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時代的批判性閱讀：重溫奧菊．蘿德的有色酷兒差異連線政治— 許甄倚

許甄倚（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

                2016年12月1日，賓州大學英文系的學生將系館穿堂牆上懸掛多年的巨幅莎士比亞肖像取下，遞交至系主任辦公室收藏，接著在牆面掛上非裔美籍女同志作家奧菊．蘿德（Audre Lorde, 1934-92）的圖像，這個看似尋常的舉動實則深具指標意義，反映出年輕世代的英文系學生對於傳統文學課程及典律建制的白種人男性中心的質疑與批判，也指涉出新世代對英美文學教育能廣納多元及差異的渴望及期待。

                蘿德到底是何許人物，竟能掰倒身居廟堂權威高位的莎士比亞？她能夠給身處不同時空背景的新世代美國學生怎麼樣的啟示？同年十一月，打著反移民、厭女、反同性戀、反少數族裔的旗幟，擁護白人優越論、美國至上價值的川普以跌破眾人眼鏡之姿，當選第45任總統，下一個階段的美國即將進入富豪白人極權治國的年代。面對恐怖主義、難民危機、貧富差距等問題肆虐全球，川普的當選讓各地保守主義與排外情緒更加激情蔓延，如此全球局勢急遽向右轉的當下，重新閱讀蘿德有何批判性意義？在種族主義與民族仇恨日益升溫的喪志時代，如何溫故而知新，重拾她所留給我們關於思索左翼社會運動、邊緣政治連線、種族、性別、酷兒、差異政治等議題的寶貴遺產？

                   蘿德算學院型作家，本身除了寫詩，也寫小說與散文；她的作品內容題材廣泛，書寫非裔美人的種族問題、性別議題以及在當時還算是禁忌的黑人女同性戀議題。1934年生於美國紐約哈林區，父母為西印度群島格瑞那達（Grenada）的移民，從小接受天主教傳統教育，被灌輸當好女孩比當聰明女孩來得重要的性別馴順觀念。她自述自己是個安靜、不善於表達的小孩，直到五歲開始學習寫詩時，才開口說話，詩也成為她與外在世界連接溝通最重要的媒介。於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圖書館學碩士後，開始在紐約公立圖書館擔任館員。三十八歲時和律師愛德溫．阿時利．羅林斯（Edwin Ashley Rollins）結婚，育有兩個孩子，這段婚姻維持了八年，兩人於1970年離婚。蘿德的人生轉捩點出現在1968年，當她離開圖書館員的工作，接受「美國國家文藝基金會」（NEA）的資助，成為密西西比州一所黑人大學陶格魯學院（Tougaloo College）的駐校作家，並在那兒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首座城》（The First Cities）。在陶格魯學院，她遇見在學校任教的白人心理學教授法蘭西斯．克雷登（Frances Clayton），兩人相戀成為女同志伴侶，相互扶持二十年。

                 在〈從六Ｏ年代學習〉（”Learning from the 60s”）一文中（註一） ，她強調「差異」必須被尊重且用來訴諸改變現狀；她也感嘆道，社會的現況常常是把「差異」理解成「異常」（deviance）（註二）， 甚至標籤化、病態化差異。如此從差異出發的認同政治，和活躍於當時、宗旨在促進非裔美人民權的黑人民族解放運動所提倡的民粹正典路線大相徑庭。在《黑色越軌：朝向一個有色酷兒批判》（Aberrations in Black: Toward a Queer of Color Critique）一書中，弗格遜（Roderick A. Ferguson）爬梳1945-1970年代眾多黑人民族解放運動的路線鬥爭，當中翹楚的有走國際馬列主義基進路線的「黑豹黨」（the Black Panther Party），與走文化純粹論的「文化國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等，雖然這些黑人解放運動多批判美國國家主義、打擊民權運動中隱含的白人中心論與壓迫性的階級經濟不平等，但由於對所謂異性戀父權的無反省能力與情感投注，反而弔詭地造成與批判對象（i.e.白種人自由主義）在性別政治上的沆瀣一氣。在這些黑人民族解放陣線的論述當中，殖民主義被理解為造成黑人種族閹割的元凶，而解放運動的最終目的則是異性戀父權的恢復與重振雄風，弗格遜指出，雖然這些左翼運動挑戰了（白人）國家主義的霸權論，但將賦權（agency）與正典性別中的陽剛恢復、「硬起來」、拒絕軟弱小孬孬等的修辭連結在一起，實則保守、缺乏性別批判性。1967年，當黑豹黨領導人修．紐頓（Huey Newton）被控槍殺奧克蘭的白人警察，要求釋放紐頓的運動（the Free Huey Newton campaign）在美國各地如火如荼地開展著，大規模與左翼、反戰、學生運動結盟，許多黑人女性深受其吸引也想加入黑豹黨，然而，加入組織的過程中卻發現民族解放意味著遵循性別從屬的性秩序，熱情旋即被組織中瀰漫的保守性別意識給澆熄。民族解放運動美其名對帝國主義宣戰，但由於對異性戀父權毫無批判意識，骨子裡跟國家主義中要求正典、同質、常模的傾向沒什麼不同，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框架下來理解蘿德的黑人女同志主義，顯得格外有意義；她提倡的奠基於差異政治的女同性戀女性主義，強烈置疑了主流黑人民族解放運動的異性戀父權中心、其性別規訓及正典修辭。七Ｏ年代至八Ｏ年代，黑人女同性戀是主流婦運、異性戀父權、黑人民族解放陣線最有力的批判者，我們可以從蘿德這段時期的創作、學院的教學、演講中找到佐證。

