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友蘭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副教授
觀光業作為全球經濟的重要支柱，不僅深受氣候變遷的影響，同時也是其主要貢獻者之一。根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UNWTO, 2008) 的報告，旅遊業單獨就占全球碳排放量的5%，並對近4.6%的全球暖化負有責任 (UNWTO, 2019)。這些數據顯示，觀光業的發展不僅助長了全球氣候變遷，還加劇了自然資源的消耗和環境壓力。因此，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挑戰，我們不禁要問：在推動旅遊業增長的同時，我們是否能夠有效保護自然景觀和文化地景？
地景保護是永續發展的核心議題之一，因為景觀既是自然環境的外在表現，也是人類活動的結果。地景是遊客與所訪之地的載體，是觀賞、體驗與文化的表象，影響遊客對於觀光地點的認知與理解 (Terkenli, 2004)。隨著旅遊業的蓬勃發展，各種設施和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這往往導致土地利用方式和頻率的顯著變化，進而改變了原有的自然與文化景觀，這種變化帶來的挑戰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如何通過合理的土地利用來維護和保護這些景觀，以確保永續觀光的發展。
隨著觀光業的蓬勃發展，土地使用的變化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現象。隨著觀光設施和旅遊服務的需求增加，土地使用往往經歷顯著變化 (Gössling, 2002)。例如，旅客住宿、基礎設施、遊憩設施和旅遊景點的建設逐漸改變了地景，並對自然環境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些變化還包括為滿足旅遊業對食品和飲料的需求，進口低價產品取代本地農產品、道路擴建、公用設施的開發、廢棄物管理和電力基礎設施的發展 (Gössling, 2002; Gössling & Peeters, 2015)。這種土地使用的變遷既反映了經濟發展的需求，也凸顯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如何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取得平衡，將是決定我們能否實現真正永續發展的關鍵。
這些土地使用變遷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不容忽視。例如，野生動物的自然棲息地可能因人類活動的侵擾而遭到破壞，水資源可能被過度開發，土壤質量也可能因不當利用而惡化。此外，這些土地使用變化還會增加溫室氣體排放，進一步加劇氣候變遷，並影響生物多樣性。因此，在滿足當前人類需求與維護生態系統功能之間找到平衡，對於實現真正的永續觀光發展實踐的基礎。
地景與土地利用的關聯
景觀是指我們可以從某個地點觀看局部地球表面 (Cosgrove, 1984; Jakson, 1997)。景觀結合了局部陸地的有形地勢(可以觀看的事物)和視野觀念(觀看的方式)。Tim Cresswell 在討論「地方」（Place）時，對「景觀」（Landscape）和「地方」之間的差異進行了深入探討。他指出，儘管這兩個概念常常被混淆，但它們在文化地景中有著不同的意涵。
地方是主觀性且經驗性的，它是人們生活、互動和賦予意義的空間，充滿情感、記憶和個人及集體身份認同的場所。地方是動態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變化而演變。並且是由人們的行為、互動和文化所建構的。人們如何通過在這個空間中的經驗來理解和構建其意義。相對而言，地景則具有客觀性和視覺性，通常被視為個可觀察的、視覺上的環境。它更像是一幅被觀看的畫作或是靜態的景觀，通過視覺感受美感和象徵性。景觀具有美的價值，通常被描述為美麗、壯觀或引人入勝的環境。但在這樣的描述中，地景往往被抽象化為一個視覺對象，難以被量化衡量。
