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學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
前言
周渝先生蘊釀多年的壓卷鉅構《一扇半開的門——茶世界中的自然與人文》，行將付梓。此三篇連綴成文之茶道書寫，既預以誌賀，亦為致敬「永遠的紫藤廬主人」而作。它不僅深度觀照了先生一生的茶道實踐，更試圖於神性缺席的「後神聖時代」中，諦聽一縷倫理的詩性回聲。三帖如三縷茶煙，自歷史幽谷中升起，在時間的縫隙中緩緩展開：
第一帖〈以茶為渡〉，從歷史的傷痕處起筆，揭示茶道不僅是風雅的藝事，更是一條淬鍊於創痛深處的身心救贖之路。此文由是展開一線通向「神性臨在」的微光徑路——光或幽微，如殘星之焰；曲徑通幽，終不蹈虛。
第二帖〈為無名者命名〉，則深入哲學的幽林，以「陽關祭天」之身體儀式為徑，穿越歷史的廢墟與亡靈的喑默，召喚出一種詩性的倫理——即令靈光沉隱，命名仍是人最後的悲願與皈依。
第三帖〈一座庭院，兩代詩魂〉，則溯洄而上，回望那座靜默老屋——紫藤廬。在那裡，歷史未曾遠離，只是化為低聲囈語；在那裡，兩代人的精神交會，使一段幾近絕響的跨世代倫理實踐，宛若以藤蔓之姿，悄然交纏於時代磚牆之上。
茶道三帖，實為一體三面。它依憑一碗茶湯，渡過僻世的靜默；更在時間的長河中，為湮沒無聞的不可見者，以詩為祭，在蒼茫中立碑——如一場遲來卻莊嚴的告別。
以茶為渡：從歷史的傷痕到神聖的臨在
這個時代，神的臨在已然杳渺無蹤。曾令人敬畏的神聖，或被摧毀於理性的光照之下，或被流放於文化的邊界之外。殿堂依舊矗立，儀式仍被重複，然而原初的神性臨在，卻儼然跫音絕響。我們站在荒涼的歷史廢墟之上，不免徬徨叩問：當人被拋擲於無神的世界，卻仍懷抱對神聖的渴望與記憶；這矛盾的張力，究該如何承擔？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於此提出了極富啟示性的思路轉向：問題並不在於「神是否存在」，而是——當神沈默，人是否仍願為祂守候？
在〈藝術作品的本源〉、〈詩人何為〉與《路標》等文本中，海德格爾反覆提及「神明的缺席」（die Abwesenheit der Götter）作為時代的徵候。這並非宣告神的消亡，或簡化為無神論的主張，而是指出：神聖之境，已從制度化宗教與理性主義中退隱，轉而潛伏於「天—地—神—人」的詩性結聚之中。
真正的神聖，已然不在教堂，不在寺廟，不在訓條與清規，也不在哲學系統或學術殿堂；而是在天地萬物與人的關係之中，在一種能令存有顯影的詩性凝視裡。惟其在全息性的敞開中，神聖才可能如風掠過、如露降臨、如默言中的召喚般被悄然感知。
神並非不復存在，而是不可由純粹理性或僵化儀軌所召喚；祂並非已死，而是尚未來臨；神性並不依附於「上帝是否存在」的辯難，而是潛藏於「人是否仍願開啟神聖的空間」這一深層倫理提問之中。
海德格爾將這空間稱為「詩意的棲居」，在那裡，天地神人共聚於敞開的四重整體（das Geviert）中，交互挹注，彼此互攝。人因此不是萬物的主宰，而是「存有的牧者」（der Hirt des Seins）。云何為「存有的牧者」？這可分兩層說之：
首先，人的尊嚴，不在於創造或主宰，因為，建立在全然被動性的詩性敞開，是人通向神聖的唯一途徑——即令，神聖是否臨在，仍不由人決定。
其次，神聖，不是存有本身，卻是存有開顯時可能穿越的閃光與臨現；而人，唯有成為那等待、守護與聆聽者，才能與這閃光不期而遇。
即此而言，人，作為「存有的牧者」所守護的，是那片可以讓神聖臨現的敞開空間，而不是神性本身。此如海德格爾論及荷爾德林時所云：「詩人，是在神聖缺席之時，仍為神保留空位的人。」此言令人畏嘆——因為，這不是對神的信仰，而是對神的責任。
正是在這樣一個神聖沉隱、制度僵化、詩性荒蕪的時代，我們迫切尋求能回應這片「靈光缺席」地景的另一種實踐——不以言說為召喚，不以形象為證成，而以行止、身體、儀式與微溫之物，重構神聖的可能性空間。於是，在當代茶學罕見的詩性回應中，我們遇見了周渝先生的華夏茶道。
於眾人眼中，或許它僅是一種工夫、審美與修養的總和；然而，揆其密意，它更是一場淬煉於存在深淵的修行——藉由「正—靜—清—虛—圓」的心法，將生命中無以名狀的沉哀、悔疚與歷史傷痕，緩緩化為能夠涵融殘缺的「圓滿」。此「圓」，並非完美無瑕，而是遍歷劫毀後仍願包容生命裂痕的「殘圓」；此如老茶的幽香——沉靜中，氤氳漫漶著沁脾的靈韻與歷史的遺音。
在終章〈救贖：一個美與神聖的靈視〉中，他直言：「上天賦予生命對理想的嚮往，殘缺卻是人間的現實。」並將中國古曲《月兒高》與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並置為極富意象性的詩性隱喻，視之為「悲憫之圓」的象徵——從殘缺中生出的月暈，既照見歷史傷痕，也撫觸靈魂創口。這敢於直面「有限性」的凝視點，與海德格爾在《存有與時間》揭示的「向死而在」，可謂秘響旁通——人，不只是會死的生物，而是能在死亡的可能性中，莊嚴地承擔存在，並與天、地、神共在的存在者。
