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順楠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你是否曾經在大學校園的佈告欄上，看到過類似的競賽海報，主題是各種解決世界或在地問題的創新「競賽」，其中，「永續發展目標」和「創新」大概是最常見的關鍵詞？你是否想過，這樣的競賽從何而來？具有怎樣的意義？
這些問題構成了我這個學期「創新與全球發展」課程的發想：我嘗試在課程中介紹各種不同類型的創新，也讓學生學習各種針對創新的批判性分析框架。這篇文章算是這個學期課程至今的一些整理和反芻：在底下文章中，我希望用全球「鉅變挑戰」的框架來理解永續發展目標的定位，然後介紹鉅變挑戰這個概念框架在全球發展場域裡帶來的影響，當然，也包括這些各式各樣的競賽活動。
某個意義上，當代社會似乎充滿了各種危機和挑戰，也有很多全球社會需要一起努力完成的事情。2000年，聯合國各成員國共同簽訂了《千禧年宣言》（MDGs），目標是希望世界各國一同攜手解決貧窮、飢荒等全球重大議題。緊接著，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也在 2003 年成立了全球衛生鉅變挑戰 (Grand Challenge in Global Health) 計畫，試圖界定當代社會面臨的全球衛生議題，例如瘧疾、營養不良和疫苗接種等。延續同樣思維，歐盟也在 2014 年界定了七項重大的社會挑戰 (societal challenges)，用來指引科技發展的政策方向；最後，2015年時聯合國重新界定世界面臨的挑戰，並且公佈了《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列出十七項全球社會應該在2030年前克服的重大挑戰。
當國際發展場域越來越傾向使用「鉅變挑戰」或者類似詞彙來界定和理解人類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類似的詞彙也傳播到不同類型的場域中：有些國家開始界定他們自己的鉅變挑戰（例如埃及和加拿大）；有些專業領域用類似方式列出自己領域的鉅變挑戰，例如美國國家工程院在2008年宣佈了14個工程界的鉅變挑戰，希望推動工程研究的突破來解決複雜難解的社會問題 (wicked social problems)；或者也有一些組織試著界定針對特定議題的鉅變挑戰（例如森林大火、氣候變遷）等。
使用「鉅變挑戰」等詞彙來理解各種社會問題，更重要的意義是，這些「挑戰」預設著「解決方案」（solution，後稱「解方」）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而且也開始期待各種新型態「解方」的出現。
比爾蓋茲在2003年世界經濟論壇上介紹全球衛生鉅變挑戰時的闡述，具體而微地指出鉅變挑戰和解方之間的關聯性。他的談話提到幾個重點，首先，他將「鉅變挑戰」比喻為是數學的謎題，尤其是一些在數學領域流傳以久的困難問題，換言之，面對鉅變挑戰就像是要「解」一道困難的數學難題，設定一個鉅變挑戰的關鍵，就是在心態上將一個社會問題轉變成人類社會需要解答的一個謎題。換言之，當社會問題被重新定義是一個挑戰，焦點就移轉到如何生產出解方的過程，這也是蓋茲談話的第二個重點。他認為，面對鉅變挑戰，不能只仰賴科學家和政府來提出解決方案，需要有很多不同領域一起來參與，他特別提到，從理論知識到實際解決問題的應用之間，有很大的落差，這個落差需要很多不同領域和專業的整合。最後，要如何達成更多領域的投入呢？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蓋茲基金會投入的巨額經費，同時，他也鼓勵和期待各國政府一起投入資金和資源來參與。
換言之，全球問題被重新界定為「鉅變挑戰」，也讓更多人將目光投向潛在的「科技創新」，希望新的科技突破能夠解決這些全球危機，也投入更多資源來推動各種新興科技。
另一個2020年由當時的英國威廉王子所創立的「為地球奮鬥」獎，也從另一個面向透露出這種趨勢彰顯的意義。在「為地球奮鬥」獎的首頁上，可以看見幾個關鍵字：急迫性、樂觀主義和行動，底下的說明文字裡也特別提到，這個獎是為了針對全球重大的「環境挑戰」尋找最「創新」的解決方案。這個網頁透露出來的訊息是：應對鉅變挑戰具有急迫性，但是我們抱著樂觀的態度，相信一定可以找到最創新的方法來克服挑戰。
這種仰賴科技創新來解決重大社會問題的思維，也出現在國際社會的政策制定上。當歐盟在 2014 年宣佈 Horizon 2020科學研究政策時，主要的目標就是要用「負責任的研究和創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來解決重大的社會挑戰 (societal challenges)。當聯合國在2015 年宣佈了《永續發展目標》時，同時也宣佈了一份政策白皮書，主旨是如何討論透過科學、科技和創新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TI) 來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然而，更關鍵的是，這種期待透過「創新」來克服鉅變挑戰的趨勢，常常和矽谷模式的新創產業生態系結合在一起。這也是近年來有好幾本社會科學著作試圖描繪出的現象：一種矽谷取向的解決方案生產模式。