Cresswell 強調「地方」是關於人與空間之間的社會關係和互動，而「地景」則更多的是一個被觀看和描述的視覺對象，這兩者在地理學的研究中具有不同的研究重點和理論意涵。景觀是個強烈的視覺觀念。在大部分地景定義之中，觀者位居地景之外。在討論永續觀光、地景與土地利用之間的關係時，理解這三者的互動是關鍵(Cresswell, 2004)。地景不僅是自然的存在，它同時也是土地利用的結果，承載著人類賦予的價值和意義。土地的利用隨不同時間點而有不同的結果，也可以說，地景是歷史、文化和生態的綜合體，對於人們具有視覺吸引力。地景代表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在特定時空下的交織結果，反映了我們如何感知和詮釋周圍的世界。而土地利用則涉觀光發展中各種利益參與者在地理空間中配置和利用資源，這包含了農業(食物)、工業和基礎建設，以及與觀光發展等經濟活動。
作為地方的表徵，景觀成為旅遊與潛在或已被消費的旅行地之間的第一個且最持久的接觸媒介；通過照片留存的地景印象，或是書寫成文，地景成為旅行者永恆的回憶。旅遊景觀、永續性及其特定功能的轉變，是當今社會文化差異日益創生和發展談判的最重要文化戰場之一(Terkenli, 2004)。然而，隨著旅遊業的發展，我們面臨著如何在保護這些地景的同時，合理利用土地以達到經濟效益的挑戰。這一挑戰在不同地區的表現各異，但無論在何處，景觀的保護與土地利用的決策始終是相互影響、不可分割。
花蓮的地景與地方感
從Time Cresswell的概念來看，花蓮的地景給予的地方感不僅僅是物理空間的呈現，更是由社會與文化建構的結果。Cresswell強調，地方是人們賦予意義的動態場域，其內涵隨著歷史和社會的變遷而不斷重構。花蓮的景觀和地方性質正式在這樣的脈絡下形成。
花蓮的地方感深深根植於其獨特的自然與文化環境中。過去，花蓮曾被視為遙遠且蠻荒的邊陲之地，根據記載1890 年馬偕醫生抵達花蓮海岸時，在荒野中僅見到兩排茅草屋，這樣的場景展現了當時花蓮發展的初期狀況。花蓮座落於直立拔升的中央山脈東側，這座高度達4000 公尺的山脈成為東西部之間的天然屏障。由於受清朝封的山禁令解禁限制，花蓮的開發時間比西半部晚了約100 年。這種 開發上的時間差，使得花蓮的地景與人的地方感始終與偏遠和落後相聯。「偏遠」的感受來自於交通不便。人們覺得是「山無途徑， 海乏港汊，外山隔絕不通，華人足跡所不到」（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 1994）。即使蘇花公路開通使花蓮比以往更易到達。但是前往花蓮仍讓人覺得是漫長艱辛的舟車勞頓之旅。
這種狀況反映在方梓的敘述中，她紀錄了母親與外祖母對她可以搭乘鐵路前往花蓮的感嘆，展示了花蓮從不可及的遠方逐漸成為現代化交通網絡中的變遷：
… 我搭了三年的金馬號， 北迴鐵路通車。母親說， 我們很幸運， 蘇花公路尚未通行前， 只能坐船到蘇澳，再換火車上台北，船多半是漁船，沒有什麼特定班次，全看當天的天氣和風浪（方梓，2 0 0 0） 。
花蓮偏遠的地景印象也反映在文學作品中。此外，作家吳鳴描述父親與母親搬遷來花蓮，祖母對於母親遠行的擔憂，生動地描繪了當時社會對花蓮地景存有的印象，表達花蓮在其他人眼中作為陌生偏遠而又荒涼的地方：
…父親待著他心愛的妻子離鄉背井，來到這荒涼的後山。…一路山高水長地到花蓮來。豆仔埔媽祖廟的後面，外婆哭得淚人而似的。不知伊的阿桃妹到那生番茹毛飲血的後山還能回來否？…[父親]帶著…硬頸精神，要到東部拓荒去 (1992, 211)。
年輕時的雷驤在一次離開家，騎自行車獨遊花蓮的經驗中也提到，離家前家人沿著巷子列隊送別，並逐一與他拍照留念，好像他要去什麼遠的不得了的地方，再也不會歸來。
