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乙旆 社會學系學士生
在聽到服務學習時，你腦海第一個閃過的畫面是什麼？
是老人照護、偏鄉教育，還是動物救援？
或者說，服務學習中究竟是「服務」重要，還是「學習」重要？
高中參加服務學習活動時老師講的一段話一直深深影響著我直到現在：「你有什麼資格去『服務』他人？他們為什麼需要你的『服務』？」他對我們說，不要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去面對服務學習，而應該對這個「學習」的資格感到感激。
所以升上大學後的第一次服務學習，我想試著從「學習」的視角，重新審視服務學習這個命題。
於是，我踏進了花蓮鐵道電影院。
相遇——文化園區作為人本主義的第二次文藝復興
身為一個臺北人，每天面對的世界是繁忙、冷漠、灰暗的。太陽光被大樓的玻璃剝奪了溫暖，只剩下刺眼；來來往往的行人臉上沒有一絲笑容，隱藏在口罩下的唇抿成冷酷的一條線，露出的雙眼是濃濃的無神與疲憊。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人生似乎都變得了無生機，感受不到希望與美好。
為了逃避這樣的環境，我從國高中開始就很喜歡去文化園區這一類的地方。即便只是逛逛、甚至是呆坐在那裡發愣也好。文化園區通常被建立在「可以看到歷史」的地方，那裡的建築往往會保留建造時的歷史特色，只要是身處於那個地方就讓人有種穿越時空的感覺，彷彿可以逃離現實的繁忙與苦悶。透過隨處可見的花花草草、被展示出來的創作，甚至是人與人之間的交談聲，生活似乎能夠被重新改寫，好像這個社會可以不再是唯結果是論的功利社會，而是人本主義的第二次文藝復興。
第一次踏進花蓮鐵道文化園區是因為社會系上舉辦的宿營迎新活動。花蓮鐵道文化園區作為認識花蓮的其中一站，它的日式建築給喜愛日本文化的我留下了一點印象，但也僅止於此。那時的我甚至不知道花蓮鐵道文化園區有個電影院，只當這個地方僅僅是個漂亮的日式公園。建築本身的歷史沒有被好好運用、附近的產業鍊沒有被帶動、也沒有活動聚集人潮，當初的我以為這裡只是一個徒有虛名的文化園區，最終仍會落得蚊子館的下場。
而知道花蓮鐵道電影院（以下簡稱鐵道電影院）則是因為一場系上的分享會。在那場分享會上，學姊與我們分享她一次服務學習的經驗，是帶著她們負責的國中學生一起到鐵道電影院看電影，電影內容則是有關老人與移工的議題。當時在台下聽著學姊分享的我想著：是怎樣的電影院會放映有關這種議題的電影？這聽起來一點也不賺錢，也不有趣，倒是有點吸引我這樣的「假文青」。於是我便記下了這個地方，但也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踏進這個電影院，更不會主動去了解這個地方的歷史和故事。
這個地方再次浮現於我的腦海，是在得知我們必須自行規劃一個服務學習計畫時。命中註定般的，鐵道電影院這個地方迅速地浮現於腦海，我連自己想要做什麼、可以做什麼都還不知道，心中卻一直有一個聲音告訴我，鐵道電影院就是你該去的地方。但這與一般我們想像的「服務學習」實在落差太大，誰會想到服務學習可以去電影院幫忙呢？班上大部分同學都規劃要去照顧老人、小孩，或小貓小狗，也因此我與班上大部分同學分道揚鑣，獨自一人試圖在服務學習的領域中開闢一條新的道路。
於是我便開始著手規劃自己的服務學習計畫。
在看了我第一版本的規劃後，社會系大三的學姊林姿妤告訴我：「服務學習，很簡單，就是你設計一個服務方案，然後受惠別人、你也受惠。這就是服務學習。所以你想設計的方案是什麼？也就是你想做的事情是什麼？為什麼這個地方需要你這樣服務？而你有什麼能力可以提供這個地方？」我發現我最初打算做的事情似乎只有「學習」，失了「服務」。但我對於我能給予這個地方什麼而感到茫然。在查詢過資料後，我發現這個地方的規劃和架構已趨近完善，既有粉絲專頁、Instagram 帳號，也有獨立的官網、完整的工作團隊。矛盾的是，很多待在花蓮的時間比我還要久的學長學姊都不知道它存在的意義，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而這也成為了我「服務」的出發點。我希望這個地方能夠被更多人知道。
深入——實作帶來的視野與發現
但如上所述，僅在網路上查詢到的資料無法讓我真正了解這個地方，於是我與鐵道電影院的工作人員之一——同時也是東華大學性別與親密關係通識課的講師——張志宏教授討論後，決定在鐵道電影院的三月籌備期就進入這個場域幫忙籌備工作，而四月則是著重在現場工作的協助。
持續與志宏教授聯絡、同步修改著我的服務學習計畫時，其實內心對我的整個計畫非常沒有信心。「如何宣傳鐵道電影院」的問題不停盤旋於我的腦海，對我來說似乎是一個無解的命題。明明在網路上找到的資料是如此完整、臉書粉絲專頁與 Instagram 都有持續在更新，似乎我不實際踏入這個場域就永遠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所以我也只能一邊安慰自己，一邊忐忑不安地等待第一天服務學習的來臨。
萬萬沒想到，第一天服務學習的內容是看電影。