周渝茶席，就其深於「天地神人」四方維度的精神底蘊，無疑已構成神明缺席之世的詩意棲所——不為趕走黑暗，而為了在黑暗中守住一盞燈；有燈，就可能重新遭逢那失落久遠的神聖感。即此而言，真正的茶人，是在神聖的缺席中仍為神性的現身保留位置的人。他不創造神聖，而是為神聖預備位置；寄意所在， 無非是在神明缺席所留下的「空位」中，為神聖保留一方等待與沉默之地。空位是「虛」，恰對應著「天地神人」的「神性維度」；空位中詩興蔓衍的神性生成動力，則是超然「寂滅」而盈溢著「生生之德」的「虛境」。
承此而論，周渝茶道的精神動向，正是通過「神明的缺席」而構築出天地神人交光互攝的靈泊之所，以守候那氤氳於茶湯而若存若亡的神聖感。茶，於是不只是流經唇齒、舌尖、味蕾、咽喉，終而沁潤肺腑的可見茶湯，它更深於一種虔敬的挹注與澆灌，而隱然召喚著不可見的神性臨在。這神聖的臨在，不在教堂的靜謐鐘聲，不在寺廟的香煙裊繞；它就寄託於一盞老茶的餘溫裡，一場靜默的凝視中。一滴眼淚、一段回憶、一念悔意、一聲未言的問罪與寬恕，都悄然掩映著從另一個世界走來的甬道。
茶，以此而「不只是茶」。茶杯所盛的，不僅是一泓清茗，而是時代的傷痕、無言的悔悟、倫理的召喚、神聖的殘片，以至文化所託命者生死相續的悲願。依周渝淬煉於歷史傷痕的茶道，此皆乃以澄瑩微光盈溢於茶湯之上的「神聖」紋跡——不是超越此生的彼岸真理，而是倒映在一盞茶湯裡的傷痕與靜默、是縈繞於愆悔與悲憫之間的幽微回響。茶人以此而成為「神聖」的守候者與見證者，他終而經由一盞茶湯而找到從「殘缺」通往「圓滿」的道路。
綜上以觀，周渝茶席所重建的「神聖」，不是權威的，而是悲憫的——是「為善無力」者（上帝賦予人道德的本質，但未給予人完整執行道德的能力）的自我救贖、是歷史見證者的良知迴響、是茶氣催動經脈而直叩魂命深處的泫然。周渝茶道的「圓」，以此別異於皈依「寂滅」的日本茶道，而轉向含納殘缺的悲憫。悲憫，不是情緒泛濫的共情，而是一種穿透歷史、創傷、殘缺、破碎之後，仍願「與之共在」的安然承當。
不同於千利休的「和敬清寂」，最終走向寂滅；周渝以道家「為道日損」之「虛」，開出螺旋上升的生機，使茶席成為內蘊再生契機的「氣場」。此虛，不是虛無，而是倫理場域的開啟。這虛實相生而氣韻生動之「虛」，正如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所言，是讓自我裂開以向他者負責的姿態。茶席因此成為與他者、與歷史、與缺席的神明共坐的地方。列維納斯提醒我們，救贖不是天降的恩典，而是來自「我」對「不可拒絕之呼喚」的回應。當我意識到自己曾沉默、曾傷害、曾怯懦，這一刻，「先於一切自由的責任」已經啟動。
周渝茶席，就其「療癒」與「救贖」向度而言，就是這樣一場倫理性的儀式。他並未迴避自己在不義時代中的無能為力，如何凝結為身心的病灶；反在茶氣的沉浮與淚水的滑落中，疏瀹五臟，澡雪精神，從而喚醒被歷史壓抑的良知，讓悔悟化為承擔。如此，周渝的茶道，便在天地神人的四重維度中，開出了屬於我們時代的「詩性棲居」：
茶湯中沒有神祇的形象，卻有神聖的氣息；
茶席間沒有枝蔓的碎語，卻有印心的對晤。
神聖不再是彼岸的真理，而是此岸的臨在。是「終有一死者」在遭時喪亂、悲催切割的身世隱痛下，仍不忘以茶體道的靜默時刻。正是在這些無聲的細節中，我們與周渝相遇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吹拂過神已遠去之處，也吹過茶人仍靜定守候之席。
我以此遙想：1918年，二十六歲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他的隨筆中，曾寫下一紙寓意幽深卻令人費解的殘箋：「不試圖從咖啡杯底的沉澱中獲取預言，並將其解開者，就不是真正的哲學。」原來，咖啡不只是咖啡；一如，茶不只是茶。
作為能通過一壺老茶細味「傷痕中之神聖」的紫藤廬主人，我隱然從其雍容奉茶的靜穆身影，窺見了相似的靈光。這種靈光，不是來自技藝的耀眼，而是來自一種極度敏銳的感受力——能以一盞茶的餘韻，呼吸遙遠山林與歷史的氣息；能通過遙遠之物的獨一顯現，使時間與空間以奇異的方式交織、使不可觸者悄然靠近。
什麼是「靈光」（Aura）？本雅明寫道：「時空的奇異糾纏，遙遠之物的獨一顯現，雖遠，猶如近在眼前。靜歇在夏日正午，沿著地平線那方山的弧線，或順著投影在觀影者身上的一截樹枝，直到此時此刻成為顯像的一部分——這就是在呼吸那遠山、那樹枝的靈光。」
此二人，一為哲學幽靈，一為茶席牧者。命途懸殊，卻皆深諳「細按物情、曲探心跡」之道；皆能通過舉杯凝遠的深邃諦視，以感應來自天地神人的深秘召喚；皆內具非比尋常的感官甦醒能力，從「遙遠之物的獨一顯現」中呼吸靈光，並將其收存於此時此地之中。
這凌越一切「可見物」而投向「不可見域」的「詩性敞開」能力，正是這位孤行靜寄的紫藤廬主人，何以能通過一盞茶湯之微，而承接歷史與命運之重。於是，每一口啜飲，皆成直抵魂命深淵之救贖；歷史的傷痕，亦以此轉化為神聖的流光。這份書寫，因未可視為獨屬於一人的修行筆記，而是對現代性創傷的深度倫理回應、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所亟需的詩性救贖、是對整個時代所投下的沉思之葉…….