                  1965年，美國勞工部發佈了一份美國黑人的經濟及社會現況報告（”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因為由社會學家及後來參議員丹尼爾．莫倪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執筆，故史稱《莫倪漢報告》（The Moynihan Report）。這份報告指出，非裔經濟狀況的困境、教育的滯後、犯罪和入監的高比率，都是肇始於家庭功能不彰，尤其在黑人社區中比率過高的單親或以女性為一家之主的母系家庭（black matriarchy），父不像父、母不像母，性別角色紊亂，家庭倫常不彰，是造成黑人競爭劣勢的原因。這樣論述的危險在於：（一）將黑人的困境從外在種族壓迫與歧視轉移到歸咎黑人自己的問題，轉嫁到性氾濫、未婚生子、對社會福利的依賴，與各種所謂「性偏差」的邊緣主體身上；（二）以（白人中產）異性戀核心家庭的形象為正典正常的依歸；（三）將國家健康設定為陽剛性的建立，而此陽剛性是建立於生物決定論，故無法容許如赫伯斯坦提的「女性陽剛」（female masculinity）（註三） 等非正典陽剛；（四）女人當家與性別角色失調，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故《莫倪漢報告》的結論是國家須要介入，撥亂反正，清本正源，恢復異性戀父權家庭的健康功能，黑人處境才可以改善。雖然反對國家機器的介入，黑人解放陣線成員卻同意《莫倪漢報告》中關於強勢黑人女性造成的去勢效應與黑人男性重振父權雄風的需要。黑豹黨的領袖埃爾德里奇．克里弗（Eldridge Cleaver）甚至將同性戀視為文明頹敗與積弱不振的元凶，認為黑人解放將可以終結階級對立、種族壓迫與同性戀，尋回男子氣概，回歸異性戀父權的「正途」（註四）。

                 蘿德所提倡的酷兒差異政治，與當時的民權運動脈絡、黑人解放論述、國家與家庭論述所豎立的新道德秩序，產生相互詰問與批判置疑的關係。在1983年的一個訪談中，蘿德讚賞童妮．摩理森（Toni Morrison）的小說《蘇拉》（Sula, 1973）當中的反國族正典主體的性異議及女女結盟，認為主角蘇拉就像一面照妖鏡，可以照出異性戀父權正典核心家庭理想內部的矛盾偽善及鬼影幢幢，她說道：「《蘇拉》是本超棒的書，它將我點燃成一棵發光的耶誕樹。我之所以特別認同這本書，是它的女性–局外人的概念。這本書是一首長詩，蘇拉是我們時代黑人女性的代表，困在她自己的力量與痛苦之間」。（註五） 蘇拉象徵了中產階級良家婦女所深惡痛絕的卑賤形象，是黑人在邁向現代化進程中必須排除的污染力及下賤邊緣主體。七Ｏ年代的經濟發展造成某些黑人得以擠身中產階級，卻也將其他黑人鎖入貧窮，永世不得翻生，這樣的社會位階翻轉不只是經濟的問題，同時也含納性相部署的問題；亦即，社經位階的高級上流或異端下流，端賴與異性戀父權正典規範的臣服或反抗關係而定。主流黑人渴望被國家體制認可，故採取同化政治，也選擇擁抱主流常規所豎立的道德權威，配合國家法律各種性管制與自我淨化，避免與底層連線，遠離落後、遠離污名及弱勢。這樣的社會文明化（家馴化）的意識形態，最後跟八Ｏ年代的新自由主義合流，蘿德的作品，揭示其女同志酷兒主義在新自由主義性相部署裡的批判地位，集結底層污名抵抗與拒絕的力量，發人深省。

