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浩哲（台灣文化學系碩士）
每逢過節與親友聚餐時，長輩們都不約而同的詢問晚輩的學習近況，表現傑出的就會被長輩表揚，而表現不佳的就會被給予勉勵，接著，長輩們又會不約而同的提到臺灣的就業環境，說臺灣的大環境不好，要用功讀書才有辦法找到好工作，如果有機會就去西方國家闖一闖，想辦法移民過去，然後就別回來了。每當聽到這一番話，心中即冒出無限的問號，難道臺灣真的是鬼島？直到上了大學，看道一大堆大學畢業低薪的報導後，才逐漸意識到臺灣青年貧窮的嚴重性。
對於大學畢業低薪的問題，有些同學會把握大學四年的時間，善用學校的各項資源提升自己的能力，藉此降低畢業後領22k的機率；另一些則是將大學階段視為青春的尾巴，在大學四年間盡情享樂，至於大學畢業低薪的問題，待遇到了再說。在這個全球化的世代，並不只有臺灣的年輕人有著失業、低薪等問題，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青年貧窮的問題也普遍存在於社會之中。人文地理學家 Helena Pimlott-Wilson（2017），以英國西坎布里亞（West Cumbria）的青年們做為案例，說明了英國青年貧窮的脈絡。
自1970年代以來，英國的製造業與重工業逐漸外移，取而代之的是高科技產業以及服務業，造成國內的就業結構產生劇烈的改變。此外，英國為了在全球化經濟中，維持並提升國家的競爭力，政府透過刪減社會福利預算的方式來增加國內的教育資源，藉此提高年輕人的教育水平，讓學生在畢業後，得以進入轉型後的勞動就業市場，如此一來，教育不僅提升年輕人的教育程度與生產能力，也提升了國家在各項產業的競爭力。然而，在這樣的就業環境下，如果你沒有辦法在求學的過程中取得耀眼的文憑，就很容易在就業市場中被淘汰，而政府僅會提供你有限的社會救助，因為你必須自行承擔你自己造成的結果。
這種新自由主義導向的思維邏輯，加劇青年世代之間的不平等。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在各項資源較充足的條件下，能較容易的讓自己的小孩，在體制中成為獨立自主的優秀青年，反之，社經地位低的家庭，小孩容易在缺乏資源的弱勢下被體制排除，落入失業與貧窮的泥沼。面對這樣的現象，部份英國工人階級家庭的青年，接受了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思維，認為自己如果無法獲得好的學憑而找不到工作的話，是自己的問題，會變成這樣是因為自己不夠努力的關係：
如果你拿不到好的GCSE（中等教育普通證書）成績，你就等著一輩子撿角（be a nobody）……你會這樣是因為你找不到好的工作，所以你什麼都不能做……但是，如果我拿不到好的成績，應該是我要對自己負責，而不是老師們。（湯姆，工人階級）
（Pimlott-Wilson, 2017: 291）
也有一些英國青年，發現了教育與就業制度的問題，並且嚴厲批評政府以新自由主義導向的思維進行國家治理：
如果我找不到工作，我會覺得自己一無是處。但我還是得找份工作來幹活……這都是政府的錯！……因為政府根本毫無作為，大衛‧卡麥隆真的很該死（so bloody up his own arse），他認為整個世界都是在向錢看齊，如果他真的在乎青年就業的問題，那你跟我就不會看到一群青年在街上嗑藥或酗酒了，就因為他們什麼都幹不了，什麼都不能做。（緹根，工人階級）
（Pimlott-Wilson, 2017: 293）
可惜的是，這些青年們在貧窮的困境下，缺乏一個適當的解方，因此，他們仍舊在既有的體制中，期望自己能透過努力去改變這一切：
現在大家整天都坐著混吃等死，大家啥都不想做，哪都不想去…….你看我的GCSE(中等教育普通證書)成績，我大概只能做一些很爛的工作，但是我不想，我想盡我所能去改變這一切……只要想到這件事我的心情就很差，它讓我覺得自己很廢。但我不打算放棄，這年頭很多事情都很難說。（彼特，工人階級）
（Pimlott-Wilson, 2017: 292）
對於英國青年而言，他們必須取得好的學憑或更高的學歷，才有辦法遠離青年失業或低薪的問題。然而，相較之下，臺灣青年的貧窮脈絡與英國有著結構上的差異。臺灣的青年貧窮雖然跟西方國家一樣，面臨後工業化就業結構改變的問題，然而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地方在於，西方國家的大專以上失業率，低於高中及國中以下的失業率，而臺灣則反之，簡單來說，就學歷而言，大多西方國家的人民，如果學歷越高就越不容易失業；臺灣則是在高等教育文憑失靈的情況下，人民的學歷越高就越容易失業（如圖1）
資料來源：OECD（2018a）；中華民國主計總處（2018b）