為無名者命名：從「陽關祭天」看周渝茶道的詩性倫理核心
陽關，位於敦煌西南，是漢唐以來西域交通的重要關隘，亦為無數出征將士辭家離鄉、遠赴荒漠的埋骨之地。詩人王維的「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早已將此地註記為歷史情感與詩興想像穿梭交織的地理節點。
2015年6月13日，周渝先生應邀於此舉行的「陽關祭天」，則在這條牽動歷史遙想的絲綢之路上，於一處幾乎被千年風沙抹去的古遺址，重新燃起了悼念的茶火。
那日，風吹大漠，火苗搖曳。黃沙之中，一盞柴火煮出的茶湯；廢墟之間，一位女性導演默默記下的悼辭；漫天風起，一位舞者沉默起舞，以身體訴說無聲的祈願。一位沉靜肅穆的茶人，在無聲之境中召喚千年無語的亡靈，先是持香祭天、舉杯凝神；而後緩緩將茶湯傾注於浩瀚黃沙。周渝先生在此立香舉盞、灑茶慰靈之舉。這「一向上、一向下」的雙重動作，正是在人與天地之間，劃出一方可容神來臨的詩性空位。
向上者：敬天、祭神、問蒼穹。
向下者：憫地、慰靈、應幽冥。
這上下兩個方向，於一碗茶水之中完成——向上舉杯敬天，向下灑茶祭地。天與地、人與靈、今與古，被「一盞茶湯」貫穿為一體，而使人重新感知天、地、神、人的四重交界點。祭者的身體，於此成為神明缺席時代中的神聖甬道。垂直貫通的祭儀動作，不僅是對天地的虔誠禮敬，更是對消殞於歷史荒煙中之無名者的呼喚與回應。茶煙、爐香、祀者、祭辭，遂令原為地理上的邊塞荒漠與廢墟遺址，從「地理景觀」轉化為乘載歷史傷痕與悼念倫理的「詩性空間」，不僅構成審美維度的祭儀象徵，更在倫理維度令此地成為悼念亡靈的靈性之所。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論述「靈光」（Aura）時曾言，那是一種「時空的奇異糾纏，遙遠之物的獨一顯現」，猶如傍晚的山影、枯枝的光影投射，縈迴不去地停留在我們記憶深處。我們若將此概念轉入歷史與悼念的維度，便不難理解：靈光即是歷史的碎片在當下被重新照見的瞬間，是神聖殘片於凡俗生活中忽然閃現的光痕。
周渝先生在沙漠中所行的茶祭，不正是如此一瞬？在那詩性瞬間——過去於現在重現、死者在生者的身上重生、喑默者在我的語言中復活。舉如，陽關祭中，我們所見的靈光，是煮茶之煙縈繞而上，迷濛不定；風中斷續的火苗，在柴燒間跳躍閃動；女舞者的身影，隨風舞動如時間的殘影；一段未及錄音的祭辭，被悄然記下，吟迴至今。這些都不是宏大的場景，卻在流光碎影中承載起難以名狀的神聖感。這「神聖的臨在」，不來自「崇高」，卻是來自「歷史的傷痕」——那為人遺忘的微塵眾生、那沉埋千年的戰死白骨、那未能返家的春閨幽魂。於是我們可說：靈光，就是那閃爍的、稀薄的、被歷史摧殘後仍留下一縷香痕的殘影。這靈光不屬天上，而出自地底；不屬全知者的神性光芒，而是歷史幽暗中殘存的聖痕。那幽黯中的神聖、殘片中的微光、喑默中的召喚，正是缺席者的臨在方式。
周渝先生的「以茶為渡」，便是使這種神聖的臨在得以被近身觸及的詩性通道，詩性通道則通往藥樹息蔭之境，而藥樹息蔭，即是詩意棲居之所，是匐伏危行於歷史裂縫的微塵眾生得以獲得救贖的「詩性空間」。「藥樹」，既是療癒之象徵，又是召魂者之憩所，是祀者完成祭儀後，與亡靈同歸於幽冥之處，合掌而息的陰翳之地。周渝華夏茶道，以此未止於講究器物精緻的風雅茶席，而是化為一道悄然無聲的倫理渡口——在神聖缺席之際，以柔性的儀式、緩慢的時間、默然的回身，召喚彼岸尚未被悼念的他者。或許，蒼茫天地間，人唯有安住於對神明缺席的靜默守望之中，方能使存在的庇蔭再次臨身。此如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云：「詩人，是在神聖缺席之時，仍為神保留空位的人。」這空位，即是「虛」；而「虛」的本體，就是容納殘片、迎接微光之所。若僅止於精神層面的空位，那麼一切將流於形而上之幻想。但周渝的茶道實踐，則以最具身體感的動作，賦予空位以沉實的質地：舉香、灑茶、佇思、凝神，甚至他在祭文頌念中出現雙臂環抱這從未預想的動作，皆是身體於神聖空間中自我定位的「身體語法」。在此意義下，「空位」非但不是靜止之空虛，而是由身體行動所開顯出的「詩性空間」——那是由情感、記憶、姿態所疊影交織而成的詩意棲居之所；一方與身體形影相隨的「虛境」。若無這樣的身體性實踐，所謂「神明的缺席」將只流於毫無實感的哲學悲嘆；但因為周渝將此「缺席」轉化為具體的「身體儀式」，周渝華夏茶道以此呈現為一種「空位之道」——既不否定神聖的退隱，也不急於再建神聖的宏構，而是於卑微處守候、在簡儀中承擔、於靜默中等待那或許永不現身的神性臨在。