1947年的大地震、再加上蘇花公路落石的消息更加深了這種地景印象。林果在他〈東台灣農村行腳〉一文中為此下了一個註解：「颱風，地震和交通不便，交織成東部的落後與貧窮。」在這些人的眼中，花蓮除了是一個具有農村風味的偏遠城鎮，貧窮落後是它的別名。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花蓮的地景與地方感也逐漸發生了變化。隨著交通設施的改善，花蓮逐漸成為受人青睞的旅遊目的地。
邊陲遙遠的異地地景印象，與人煙稠密、交通網絡密集的西部相比，旅行者對花蓮的地方感是「台灣東部一如當年美國西部的廣闊樸野。」(pp. 9)。邊陲遙遠，有讓花蓮不受外界的干擾，橋本白水在〈最近の東台灣を一巡てし〉一文中極力讚嘆花蓮的種種好處與風景的優雅：
花蓮港的好處，在於它內地風的氣氛，又有風光明媚充滿樂園氣氛的太魯閣大山，木瓜山，七腳川山，高聳入天際，臭氧層充裕，空氣新鮮，為全台首屈一指的健康之地(1952, 38-39)。
花蓮的健康、自然風光、新鮮的空氣與類似家園的氣氛，給予橋本異鄉田園的地景印象，旅遊者深受花蓮澹蕩恬靜、淳厚、和樸實的民風吸引。
1960年代的台灣，觀光發展剛剛起步，交通部初成立「觀光事業專案小組」，專責觀光事業之推廣。觀光發展策略中的「請訪中華民國觀光遠東年」運動為主，主要集中於台灣西部的風景區和台北市為觀光發展重點。然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花蓮的自然風景仍然原始的純淨與自然的樸質，少有人工的雕琢。因此，當林宣生在旅經花蓮時，被這片土地的樸質鄉野與寧靜優雅深深吸引，他在《洄瀾、日月潭及其他》中寫道：
從蘇花公路進入花蓮市的「美崙崗」，第一眼的印象是「靜」和「媚」。背倚嵐山，面臨太平洋，花蓮，藉著山水的襯托，有其他都市所欠缺的清幽和嫻雅。海潮澎湃，雲煙綿亙數十里，天氣乍晴乍陰，景物似隱似現，這就是花蓮吸引人的地方 (《聯合報》, 1969).
顯然，花蓮吸引旅遊者之處依然是其未被過度開發的自然環境與純樸的民風。即便時至今日，橫貫公路和太魯閣壯觀的景觀依然震撼讓到訪的遊客，成為必遊的景點。美國遊客Sidney M. Rosen曾將這段橫貫公路之旅與他穿越哥倫比亞卡塔吉納和波哥大之間的安達斯山脈，及菲律賓二千年歷史的伊富高（Ifugao)梯田的旅程相比，認為這是他一生中經歷最壯觀的汽車旅行，其他的旅程與之相比只能算是走過小徑（註一）。日本時報更將這一條路評為「地球上最壯麗的天然景色之一」（註二） 。
正因如此，《天下雜誌》讚譽花蓮為「台灣最後一片淨土」，在全台灣各地因工業化面目全非之際，這片土地仍保有其原始的自然之美。這裡的純淨空氣、壯麗山水以及未被破壞的自然景觀，使花蓮成為台灣最寶貴的資產(1990)。然而，這些美麗的自然景觀在現代化的浪潮中，面臨著新的挑戰。隨著時間的推移，花蓮開始經歷快速的發展，這也使得原本樸質的地景逐漸被改造。隨著現代化的進程，花蓮的發展加快，港灣開擴、道路平直、街市縱橫，拓建的四線大道每天都有砂石車往來穿梭，者始得原本樸質的地方感逐漸轉變。
「落後」的意象依然深植於社會的集體記憶中，不僅在文人的書寫中屢見不鮮，也出現在政府出版品的說明中。1974 年公佈的區域計劃書中指出「…本區域經濟頗為落後， 迄今仍未脫離以農業為主之經濟形態…， 平均每人所得頗低，…僅即台灣地區平均值之67.2%。平均個人消費支出水準低落，…。但是本區域之水力森林礦產油氣觀光資源頗為豐富…能積極開發， 將可促進本區域之發展(p. 67-68)。」這種描述再次將花蓮定位在資源豐富但經濟落後的地方感。雖然開發可以帶來短期經濟利益，但長期來看，過度開發會破壞花蓮的自然景觀，這不僅削弱了其吸引力，更損害了花蓮在台灣作為「最後淨土」的狀態。
正如歷史所示，花蓮的開發歷程充滿了掠奪式開發的悲劇。從過去的森林砍伐到礦場開採，這些短視的經濟活動對花蓮的自然環境造成了不可逆轉的損害。如今，花蓮面臨著如何避免重蹈覆轍的挑戰。隨著資本因新興的機會流入花蓮，地方的物理環境開始面臨新的壓力與挑戰。正如David Harvey所指出：，「圍繞著新的運輸與通訊系統和物質基礎設施、新的生產與消費中心及風格、新的勞動力聚集，以及修改過的社會基礎建設….創造新地方之際，老地方….必須貶值、毀壞、重新開發」(1996:296)。既然地方是「集體記憶的所在」，居住於此的居民，想方設法建構與創造滿足在地居民與觀光客的場域。集體記憶透過地景的生產而具象化，但是這種地方記憶的生產，有記憶間的取捨與競爭，新的記憶的創生，意味著舊記憶的消失，而這種消失的痕跡最終展現在地景與土地使用狀態的改變。