當學歷不能保障就業的時候，臺灣的年輕人該怎麼辦？是否得按照長輩所述，趕緊移民海外離開臺灣？但是，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如果移民至已開發國家的話（當然開發中國家或者未開發國家也是不錯的選擇），多半還是會遭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經濟所產生的問題，在後工業化的條件下，缺乏專長及專業技術者仍舊不易找到適合的工作。
改善臺灣青年貧窮的現象，成為學界與業界多方討論的當代議題。有些人認為應該改變臺灣的產業結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藉此減輕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的情況；也有些人認為要強化大學與產業的連結，創造更多產學合作的機會，增進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實力。這些結構性因素的改變固然重要，然而近十幾年來，大學畢業生低薪的現象依舊存在，甚至創下比十幾年前大學起薪還低的紀錄（liu milo, 2016; 中國時報, 2018; 有物報告, 2013），坐等政府與企業去改善臺灣青年的就業環境，似乎一個不切實際的方式。因此，主動去認識及應對青年貧窮的問題，會是一個比較務實的作法。
如果說年輕人應該挺身面對青年貧窮，那麼青年們可以做什麼？對於抵抗貧窮這件事，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觀點，然而，對於青年而言，提升自身能動力（capacity這件事，是一種明確且可行的方式。美國社會工作學家Michael W. Sherraden（以下簡稱Sherraden）所提出的資產累積福利理論，提供了青年們一個改變貧窮的途徑。Sherraden （2005）認為，以往對於貧窮的定義多半為「收入過少，以至於消費過少」，然而，能有效幫助經濟弱勢者脫離貧窮的方式，不是著重於增加他們的收入，而是增加他們的「能力」，因此，收入的主要的用途不是拿來滿足日常生活的花費，應將收入著重在各項資本的投資，增加並累積個人的金融資產與各項能力，舉例來說，經濟弱勢者所賺的薪水，不應全部花費在日常生活的開銷，而是將部分收入去做存款或理財投資，並把這些累積的金融資產，拿去從事進修或社交等活動，藉此增加自身專業能力與人際關係，讓自己的金融、人文、文化與社會等各項資本，在資產累積理論的框架下循序漸進的增加。當個人累積足夠的資本時，弱勢者即具備脫貧的各項實力，因此，這種自我賦權（self-empowerment）的資產累積模式，成為一種年輕人脫離貧窮的可行途徑。
然而，有了一條改善貧窮處境的路徑，那麼青年們要怎麼做才能將理論付諸實踐？根據Sherraden的論述，金融資本的累積是突破貧窮困境的第一步，因此青年們應該要有一個適當的金融工具來滿足存款與借貸的需求，才能活用資金來達到各項資本的累積。但是，一般的商業銀行在獲利為主的原則下，經濟弱勢者難以尋求到適合自身的金融商品與服務，在銀行的風險評估下，處於較高風險的經濟弱勢者，必須支付更多的風險成本（高額利息），才能使用銀行提供的金融商品。面對這樣的窘境，年輕人為何不自己成立金融組織，自己訂定金融的遊戲規則，藉此來滿足自身的金融需求？因此，為了滿足青年們的金融需求，本團隊在臺灣成立了第一間屬於大學生的金融組織，名叫「東華校園儲蓄互助社」（以下簡稱東華校園社）。
儲蓄互助社是一個非營利的金融組織，自天主教樞機在1960年代從西方國家引進臺灣後，在臺灣已運行了半個世紀。身為合作社一環的儲蓄互助社，是一種對使用者友善的金融組織，在定期儲蓄的規則下，民眾僅需每月存入數百元，通過理事會審核後，即可成為正式社員，成為正式社員後，社員即可使用儲蓄互助社中的金融商品與服務。儲蓄互助社的各項金融服務與商品皆由理事會訂定，並在年度社員大會中提案討論，在全體社員多數同意的情況下，即可提供給社員們使用。換句話說，儲蓄互助社內的每一位社員，都可以提出他們的金融需求，例如年利率1%的低利息助學貸款、低利率的機車購車借款，在多數社員同意的情況下，大家可以共享這些服務，因此儲蓄互助社被視為一種「以人為本」的金融組織。
然而，若要在臺灣成立一間儲蓄互助社，其成社門檻對於經濟弱勢者而言，是相當不友善的。在儲蓄互助社的法規規定下，成立一間儲蓄互助社必須達到「社員數需超過100以上」、「社員股金必須超過100萬元以上」以及其他高門檻的成社條件。因此，成立團隊藉由班級和網路倡議，過程中不斷的與主管機關協商，最後，團隊透過社會網絡與校園內外的非營利組織進行串連與社間合作，最終在2016年11月成立東華校園社。