此如周渝在祭儀中並未宣讀預擬之祭文，而是於風起雲湧之現場——「臨場默等天地召喚」，隨之順應感發，當場頌祭。此非即興之戲，而是「感召而說」，是在「悠遠深沉的歷史情懷」面前，以身體開啟一場語言尚未抵達的倫理行動。如他所自述：「頌祭文時，兩臂不由自主作環抱狀，這都不是預先想好的，也從未做過這個動作，事後回顧及看照片，自己都感到震撼！頌完祭文，向廣邈黃沙底下的幾千年來犧牲與受難者的白骨與亡靈，尤其是那些遠古年代的善良哀怨的春閨女性，獻上花….」此身體之舉，未曾預設，亦非宗教儀軌所要求，而是在天地與歷史的雙重感召下，自然流現之祭者身體的悄然變形。
這一瞬間，我們不得不思及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這位曾在納粹集中營裡受盡煉獄荼毒又僥倖回返人間的猶太思想家說過：「責任，來自一種對已死之他者的回應，彷彿我必須為他的死亡負責，甚至因我倖存而深懷罪疚。」對死亡的回應，在他看來，並不僅是哀悼，更是一種責任的承擔。以此思之，陽關祭天，那緩緩挹注於大地的一碗茶湯，就某個隱微的意義而言，亦彷彿是封寫給亡靈的書簡。它不需被讀出，卻會被瘖啞失語的無名者所聽見，被充塞天地之間的萬古沉默所收存。
原來，真正的靈光，往往在最卑微之處顯現神聖。陽關祭天，以此不只是儀式的紀錄，而是一席可供參悟的神聖詩篇。一盞茶，灑向大漠荒煙，不僅敬天、敬地，更敬那哀怨千古而無人聞問的歷史幽魂。這意義下的「茶」，因此不只是祭品，而是一種見證之物——見證靈光如何閃現於缺席之中、見證詩性如何於歷史斷層中誕生、見證祭祀者如何為神性的現身保留一席之地、見證那流轉於齒頰味蕾間的茶湯如何承載了無以迴避的倫理重量。所以，這並非單純的行禮如儀，它更觸及列維納斯對神聖幽黯維度之穿透思考：那從沉默之中湧出的倫理召喚——他者的臉。
列維納斯所言之「他者」，並非具體的某人，而是面向我而來並對我形成無可抵拒之召喚的臨在者。他者的臉，並不靠語言與行動述說，而是在無言中震撼了我存在的根本；他者的臉，時常已不在場，甚而從未出現，但正因如此，他所留下的痕跡反更不可忽視。於是，缺席的他者，看似已然逝去，實則以更強大的現身模式而對我們化作一種「責任的臨在」，向我們「仍在場」之人發出倫理上的殷殷呼喚。這就映照出周渝先生於陽關祭辭所寄託的幽微心跡：「那天的天空大地，風起雲湧！不知千餘年來是否有人在此向亡靈致祭，向千古積存在此的哀怨致上深切的關懷⋯」
正是出於這份「凌越可見物而投向不可見域」的詩性凝視，茶道，作為祭天儀式，遂在靜默之中召來這份來自「不現身者」的呼喚；茶席，亦以此成為與「不在場者」相會的場域。女導演汪喆未及錄音，卻留下一段令人動容的祭詞紀錄：「這條路，通往遠方，因為這條路，曾經的我們互相交融。在這條道路上，曾有多少死和生。腳下深深的沙土下埋藏著多少白骨，那些在這裡戰死的漢子和為他們哀痛的女人們。將香燃起，為這條古老的道路，為文明深處的幸福和哀怨；將花獻給亡靈，特別是女性們。將茶倒入大地，真誠的期望，未來所有的溝通和交流都充滿善意。」隨後，並附上一段迴腸蕩氣的心情紀實：「這條路叫絲綢之路，這裡是陽關，這些話語來自可愛的老師紫藤廬周渝。夕陽西下聽到這席話，看見那個板正筆直消瘦的身軀，這個瞬間是今日最感動的時刻，彷彿自己是那亡靈，得知有人在遙遠的此處，為我祝福。」
此非主祭者之語，卻讓人驚見：神聖之感，在現場生成的強大漩流與深秘共振，如何讓現場的觀者，在天啟似的神感神應中，感知自己儼如亡靈。這詩性瞬間，悼者成為被悼之人，祝者成為亡靈之身——為不再說話之人說話。
這也正是「陽關祭天」儀式的驚人奧義：它召喚的，已不只是魂飄異域的亡靈，更是讓在場者一同進入缺席者的視角。這一段由見證者所留下的文字，不是理性的觀察，而是存在的轉化。她不僅「見證」了悼念，更在悼念中「成為」了亡者。此非簡單的共情（empathy），而是列維納斯所言「倫理的極限經驗」——當他者不再能言說，唯有我，必須為其承擔說話之責。
這是悼念的深層生成過程：它從來不只是回憶，不只是表達哀傷，而是「他者面容」在我內部所激起的悸動與承擔；此「承擔」，正是神聖得以現臨的方式。「陽關祭」儼然是一方潛在的神聖時空，是啟動倫理轉化的生成之地——神聖不在天上、不在經典、不在外部，而是在一盞茶湯、一抹淚痕、一段默言中的凝視裡發生；而見證者的轉化經驗，正是神聖可被知覺的明證。汪喆的筆記，於是成為這場儀式最珍貴的「神聖殘片」。它宛如碎光閃爍的鏡面，使我們看見那不可見之物、聽見那無聲之言，並在沁潤幽深的感動中，悄然領受了亡靈所託之願。
