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明益（華文文學系教授）
說起來在學校裡面，我是最怕遇到曾珍珍老師的。每次遠遠地看見她，我雖然不會像大學生一樣逃走，但總希望她沒有看見我。但曾珍珍老師的熱情就像藤蔓，你不是那麼容易離得開的。
我對曾珍珍老師的第一印象是來東華教書之後的一個秋天。那次辦了楊牧老師的講座，由曾珍珍老師開場。她講著講著就掉眼淚了。之後我許多次在各種場合看到曾珍珍老師掉眼淚，但不外乎幾個原因：她讀著詩、她談著文學，她講到對學校的願景或者學生的未來。
曾珍珍老師兒子離世以後，她跟我談起，卻沒有掉眼淚。她說想在東華文學獎之外另辦一個翻譯獎，來紀念她的兒子。我有一些學生因為這個獎而受惠。每個人總是這樣，多多少少受惠於死者。
我曾經和曾珍珍老師有過幾次的意見不合，但沒有爭吵起來，你不太可能可以和珍珍老師爭吵。因為她的感情和語言會纏繞住你。我說啦，她就像藤蔓一樣。各種各式藤蔓的組合，有時是銳葉牽牛，有時是菝契，有時是菊花木，坦白說，有時像蔓澤蘭。她的情緒全部都在一起，你的情緒因此也全都和她纏在一起。
我和她的意見不合因此永遠擱在那裡，有時並不是意見不合，而是對事的判斷不一樣。她認為創作所應該多多招生，最好是有二十個人，因為年輕的創作者之間會產生化學作用。我承認這點她說得對，但我認為如果招來二十個學生，那些並沒有真實創作意志的學生，將會拖垮單薄的教師群。
曾珍珍老師近年在學校推動數位以及講座式教學，她希望把很多老師的上課影片錄影起來，一方面為遠距教學做準備，一方面未來也可以用播放影片的方式取代實際上課……最重要的是，留住部分老師教學的身影。她數度邀我參與這個課程，我都以不想錄影而拒絕。她最後放棄說服我接受錄影，「只要來上一堂課就好，我們就不錄影」。
但我不想答應她，就像我青春期時永遠不願答應父母任何事一樣。我為此在英美系的教評會前（眾老師們都已經坐定）跟她鬥了氣。我說我一輩子都不希望自己課堂的樣子錄下來，我說我不能接受一個老師上兩堂課，最後拼湊成一門課的形態。曾珍珍老師的人生比我長，比我溫柔，比我強韌。她當然不是第一次被扯斷，她並沒有說尊重我的意思這樣的話。教評會離開時她說：唉呀明益，我希望你回心轉意呀。
我知道下次碰面她還會再提這件事。我不是說了嗎，曾珍珍老師就像藤蔓，你以為你離開了，事實上她的意志根深蔓長，沒那麼容易的。
我和曾珍珍老師沒辦法真的鬥氣，原因她把我這個年紀的每一個人和學生當成兒子，而我已經過了和母親嘔氣的年齡。有一次她叫住我，然後拿出手機讓我看她在美國常去散步的一個濕地。那濕地看起來漫漫數哩，一群水鳥霧氣中振翅飛起。
曾珍珍老師就像媽媽一樣，不怕別人知道她對他們好。另一回她叫住我，只為了跟我說，在校務會議上她如何仗義，要學校重視像「我」這樣的老師的存在。「你知道嗎？很多你的案子我都有出力喔。」她講這件事的時候，就差沒有伸出手來摸摸我的頭，拍拍我的肩膀。
又一回她叫住我，原因是要跟我講一個夢。她說有沒有可能把創作所從所有的系裡獨立出來，變成東華大學的一個獨立所。她說這樣我們就能把跨科系能教創作的師資集合到一起。她問我如果這個想法成真，我願不願意成為這個所的專任教師？
我說我教書其實是混飯吃的，所以在哪裡都無所謂，但我們系對我有恩，我得多斟酌。我這麼回答她的時候，事實上我知道這事是不會成的。這世間人跟人的相處最是艱難，珍珍老師您怎麼會不知道？
但她就是這樣，凡事挑難的。一點都看不透。
我在世界文學的課堂裡選了她的早期譯作，童妮‧摩里森的《最藍的眼睛》。學生問我為什麼裡面有些地方要用台語翻譯？我說譯者就在學校裡，你們應該去請教她。
人在東京，助理傳來曾珍珍老師的死訊，我說怎麼可能。我打開電腦，在屬於她的檔案夾裡，有年輕的曾珍珍老師為童妮‧莫里森發聲的《最藍的眼睛》：「我，我讓一件奇蹟發生。我賜給了她眼睛。我給了她藍藍的，兩顆藍藍的眼珠子。鈷冶煉出來的深藍色。從祢自己的藍天摘取的一抹深藍。沒有人看得見她的藍眼睛。但她自己看得見。從此以後她將快快樂樂地過日子。我，我覺得這樣做是合宜的，對的。現在，祢嫉妒了吧。祢嫉妒死我了。」
還有一首伊莉莎白．碧許（Elizabeth Bishop）的詩，叫〈一種藝術〉，開頭的一段是：
「失落的藝術要精通並不難；
好多的人事物似乎本來就打定主意
要失落，失去它們因此不算災難。」
伊莉莎白‧碧許說的是真的。至少我以後不必擔心在校園裡遇到老師了。不必站在小葉欖仁下，踩在像是碎骨的落葉堆裡，然後不知道怎麼應付她突如其來的一句：明益啊，其實我還有一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