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潤華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當前，世界文化遺產儼然成為觀光新指南，一旦地方被指定為世界遺產，除了可獲得來自國際的專業遺產保存、修護技術或資金支援，地方也極容易成為該國的重要觀光景點，吸引大量觀光人潮。因此，一個地方若存在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文化資產，在政治上、經濟上、甚至世界的文化版圖上，都帶來相當大的影響。
1972年11月1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7屆會議中，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為接下來將近半世紀來正式的世界文化遺產全球競逐，開展新頁。這是聯合國首度對世界文化遺產的定義與範圍立下明確的標準以及準則，冀透過全球合作保護世界重要遺產。1978年第二屆世界遺產協會大會中，並提出第一份包含12座遺產的世界遺產名單，其中，8座為文化遺產而其餘4座為自然遺產。目前，世界遺產總共分為四類，包含文化遺產、自然遺產、綜合遺產、無形文化遺產、世界記憶遺產。被提名的遺產，必需要有「突出的普世價值」。以文化遺產為例，通常代表了創造性的傑作、或展現人類歷史或價值的重要轉折、特定文化傳統或文明所具備的獨特表徵、特定空間形式在人類歷史上具備重要地位、直接與人類的生活傳統信仰藝術和文學相關的作品等。總言之，「世界文化遺產」必須在人類歷史上具備普遍被認可的獨特性或重要性。
2024年秋，我在將近一年規劃、以及半年不太紮實體能訓練後，有機會完成部分熊野古道朝聖探索。雖然「朝聖之旅」，常被視為一個與心靈、宗教、個人沈澱息息相關的旅程，但作為一文化地理學者，很難在旅行之餘不去注意穿透在文化遺產中的其他議題，例如文化遺產中的權力以及文化治理，而有了這篇文章的書寫。因此，本文算不上是一正式研究成果，僅是我在準備以及進行熊野古道朝聖過程中的參與式觀察紀錄。本文採取治理的觀點，以 Doreen Massey「權力幾何學 (Power geometry)」作為關照視野以觀察熊野古道。相對於 David Harvey 強調時空壓縮下全球化移動成為普遍的可能時， Massey 提醒世人有關於移動的政治 (Adey 2013)。Massey主張，「移動」並不只彰顯空間上鄰近性，察覺鑲嵌在移動過程中的社會關係，尤其權力關係，也甚為重要。移動性並不均等，每一個體在空間上的移動或現身，受制於外在結構外，例如法規、罰則或規範等，也表達了個體的社會差異、階級或社會關係，不同社會特質的個體在移動過程中所受的權力被具體化佈局在空間當中 (Massey 1994; Massey 2005; Adey 2013)。本文以此概念作為基礎，除了了解熊野古道的背景外，也試圖了解「朝聖之路」此一空間佈局中的複雜權力，解構「朝聖」的途徑以及朝聖者身體的移動被哪些權力影響與治理。
二、全球第12個世界文化遺產：「紀伊山地靈場與參拜道路」
世界文化遺產的類型眾多，但是「文化路徑 (Cultural route)」類型的文化遺產卻相當少見，目前，僅有日本熊野古道以及西班牙聖雅各之路是名錄中唯二的「路徑」文化遺產。熊野古道，在世界遺產名錄中的正式名稱為「紀伊山地靈場與參拜道路（sacred sites and pilgrimage routes in the Kii mountain range)」，2004年（平成1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該區成為全世界第12個世界文化遺產，登錄對象包含「吉野大峰、熊野三山與高野山三靈場」、「熊野參詣道」、「大峰奧坵道」以及「高野參詣道」。2016年，則追加鬪雞神社等地增列為「紀伊山地靈場與參拜道路」保存項目。第二次追加登錄後，使得熊野古道被登錄至世界文化遺產的總長為347.7公里（TAC出版編輯部，2024）。
