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森老師之於我

郭澤寬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

  今年開年不久,學期也將屆,我開車載老婆從學校往台北,順道看在台北工作的小朋友後,想就往南部回家準備渡寒假。然就在台北時,接到師母來信,得知老師已經於去年12月初安詳離世,在那一刻,諸多開車著載著老師、和老師數不清次數一起吃的飯、和老師弄電腦、和老師談話等等的場景就一直腦中繞個不停,一直到現在。

圖一:筆者與馬森老師合照(筆者提供)

  我認識老師,是在87年我考上南華大學美學藝術管理研究所當研究生時。雖然,我現時已經博士畢業並在學校服務17年餘,但說實話,我求學過程,尤其是考碩士的那個階段,並不順利,甚至還有些波折,一直等到遇到馬老師後。

  當年我一直以為我會以一個音樂老師、單簧管演奏者,渡過我整個職場生涯。的確,我那時對單簧管演奏充滿熱情,尤其從示範樂隊退伍後,演奏技術真不錯,回高雄在高師大附小服務後,還在課餘參與高雄市立交響樂團(那時還是個半職業的樂團);自己還和樂團的同事組了個木管室內樂團,四處演出,那時年輕不到30歲,體力真好居然可以兼顧這些事情。那時更有個希望,期待高市交能快點職業化,我也能夠考上去當一個職業樂團的樂手,那是當年我認為最好的工作,既是自己的興趣也是專長又能當工作,這該有多好。但現實總不會是那麼美好,即使到現在,高雄市交雖已職業化,然其身份卻不是如省交(現今國台交)、北市交等以教育人員任用,而僅是約聘雇,且一年一約,薪資和工作條件,與我在小學服務時的差距越來越大──,在學校服務反而更好!我也在這種現實中逐漸認清自己。音樂表演工作且是江山代有新人出,能保持技術不墜就得耗掉大量精力,更何況每年倍出的挑戰者,現在想想還真是後怕──,真想如果真去當一個職業樂團的樂手,會不會在這種高度壓力下,耗掉自己的熱情,甚至早已在這種競爭下淘汰?

  的確,就連那時開始考研究所,我也還是希望在音樂藝術上發展。無奈民國80年代的台灣,研究所還沒有單簧管演奏的專業可報考,沒有出國打算的我又想兼顧工作,只能以南部某大學新設的藝術類科研究所為報考對象,這個研究所報考人數驚人,動則2、3百個人卻只錄取15人。考了兩年,均止於筆試,畢竟藝術這一龐大的領域,加上考試沒有範圍,要考多好,多少要點運氣,這是真的。

  86年是我考這個研究所的第三次,同時北部某個私大音樂所開出全台第一個單簧管演奏的名額。我真佩服當時的我,居然同時報考兩個考試科目完全不同,且還包括演奏術科的研究所考試。那年我考得真好,考完後總覺得有望了。然北部私大那,學科考試真得也不錯,尤其音樂史、樂曲分析分數相當高,術科78分也不算差,總分也超過錄取分數許多,但成績單上術科卻設有低標80分(簡章上並沒有註明有低標),名額只有一位,我當然落榜了。

  然最讓人洩氣的是那個南部某藝術類科系所,在300人中,我進了前30名的複試名單,筆試所有的科目都相當高分,甚至英文我都考了95分,以至到現在我都懷疑是否老師改錯了。然就在這樣的樂觀氣氛中,到了口試那天,心情跌落谷底。那次是純口試,沒有資料審查,也不須提供研究計畫備審,三位老師中一位老師主詢,幾分鐘的時間,完全不針對我的專業,只問了我工作狀況等等,甚至我帶了演出錄影去給他們看,在口試結束前還特別問老師們:「要看我的演出錄影嗎?」那位老師竟回:「不用看了,你已經很優秀了。」我立時倒吸一口涼氣,那種輕忽的語氣至今我依然不會忘。放榜時,出乎早先預料──卻已有預感,我落榜了,口試滿分100竟然只有25分,如果有30分就上了,這是怎麼回事?