以此思之，在陽關沙丘的風聲中，在悼念者與見證者彼此映照的瞬間，我們並非只是觀看一場儀式，而是在目睹一種「命名之語言」的誕生。這種語言的生成，非來自主體的表達欲望，而是來自沉默他者的召喚；不是為了讓我被理解，而是為了回應那已經失語、甚至永遠無法回應我的他者。我們姑轉譯此「回應他者召喚的詩性語言」為「命名之語言」（the Saying），它不在語言的明晰中出現，而在語言邊界的悸動中微光乍現。命名之語言，以此而不同「定義之語言」（the Said）把他者納入既有的知識系譜；而是在他者如墜淵默之際，以我之聲，讓他者之無言得以回響。這，就是「為無名者命名」——在逝者的喑默與哀傷的殘光中，仍願為「不在場者」承擔說話之責。這樣的命名，是詩性的，是倫理的，也是神聖的。它恰可為周渝華夏茶道所獨出於當代茶學語境的詩性倫理內涵，提供一個寓意深遠的隱秘支撐：
「定義之語言」（the Said），每異化為強加於他者的話語暴力而導致不可承受的創傷記憶與歷史傷痕。
「命名之語言」（the Saying），卻通過詩性的引渡——此如黛玉之〈葬花吟〉或寶玉慟悼晴雯之〈芙蓉女兒誄〉——於幽黯處喚出聲音，於失語處回復臨在，而賦予無名者以重生的可能。
海德格爾說，人是「詩性地棲居於大地之上」。這詩意，並非唯美的辭藻，而是指人在天地神人交光互攝的敞開中、與存有共棲之原初狀態。然而，在神明缺席的「後神聖時代」，若「詩性敞開」未能過渡至「倫理承擔」，便可能止於存有的沉思，而無法回應那從廢墟中逼近的他者呼聲。正是在這關鍵性的思路岔口，列維納斯一舉突破海德格爾的「存有論範式」，通過「為無名者命名」完成自己的「倫理學轉向」。他儼然是為猶自流連於「詩意棲居」的海德格爾點破——那音容宛在、如浮光掠影般若隱若現的神聖感，其實就悄然蟄伏於「神明缺席」之處潛藏的「倫理之火」。
我們可借一個概念來捕捉這種過渡的結構——那就是「缺口的動力」。缺口，喻指「神明的缺席」所留下的廢墟；動力，則來自他者的召喚，而非主體的意志。然而，海德格爾對神性缺席的敏銳洞察，若未經具體歷史創傷與他者之死的震撼，便可能自足於存有的沉思與詩性敘事之美，那就是止於「缺口」 ，而無以承接隱匿於「他者召喚」中的神聖紋跡。是以，當晚期海德格爾宣稱「語言是存有的家」，沉淪於受苦深淵的列維納斯則標榜：「語言，是為他者承受責任之始」。前者，即便蘊含神聖之召喚，仍處於一種「存有論之美學地景」；後者，則將「神聖的缺席」轉譯為「倫理的開始」，使詩意不再沉醉於敘說天地之美，而必須承擔對沉默與遺忘者的命名、記憶與救贖。
此何以身為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列維納斯能通過海德格爾所不曾親炙的死亡陰影，犀利洞見：倫理，不始於理解他者，而始於為他者承擔其不可言說之痛；而當他者沉默無語，語言便成為我之不得不言；當他者橫遭歷史遺忘，發其潛德幽光，即成我未竟的悲願。
倫理，以此而不是理性判斷後的義務、不是社會契約下的角色責任、甚而不是自我意志的決斷，而是被他者之死所驚擾、所攫奪，遂宛若深淵失墜般陷落於一種不可推卸之「活著的責任」。
語言，亦不是為了表達自己，而是為了替「不能言說的他者」承擔說話之責；這意義下的語言，已不只是單純的應答，而是責任的震顫臨在，是倫理之火的遽然現身。
為無名者命名，以此而植基於一種「他者的現身」在我身上所造成之不可迴避的震撼與責任感，而以我的言語承擔其不能言說的傷痕；它甚而是在死生契闊的斷裂處，為亡靈在我們的記憶中開一扇可以回返的門，此門一旦打開，不只是歷史被重新觀看，更是我與你之間，那跨越死亡與時間的關係，被重新點燃；如是，禁錮於歷史裂隙的無名幽魂，因得以轉生為「天—地—神—人」交映互攝的瞬間靈光；這瞬間靈光所結晶的神聖殘片，彷若以詩復活了那消逝中仍閃耀的存在，而賦予沉冤未雪、空留餘恨的無名者以永生的救贖。此所以在列維納斯的語脈中，「他者」往往是無名的——非因其本無名，而是被歷史、權力、冷漠抹去了其名。命名之舉，遂成一種回應的責任：它將破碎的生命，從歷史的幽黯斷層中挖掘出來，給予一次尊嚴的閃現，而令其存在不再陷落於永恆的失語。
另一位在歐洲廢墟中為無名者發聲的思想者——本雅明——也曾如此訴說過歷史與悼念的相遇方式。也許，雋刻其西班牙墓碑上的兩行話，恰是列維納斯倫理精義的最佳註腳：「紀念無名者比紀念名人更困難。歷史的建構是獻給對無名者的記憶。」依其歷史觀，「無名者」並非單指無名氏，而是被歷史機器碾碎的生命——他們未曾被記錄，也未曾被哀悼，更無從獲得任何歷史的位置。他們是歷史失語之處的幽魂。古往今來，歷史一向只注目那些記載於史冊的顯赫人物。殊不知，歷史從未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全貌，而是滿佈沉默者骨骸的荒原。