紀伊山地主要區域之一為熊野三山，在目前大家必造訪的「熊野本宮大社」、「熊野玉速大社」以及「熊野納智大社」三大社成立之前，早就被視為神居住的聖域，也是自然崇拜的信仰聖地。從崇敬的對象、神社的形式、神社的位置，到神社與周遭環境的關係，無一不在闡述當時社會對於自然的看法，並呈現於環境各元素之間的關係與距離。人與自然地景間的距離，不僅呈現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也塑造「神聖性」。例如古道上著名的飛瀧神社，其御神體就是那智大瀑（圖2），神境內沒有具體可見的神社，天地就是神社，朝聖者走進了鳥居就走進了離神最近的場所，仰望那智大瀑便是一種朝拜。
自奈良時期，這塊充滿自然的場域便已是修行者修驗的熱點，平安時期更達巔峰。而貴族及天皇的加持，尤其白河上皇、鳥羽上皇、後白河上皇多次造訪熊野，更使得前往熊野朝聖，即「熊野詣」，成為一種熱潮，甚至帶動日本土產文化的濫觴（鈴木勇一郎，2023）。其次，「熊野詣」為廣大信眾所歡迎，也與其對參拜者包容的態度相關。相較於過去高野山等宗教聖地禁止女性參拜的禁令，「熊野詣」抱著「無貴賤、男女、淨不淨」的限制（TAC出版編輯部，2024），使得女性以及庶民朝聖者眾多，許多信眾也以發願前往熊野三山朝聖為一生最重要的願望。然而，明治維新打擊佛教的「神佛分離」以及「廢佛毀寺」政策的影響，造成熊野本宮大社以及熊野速玉大社等地的佛堂被廢棄，要宗教活動核心因此快速衰敗。2004年，熊野古道被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後，才再度受到眾人的關注（TAC出版編輯部，2024），尤其日本境外觀光客的注目，加上古道為宗教所具備的神聖性，也成為非典型但頗具特色的觀光路線。
三、「朝聖之路」，什麼路？
朝聖，在過往朝拜聖地或贖罪的宗教意義非凡，也通常被視為淬煉自我身心靈的審視之旅，也是日本神道教對大自然崇敬的實踐。因此，只要走出自家門朝向聖地而去的路徑，便是朝聖之路。在我的朝聖的沿路上也看到許多不在主要路線上，可能是由不同朝聖者闢蹊而長出的小徑穿梭在主要幹道之間，可見「朝聖之路」並非固定的主要道路上。而現在的古道與其說是「特定一條」長久以來形成的古道，不如說是在諸多朝聖之路中，最後「被決定」的朝聖之路。
熊野古道的終點主要是熊野本宮大社，根據起點的不同，當前主要6大路線如下：
1 由伊勢神宮到熊野三山的「伊勢路」。
2 連接京都、大阪，沿淀川一路通往熊野的「紀伊路」。
3 由田邊市出發，經由本宮大社、那智大社以及速玉大社的「中邊路」，是最熱門的路線。
4 連接高野山與熊本本宮大社的「小邊路」，是所有路線中最短的一條。
5 連結吉野熊野與熊野三山的「大峰奧丘道」。
6 從紀伊田邊連結那智勝浦町之間的「大邊路」。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紀伊路歷史較短、沿路風貌被改變較多，因此未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
四、巡禮手帳與紀念章的建制與支配
在準備熊野古道朝聖過程中，我陸續參與幾個以「攻克」古道為主題的臉書粉絲頁以及互助社群，如臉書社群「修女也瘋狂」或LINE社群「日本熊野古道雙朝聖/踏破證書互助會」。透過與社群中成員們互助，獲得行程安排、交通路線、規劃預算、安全評估、裝備物資等重要資訊。除了資訊共享外，部分對於單獨朝聖感到不安的朝聖者，也得以透過社群媒合，找到一起完成熊野古道朝聖的夥伴。