  這事已經過了25年以上,偶爾還會想起,也讓我工作時不斷警愓自己,我如今在學校或在外所有面對學生的口試,我絕對不能像那位老師一般對待考生。

  那年考後有一段時間心情很不舒服,也不知是什麼原因一直咳嗽,吃了各種中西藥也沒有用,我也不太想再去考什麼試了,直到87年開春後的某個星期三,在辦公室沒課時翻閱報紙,赫然看到新設不久的南華管理學院新設「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且學校新設這四年學雜費全免的公告,然報名截止日是當天下午。我當機立斷請假搭飛機北上申請大學成績單,當天隨即完成報名,這也是那年唯一報名的碩班考試。這次依然競爭者眾接近200人(按現在時空,實很難想像),且僅錄取10名,筆試過關後也有口試,但我口試分數正常,我也就考上了。成為美藝所第一屆、校內第二屆研究生。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著實應證在我身上,我雖然對那個25分耿耿於懷,然這也是這個25分,讓我能在南華遇到馬老師,跟著他學習,並且完全改變了日後發展方向。

  當時南華大學新設不久,有著一個因學校稍偏僻,晚上臨溪畔的學生宿舍學生抱怨蛙鳴太吵讓人睡不著,會在反應意見批上「好吃嗎?」的龔校長,他是以書院的理想來辦學,對老師相當禮遇,且禮聘許多名滿學界的學者來校,馬老師就是在成大退休後,隨即被龔校長延聘而來。

圖2:馬老師於97學年度年任本校駐校作家,圖書館張璉主任與同仁特為老師舉辦「閱讀馬森」著作展覽及座談活動,此為座談活動後合照。(筆者提供)

  南華大學兩年的學習對我影響很大,現今雖然有時會看到母校招生等等問題,甚至有段時間還被列入「死亡排名」筆記,然不會改變我對學校的認同。因學校初設,研究生也還不多,龔校長也刻意導引各所師資、課程融合,所與所之間沒有什麼界限,使得來自各領域──文學、哲學、藝術、電影、音樂、戲曲等課程群聚在這個所中,開啟了我的學術視野,我在能到校的時間,盡可能修了諸多老師的課。其中馬老師開的戲劇課程,著實開了我的眼界。

  在還沒認識馬森老師之前,就只讀過他的一些書,主要是戲劇和小說,不過,他的獨幕劇並不好讀,那種形式的劇本,對於年輕時的我還有些隔閡,我了解老師的學術,主要是先從他的課堂講課開始。與老師接觸後,就發現馬老師雖然名滿學界、文學界,但卻是一個很有親和力的人,並沒有一種讓人難以親近的「大師」樣,他的學術涵養是內在的,尤其是他上課時。我記得當時他來上課,我們會幫他準備水,或許喝一口水後,就開始講課,一講就是兩個小時其間並不會休息,每次上課就是一場精采演講,思緒嚴謹條理分明,不會岔題。我在大學時期就是筆記王,當然每堂課也都做了筆記,當年筆記電腦開始普及,我也買了一台,在上完老師課的隔天,就會把筆記打成文字檔。然卻發現,上課兩個小時的筆記,竟也讓我花了近兩個小時整理,幾次以後,我也就直接拿筆記電腦在課堂上做筆記。馬老師一學年的課,我竟然做了近10萬字的筆記,簡直可以當成書,只不過後來硬碟掛掉,加上沒有備份,這些筆記就這樣不見了,這是可惜了,但老師上課內容與他的風采,到今天依然印象清晰。

圖3:2012年,馬老師與作家夏曼藍波安合照於東海大學研討會。(筆者提供)

  當年他主講戲劇理論,從西方悲劇談起,從亞里士多德一直到後現代小劇場,並與中國歷代有關戲劇理論發展互為對比,除了理論討論,馬老師也提出了幾個從中西文化比較視野下形成的幾種二元概念,來討論中西劇場的發展與差異,諸如「悲劇/通俗劇」、「詩劇/劇詩」、「道德人/情緒人」、「作家劇場/演員劇場」、「戲劇的二度西潮」、「寫實與擬寫實」等,直到今日,我自己有關戲劇的教學與研究,基本上都是馬老師教導的基礎下形成。我也是從老師的課堂出發,開始閱讀老師其它相關著作,更多了解他後,也才讀懂先前覺得難懂的獨幕劇作品;他從大陸到台灣,又到法國、墨西哥,又往加拿大、英國,最後歸返台灣的人生經歷;從莊學出發,卻轉習電影導演,既而寫劇本、小說、散文、文論,又寫論文做研究,竟能都兼顧;在已獲得師大教職的情況下,離台赴法;在已躋身上流社會的墨西哥學院職位中,毅然放下,赴加拿大攻讀社會學博士,這種經過多元文元浸染,又將中西學術融於一身,當代學者與之比齊者少有,而我更折服於他面對人生種種不同變化下的選擇與勇氣。上面所述的幾種概念,即是在這樣的豐富的閱歷下所形成。文學、藝術不會只有其本身美學的意義,就其本身與背後的美學,全也是社會文化下的產物,看老師的著作,即刻深刻體會這一點。