本雅明引領我們關注那些被主流歷史遺忘的「無名者」，那些從未登上紀念碑卻遍佈墓塚沙丘的無名孤魂，不屬於歷史的勝利敘事，卻構成了歷史真實的陰影維度。在〈歷史哲學論綱〉中，我們彷彿為其墓誌銘題詞，找出了更堅實的理由：「沒有一座聞名的豐碑，不同時也是一份野蠻暴力的實錄。這些財富的存在不僅歸功於那些偉大的心靈和他們的天才，也歸功於他們同時代人的無名的勞作。」這浸透著沉鬱歷史感喟的洞見，何嘗不道盡本雅明個人的身世之感？他儼然從充滿屠殺的斷壁殘垣看見了自己的命運，而以嚙齒腐心的切身實感，拒絕讓歷史沉沒於勝利者的敘事裡，並目光如炬地從中窺見一種悼念與命名之間的深層關聯——為無名者命名，是讓曾經存在的生命，不再湮沒於歷史的沉默中，而在一瞬閃回的「此刻」，獲得一次悼念性的現身。
依筆者之見，周渝先生的「陽關祭天」，正是典型「為無名者命名」的行動——不是建立紀念碑式的榮光，而是對歷史幽靈的召喚與救贖，是一種穿越歷史斷層的倫理實踐，是致祭者對歷史傷痕的責任性承擔，是一次超越時間之交會——使無名者的靈光，於此刻成為神聖的臨在。此與本雅明召喚於歷史斷裂處的悼念性光芒相應：惟有通過當下之身體行動，亡者才得以被真正悼念而成為「活著的記憶」。
為無名者命名，作為一種詩性的倫理行動，借《周易》鼎卦象辭為喻，則「君子以正位凝命」是也。正位凝命，此言極深。在天下無道、風俗凌夷之日，「潛龍勿用」的君子，不是殺伐果斷地開拓命運，而是使支離破碎之命，「凝」於「正位」，而得以重回其存在的原初尊嚴。以此思之，君子正是那悲願四方的「不忍之人」，他悄然現身時間崩解的罅隙中，召喚被歷史碾碎之幽靈，使其在一瞬神聖時刻中，復歸其存在的尊嚴與位次。蕭條異代的江湖寥落者，因得蟬蛻於形骸之死滅，而在千年一瞬間，對致祭者顯影為「神聖的臨在」。這，就是「命名」的深層底蘊：它來自於責任的聆聽與承擔，來自於縈繞耳畔的千年回響——你曾在，而我仍記得你……
筆者因以此總結：為無名者命名，正是周渝華夏茶道通過「陽關祭天」而有以全幅開顯的倫理維度。他在廢墟遺址上召喚歷史中的微光，為悲願未竟者續命，為瘖啞失語者發聲；一身弔影，依稀是本雅明筆下被名為「進步」的風暴吹得一步一步「退」向未來、卻始終「面朝過去」之新天使——「他的臉朝向過去。過去的事件在我們眼中是鏈接在一起的，但在天使眼中是一場巨大的災難，災難把殘骸一個壓一個堆起來，猛甩在他腳前。天使原欲停留，喚醒死者，縫合碎裂的過去。但風暴從天上刮下，猛烈地將他捲起，把他推往他背對的未來；而他所能做的，只是睜著雙眼望向過去。他面前的碎片越積越大，高如雲霄。而他無法闔上翅膀，這風勢猛烈，源自天堂，名叫進步。」此一意象，已成為現代思想史上最為震撼的詩性寓言。風暴名為「進步」，但天使的眼睛始終凝望過去；他被推向未來，卻拒絕遺忘。弔詭的是，正是這姿態，在天地之間開啟了失落已久的聖域，更見證了在「後神聖時代」仍能喚起神性臨在的可能。這也正解釋了周渝先生那句寓意深微的喟歎：「古人云：國之大事，惟祀与戎！現代性來臨，完全丟掉了『祭』！」這句話，在科技猛進卻不掩盛世流離的今日，已近乎絕響。
周渝先生的祭天之舉，毋寧於人文荒漠中打開了一道詩性縫隙。只見他將一盞茶湯緩緩傾注於大漠瀚海，不只敬天，也敬那千年無聲的白骨。茶湯無言，器物無聲，惟其沏水、奉茶、敬天、慰地，皆宛如古老的招魂儀式，令亡靈的傷痕再次浮現心頭。「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以此而不只是詩意引證，更是悼亡倫理的具體實踐。這直面歷史傷痕的剎那，是從無名者的失語看見自己的責任，是倫理之火的閃現，是本雅明所啟示：歷史的碎片不再只是物質的斷簡殘篇，而是那些被壓抑、被遺落、但仍隱含神聖能量的時刻與痕跡。它們在「歷史時間的縫隙」中閃回，被稱為「現在時刻中的過去（Jetztzeit） 」。這被當代行動者重新喚醒的殘影，所以成為靈光，是因為它們一度閃耀於過去，後來沉沒於時間，但仍潛藏於某些圖像、物件、詩句、殘碑或夢境之中，等待某一個詩性瞬間的召喚與再現。這靈光非完整的神聖，而是神聖的刻痕；或曰：微光中的聖顯。它們猶如幽靈般在歷史之夜中漂浮，只有在對的時刻，透過對的身體與意志，才會短暫地閃現。它們不構成完整的系統，也無法構築宏大敘事，只在某個瞬間閃耀，為有心人所窺見。〈陽關祭〉正是如此微光的場域——大漠孤煙，煨火煮茶；心有靈犀，默記悼辭；以舞祈願，神馳敦煌。所有這些微小的動作，構成了歷史的暗光片段。它們不是史學家筆下的重大事件，卻是文化精神所賴以託命並延續自身的香火餘燼。在這一切之中，周渝先生的角色不再只是茶人，而是歷史微光的召喚者。