地景的建構與土地使用狀態的選擇
在觀光業的發展中，地景是重要的商品，既是吸引遊客的重要資源，也是地方文化與自然環境的象徵。然而，地景並非如工業產品般可在生產線上依特定步驟製造，而是人們日常生活與社會實踐的產物。地景中的感知到的地方性（Sense of Place）由人類對自然和建築環境的反應所孕育，隨著時間推移，透過記憶、故事和經驗融入集體意識，成為社區獨特的記憶(Binder, 2008)。這種無形且深刻的感知對於地方感的永續影響甚巨，應成為土地使用和景觀保護的核心考量。
Raymond Williams在《邊境之國》（Border Country）中，透過馬修·普萊斯(Matthew Price)的視角，揭示了地方特質的轉變以及社區運作的動態變遷(1960)。Williams 描繪了工業化如何重塑社區內部的關係與結構，並指出，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和移民潮的到來，使得傳統社區逐漸解體，地方感也因此動搖。
馬修的觀察反映了Williams 對社區運作的理解：在馬修的童年記憶中，故鄉的社區運作以人際關係為核心，村莊中的人們彼此熟識，生活緊密交織，並依賴著集體協作來維持日常運作。這種傳統社區的運作模式建立在共同的文化價值觀、習俗和集體經驗之上，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地方認同感與歸屬感。但這種地方的感覺也是在集體的選擇之下而改變，他想：
人們接受了作為地景的山谷，但是它的運作卻遭人遺忘。訪客見到了美景，居民見到的是他工作與交友的地方。他閉上雙眼，在遙遠的地方曾經見過這個山谷，但卻是以訪客的眼光，以旅行指南的眼光來看(Williams, 1960:75)
Williams 描述的這種社區運作，是以共享的記憶與集體的歷史為基礎，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與支持。馬修注意到，社區中出現了更多的陌生人，過去那種緊密的社會聯繫已經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具個人主義和分散化的社會結構。
這種社區動代在花蓮的觀光發展過程中同樣明顯。花蓮市在日據時代曾擁有大量的日本式建築物，這些建築物賦予了城市獨特的歷史與文化風貌，成為當地地景的一部分。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現代化的推動，這些建築因政治因素或是因老舊之名，為水泥、鋼筋與磚牆建築替代，缺乏整體規劃的城市景觀往鄉村擴散。如今，除了無法被建築物遮蓋的中央山脈，花蓮市的地方特徵變得模糊，緩與慢的地方感也逐漸消失中。正如Williams 所指出的，當社區的運作模式被外部力量改變時，地方的特質也會隨之轉變，影響其未來的發展方向。
馬修的觀察揭示了Williams 對社區運作的複雜理解：社區不是一個靜止不變的實體，而是一個隨著歷史和社會變遷而動態變化的過程。社區的運作反映了更廣泛的社會結構和經濟力量的變動，也體現了個人如何在這些變動中尋找新的認同和歸屬。Williams 在《邊境之國》中強調，當社區的運作模式被改變時，個人和集體的身份認同也會隨之發生轉變，這進一步影響了地方特質與地景的未來的發展方向。
地方錯置與永續觀光發展的挑戰