  我在那個時候,上每個老師的課都覺得很過癮,尤其是馬老師的課。不過,心中還是很迷茫,畢竟自己那時還是執著於音樂演奏事業,甚而所上負責藝文中心事務的陳老師,也委我幫忙籌畫學校藝文中心的表演活動,在南華兩年,學校的諸多活動即在我策畫、邀請表演者下而成。但碩士要畢業,既不是專業演奏學位,終究得找老師寫論文,剛初始的那個階段,真不知道該要做什麼。不過,也就是在馬老師的課堂上,這些既富系統性的理論引導,又有嚴謹結構性的論述,著實吸引了我。就在第一學年結束前的一次口頭報告,我用老師講述的相關理論,以「歌仔戲的改良」──視為一種音樂戲劇為題材──為題目做了一份報告,得到馬老師的肯定。就在一次機會,我與另位師大美術系畢業的同學,也是老師、畫家的良沛,一起邀馬老師吃飯,想問他有關如何做學問的方法──其實就是如何選題寫論文,我大膽的問老師,我如果以那份報告寫成碩論可行嗎?他回我,當然沒有問題。而後我也就請老師簽同意書,開始寫論文。那時就有種好幸運的感覺,一位大學者竟然也願意指導我。現在想想這不止幸運,是幸福。

  就在我研二時,學校行政就為某種原因起了大變化,龔校長批「好吃嗎?」、將圖書館不設門禁24小時開放、自助借還書、影印不收費等等,有人會視為是一種文人的狂狷與理想,但不少人卻不以為然,就在學校得到教育部肯定,以創校三年的時間於民88年就得以升格大學後,暑假未過完龔校長即從學校離職,轉到北部籌備新校,原先禮遇老師的諸多作為,這時卻被視為對學校資源的損耗,甚至還傳出一些所規定,退休再任的老師不得單獨指導學生。一直到許久後,我才聽到一些消息,馬老師在文學所的會議,就直接表明:「在南華不會指導任何學生」,但我何其幸運,因在這之前我早已賴上老師,我竟成為馬老師在南華三年唯一指導畢業的學生。

  我的碩士論文題為:「從劇場演出看歌仔戲的現代化」,我自然而然學習用了老師將文藝作品視為社會文化的一部份的視角,結合我自己的音樂專長──雖然歌仔戲被視為「傳統」戲曲,我學的是西方古典音樂──,觀察其在現代劇場演出的成果,提出我個人的一些看法,這與當時傳統戲曲研究方法有諸多差異,就連題目我們所上的其他老師就不以為然,甚至在定稿快要口考前,所上為我們幾個第一屆準畢業生辦了一次論文發表會(據說也是唯一一次),所上師生全員到齊,我幾已定稿快要口考的論文在這個場合上,從論文題目到觀點、方法,甚至引用書目的作者「人品很差」都成問題,唯一被稱讚的只有:「引註格式正確完整」。事後我跟馬老師說了相關意見,然馬老師卻不以為意,認為值得參酌的意見當然可接受,不過也告訴我學術本來就有各種方法,只要論之有據,言之成理即可。事實上,那時我們師生倆,關注的主要重心並不在這本論文上面了。

