果失敗，就訴諸完全相同的那些條件來辯解」(p.145)。顯然國內學者在談論與看待發展經濟時，仍需要更多來自第三世界與左派的視野。
在二戰剛結束時，凱因斯的主張還能代表放任式自由市場的另類選擇，共產主義的存在更是純資本主義之意識形態的競爭者。面對強大的左派，修正版的資本主義成就包括打造諸如北歐的完整社會安全網、公共醫療與教育體系、失業與退休保障等，正是因為左派的監督與制衡，資本主義才不至於走到極端剝削與分配不均的模式（楊照，2013：185；Klein , 2009：312-3），也提醒我們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的資本主義價值觀並非唯一，也非必然，它實際是意識形態驅使的信仰。而在解除管制與金融自由化呼聲高響入雲的此刻台灣，我們也毫無意外地目睹資本主義能夠如何的殘暴不仁，尤其是在面對社會邊緣族群時。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到了二十世紀末還進化出新的版本，除了延續之前所有解除管制、敵視國家介入與公共支出等基本教條信念之外，還興起由金融業者主宰的金融資本主義。儘管金融產業一直在資本主義中扮演重要資金調度的角色，華爾街的樞紐地位也非在此時此刻方才確定。以往的金融業者協助製造業資本家調度融資，普遍受到國家法令嚴格管控，然而在當今大規模去管制化，加上通訊技術對空間阻隔的消滅，使得從無中生有的金錢遊戲獲利，成為在全球尺度上流通的資本共通特性。隨著各式覆蓋以複雜數學樣貌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將投資轉為投機，將風險轉包給公部門與平民大眾，「大到不能倒」金融業者及神秘的大型私募基金以君臨天下之姿，擁有足夠銀彈在全世界呼風喚雨，影響所及不僅大製造業，連各國央行及國家本身也難攖其鋒，甚至各民族國家也以主權基金的面貌參與這場全球的金錢競逐投機風潮。金融投機者不像製造業，也不像一集產業，需要製造物件與實際的原料產出，甚至不像服務業提供有價值的勞務工作，只需憑藉在市場上買進賣出，經由金融商品的包裝設計將風險層層轉包，在經濟層面與社會層面皆不具有意義生產力的狀況下，就可以將資本大量集中在少數金融寡頭之上(Weeks, 2014：100-111)。這現象也關連到法國年輕經濟學者Thomas Pikettyy (2014)在他轟動全球的著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反覆提醒我們需要關切的事實：”r > g”，亦即「資本市場愈接近經濟學家所認定的「完全」市場」(頁33)，資本報酬率會高於經濟成長率。簡言之，當以錢養錢、以錢賺錢的速度，總會高於苦幹實幹的勞務所得之時，當全世界最聰明的頭腦都被金融業吸收並讓財富高度集中之時，金融業已經改頭換面並反客為主，成為當今資本主義的主要面貌。地理學者David Harvey回到馬克思原典對此提出反璞歸真的解釋：這是資本主義的第一個矛盾，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Harvey, 2014）。
Wright書中的一些想法，可以從不同學科的研究得到支持，尤其在討論分配與效率之間的取捨時。右派強調市場與利潤的誘因，認為這幾乎是經濟行為的唯一動力，分配不均是不可避免的結果，而且任何重分配計劃必然會沖淡誘因，所以「提升競爭力」的說法成了準則，而其影響力甚至跨越社會各領域，就連各級學校教育也毫無批判的接受培養競爭力的說法，而相對忽略了諸如分享、合作、利他等曾經也被高舉的道德標準。針對此點，諾貝爾經濟獎得主Joseph Stiglitz （2013：141）花了一本書的篇幅來告訴我們「不公平的代價」，他認為分配更公平，經濟才會有更高的效率和生產力，若能提供好的社會保障及穩定的工作，會有助於創造更有活力的經濟。
人類學者David Graeber（2014：92）談到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成就之一是改造社運文化，昔日的社運領導者／明星與決策小圈作主的模式已經成為過去式，社運團體採取的組織形式，必須具體呈現社運願景所希望創造出的那一種社會，讓此一理想型態的社會直接浮現於抗爭現場或是日常組織活動中，此即他所謂的預兆式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Graeber反對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既然是爭取民主的運動，其過程也要合乎民主的要求，不能讓少數人決定運動的走向與定調運動的性質。若由此觀之，在台灣影響深遠的社運，從2014的太陽花學運到2015的反課綱運動，都有事後可以反省之處。Wright 的書寫同Graeber的主張一樣，對我們皆有重要的啟發。
參考文獻
Graeber, David著，湯淑君、李尚遠、陳雅馨 譯 2013/2014《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臺北：商周。Harvey, David 著，王志弘、徐苔玲 譯 2009/2014《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台北：群學。Harvey, David著，李隆生、張逸安、許瑞宋 譯 2014/2014《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台北：聯經。Judt, Tony著，區立遠 譯 2010/2014《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新北：左岸文化。Klein, Naomi著，吳國卿、王柏鴻 譯 2007/2009《震撼主義》。臺北：時報。Piketty, Thomas著，詹文碩、陳以禮 譯 2013/2014《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新北：衛城。Sachs, Jeffrey D. 著，鐵人雍 譯 2005/2007《終結貧窮》。臺北：臉譜。Stiglitz, Joseph E. 著，羅耀宗 譯 2012/2013《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臺北：天下。Weeks, John F. 著，張嘉文 譯 2014/2014《為1%的人服務的經濟學：主流經濟學如何向少數靠攏，排除多數人的幸福》。臺北：商周。Wright, Erik Olin著，黃克先 譯 2010/2015《真實烏托邦》。臺北：群學。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臺北：台灣勞工陣線。楊照 (2013)《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還原馬克思，讀懂〈資本論〉》，台北：本事文化。閻紀宇 2015/07/17 ＜德國思想大師批判德國總理：威脅歐洲整合、輸掉德國形象＞，《風傳媒》http://www.storm.mg/article/57654，檢閱日期：2015/9/10。劉美妤 2015/07/20 ＜從希臘危機看新殖民主義＞，《獨立評論@天下》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08/article/3094，檢閱日期：2015/9/10。
作者介紹
陳毅峰，由台灣西部搬來花蓮十餘年的新移民。大學是化學系的逃兵，轉念地理學。初時寄望藉由自然地理的實察遍訪台灣高山，後逐漸轉向人文地理學的思考探究。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地理學博士，研究方向在文 化地理、觀光、政治生態學、發展理論、民族與族群認同等，常與原住民相關議題糾纏環繞。日常生活興趣廣泛，電影、棒球、（武俠）小說、音樂、旅行都是主要知識來源。關注社會運動，期待能將自己的研究與社運結合、或為社運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