地方錯置，是指在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中，地方文化和自然特色被外來價值觀和標準所取代的現象。這種錯置不僅導致原有的地方特色逐漸消失，也削弱了地方的文化身份和社會連結，使地方的獨特性被侵蝕。感知到的地方性往往在這樣的過程中受到侵蝕，而這種感知正是地方獨特性和社區記憶的核心(Rinder, 2008)。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錯置現象尤為明顯，許多地區為了迎合國際市場的需求，忽視了該地的自然地景與文化景觀的保護和傳承，進行了毫無系統，缺乏協調的地景重塑(或是說城鄉新風貌再造)。
地景保護不僅僅是維護美麗的景觀，更重要的是維護地區的文化和生態完整性。地景具備多個維度和尺度，從微地景（如單一建築或雕塑）到大地景（如整個生態系統）不等。這些尺度包括：空間、時間、高度，以及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的交互作用。這四個維度不僅決定了地景的外觀，也影響了其文化意義和生態功能。在進行土地利用改變時，觀光發展常常過度關注微尺度的改造，而忽視了大地景的整體性，這種忽視可能破壞片段（patch）或馬賽克狀（mosaic）微地景之間的連結，失去了原有的整體性和連續性，導致地景變得支離破碎和生態功能的削弱，進而削弱了地景的生態功能和文化價值。
地方錯置導致的地用改變通常集中於局部地區的開發或重建，但這樣的改變忽視了地景的整體性和多維度特性。例如，在某個景區內興建座符合現代審美的建築或是雕塑，可能在視覺上增加了地區的吸引力，但卻破壞了原有的景觀連結，例如：星巴克的貨櫃屋或是時來運轉水球，使地方景觀變得單調而失去深度。這樣的微地景變化雖然看似無關緊要，但實際上，它會削弱地方的文化特色和自然景觀，進一步加劇地方特色的消失。
地方錯置不僅是文化和自然特色的喪失，更是一種忽視地景整體性和多維度特性的過程。切分花東縱谷的高架鐵路線，從火車往外看到雄偉的中央山脈，確乎略從高架化鐵路對於中央山脈山景的切割與阻擋。更不用說台11線沿線的水泥消波塊，人工化的海岸堤防以保護人民財產為前提的建設，是否必要或是對於前在旅遊景點的破壞危害花蓮以山水為號招的獨特性，也損害了地景的生態與文化價值。畢竟散佈於花東沿海的原住民族群，其生活習性跟海洋地景友緊密的關聯。正如我們在地景的各個維度中所看到的，空間、時間和高度的變化互相交織，形成了地方的獨特地景，而當這些關鍵連結被忽視時，地方就失去了它的靈魂和吸引力。
段義孚(Yi-Fu Tuan) 將「空間」與「地方」的概念連結起來，指出隨著我們對空間的認識與賦予其價值，原本混沌不分的空間會轉變為具有特定意義的地方。
隨著我們越來越認識空間，並賦予它價值，一開始混沌不分的空間就變成了地方…。「空間」與「地方」的觀念在定義時需要彼此。我們可以由地方的安全和穩定得知空間的開放、自由和威脅，反之亦然。此外，如果我們將空間視為允許移動，那麼地方就是暫停；移動中的每個暫停，使得區位有可能轉變成地方(Tuan, 1977:6)。
段義孚（Yi-Fu Tuan）將空間與移動、地方與暫停相連結，指出隨著我們賦予空間價值，空間便轉變為地方。這意味著地方是動態的、充滿變化的，與人們的互動密切相關。然而，在現代社會中，地方的意涵往往被錯置，特別是在全球化與經濟利益驅動下，地方的文化與自然特色被外來的價值觀所取代。當我們翻開花蓮地圖時，可以看到一些新興地區以仿效國外地名或概念創建了諸如海洋公園、新光兆豐、理想大地、貨櫃屋星巴克、花蓮米老鼠和時來運轉等景點。這些看似多元化的景點，實際上削弱了地方的文化認同，使花蓮逐漸喪失其獨特性，成為全球化進程中一個可隨意交換的空間。這種「地方錯置」不僅破壞了地方原有的社會和文化結構，也使地方的意義變得更加單一和同質化。
Tim Cresswell 指出地方緊繫於人群、意義和事物的全球流通方式—致使某些地方正操受加速的侵蝕。大眾傳播、增強的移動力，以及消費文化的興起，導致景觀的同質化。這種同質話使得地方逐漸失去其獨特的文化意涵，變得與其他地方無異。無論是巡遊全球的黃色小鴨黃色在各地展覽，還是歐洲皇室花園的對稱設計出現在花蓮，這些現象都表明，越來越多的事物和景觀可以出現在任何地方，而看起來、感覺上、聽起來都差不多。米老鼠可以在迪士尼，也能稍作修改座落於花蓮。