  碩論因為有原本報告為架構,寫得相當順利,我利用第一個暑假搜集資料,跑了田野訪問劇團,第二年開學就已經動筆了。我時常和老師吃飯,也常常開車載著老師,就是從讀南華開始。一開始就是為了和老師約時間討論論文,因我還有工作在校時間不長,老師也須要返台南的家,我們就發現只有在學校中午吃飯的時間可以對的上,於是那時我就向老師提議,一起吃完飯後討論完論文,就順道載老師回台南,我也回屏東家。中正大學的餐廳,就成為我和老師談論文的地方,當時老師還堅持,因為我載他回家中餐就得他出錢,現在一想,我研究生在校第二年的中餐,好像自己沒有付過錢。讓老師指導論文還有免費的飯可以吃,我想全世界的研究生大概只有我有這種待遇。論文寫得順利,大概也是這種免費飯吃多了的關係,到了研二寒假結束,基本上就已經完成8、9成。

  那年寒假結束開學後不久,每週與馬老師一起吃飯、討論論文、載他回台南的這樣日常中,有一天送老師到家後,下車前老師突然問我一句:「澤寬,你要不要考博士班?」我聽了嚇一跳,回問老師:「我能考什麼博士班?」老師一副理所當然的回我:「中文系啊!」我才知道,一直固著於音樂藝術領域的我,是可以考中文系,他還告訴我許多研究生都從哪些書準備,可以先買來看,我當天即往成大附近的書店買下。我在研究所畢業前,就已經在看這些書,老師也相當關心我準備的狀況。甚至到了口考場上,據其他兩位老師後來告訴我,口考結束老師們在討論我的成績時,馬老師還向老師們建議:「澤寬要考博士班,論文的分數我想就不要打太低。」

  我南華畢業,老師也從南華轉到龔校長在宜蘭新籌設的佛光大學任教。雖說畢業了,但依然常跑台南找馬老師,除了單純找老師,有時是幫老師弄電腦,這時吃飯地點換到了成大醫學院的附屬餐廳,有時是長榮路現在叫「濃園」的中餐廳吃快餐。老師是我看過與他同世代的人,對這些新科技最願意學習接受的人,他從在英國時期就開始以半機械式的文字處理機寫英文稿,後來電腦普及,也很快對電腦上手,即使離世前幾個月,也都還與我們用mail聯繫。我記得老師在台南的電腦是我幫忙組裝的,幾台筆電,包括帶去加拿大的,都是我帶他去買的。雖說用電腦很方便,但就沒有所謂「手稿」了,以至於捐給台文館的書稿,基本上都是早期的作品,因為後來全用電子稿了。

  91年,我很幸運的考上高師大博班,系上也同意可以校外老師做為指導,只須加掛本系老師即可,那時系上的主任,也曾是我服務學校的校長蔡崇名老師,我也繼續跟著老師寫論文,也請蔡老師指導,我就是在這種雙重幸福下獲得博士學位。我博士論文依然追循老師的方法,以《台灣現代中文歌劇創作之研究》這個不管是中文界或音樂界都是相當冷門的題目為題,也同樣從整個社會現代化變遷,以文化發展、轉型的角度,看待、分析這些創作,從語言、音樂、戲劇等角度切入,我也必須感謝兩位老師,他們可接受我這樣的思維和方法。96年2月,我很幸運的獲得花教大的教職,而後兩校合併至今。我從混跡音樂界,而後能在學術界有立足之地,這一切的改變都要從遇到馬老師開始。事實上,我獲得大學教職,繼而升等副教授、教授,最替我高興的也是他。我兩本升等著作,我也如還在當研究生一般,拿給老師看,他也一如往常般幫我細看,甚至挑了諸多錯別字(汗…),幫我寫序,更給我鼓勵。99年10月一天,我突然看到《聯合報》副刊登了老師為我即將出版的書《官方視角下的鄉土──省政文藝叢書研究》所寫的序,其中:

  這一系列作品在冷凍了二十多年後,能夠重見天日,端賴任教東華大學台灣文化系的郭澤寬助理教授的發掘與分析研究,撰成《官方視角下的鄉土──省政文藝叢書研究》一書。澤寬從跟我寫碩博士論文的時候,就顯示出感覺銳敏、鑽研勤奮、行動敏捷的特質,六年中修畢碩博士學位(碩士二年,博士四年),在台灣的文學所中可說是破紀錄的了。