             1978年，蘿德被診斷出罹患乳癌，開始十四年漫長的抗癌戰鬥。《癌症日記》（The Cancer Journals, 1980）記錄其心路歷程，將自己歷經乳房切除及醫療經驗撰寫成書，書中蘿德質疑乳房切除後裝置義乳及其他使乳房切除後的女性看起來像「正常」女性的措施。身為女同性戀，她質疑主流異性戀社會所設定女性身體應有的樣子，不願迎合父權社會的觀看方式，不僅拒絕接受有許多風險的重建手術，也拒絕了義乳。根據羅德的說法，她對抗癌症就像對抗種族歧視或性別壓迫。她常將癌症以政治語彙視覺化，比如說將癌細胞看成是南非的白人警察。近來一些殘障研究（Crip Studies），批判了新自由主義氛圍對於現代國家強迫身心「健康」的治理，人們習慣於以醫學矯治、以強迫疾病污名的人「康復」為唯一想像，否則就是殘缺、異常、有礙進步。如此體制化製造殘疾失能的效果，是可以跟性污名做進一步比較，我相信援用晚近殘障研究與酷兒理論來重新閱讀《癌症日記》，必可以獲得豐碩的成果。（註六）

                  在自傳神話《薩米：我的新名字》（Zami: A New Spelling of My Name, 1982）一書中（註七） ，蘿德寫道：「生長在一個西印度裔的家庭，我從小就是胖子、黑膚色、眼睛差點瞎掉、左右手通用」（240），如此再現自己的非正典與非正常（胖、視障、女同性戀、黑人、移民後代），啟動了邊緣連線的動能與政治性。此外，關於弱勢連線與情慾解放之間的關係，她也有獨到見解，如經典文章〈情慾之用：情慾作為力量〉（”Uses of the Erotic: The Erotic as Power”）一文，探討女同性戀情慾連繫、崩毀一元父權定義的情色與力求多元感官的解放。 《薩米》也側重感官探索，如她講述小時候完全失明的經驗，影響到後來雖然戴眼鏡看到的卻是不完全的世界，所以身邊的經驗，多是以聲音、味覺、嗅覺、觸覺等非視覺中心的感官經驗為主，跟母親、情人、家鄉的關係與理解亦是如此，這樣非視覺霸權中心的「臟腑邏輯」（visceral logics），是如何串連慾望、情感、羞恥、形而下的身體與底層族裔弱勢、動物性（animality），成為可以提供我們深入探索及思考的豐富文獻 。

                  蘿德的邊緣連線政治，是酷兒的、離散的、跨國的、反本質論的，旅行當中，她不斷去認識差異，進行弱勢連線，足跡遍及南非、德國、瑞士、法國、古巴及澳洲。1984年她在柏林教授美國黑人女詩人的作品，引介「離散」這個概念讓非裔德國女性認識，鼓勵她們組織與投入社會的改變、她催生並支援南非婦運（Sisters in Support of Sisters in South Africa，簡稱SISA）、拜訪古巴的女作家、在墨爾本一場關於婦女寫作的研討會上發表講題為「差異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Difference”）的主題演講。1990年，在波士頓的一場「我是你的姐妹」（I Am Your Sister）研討會上，來自二十三個國家上千個女性齊聚，歌頌蘿德的作品與榮耀她有色酷兒鬥士的生涯。目前在紐約一些左派酷兒團體中，「蘿德計畫」（Audre Lorde Project）在其中做了許多令人驚豔的創造性串連及群眾動員，擴大議題的連線（如貧窮議題、有色人種LGBTQ青少年培力、經濟正義、佔領華爾街運動等），串連網路、傳遞新想法與行動計劃，擴大弱勢結盟的場域。以蘿德為拍攝主題及對象的兩部紀錄片，一部是1995年 A Litany for Survival: The Life and Work of Audre Lorde（由 Ada Gay Griffin與Michelle Parkerson執導），另一部是2012年的Audre Lorde: The Berlin Years 1984 to 1992 （導演為 Dagmar Schultz），這兩部皆在多個實驗性紀錄片影展巡迴放映，也深獲迴響與佳評。