當貨櫃屋的堆疊都能成為花蓮一景，也就不奇怪新光兆豐休閒同場有著看起來像是太陽王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廷花園的對稱設計的簡單版的出現，也就豪不意外。來自各國的特色組建花蓮的新貌，也同時轉變花蓮作為地方的樣貌。這種同質化削弱了地方的獨特性，並進一步促進了地方的錯置。
在媒體列舉各種景點與服務，或是將旅遊路線置入我們下個旅程的選單中，網紅與社群媒體透過打卡與拍照分享，挖掘出一條條私人路線，鼓動我們深度探訪那些尚未被商業化的地方。而政客與官員們則推廣觀光活動，積極爭取高鐵與高速公路的建設，努力創造出新的景點。然而，這些推廣措施卻擋不住年輕族群持續離開鄉村，也阻止不了城市居民來此尋找假日居所，以調適都市中過度快速的生活節奏。慢活、養生、無毒的環境成為他們逃離現實的追求目標。
在這些過程中，交通建設扮演著雙向交流的載體角色，它不僅讓外來的遊客能夠便捷地進入鄉村或自然景區，同時也成為地方人口流失的途徑。道路的開通促進了人流與資本的交流，縮短了都市與鄉村的距離。然而，這種便利性往往帶來雙重後果：一方面，它吸引了外來的投資和遊客，帶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它也加速了當地年輕人口的流失，甚至引發了對土地與資源過度開發的風險。道路既是通向繁榮的門戶，也是離開家園的出口，反映了現代社會中地方感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緊張關係。
在這樣的背景下，米歇爾（Joni Mitchell）的歌曲《Big Yellow Taxi》無疑是一則警世寓言。據Robert Hilburn的訪問，米歇爾提到這首歌的靈感來自她第一次去夏威夷的經歷。當她從旅館醒來，透過窗戶望向遠方的美麗青山時，那一刻的景色讓她心曠神怡。然而，當她視線下移時，映入眼簾的卻是一大片停車場，佔滿了整個視野。這樣的人造建築物摧毀了原本的自然美景，讓她深感心碎。這首歌因此成為她對環境關懷的表達：「他們剷平了樂園，建造了一座停車場，還有一家粉紅色的酒店、一間精品店，以及一個熱鬧的娛樂場所。他們把所有的樹都移走，放進了樹木博物館，然後向人們收取一塊半的門票費讓人們來參觀。」他強烈地表達了人類因經濟利益的影下做出對於土地使用的選擇，這樣的選擇可能對自然地景造成破壞，可這個地景卻是終極吸引人們來此一遊的動力。米歇爾透過簡單而具象的歌詞，揭示了當代社會在追求物質繁榮和商業開發時，往往忽視了對自然與環境的保護，最終導致無可挽回的損失。這正如她所唱的：「直到失去，我們才知道曾經擁有什麼。」
這種因錯誤的優先順序而導致核心價值被忽視的情況，其實在地景保育與土地復育時也屢見不鮮。多年前，我看到一則故事，講的是一個社區決定聘請一位保全來維護安全。然而，聘用保全後，發現還需要一位會計來管理薪資和財務。有了會計之後，又覺得需要一位主管來監督這一切。然而，當社區檢查管理費收入時，卻發現只能支付兩個人的工資。最終，他們做出了裁員的決定——結果卻是裁掉了保全。這個故事諷刺地揭示了，原本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因為錯誤的優先順序而被忽視，真正需要的核心功能反而被犧牲了。
類似的情況經常出現在許多自然景區的觀光發展中。當地政府為了吸引更多遊客，大力推動觀光業，修建道路、建造酒店，並舉辦各式各樣的慶典與活動來提升觀光熱度。隨著觀光客的不斷增加，政府決定進一步增建停車場、加開交通運具，並擴大活動規模。然而，這些擴張的基礎設施和活動導致廢水處理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原有的自然環境受到嚴重擠壓。為了應對這些需求，政府開始改變土地用途，將農地、公園用地轉為建築用地，甚至將河川行水區改建為堤防壩體。最終，當觀光收入無法支撐如此龐大的開支時，政府面臨財政壓力，不得不提出「合理」的經營管理策略。結果，解決策略是——將具有自然景觀的用地轉變為停車場，將原本吸引遊客的美麗風景變成商業開發區。