我們已不再置身於神諭充盈的世界，然而，一場「陽關祭天」之舉，卻依然使亡者的嘆息被悄然聽見。周渝，以祭者之身，正其位、凝其命、悲其願、繼其志，終而使「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的悲願未竟者，九原可作，地起泥香，此則「以茶為渡」的終極實踐與現場顯影。茶道，因此不再只是道德修為或藝術審美，而是迎向「他者召喚」的詩性應答，並以此成了最純粹的倫理現場。這樣的見證，或如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所言：「真正的詩意空間，是靈魂能在其中悄然流淌的地方。」逆風中的悼者，遂爾不復是望向文明廢墟的無力者，而是在深沉靜定中，依然召喚歷史中的微光，以渡化遠古精魂的一襲弔影。
周渝茶道超然於審美意蘊外的「倫理維度」，經此詮解，可謂深蘊全出。它已不僅是一門審美之道，更彰顯為一條直抵存在深淵、回應歷史幽靈、承擔救贖重負的倫理實踐之道。此道不徒美善相融，而是以悔悟之心、悼念之身，為亡者守靈，為神聖等待，為喑啞者發聲——是靜默中的倫理行動，亦是詩性中的歷史負重。其所以能超然於審美維度之外，正是因為它承接了太多來自歷史的傷痕、來自亡者的呼喚、來自神明缺席後的虛空，以及來自此生不可承受之重的愆悔與責任。在這條路上，「美」不再是逃避現實的慰藉，而是承擔現實的雍容大度；「茶」不再是修身養性的私語，而是對倫理召喚的安然承當；而「茶人」，終於化身為列維納斯所言那為他者之死負責的人——一位不以理解為責，而以承擔為本質的悼者。是以，當我們言及「神聖的臨在」， 它不復是宗教意義上的天啟，而是深沉的人間責任與回應之光，是悼念中的倫理臨在。這也意味：那閃現神聖性的「歷史微光」，原不是歷史本身發出的光，而是我們在暗夜中為之點燃的那一星火苗。這彌散於歷史暗夜裡的倫理之火，殷殷詔諭著一代代願意接過火炬的守夜者：遺忘的、不可復返的，不該僅是悼亡的對象，更應成為責任的起點。周渝茶道的詩性倫理核心，盡在此矣！
綜上以觀，周渝茶道獨樹一幟的倫理維度，已為當代茶學研究擘立一全新方向。本文作為周渝思想研究的開端篇章，其意義自不止於詮釋一位茶人，更將昭示：在後神聖時代，我們仍可透過一盞老茶，與歷史對坐，與他者共在，與去聖久遠的靈光重逢。此則「以茶為渡」之極深義也。
當代語言世界已喧囂且飽和，而真正震撼人心的語言，卻往往誕生於一種幾近神聖的沉默之中。那是當神明缺席、歷史斷裂、亡靈喑啞，我們卻仍願稽首俯身，鄭重拾起一枚被時光掩埋的神聖殘片，為之命名，奉為證言。這即是倫理的開端——不在於教條式的僵固語言，而在於「臨在」的震撼感。前者，徒託空言而不見血氣；後者，才真讓「責任本身之為責任」的極致臨在感在我這裡顫抖地現身。這意味：責任不是流於空言的概念，而是一種穿透我存在而令我全身心為之震顫的強大臨在感；它不見得以詞語呈現，卻是一種面對他者的傷口與面容的召喚時所無以迴避的承擔。正是在此脈絡下，當周渝舉杯凝遠，向上敬天，向下祭地，這具朝向天地神人敞開的身體，方構成了幽通聖域的甬道，而得以在他者的沉默與毀滅中——於無聲處聽驚雷：
你，不能沉默。
不是為了表達自己，而是為了承擔他者之死。
此所以從「以茶為渡」到「陽關祭天」，筆者所論，固無涉知識系統，亦非關審美風格，而是矚目那構成周渝茶道深層肌理的「倫理之維」，並通過「陽關祭天」的具體示例以暢發：周渝華夏茶道，如何以「詩性—倫理—神聖」的圓滿交融，構成神明缺席的「後神聖時代」最深切昭著的倫理見證。
一座庭院，兩代詩魂：從紫藤廬看周渝的「為父命名」
紫藤廬，作為戰後自由主義陣營的歷史現場，也作為周德偉與周渝兩代人的精神交會之所，其意義，遠非一所書齋可盡。是以，在〈為無名者命名〉的主文之後，我們不得不回望一座屋宇的靜默身影。它既是臺灣自由主義的伏流發源之處，也是周渝先生的童年現場與思想溫床。當筆鋒轉至這座靜謐老屋，一種歷史回聲油然而生——它既是台北新生南路上一處隱沒巷弄裡的詩性空間，也是一段跨世代倫理實踐的啟蒙之所。它如同一株老藤，於歷史的磚牆間悄然蔓生，其根，深植於父親周德偉的思想沙龍；其葉，則在周渝先生的身體書寫與茶道儀式中繁盛展開。我們驚覺：周渝之茶道，不僅是個人哲思的體現，更是對一整段家學命脈的無聲承續。
紫藤廬並非僅是一所宅邸，它更是一則家族精神的寓言。父親周德偉早期的輝煌學經歷，實堪稱民國自由主義脈絡中的重量級人物；他念過北大，留學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師承二十世紀經濟學泰斗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回國後，於湖南大學及中央大學經濟系任教。1949年，國府遷臺後，以關務署署長身份，遷入當時被中華民國政府接收的署長宿舍——尊德性齋（紫藤廬前身）。日後，更在政治氣氛肅殺的戒嚴時期，召集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鄰、張佛泉等學人於此共組思想沙龍。尊德性齋，以此而不只是書齋或客廳，它代表了一種在極權高壓下，仍堅持以士大夫風骨維繫信念的身體實踐與抵抗場域。