在參與社群的前幾個月，由於沒有太專注於行程準備，因此我多半處於僅瀏覽不發言的處境，尤其看其他參與者主要都進行哪些發問。在這初期的幾個月中我發現有趣的現象。首先，除了參與者頻繁地詢問路線該如何規劃外，「怎麼拿到朝聖護照？」、「押印所在哪？」以及「要如何（快速）拿到朝聖證書？」是社群中最常出現的話題。某次社群更爆發大量發言，眾人爭辯「押印所印泥沒有顏色（墨水）時，我該怎麼辦？」；其中關注焦點包含「到底可不可以用自己的印泥」，以及「印泥到底要用什麼顏色？」，這些討論中甚至上綱到朝聖者的公德心以及國族形象的議題。追根究底，這些議題成為大家熱議的原因，莫過於「集不到某個章的焦慮」、或「無法證明有集到章」（圖4）。這時我才意識到，什麼心靈洗滌、懺悔贖罪或信仰修行，似乎不是大部分旅人走上朝聖之路的目的；對某些朝聖者（姑且稱之為朝聖者）而言，「積極集章」、「獲得朝聖證書」甚至「收集」到該世界文化遺產，才是朝聖最重要的行動與目的。
此一「熱切追求押印/蓋章」的一連串發文，不禁令我想起建制民族誌的觀點。建制民族誌的研究始於觀察參與建制過程的某些人，了解其日常生活如何鑲嵌在治理或經濟關係等社會關係之中（Smith, 2023）。其中，研究者尤為強調「文本」在建制過程中所扮演的主動且參與的關鍵角色。文本作為一種具體可得、可被觀察與分析的物件，具體地將常民生活的細節標準化、概括化以及跨地域的形式（Smith, 2023），協作或決定了主體的行動過程以及社會關係（Campbell and Gregor, 2012）。無移地，這群在網路上積極討論「朝聖護照」、「朝聖證書」、詢問「需要蓋幾個印章才能獲得證書」、「跪求押印所位置」的朝聖者，正是一群被文本支配的對象。
無論是聖雅各之路或熊野古道，均有朝聖護照以及紀念章的蒐集，然其集章文化的形塑歷史各有不同。聖雅各之路卡米諾朝聖護照（Camino Pilgrim Passport，也被稱為 Credencial）可上溯至中世紀。由於通往朝聖終點西班牙聖地牙哥德波斯特拉大教堂（Cathedral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沿途會通過不同區域或政權，因此，中世紀朝聖者需要一張教會/教堂所發給的通行證，蓋章以證明持有者是「真正的朝聖者」，其移動目的是「朝聖」。透過沿途經過的機構核章（例如庇護所、教堂、市政廳等），成為可使朝聖者不受法規限制、可自由穿梭邊界的旅行文件（Monsegu, 2023）。如今，過去扮演旅行文件的「安全通行證」，已經由朝聖者的國籍護照取而代之，過去的「朝聖護照」不再扮演安全通行證的角色，而成為一份由朝聖之路的終點聖地牙哥德波斯特拉大教堂（Cathedral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所頒發的簡單指南、一份旅程紀錄，以及蒐集「朝聖者證書（Compostela certificate）」所需印章的收集冊，而朝聖者可在庇護所、教堂、市政廳或餐廳等地，收集朝聖沿途的紀念章。
相較於聖雅各之路上紀念章的多樣，熊野古道沿路紀念章形式統一，且多放置在王子神社、和其他歷史名勝內固定形式的小木架中，供朝聖者自行押印（圖5）。朝聖熊野三山雖沒有「安全通行證」的傳統，但參拜者或朝聖者蒐集參拜證明的概念，可在「御朱印」的傳統中發現。御朱印，是日本佛寺或神社所授予的參拜證明。參拜者在參拜神社或寺廟後，奉獻少量金錢便可自神職人員獲得御朱印。在Covid 19疫情肆虐全球之前，御朱印多半由神職人員書寫與蓋章在參拜者的御朱印帳上，但疫情後為避免接觸，許多神社或廟宇改為準備已經預先印製、蓋章且包裝好的御朱印卡，提供參拜者領受、自行貼在御朱印帳。