  那時我立刻召集助理和工讀生,將全文再校對一次,我真怕打壞了老師的招牌。而從這些字裡,更看到他對我深切的鼓勵。

  我博班畢業前一年馬老師已舉家遷往加拿大,我記得那時老師的電腦還有些問題,我帶回家處理,隔天帶到小港機場給老師,看著老師帶著師母與慧慧進關。不過,台灣依然是他最想要長住的地方,甚至某一年回來,還向我提出要我帶他到台灣的「養生村」看看。在往後的十數年間,老師就像候鳥般,每到冬天基本上就會回到台灣,台南熟悉的街道與溫暖的陽光,讓他可避開加拿大冬季的酷寒,而我也更高興能在每年的冬天看到他。從認識老師開始,去找老師,有時也帶上老婆和小朋友。剛上碩班,我兩位小朋友還都未上小學,尤其老大還有些「嬰兒肥」,以至後來他們長大讀大學後,嬰兒肥已轉成挺拔青年樣,老師看到他們,都有一種怎麼變那麼多的感慨,真的是看著他們長大。後來老大還考上成大,老師更是高興地把台南的鑰匙留一份給我,說小朋友有需要的話可住他家。剛上大學的小朋友,與室友的生活習慣無法調適,結果還真去住老師家一段時間。

  馬老師的小說、戲劇成就早有豐富的研究,我個人對老師的文論作品更有興趣,也從中看到老師的思想脈絡與對於社會、國家的關懷。他可說是繼承五四──這個目前在台灣已不是熱門的詞──以降,從整體文化變遷,思考國家、社會整體發展,展現關懷的學者,他的小說裡的「孤絕」情境;面對多元文化衝擊的各種人物;在文化變遷中,徘徊於傳統、現代情境的各種戲劇「角色」等等,這些問題或都可以在他的文論作品看到他以嚴肅的態度討論之,全是在這樣的脈絡中。我自己幾篇論文,〈作家劇場──戲曲現代化的指標〉、〈馬森文論作品中的自由主義思想〉、〈新編戲曲「老」問題〉等,可說是對老師思想的一種嘗試性闡述,但想想也僅是觸及老師龐大著述中的一點皮毛。他以文化變遷的角度,以文學為主體,以一人之力治文學史而寫成的《世界華文新文學》同樣有這樣的脈絡,我也曾在《東華漢學》發表此書書評。能以一人之力面對浩瀚的史料和文學作品,寫出這樣的作品,成一家之言,沒有豐厚的學養無法做到,沒有強烈的責任感更將無法達成,這當是我輩最值得學習跟隨的地方,雖然要做到不只是難中之難。老師關懷社會、國家且不僅止於口頭。

  我吃飯速度一向極快,這種從小養成的習慣,改也改不了,和老師吃飯我也是如此,往往老師還沒吃幾口,我的盤子已見底,這一方面是自己改不掉的毛病,往往是老師說「澤寬你吃完了?」我才又想起我吃太快了,或許也是自己和老師在一起做任何事,我完全沒有任何需要拘謹什麼,然後這種習慣也就出現。老師吃飯就和其給人的感覺一樣,有序溫文就是一位紳士樣,就如同我初認識老師時,傍晚時分,從南華那時名為「藐姑射」的老師宿舍樓下走廊走過,一定可以看到老師挺立的身體,神態優容準時地收看電視新聞。然看他的文章,不時可以看到老師憂時傷國,關心社會的情緒。老師當年到巴黎,正逢法國60年代學運勃發之時,我那時就想,老師難道就不會被這所影響?我從老師的文章中,是看到一些端倪,他和法籍師母兩人,也曾是熱血澎拜見不平則鳴的青年,看他現在閑淡的紳士外表,當年且和師母一起上街頭表達自己的心聲,並在壓制他們的警棍、水柱中勇往直前。我曾問老師這些事,想知道更多細節了解老師的「當年勇」,老師只簡單的說:「對,那些警察是很壞的。」馬老師可是有行動力,敢對不正之事,不僅坐而言,也能起而行。也在幾年前,老師給我的一封信,對當年熱度很高的,某高階政治人物學歷討論,老師提出了他的看法。老師應該是最有資格發言的人之一,因為他正是同一所大學不同學院任教的教授,且還與之在校的時間重疊。這封信後來被轉傳出去,傳遍網上,是朋友告訴我才知道,朋友還打趣的說:「郭老師你出名了,你的名字也在上頭。」在那樣的時間點上,在台灣這種喜歡將人分類上色的環境中,不了解老師的人,大概就已經將老師抹上色彩了,就如同老師在2015年出版的《世界華文新文學史》般。但仔細了解老師的為人,也看過老師的著作,就會知道,這是老師對不正之事的一種發聲,就如同其諸多文論裡一樣,也如同老師與法籍師母上街頭一樣。