                 在當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造成的毀滅性影響、殖民主義及奴隸制度幽魂猶在、北半球持續倚賴南半球的廉價勞力來進行資本累積、第三波女性主義（註九）的色盲、階級盲傾向等總總反挫氛圍籠罩下，重拾蘿德研究，尤其重要。面對川普的勝選及全球右翼大反撲的新局面，大學教室內的討論也必須承擔知識份子的倫理責任，在今年二月二日Metro一篇名為〈在川普時代教書〉（”Teaching in the Age of Trump”）的報導中（註十） ，紐約大學教授，也是著名的酷兒理論家蓋雅翠．高比娜絲（Gayatri Gopinath）談及，為了理解川普現象，尤其是他「危險陽剛性」（toxic masculinity）的特有品牌，必須運用多面向的交叉分析，來耙梳階級、白人優越及厭女間的關係。她的課如「酷兒文化」（Queer Cultures）及「全球脈絡內種族、性別、性相的交織」（Intersections of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a Global Context），將川普放在一個右翼民粹崛起的跨國框架（包含歐洲、菲律賓、印度等）中來理解與探勘，高比娜絲希望學生能夠有足夠知識能力及全球視野來對我們身處的年代進行抽絲剝繭的分析，並想像改變現狀的可能，這也是為什麼學習酷兒文化的意義所在，因為人類歷史當中，邊緣酷兒族群在面對貌似不可撼動的異性戀父權國家機器的壓迫時，總是能用其最具創造力的方式進行顛覆、相互扶持，回到蘿德這位具備多重邊緣身份的運動員兼創作者，她對多重宰制的批判分析，所倡議的弱勢聯結、底層串聯等等，將會是我們面對川普巨獸時可運用的寶貴資源、分析利器及反抗火藥。

註釋

註一：”Learning from the 60s,” Sister Outsider (Berkeley, CA: Crossing P, 1984), 134-44. 
註二：Sister Outsider (Berkeley, CA: Crossing P, 1984), 115.
註三：Judith Halberstam, Female Masculinity (Durham, NC: Duke UP, 1998).
註四：Aberrations in Black (Minneapolis, MN: U of Minnesota P, 2004), 123-4.
註五：Audre Lorde, interview by Claudia Tate, in Tate, Black Women Writers at Work (New York: Continuum, 1983), 113. 
註六：見Robert McRuer的Crip Theory: Cultural Signs of Queerness and Disability (New York: NYU P, 2006)；Alison Kafer的Feminist, Queer, Crip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P, 2013)；海澀．愛（Heather Love）的〈污名的比較：殘障與性〉（”The Case for Comparison: Stigma between Disability and Sexuality”）。張永靖譯。《酷兒• 情感• 政治——海澀愛文選》。劉人鵬、宋玉雯、鄭聖勳、蔡孟哲編。台北：蜃樓出版社，2012。頁259-76。
註七：Zami: A New Spelling of My Name (Berkeley, CA: Crossing P, 1982).
註八：”Uses of the Erotic: The Erotic as Power,” 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 by Audre Lorde (Berkeley, CA: Crossing P, 1984), 53-9.
註九：近年來由於網路、社群媒體如instagram、推特、臉書的興起，及消費型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女性主義在網路年輕世代當家之下，也產生了質與量的變化，所謂單一議題的自由女性主義運動（single-issue liberal feminist campaigns）獨佔鰲頭，如解放乳頭（Free the Nipple）、不剃腋毛運動、slutwalk運動，經由網路的散佈，甚至好萊塢明星、歌手如瑪丹娜、Lady Gaga等人的加持，產生驚人的全球響應效應。但這些運動多以白人中產年輕女性中心，極端個人主義，對階級、種族暴力、貧窮問題、資本主義經濟剝削缺乏敏感度。 
註十：http://www.metro.us/lifestyle/teaching-in-the-age-of-trump/zsJqaA—jiAg3gVppGTKo/#.WJKvxJn2KTA.facebook

作者介紹

許甄倚，美國Rutgers University比較文學系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英美現代主義、酷兒理論、女性主義、現當代英美同志文學與文化論 述、情感研究、酷兒離散與族裔文學。學術論文散見《中外文學》、《中山人文學報》、《淡江評論》、《歐美研究》、《文山評論》、NTU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Feminist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