這樣的精神，並未隨其1986年遠逝而告終，而是由其么兒周渝，於歷史的轉折中繼承與蛻變。原來，幼時的周渝，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耳濡目染，自少年便見證父輩如何在沉默中守護理念，又如何在動觸時忌的政治壓迫下仍抗顏不屈地堅守人性尊嚴。他總默默凝望著牆上懸掛的民國人物手跡，而在學者辯論與特務窺視之間學會什麼叫做「自由的代價」；在茶湯與煙霧裡，讀懂了什麼是「說不出口的歷史」而需要通過自己的身體書寫來完成。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確信——這正是他日後轉向茶道，何以未止於風雅閒情，而終能皈命於一種淬煉於歷史創傷之詩性倫理的精神根源所在。
若說周德偉是自由理性的代表，那麼早期的周渝，便是詩性與美學的延續。1975年，周德偉心境日益寥落，政府特務又不斷窺視他的行蹤，這位孤獨的先知，徹底心灰意冷，選擇離開臺灣，遠赴美國終老。承繼「尊德性齋」的周渝，並非只是守成之人，而是將其轉化為更寬廣的文化棲所。他熱切擁抱這段「波西米亞歲月」（歷史上的波西米亞人，給人的印象往往是生活困頓但精神富足，拒絕穩定的工作，以創作維生）——扶植實驗劇團、接待政治異議者、支助窮困的藝術家、提供身體表演空間，使紫藤廬從自由思想的密室，進化為公共文化的花園。
如今看來，從庇護黨外人士的空間，到扶植邊緣藝術的日光畫廊，終而逐漸褪去推動歷史的角色，堅實走向晚期華夏茶道的身體實踐。他做的每一件事，其實都在回應那流貫於父子兩代間的歷史召喚——承擔他者。我們於焉看見：周德偉與周渝兩代人的身影，在其中交錯成一座隱形的橋樑——既橋接了中國自由主義傳統與台灣反抗威權的現代記憶，也橋接了政治、經濟、哲學、茶道、詩意棲居、人文療癒、倫理召喚的多重場域。百年世變，遂讓一座滄桑老屋的餘音，仍能在廿一世紀的茶湯中，低迴而不絕。
以此觀之，周家兩代，父親以學貫中西的思想守住歷史的風骨，最小的么兒則以一碗虔敬的茶湯承接父輩的遺緒。他繼承的，不只是老屋，而是一種以詩意回應苦難的倫理風格。然而，周德偉終其一生，卻無法與其理念的宏願比肩。他未能在體制之中發聲，未能在晚年見證自由之實現，亦未能於生前獲得與其才學宏識相稱的歷史定位。時代的洪流，將他沖刷至「失語者」的位置，使他在遠赴異國、寂寞謝世的一刻，成為一位耿耿此心猶苦語難銷之「歷史的敗者」——一位志氣宏放、襟抱高遠卻被歷史遮蔽的思想者。
正因如此，周渝的一生，恰可視作一場深刻的倫理實踐——為父命名。這不止是繼承老屋與記憶，而是以一生悲願，承擔起父親被無情歷史給抹去的未竟之志，而令「零落成泥碾作塵」者，九原可作，地起泥香。這不僅是孝道，而是一場幾近絕響的幽微心跡——在後神聖時代中，以茶為語，以祭為名，讓父親「失敗」的高貴，重新被召回於歷史的光照中，而為父親「從未完成的過去」贖回「尚未完成的正義」。
於是，為無名者命名，就在此地、此人、此屋，具體地顯影為一段身為人子的艱難實踐。我們見證了：一位父親的理想，如何被歷史的洪流給湮沒；而其始終「不忘來歷」的么兒，面對那縈繞終生而不能拒絕的召喚，竟爾在時間的長河中，逐步以茶湯、以空間、以身體、以儀式、以書法、以寫作，一筆一筆地為父命名、為父立碑——非刻於石上，而是如古曲《月兒高》或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使後人一聽入魂，永銘心底。
而今，回望這跨越兩代的倫理實踐，紫藤廬的老藤未枯，詩魂猶存。一如那根從地底穿牆而出的藤蔓，靜靜地傾訴著——歷史可以奪去一切聲音，唯有詩，仍為不在場者命名；而最遲來的命名，或許，也正是最莊嚴的告別。
作者簡介：
朱志學，國立東華大學中文博士，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文系博士後，臺灣中文學會第六屆（2018）【四賢博士論文獎】首獎得主。2022年，榮獲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補助出版學術專書——《莊子物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