  就在我到花蓮隔年的97學年度,老師獲聘為本校的駐校作家駐校一年,這時兩校正好在談合併事宜。老師在學校這一年中,也與同為電影愛好者的吳冠宏老師成忘年之交。有長年晨泳習慣的馬老師和長年晨跑的冠宏老師,兩人時常在校園相伴而行,電影、文學、戲劇是他們共同的話題,老師還參加冠宏老師辦的精讀會。聽他們倆說,有一次冠宏老師開車載著老師,在車上談起了電影,一邊聊著聊著,就把車開到對向,差點開上分隔島,看來除了喝酒不開車,在本校還得加上開車不得聊電影這條規定。除了冠宏老師,老師也與本校財金系的溫英幹老師結為好友,時常一起吃飯,倆人神似的紳士外表,也足以為一景。雖說我也常常志學、壽豐兩地跑,不過那時小朋友還小,一到假日就會從花蓮返家,反而無法多多陪馬老師,但每次都會聽到馬老師談與兩位老師相處的情境,同時學校還有曾珍珍、郭強生等老師認識多年的好友,讓我得知他在東華這一年並不寂寞,也是充實的。我也要感謝兩位老師。溫老師隨後不久從本校退休,兩校合併後,我還在美崙待一段時間才遷到壽豐,因此只見過溫老師一次面,無從認識這位在財金領域有著豐富資歷的學者,再次看到他的消息,卻是他因病辭世的新聞稿。

  在花蓮還有老師另位學生慈大東語系的胡馨丹老師,我們倆只要老師回台渡冬的時節,只要老師時間許可,即會邀老師到花蓮,分別給同學們演講。100年12月老師到校演講後,當晚馨丹劇本課辦理劇作演出發表,也邀了馬老師、冠宏老師前來。當日,冠宏老師也邀了他台大的學弟,作品中時而以發展的台中為地景場景的作家張經宏到校演講,那時他剛得到一個小說大獎,與他閒聊,發現他正在教職與專職作家兩身份間躊躇,也順道邀他同行。當天演講結束,離發表會卻僅剩幾十分鐘,沒有時間好好坐下吃個飯。我知道老師的個性,一定不以為意,我就提議,由我開車,我們4人直接在志學街口的小七,買個飯糰什麼的在車上填個肚子,就直接往慈大開去。張經宏是初見馬老師,原以為老師應是有那種「大師」的作態,卻見他如此親和而訝異不已。同時,見如此豐富的活動,不經讓他以羡慕的語氣問我:「你們在學校都是這樣嗎?」張經宏的作品我看過許多,作品中快速變遷的台中地景與人,尤其那些年紀輕輕心思、行為早熟的作品人物,最讓我印象深刻,我也曾過問過他這些人物的原型。或許,台中這個變遷快速的城市,與他台中一中教職的經驗是原因之一,後來他真辭去教職專心寫作。很可惜我只見過他這一面,最近再看他的消息,居然是去年5月他辭世的新聞。

  老師晨泳習慣是他年輕時即已建立,並一直到近年因年紀真得大了,才改成慢走,這也讓他身體一向很好,挺拔的身驅一直是他給人的印象之一,這實在讓人羡慕,難怪當年他會被農教(中影電影公司前身)選為培訓演員之一。我青少年時沒有建立運動習慣,加上自己姿勢不良,使得我從年輕到現在一直有駝背的毛病,即使後來養成每天慢跑、游泳的習慣後,也無法改變這身體這個積習。老師游泳並不限在泳池,一開始竟是在淡水的海邊養成習慣,大湖大海才是他主要的「泳池」,甚至他遷回加拿大長住後,也跑去加拿大的湖中游泳。試想,加拿大那種高緯度地區,湖水的冷冽可想而知,老師竟可以悠「游」其中,想想牙齒都抖震起來,老師早已過「隨心所欲」之年了啊!在老師70歲那年,泳渡日月潭正好開始盛行,有一天和他聊天時,他向我約一起去參與游日月潭的活動,我聽了嚇一大跳不敢立刻答應,並不是我技術不行、體力無法負荷,而是讓我家人知道這事,一定會讓家人驚嚇,真去游了,一定會讓我老爸、老媽心神不寧一段時間。我老家後面有條小河,然小時候只要被發現腳濕掉,可能就會挨一頓揍:「你是不是跑去玩水了?」那條小河出過一些事,讓我家人對踫水一事抱持如此觀念,我游泳是後來讀師專時才學會,到現在也只在墾丁游過一次海泳,其它全在泳池。老師向師母稱要去演講,結果真去游日月潭,後續還有好幾次。