這個隱喻與笑話類似，諷刺的是，最初吸引遊客的核心價值——自然景觀，反而成了被犧牲的對象。就像那個故事中，為了解決社區的安全問題而聘請的保全，卻在財務壓力下被裁掉一樣，觀光發展中，原本應該保護的自然景觀卻在追求短期經濟利益和繁瑣管理結構的過程中被犧牲掉。結果，不但問題沒有解決，反而失去了最重要的地方感和吸引力。
這種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和諷刺，恰如那個保全被裁掉的故事所揭示的：為了解決一個問題，我們往往捨本逐末，結果卻是犧牲了最核心的價值，讓原本應該保護的自然和文化資源被迫讓位於短期經濟利益。
地景變遷的示警與啟示
地方不論外觀如何，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Harvey, 1996)。地方不是一個固定的實體，而是個隨著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變動而持續重構的過程。地方居民因為觀光發展所生產的空間，在經濟利益的引導下進行土地的開發，心中的願景是將景色怡人的鄉野成為另個具有高土地價值的都市區域，埋怨基礎設施的不足，請願土地的重劃與地方大型建設引入來形塑和重組空間。Harvey警示這個過程中資本不斷破壞傳統的地方結構，並通過新的資本流動和經濟關係重新塑造地方。
在探討地景的建構與土地使用狀態的選擇時，讓我們借鑒阿拉斯加偏遠採礦小鎮Kennecott的故事，從中提取啟示，深入探討地景的形成、土地利用的變遷，以及這些過程對社會和環境的深遠影響。Kennecott的興衰表明，土地利用決策不僅應考慮經濟利益，還應深入了解並保護社區的感知到的地方性。這種保護有助於在開發過程中維持社區的文化和歷史價值，避免重蹈過度開發導致社區瓦解的覆轍 (Rinder, 2008; Cresswell, 2012)
Kennecott的興起和衰退，生動展現了依賴自然資源的城鎮所面臨的脆弱性。這個小鎮在銅礦繁榮時期蓬勃發展，但隨著資源的枯竭最終被遺棄。這過程揭示了短期經濟利益導向的土地使用決策所帶來的風險，往往忽視了長期的永續性需求。如果我們在地景建構的過程中，過度依賴消耗性使用自然資源，追求快速的經濟增長，最終將導致資源枯竭和社區的瓦解。因此，在進行土地開發時，必須考慮資源永續使用，並謹慎對待可能產生的長遠後果。
此外，Kennecott的快速發展與隨後的遺棄對當地社區造成了深遠的影響。Kennecott的歷史提醒我們，將短期經濟利益置於長期永續性之上所帶來的危險與後果。正如Kennecott的無節制資源開採導致其衰落，花蓮在推動觀光發展時也必須避免重蹈覆轍，平衡旅遊發展與獨特地景和文化遺產的保護。隨著採礦業的興起，當地人口迅速增長，社區也隨之繁榮。然而，當資源耗盡，小鎮被遺棄，居民流離失所，社區結構解體。這與許多旅遊景區的發展經歷類似：如果旅遊開發不考慮當地居民的需求與利益，可能導致人口遷移、文化身份的喪失，甚至引發社會不穩定。因此，在地景的建構與土地利用過程中，我們應該重視社區的參與，確保發展能夠為當地居民帶來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正面效益，避免重蹈Kennecott的覆轍。
Kennecott的歷史還警示，環境保護必須成為土地利用中的優先考量。採礦活動對當地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這一過程中，環境保護並未受到足夠重視，導致當地生態系統受到嚴重影響，污染問題也隨之而來。這種不當的土地利用方式，不僅損害了自然環境，也對當地居民的健康和生活質量造成了長期負面影響。Kennecott的故事告訴我們，地景建構和土地利用的過程中，必須將環境保護放在首位，避免過度開發所帶來的生態退化。
然而，Kennecott的命運並非完全悲劇。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曾經被遺棄的小鎮如今被保存為Wrangell-St. Elias國家公園內的歷史遺址。這種從資源開採到文化保護的轉變，展示了歷史地景的再生潛力。Kennecott的轉型過程說明了通過合理的土地利用規劃和文化保護措施，歷史和文化景觀可以得以保存，並為後人提供教育、遺產旅遊及文化延續的機會。
