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倫 (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博士生)
本文旨要探討台中市過去十年文化保存、土地抗爭運動，如何追尋台中城市主體性。近年倡議團體將「文化」作為抗爭主軸，社會運動如何興起時的抗爭到轉化柔性的運動？因此，本文藉由2010年以降，台中文化資產保存、土地抗爭運動，思考背後對於「文化」的定義為何？又在這社會運動過程中，政治如何影響「文化」政策，最終被視為城市的主體。
本文從筆者過去撰寫的四篇文章：2013年〈市地重劃制度對區域影響：以臺中市整體開發地區自辦重劃為例〉、2016年〈城市權爭取：臺中市市民組織在地行動〉、2018年〈建構臺中城市主體性：城市運動的懷舊現代性與社群想像〉與2019年〈成為市場人：臺中市建國市場拆遷過程的地方感形塑〉，梳理台中都市社會運動近十年來對於「文化保存」態度的轉變。藉由十年的回顧，提供台中都市社會運動，尤其是文化保存的態度轉變。文化抗爭與保存策略經常與政治有所關聯，從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林佳龍執政四年的民進黨，再回到現今的國民黨執政，此轉變讓政府看待「文化保存」的方向、社會團體的策略有所不同。因此，藉由十年政治局勢的變遷，本文將回顧說明台中文化資產保存的開端與轉化，以及「文化」如何成為一個廣泛的意義以承載一座城市。
台中都市社會運動與文化保存的興起
2000年後台灣社會運動不斷增加，台中市也因市地重劃開發而產生許多文化保存抗爭。2004年後，受到台中市政府第三次通盤檢討，開放後期發展區進行自辦重劃，使原有的地上物將被拆除。然而，後期發展區的範圍屬於早期舊聚落，例如南屯、北屯等。因此有許多歷史性的建築、文物、遺址，及尚未指定的古蹟都面臨拆除的威脅，導致2010年後台中相關文史團體、社會大眾開始向市政府抗爭，搶救潛在的文化資產並試圖保存。抗爭過程中，由於文史團體成員之間理念相近，透過更多結盟試圖對保存政策產生影響。
2014年後，台灣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尤其「文化在地性」意識越趨強烈，也讓當時許多青年回到家鄉「找尋文化」。從2012年開始，台中從南屯天主堂事件中，曝光了「市地重劃」對於在地的影響。而當時市地重劃制度尚未被社會大眾理解，而僅能透過少數在地文史團體試圖「擋拆」(註一)、搶救面臨重劃威脅的文化資產。但隨著重劃開發結束，台中的文化抗爭逐漸不同於初期著重於文化保存，而是開始探討「城市文化」以及「台中城市的主體性」（黃子倫，2018）。2014年過後，台中的文化抗爭不僅是「議題式」與政府對抗，更多是對於「城市主體性」的追求。此現象導致文史團體必須挖掘屬於「台中」的歷史、開始強調即將被拆除的建築的文化意義。
倡議組織的凝聚與發聲
公共論述團體轉變了文化保存的形式。藉由黃子倫（2016）的研究，早期的社會運動組織大多是由地方文史團體發起，強調地方文化的重要性，而文化保存團體大多要求指定古蹟保存，但是自救會要求是拆遷補償金。此時的訴求，也讓台中土地抗爭議題著重與居民與開發商之間的爭議，尚未形成社會大眾輿論壓力。
黃子倫（2016）將2012年切分為重要的時間點。由於2012年後，公共論述團體的興起，以及當時台灣壟罩社會運動的氛圍，台中的公共論述團體開始思考「抗爭」之外，如何說服社會大眾並產生社會影響力。因此，重劃不再只是私人利益爭取補償的問題，透過當時的公共論述團體：台中城市發展田調團，積極在不同場合中的倡議，使台中重劃議題逐漸成為社會大眾所關注的焦點，讓社會開始探討重劃制度對於我們生活的影響為何？又失去多少文化資產？
除了著重於都市開發對生活影響的台中城市發展田調團外，臺中文史復興組合也號召社會大眾關注都市更新，尤其是鐵道高架化所帶來的問題。該組織倡議「臺中綠空鐵道Taichung Overpass」軸線計畫，提出「保留城市記憶與空間承載」，遊說政府保留部分未高架化的鐵道路段，學習美國高線公園（Hight LinePark）作為範本成為屬於臺中的綠空鐵道。該作法一方面學習國外文化風格；一方面保留台中歷史延續在地文化。
上述兩個公共論述團體不同於自救會的開發抗爭，而是強調公共利益、城市文化為出發點，並透過論述、倡議來讓社會大眾認可。因此，公共論述團體經常透過公開講座、媒體投書、工作坊、舉辦田野踏查、城市導覽等不同策略，讓民眾能夠認識「台中」。藉由黃子倫（2016）說明該團體目的是讓社會大眾更加認識台中文化，讓台中人能更認同「台中」。因此，文化抗爭已由原先的建築保存，逐漸轉換為追尋城市文化的主體性（黃子倫，2018）。
柔性社會運動的開端：常民文化的保存
隨著2014年爆發318學生運動，越來越多青年重視台灣主體性，許多文化團體也開始倡議城市主體性。面對文化團體的倡議，2016年林佳龍執政後，試圖回應在地文史團體的訴求。一方面讓公民團體編制於政府體制之中；另一方面則持續與街頭抗爭的團體溝通。面對政權轉化下，台中市擬訂不同的文化政策。其中，政府重要的文化政策是納入文史復興組合提出的「紐約高架公園」，並擴充「文化城中城」復興舊市區。台中市政府協助與補助在地文化活動，不僅減少文化保存抗爭，也讓政策使當時社會大眾信服與形塑城市文化。