  108年冬,老師依然如往在冬天回台,不過這次師母也跟著回來,更讓人意外的,一向身體很好的老師,居然生病了。我一聽那病名,上網查了一下資料,才知道這是一種老化疾病…。老師當年在倫敦大學認識的香港科大蔣翼邁老師,那年寒假也到台灣來看台灣選舉,也去看了老師,聽了老師這樣的疾病,卻告訴我當年他父親就是這樣走的…。老師這次回來,身子顯得傴僂了許多,以往帥氣的跨步不見了,和他外出,卻多了踉蹌,使我不得不略攙住他的手臂,老師竟然真得也老了。年末時,諸多師兄姐弟邀約到老師家聚會,當天大家約好,不能感傷,在南台科大的師姐夏美說幹麼感傷,反而要讓老師高高興興的。因為,老師自己也說,我們心理也知道,這應是他最後一次回台灣。當天大家說說笑笑,夏美還描述了一番當年她第一次看到年輕師母時的樣貌…。老師本就喜歡和學生們在一起,當天更是看到以往我們熟悉的神態…,這麼健康的人,怎麼說病就病。農曆新年過後不久,老師和師母就離開台灣回到加拿大居地。沒想到這真是最後一次看到老師,隨後是影響世界前後達3年的世紀瘟疫,即使換我們想去加拿大也有問題,這期間我也僅能用mail與老師聯繫。

  也是疫情這幾年,我老爸失智每下愈況,先是生活習慣大變,漸漸的日常生活無法自理,我們也只好聘雇外勞來幫忙。有時心理會想,怎麼這些我原先可以一直賴著的人,現在都這麼快變老呢?雖然我不時在電梯內大鏡子的照影中得到答案──我自己從滿頭黑髮,到現在髮際線上行,兩鬢現滿白絲,我自己也已變老了。認識老師時,我才將而立,如今卻已到知天命之年;當時和老師聊的是,慧慧上大學、鋼琴比賽得大獎,上研究所,或是我兩個小朋友讀書、上中學、上大學,但如今聊的是,他們工作狀況,甚而是我期望他們快點結婚,讓我當阿公。

  老師在這疫情這幾年,只能靠著mail和我們聯繫,日常生活多虧師母,全靠她照料。然每次回信,卻也漸漸的發現,老師的言語中卻多了一種不知該如何形容的鬱感,有時看了心裡也是一陣酸,但即使如此,去年6月給他信中,談及我又繼續上台表演,且是唱歌,唱莫札特歌劇中的男高音主角時:「收到你主演歌劇的照片,十分難能可貴! 在台灣,甚至全球,大概沒人像你一位中文系教授能主唱莫札特歌劇,你是不是創了金氏紀錄? 快去查看看。」還是如既往一樣給我深切的鼓勵。

  這段時間以來每次載著老爸去看醫生,總問醫生我老爸狀況的變化為何會如此,或說是我不能接受的快,這時醫生總用很哲學的話語回我,這本來就是人生的歷程之一,就順著它吧,但這種豁達在面對自己親近的人時真能完全放開?

  老師真的離開我們了…。從去年中秋過後,包括我及師姐弟收到老師的回信,往往是師母代筆,大家心中應都有準備,只是沒有說出口。接到如此消息,與其說悲傷,不如說是諸多回憶一下全湧上來,佔據了當下。

  我能當馬老師的學生,跟著老師學習,是我最大幸福之一,有時會想,我若沒有跟著老師,或從沒遇到老師,我現在的人生又會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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