例如，美國社會學者Jesse Goldstein在他幾年前的書Planetary Improvement中，使用non-disruptive innovation（非破壞性創新）來描述美國紐約的新創公司，如何在解決重大社會問題和確保獲利可能這兩個目標之間掙扎，最終只成為一些無法產生真正社會效益的營利企業。美國地理學者Julie Guthman最近出版的新書The Problem with Solutions也分享了類似的觀點。Guthman的團隊以矽谷農業和食物新創公司為研究重點，分析這些奠基在各式各樣新科技的新創公司，如何一方面宣稱可以克服特定的全球鉅變挑戰，另一方面也可以創造高額利潤，最終目標卻只是競逐創業投資資金（venture capital）的青睞。
透過各種「競賽」來吸引潛在的解方提案，在某個程度上就是這種矽谷模式的延伸。事實上，在Guthman的書中，他就花了一個章節從自己曾被邀請擔任評審的經驗出發，討論在美國大學中方興未艾的各種創新競賽。如同Guthman在美國大學裡觀察到的現象，這種透過「競賽」來尋找最佳「解方」的模式，也延伸到了其他場域。這樣的現象在台灣也不例外，除了大學校園內的競賽，各種政府相關組織也透過競賽來徵集各種新的創新，例如最近台灣政府舉辦的總統杯黑客松，或者台北捷運公司舉辦的捷運盃Inno Idea新創提案競賽等等。
更具有指標意義的是，這樣的模式也出現在國際發展場域中。幾年前，以國際緊急糧食救援為主要任務的聯合國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me），就開創了WFP Innovation Challenge，邀請不同的組織提出解決糧食問題的創新方案，獲選的解方提案還可以獲得聯合國糧食計畫署自己成立的企業孵化器（incubator）的支持。近年來，以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名的競賽更是在聯合國經濟發展署的支持下，在世界各國百花齊放，例如在亞太地區，包括日本、東協、馬來西亞都有相關競賽。換言之，這種矽谷傳統的解決方案生產模式，也慢慢滲透進其他不以獲利為主要目標的場域中了！
伴隨著這種以創新和競賽為核心的國際發展浪潮，當然也有許多人文社會科學學者開始思考，到底什麼是人類社會共同的「問題」？創新是否真的能夠因應全球挑戰與達成永續發展？又為什麼人類社會越來越仰賴科技創新來解決社會問題？
概括不同領域學者的論點，我整理出四個層次的分析，這些討論可以讓我們開啟不同想像的可能。
首先在理解全球鉅變挑戰的「解方」時，第一個常見的侷限是只聚焦在各種以新興科技和新興商業手段為基礎的解決方案。但其實在過去一、二十年間，也有很多其他類型的解決方案吸引更多關注和支持。
例如，相對應於新興科技（emerging technology），「簡約創新」（frugal innovation）也逐漸獲得關注。「簡約創新」一方面來自商業界對於新興市場的興趣，但是另一方面也呼應了1970年代興起的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運動，提供了一個對立的參照點來突破新興科技為主的思考模式，對於全球南方的國家以及一些資源缺乏的社區而言，可能是更務實的手段（例如這篇經濟學人雜誌文章裡提到的許多例子）。更進一步，也與簡約創新有一些連結的是以「社區」為核心的各種創新方案，雖然有各種不同形式，有些以社區為主體，有些只是將社區當成諮詢對象，但是不論如何都讓廣義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成為生產解方的另一個重要行動者，拓展了原先主要以政府、學術界和企業為主的傳統模式。
回過頭來說，即使是對於政府和政策的期待也有了改變，從歐洲開始，在世界各地出現各種「政策創新實驗室」（policy innovation lab）類型的組織，雖然他們的運作邏輯各異，但是基本的倡議大概有三個面向。第一，使用比較有系統性的設計思維作為政策發展方法；第二，期待用更確切的經驗證據（包括蒐集更多使用數據）來引導政策制定的方向；第三，這些組織也希望讓更多政策相關利害關係人，都能夠及早參與政策制定過程。
上面簡單回顧的這幾種創新形式，其實分屬不同學術領域的研究範疇，這也凸顯出跨越單一領域的視野的重要性，才能夠在設想如何使用「創新」來解決全球問題時，有機會考慮不同類型的創新做為解決方案。
除了打開視野去關注不同類型的創新之外，另一個重要的討論是具體思考既有創新生產模式的潛在缺陷。如果先參考Guthman的統整，有三種基本缺陷。第一種缺陷是對於社會問題的化約式理解，因而期待特定創新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社會問題，這是以科技為核心的創新常出現的盲點；第二種缺陷是先預設要發展特定的創新，然後再根據這些創新可以達成的目標去重新定義什麼是社會問題，這樣的缺陷尤其容易出現在以矽谷模式發展出來的新創公司身上；最後，第三種缺陷是，目前的創新發展模式容易發展出「去政治化」、較為保守和傾向於保留既有結構和體制的創新，因而比較無法出現以挑戰和改變既有體制為目標的解決方案。