疫情後，許多神社或廟宇才逐漸恢復手寫御朱印傳統。不過，今日熊野古道上收集紀念章的行為，應更直接受20世紀後在日本流行的紀念章文化之影響。當今日本頗為著名的「紀念章文化」源自於1902年，日本為了慶祝加入萬國郵政聯盟25週年特製「萬國郵便聯合加盟二十五週年祝典」紀念章，成為日本第一枚紀念郵戳。1931年，紀念郵戳有了變化；日本關東廳郵便局推出旅行紀念章，觀光客只要在名勝觀光景點購買郵票，就可以將風景名所紀念章蓋在任何紙上並且寄出，增添了旅行的趣味。同年，日本第一枚車站紀念章也問世，並因為報導而引起大眾矚目，掀起一股「旅行紀念章」風潮；鐵道車站、餐廳、電影院、廟宇、神社等紀念章一一問世，使得紀念章不再僅限於特定時間才發行的郵戳（陳柔縉，2018）。
目前，與熊野古道相關集章冊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熊野古道中邊路押印帳（以下簡稱中邊路押印帳）」以及「雙朝聖者共用巡禮手札（以下簡稱雙朝聖者護照）」。中邊路押印帳，由中邊路町觀光協會、熊野本宮觀光協會、新宮市觀光協會以及那智勝浦觀光機構共同發行；由於一次可以參拜熊野三山，資訊與沿路的停宿點也相對較豐富，對於新手也較為安全與友善，因此「中邊路」一直是熊野古道路線中最熱門的路線。參拜者收集完押印帳中所有列出地點的紀念章後，便可將押印帳寄回協會蓋章認證，獲得踏破/完步證明書。除中邊路押印帳外，「雙朝聖者護照」更常被相關群組的成員提及的集章冊（見圖6）。雖，熊野古道與聖雅各之路早在1998年便締結姊妹古道，但2015年才正式發展以觀光目的為主之「雙朝聖者計畫」，發行「雙朝聖者護照」給有志於完成兩條世界文化遺產古道的朝聖者。該護照由日本田邊市與西班牙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共同發行，該文件一面用於熊野古道的集章，另一面用於聖雅各之路的集章。當朝聖者完成雙朝聖者護照上所列達成條件、分別完成聖雅各之路以及熊野古道後，便可登錄為「雙朝聖者」，獲得由熊野本宮大社以及西班牙朝聖者辦公室共同簽發的雙朝聖者證書以及專屬徽章。由於雙朝聖者護照供朝聖者免費索取，且當前主要互助社群主事者大力推廣並經常性提供雙朝聖者護照給社群成員索取，加上雙朝聖者護照所列「達成條件」較中邊路押印帳來得友善，使得「雙朝聖者護照」更廣被臺灣朝聖者所熟知。
我在旅行之初便已透過社群獲得雙朝聖者護照，也在旅程中汲汲營營於收集紀念章，對於此一文本如何宰制朝聖者特別有感觸。熊野速玉大社（新宮市）到那智站（那智勝浦町），是一趟約15公里的行程。當日，我離開熊野速玉大社後便跟著地圖往海的方向走去，嘗試徒步完成到那智站的預定行程。然而途中一時不察，在啟程後約5公里處我便在高野坂附近走了叉路，偏離地圖上古道的路線，步上國道42號。國道42號是一條與古道幾乎平行的道路，只是古道位在海拔約50公尺的小丘上，我因此錯失高野坂登入口的印章，以及沿途幾個日本遺產與神社廟宇。直到抵達途中的三輪崎站時，我才發現竟然走在「錯誤的」道路上許久。當時心情糟透了，伴隨著陣陣細雨，心想著「啊，錯過了一個押印所，我少了一個紀念章！」，「今天這樣長時間的行走算是白走了，我這樣算沒有完成這段古道吧？」，並且盤算「這段旅程我算失敗了，下次要再從這裡挑戰」。直到抵達那智勝浦下榻處，我仍然沮喪著這趟「白走」的旅程。
個人經驗以及過往對社群成員發言的觀察均彰顯著，地圖、集章冊或朝聖護照顯然定義朝聖者對於朝聖行為的認知、朝聖途徑以及朝聖完成的定義，甚至也限制朝聖者身體移動的方式。相較於過去，人人從自家出發走往熊野三山的路徑便是朝聖之路，現在集章冊上所載集章位置所串成的路徑，才是所謂的「朝聖之路」。不只決定朝聖之路的路線，集章冊或朝聖護照也決定朝聖者移動的方向、途徑與旅程長度，也決定了步行與休憩的節奏。而朝聖護照上所標註的達成條件，也使得朝聖達成的方式受限於「步行」、「馬」以及「自行車」，限制了朝聖者移動的方式。決定「什麼是朝聖之路」的權力被鑲嵌在書面的素材中，類似押印本或朝聖護照的文本，跨越迥異的地理、文化或社會背景，讓原本應該多樣的「朝聖」行動與路徑被文本逐漸支配與形塑，朝向標準化以及一致性的樣貌。