東華校園社的成立實為一項令人振奮的創舉，當大家以為組織成立後，東華學生可以透過儲蓄互助社來自主理財時，才發現這個想法有點過於天真。在主管機關所訂定的現行法規下，過度防弊的組織規範，以及保守的治理模式，壓抑了東華校園社的發展，例如，全臺每間儲互社，必須在每月的15號之前完成理監事會議，而每月的例行會議無法以視訊的方式來開會。此外，組織內的幹部選任年齡必須超過23歲以上才能具備後選資格。面對這些不適合年輕人或大學生的組織管理辦法，東華校園社一度向主管機關反應這些法規的不適用性，然而，主管機關至今仍就沒有針對東華校園社的提案，進行有效的協商來修正不適用的法規。
不何時宜的法規規範，間接影響了東華校園社的金融自主性。此外，過時的金融服務，以及繁瑣的借貸機制，影響了東華校園社的金融服務品質，舉例來說，臺灣的儲蓄互助社無法像歐美、韓國與香港等國家，使用ATM提款機來進行金融服務，此外，臺灣的儲蓄互助社也無法像一般的金融業一樣，使用手機或網路進行即時的查帳與轉帳，必須臨櫃補摺或通訊連絡儲蓄互助社的職員，才能得知自己的存款與還款情況。在借貸的部分，除了要臨櫃完成各項借貸程序之外，連帶保證人也必須一同臨櫃出席辦理各項擔保作業。這些過時的金融服務，造成了東華校園社所提供的金融商品，看似能滿足社員的金融需求，卻在過多不適用青年社員的金融機制下，社員在使用上往往退卻三分，造成社員金融服務使用率低的情況。
現在，東華校園社創造了一個青年友善的理財管道，使部分東華學生在學習理財與累積資產的過程中，不再因為商業銀行金融商品上的排除而停滯不前，某種程度而言，東華校園社實踐了學生的金融普惠（financial inclusion）。然而，東華校園社的案例也說明了，學生雖然擁有了一定程度的金融權，但是在主管機關過度保守的規範，以及缺乏對等協商機制的條件下，即使東華校園社是一種以民主與平等為基礎的合作社組織，在缺乏組織自主的條件下，仍舊無法以公民治理的方式，實際滿足社員的大小需求。所以，對於青年們而言，臺灣的青年貧窮不僅只是制度的問題，它也是一種政治與權力不對等的問題。因此，對於被社會排除的群體而言，若要改變現狀，組織不僅得透過社員的共同參與來創造出滿足成員需求的環境，還必須透過倡議與協商來獲得治理上的自主性，才能藉由集體的力量來改變原本的貧窮處境（Moulaert, 2010）。
參考資料
中華民國主計總處，（2018a），〈表19 歷年年齡組別失業率〉。
Sherraden, M. （2005）， 《資產與窮人──一項新的美國福利政策》，(高鑑國, Ed.)，北京：商務印書館。
中國時報，（2018），〈新鮮人起薪創新高是偽宣傳〉，中時電子報。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703000735-260109
有物報告，（2013），〈用小學生數學解釋：為何台灣 GDP 成長，大學生起薪卻降低？〉，今週刊。https://reurl.cc/ZWAZM
liu milo，（2016），〈大學畢業生薪資倒退 16 年前，加上通膨差更多〉，TechNews科技新報，https://technews.tw/2016/06/01/fresh-graduate-salary/
Moulaert, F. (2010). Social innov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Can Neighbourhoods Save the City?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nnovation (pp. 4–16).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849132-8
Pimlott-Wilson, H. (2017). Individualising the future: the emotional geographies of neoliberal governance in young people’s aspirations. Area, 49(3), 288–295. https://doi.org/10.1111/area.12222
OECD. (2018a). Unemployment rates by education level. https://data.oecd.org/unemp/unemployment-rates-by-education-level.htm
作者介紹
裴浩哲，碩士畢業於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當了兩年東華校園儲蓄互助社的理事長，行政碰多了想回到學術喘口氣。現為106年教育部公費英國留學生，志於社會參與實踐，不喜歡被貼左派標籤，日子過的太順遂會沒有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