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和組織對於創新發展的現況有許多反省，也提出更好的程序來提供更完善的解決方案，在這裡無法細述，只能先列出可能的取徑，包含：社會設計、負責任的研究與創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解決問題的社會學（problem-solving sociology）和差異的永續路徑（diverse pathways to sustainability）等。
如果我們更進一步往下探索，一些學者和團體也已經指出，現在關於「解方」的討論過於執著在以「創新」作為手段，也提出了超越以「創新」為主軸的思考方向。其中最具有潛力的是大概是以「修理」（repair）和維護（maintenance）為主的倡議。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紛紛指出，當代社會有一個創新優先的偏見，反而忽略了修復和維護已經擁有的物品、各種基礎建設甚至是各種社會關係的重要性，但是這些修復和維護的工作可能比「創新的宣稱」（innovation speak)有實質影響力。
在全球引起風潮的「修理咖啡」（repair cafe)是這種倡議的重要實作之一。這些以社區為核心的維修活動（例如台灣的南方修理聯盟），不僅成為凝聚社區意識的重要媒介，透過相互串聯和資料蒐集和累積，這些散佈在全球的節點也形成另一個層次的「修理權」（Right to Repair)運動，試圖從政策倡議的層次來扭轉現有電器產品公司生產產品的方式，讓大眾有更多參與修理產品的可能性。換言之，這個以「修理」為核心的實作，不僅將重心從發展創新移往關照既有生活中已有的事物與關係，同時，也將解決方案的可能性從「創新」重新連結到以社會運動為基礎的集體合作模式。
最終，也有學者進一步提問，我們是否真的需要解方？最經典的討論之一大概是人類學者 Tania Li 在他2007年的作品The Will to Improve中的討論，奠基在印尼各種失敗的發展計畫的田野經驗下，他質疑各種試圖「改善」（improve)其他人的處境的計劃（project）是否有其意義？他質疑這種「改善他人處境的意圖」是否真的能帶來改變？
Guthman在2024年的書則提出另一個同樣關鍵的問題，他認為，「創新」已經成為當代公民運動的替代品，然而，當人們往往對於公民運動抱著悲觀或者遲疑態度時，卻對各種異想天開的創新懷抱著不成比例的樂觀期待。可以發現他的論點也呼應了修理權運動的發展。Guthman進一步倡議，希望用「回應」（response）來取代「解方」的思考。對他而言，「解方」預設的是一個可以立即且直接解決問題的創新，「回應」則是在一種認知到社會問題需要長期努力的預設下，策略性地思考當下應該做什麼來讓現況變得更好，同時可以繼續為了長期目標而努力。
Guthman使用「回應」來取代「解方」的提案，某個意義上也呼應了在同一所大學任教的另外兩位學者Donna Haraway和Anna Tsing的思考。在Haraway幾年前出版的書籍Staying with Trouble中，他也指出，我們需要培養一種「具有回應能力」（response ability）的責任感（responsibility）,來回應當代社會的問題；Tsing前幾年的書籍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也從另一個角度提問，我們如何在已經被各種力量破壞的當前世界上集體共存。整體而言，這些學者做的努力，都是試圖超越這個全球問題和解決方案的思考框架。
簡短指出這些不同層次的討論後，回過頭來，在實際的日常生活和大學校園場景中，我們可以如何具體回應這種「創新」主導的潮流呢？
在十一月中時，我就遇到這個問題。我應霍特獎（The Hult Prize）政大校內競賽的籌備團隊所邀請，要擔任某一場工作坊的講者，主題正是社會問題的界定和創新的解決方案。從這篇活動後的新聞稿可以發現，我嘗試從正面的角度引導學生思考：一個「有創意」的解決方案指的是什麼？在活動中我也特別鼓勵學生能夠對他們計畫要解決的社會問題，有更全面的理解，同時，針對他們要發展來解決問題的社會企業方案，更加有意識地指認出，「市場」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呼應這樣的立場，我在這學期開設的課程「創新與全球發展」中，則是提出了幾個具體的提問，來和學生一起練習，要如何理解和分析一個特定的創新案例。這些提問包含：這個創新是否只是一種化約式的解方、這個創新潛藏的歷史為何、這個創新背後的社會技術系統（socio-technical system）包含哪些元素以及這個創新是否會加深既有的社會不平等。
最終，這篇文章也期待有拋磚引玉的功能，讓我有機會和其他有相關教學、研究或實務經驗的先進更進一步交流，持續探索和學習相關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