2014年前，國民黨執政時期之下導致許多開發爭議，使得社會運動團體能相對團結，一致對胡志強的執政團隊進行批判。然而2014年民進黨執政後，使社會運動面臨重要的分隔點。吳介民（2002）〈以解除克勞賽維茲的魔咒：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一文說明：當社會團體面臨政權轉換時，通常導致團體空洞化。例如友好民進黨的社會運動團體，面對曾站在街頭的政治人物，將面臨是否走入政治體制，還是繼續走上街頭抗爭的兩難。2016年林佳龍執政後，一方面讓公民團體看到希望，但另一方面並未解決公民團體的疑慮。因此，一部分抗爭者堅持站在街頭，開始指責林佳龍政府並沒有妥善解決土地、環境、文化等問題。但社會運動團體之間的矛盾，以及有人走入政府體制，讓團體內部更加分崩離析。
民進黨執政後，市府編列預算提供文化活動經費、參與市政的機會，多數人開始思考保存文化除了抗爭之外，還能怎麼做才能留下些什麼？因此一部分的人選擇開啟柔性的社會運動，而建國市場的保存運動即是代表之一。許多文化工作者說明建國市場具有戰後市場住商合一的代表性，因此要求保存。但到了2018年之後，當時倡議者已經不再走上街頭抗爭。而是在市府提供相關資源下，開始轉變為「紀念式」的社會運動。當時社會運動的目標是追尋「文化保存」，包含常民文化、市場文化的樣貌。此轉向不但延續尋求台中主體性、也淡化了文化資產保存衝突、並以紀念方式向建國市場說再見。
文化抗爭的說服性：轉譯者的重要性
為什麼對於社會運動、文化保存的態度能有所轉變？藉由2016年〈城市權爭取：臺中市市民組織在地行動〉以及2019年〈成為市場人：臺中市建國市場拆遷過程的地方感形塑〉，筆者擴充楊弘任（2014）所提出「轉譯者」的概念，如何作為銜接社會大眾與在地居民的重要角色。黃子倫（2016）指出由於缺乏轉譯者且資源的不足，而無法進一步連結在地，而讓議題不易在地化而失去支持的基礎。但在2019年，黃子倫（2019）藉由建國市場的社會運動，在當時抗爭者的論述與轉譯者努力之下，雖然未能保存市場實體建築，但透過不同方式「保存」了建國市場，例如紀錄片、書籍出版、繪畫等。
這一場柔性的社會運動，轉譯者扮演重要的中介者，不但讓在地民眾認同、支持，也讓外界社會大眾看到建國市場的價值。這一群轉譯者之中，例如秀珠姐。她成為能夠跟在地協商、也能對外溝通的「轉譯者」，因此取得攤商居民的信任、也讓社會大眾能夠認識建國市場，使她成為重要的雙向轉譯者。藉由建國市場案例，說明轉譯者成為一個社會運動能否連結社會大眾與在地居民的關鍵。此研究也回應黃子倫（2016）提出當時的社會運動組織大多受到資源限制，而沒有辦法持續進行轉譯溝通，導致社會運動的議題曲高和寡，更顯示出「轉譯者」在社會運動的重要性。
文化作為追尋正義城市的可能
十年來，台中歷經了不同時期的文化保存運動，也面臨不同執政黨的文化政策影響，從一開始的搶救古蹟到追尋城市主體性。許多抗爭團體認為保留文化才能認識一座城市的起源，也才擁有主體性、知道「自己」是誰。然而，追尋的道路並不輕鬆。這十年間，儘管社會運動帶來了激情，卻也導致團體內部成員的分崩離析，使許多重要的文化議題不再被社會大眾所討論，僅能從政治上獲得解決。
為什麼社會運動往往失敗作收？參與的人們遍體麟傷的離開？或許資源的差異、轉譯者的缺乏，使得社會運動團體經常成為政治操作的旗子，而文化保存僅是其中一項議題，使得文化─淪為「政治」所決定。
然而，我們也不能全然悲觀地看待社會運動。過去十年，台中文化主體性仍然在一連串的抗爭之中被彰顯出來。現今台中已有許多藝文活動、以及文化團體持續倡議與進行文化行動，讓社會大眾更加理解這座城市。
面對拆遷、文化資產的抗爭，並非搖旗吶喊、嘶喊著「抗爭」就能達到一座「正義城市」。從台中十年的經驗，正義的城市僅能而那只能不斷地衝突、溝通與各種嘗試之中，追尋那可能的「正義」。
參考書目
林介民，2002，解除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台灣社會學，4，159-198。
黃子倫，2013，市地重劃制度對區域影響：以臺中市整體開發地區自辦重劃為例。中國地理學會會刊，51，35-51。
黃子倫，2016，城市權爭取：臺中市市民組織在地行動。城市學刊，7(1)，33-61。
黃子倫，2018，建構臺中城市主體性：城市運動的懷舊現代性與社群想像。文化研究季刊，163: 3-29。
黃子倫，2019，成為市場人：臺中市建國市場拆遷過程的地方感形塑。中國地理學會會刊，64:33-48。
楊弘任，2014，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增新版）。新北市：群學。
註一：「擋拆」一詞為抗爭團體作為抵擋怪手拆除建物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