基礎設施的建設是Kennecott成功與衰敗的關鍵之一。早期銅河與西北鐵路的建設，促成了這個小鎮的迅速發展。然而，當資源枯竭後，這些基礎設施反而成為小鎮衰落的推動力。這種情況提醒我們，基礎設施的發展必須考慮長期的永續目標，而非僅僅追求短期經濟利益。在地景建構中，我們需要考量基礎設施如何與自然環境相融合，並支持社區的韌性與長期發展。
Kennecott的故事還提供了關於韌性和適應的重要教訓。隨著經濟和環境條件的變遷，社區必須具備適應變化的能力。這在地景的建構與土地利用中尤為重要。多樣化的經濟活動和文化交流能夠幫助社區應對不確定性，實現長期的永續發展。
結尾一：許個守護地景的未來
當我們站在花蓮的土地上，遠望太魯閣那曾經雄偉壯麗的山脈時，心中不禁浮現一個問題：當這些地景逐漸消失，我們還能留下什麼？東大門夜市、鯉魚潭的番鴨，或那些經過商業包裝的B級景點，是否能真正承載花蓮獨特的地方感與歷史記憶？地景不僅僅是吸引遊客的資源，更是地方文化和身份的象徵。隨著這些地景在分割與裂解中逐漸碎裂為零散的片段，花蓮的文化價值與意義也在逐漸消逝。
我們必須面對一個現實：至今我國仍缺乏完善的景觀法。在歐美、日韓等先進國家，景觀保護早已被立法保障。日本的景觀法甚至早於環境法設立，而歐盟更是為全歐洲制定了景觀公約，確保各國共同保護文化和自然景觀。然而，我國在這方面卻仍然缺席，這種立法的遲滯使得我們在景觀保護上落後於人。為了不讓這片土地上的地景成為歷史的殘影，台灣必須加速景觀立法，確保我們的文化與自然資源能夠長久保留，為後代創造一個更加可持續的未來。
永續觀光強調，在發展旅遊經濟的同時，我們必須保持對自然環境和文化資源的保護。地景作為這一過程中的核心概念，既是視覺上的吸引，也是人類活動的結果，深刻影響並反映了地區的歷史、身份和文化意義。地景不僅涵蓋微地景的視覺細節，更涉及大地景的整體性。微地景與大地景之間需要緊密配合，才能維持地區的整體性和連續性，保護花蓮的生態功能與文化價值。
為了確保花蓮的永續發展，相關部門應制定更加嚴格的土地使用規範，保護自然景觀和文化地標，並推動環境友善的旅遊模式。透過促進社區參與，讓當地居民在景觀保護和觀光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才能實現經濟利益與環境保護的平衡。
呼應《天下雜誌》1990年對花蓮的讚譽，我們不禁問自己：如果現在不採取行動，花蓮還能剩下多少值得回憶的景觀與地方感？這不僅是一個問題，更是一個對未來的承諾。我們必須守護這片土地，讓它的美麗與價值得以延續，成為後代的寶藏。
結尾二：地景與經濟的兩難：花蓮的抉擇
當我們站在花蓮的土地上，遠望太魯閣那曾經雄偉壯麗的山脈時，不禁思索：當這些地景逐漸消失後，我們能留下什麼？是東大門夜市的燈火、鯉魚潭的番鴨，還是那些經過商業包裝的B級景點？或許，這些新創的奇景終將成為花蓮新的標誌，因為原有的自然與文化景觀已不再重要，只要經濟增長就能填補一切空虛。畢竟，景觀保護、文化遺產維護這類瑣事，遠不如開發新的停車場、引進新的觀光景點來得「實際」且「富有經濟效益」。
或許，我們永遠無法制定出一部景觀法來保護這片土地。歐美、日韓國家早已立法保護景觀，而我們則繼續缺席，這似乎也無妨，畢竟，當花蓮的自然與文化景觀被徹底商業化後，或許我們才會明白真正失去的究竟是什麼。到那時，我們大可以感嘆那些已經消失的地景與文化記憶，並承認經濟利益最終還是勝過了保護地景的浪漫主義。
誰知道呢？或許商業化的B級景點正是我們所追求的未來，至於自然景觀、文化遺產？那不過是懷舊思維的干擾罷了。畢竟，在當前的發展模式中，經濟至上才是我們真正關心的。
註釋：
註一：Sidney M. Rosen作，本報特譯，〈一位美國旅行家寫的，中華民國印象記第二篇一般觀感〉【1967-10-15/聯合報/03版/】
註二：【1961-04-11/聯合報/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