五、層層疊疊的朝聖之路治理：從天皇到巡禮手帳
誠如前文所言，熊野古道起初是修行者前往熊野三山的修行之路。隨著「熊野本宮大社」、「熊野玉速大社」以及「熊野納智大社」三大社成立、熊野信仰逐漸擴散到各地，拜訪神聖的信仰核心成為修行者或信仰者終生的願望之一。而天皇以及貴族的多次造訪，讓「熊野詣」成為風潮外，更鞏固「熊野詣」的路線，也是當前古道的基礎。除了日本中世紀在地修行者、權力核心以及後續追隨者「走出」朝聖之路外，區域尺度的地方政府（例如日本田邊市或西班牙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個別的行動與串連，以及全球尺度權力組織的推波助瀾（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透過定義古道路線、將熊野古道登錄世界有形文化遺產、發行官方指南或朝聖護照等文件，在規範當代「朝聖之路」的概念上扮演決定性角色。而此一治理朝聖之路的權力們，朝聖者們也無法置身事外；由朝聖者組成的互助組織，成為另一將朝聖之路規格化的協作者，透過散布「朝聖護照」、推廣「一天攻略/三天攻略/五天攻略」行程、在社群中討論過程中產生的「共同知識」，一方面使得「朝聖」的實踐更容易，但同時也更標準化「朝聖」行為以及「朝聖之路」。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可窺見穿透在「朝聖之路」中的權力幾何學，不僅是在地權力滲透在過程中，跨越時間與空間尺度的權力結構們也滲透在其中相互作用，透過各種方式認證「古道」存在以及公正性，也逐漸堆砌特定路徑作為「朝聖之路」的正當性。
無疑地，在淵遠流長的歷史發展中，跨越時代與空間尺度的權力們層層疊疊地「協作」完成「朝聖之路」此一文化路徑；諷刺的是，鞏固權力結構所定義的朝聖之路，也包含朝聖者（我）自己。我欲隨心所欲，透過朝聖追求心靈釋放，然而在過程中卻不自主地受到文本支配，受制「是否完成正確的朝聖之道」而煩惱。原本，每個朝聖者都有一條從自家門口出發通往聖地的朝聖之路，現在只有權力結構所決定與認證，「正確」的朝聖之路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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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柔縉（2018）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麥田出版。
• 鈴木勇一郎（2023）土產物語：從伊勢赤福到東京芭娜娜，細數日本土產的前世今生（劉淳譯）。這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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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th, D.（2023）建制民族誌：使人們發聲的社會學（廖珮如譯）。巨流。
• TAC出版編輯部（2024）おどな旅プレミアム。TAC株式會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