在整個服務學習的計畫中，了解鐵道電影院的運作模式也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內容，而貫穿整個籌備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試片」。試片，顧名思義就是要測試影片的完整性和是否有問題，也因此整個三月我的服務學習內容都是看電影。但試片可不僅僅只是看電影這麼簡單。為了在實際播映時方便工作人員協助觀眾進場和散場，試片時必須紀錄電影第一幕開始的時間、進入工作人員名單的時間、影片是否有雜音或影像的問題，或是放映前是否有像 DVD 一樣的選單必須選擇，試片人員必須在一張記錄表紀錄以上提到的所有可能。
也因此試片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你必須全神貫注地確認整卷錄影帶有沒有問題，所以也必須在電影播放的過程當中保持清醒。在一般的情況下這件事情並不是特別難，但若是當天必須試片的電影內容比較枯燥乏味（例如某些紀錄片），或是前一天的睡眠不足，在有冷氣和柔軟座椅的舒適環境下保持清醒的確是一件折磨人的事情。
於是在整個三月的鐵道電影院籌備期，我的工作內容就僅有幫忙試片，也因此在試片完後有一些時間可以與現場的工作人員聊天，而我也透過這些零碎的聊天內容漸漸拼湊起部分工作團隊的樣貌，以及鐵道電影院的故事。在一次試片結束後的閒聊中，我從志宏教授那裡得知了一些鐵道電影院在規劃時的故事。我也才知道，原來花蓮鐵道文化園區的確有一段時間是一棟蚊子館，長年來雖然有許多廠商嘗試進駐但都無法活化這個區域，而花蓮縣文化局也一直在尋求機會希望可以活化這塊台鐵的場域。恰巧碰到一年，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的王君琦教授擔任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並告訴花蓮縣文化局有一個成立地方電影館的計畫可以申請補助，因此最終選定了位於市區的花蓮鐵道文化園區內的中山堂，作為成立地方電影院的位置。
花蓮鐵道文化園區在日治時期被稱為鐵道部花蓮港出張所，是掌管花東鐵路的總指揮所，也是舊時的花蓮火車站，但在花蓮火車站被轉移到現今的現址後（今花蓮火車站），舊址便廢棄不用。在那時候，中山堂是花蓮港出張所用來舉行員工集會、康樂活動的地方，因此將電影院設置在中山堂，冥冥之中也延續了此地日治時期的記憶，讓這個地方得以繼續作為人與人相知相識的地方被運用。
其實一開始，工作室的大家沒有人知道要怎麼營運電影院，因為他們過去幾乎都是拍電影的，沒有人對經營電影院有一個具體的了解，而現在看起來成功的營運都是在大家一點一點的摸索下，逐漸被建構起來的。花蓮鐵道電影院作為一個非商業的社區電影院，與商業電影院不一樣的是，工作室與觀眾的距離很近。過去花蓮有一段時間跟香港可以直航，而後來因為一些政治的因素，許多香港人搬來花蓮定居，因此也有許多定居在花蓮的香港人會來鐵道電影院看電影，時不時還會拿一些餅乾糖果到辦公室跟大家分享，或是拿玩具給工作室的小孩玩。因此鐵道電影院對於這個地方來說不單單只是個電影院而已，更可以說是一個社區內集會的地方，住在附近的民眾有空都會來到這裡，與大家聯繫感情。
這點我在四月的現場工作中更是深有體會。
現場工作時需要的人力比籌備期的人力更多，至少四月時的工作室不再像是三月時，只有小貓兩三隻，四月時幾乎是擠滿了人，整個小房間彷彿都熱鬧了起來。
每場電影放映時都會需要至少三到四位工作人員，分別負責：票務、進散、放映這三個工作。其中，票務和放映分別只需要一個人，而進散則往往是看情況，有時只有一個人、也有時會到兩三個人。若是在有映後座談會的情況下，需要的人就更多了，必須再加上一位主控、一位主持人、一位側記和至少一位小幫手，負責遞麥克風給願意舉手分享的觀眾。
負責過票務、進散、側記和映後座談會小幫手的我，最喜歡的工作就是票務。票務的工作內容主要是售票給各位觀眾，也因為鐵道電影院大部分的場次都是免費的， 所以主要負責的工作就是紀錄每位觀眾的座位並且提供入場卷給觀眾。擔任票務時我總會想起獨立樂團「甜約翰」的《靠窗座位》。隔著一面玻璃、短短幾句公式般的對話，我猜測著這位觀眾來自哪裡？他的故事是什麼？為什麼會想來看這部電影？是因為打發時間？還是早有預謀？
也因為擔任票務，我發現鐵道電影院的確有許多常客，他們或許就住在附近、或許在這裡住了很久，閒來無事就會到花蓮鐵道文化園區走走、有免費的電影就取張現場票進去打發時間，也是好不快活。帶領我學習票務工作的姐姐也是一副與其相熟的樣子，「今天也是兩張現場票嗎？」「對！第六排隨便幫我畫兩個位置。」對話聽起來默契又神秘地疏離。
不只是居住在附近的常客，也常常遇到東華大學社會學系的學姐、甚至是教授。雖然那些學姐我一個都叫不出名字，跟「常客」素梅教授也沒有過太多交流，但在無意中發現自己與萍水相逢的人居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總是令人感到驚奇與親切，也讓人想要更加了解他們開始來電影院看電影的契機，又對什麼電影主題有興趣。
發現——期許未來更好的改變
透過實際進入場域，我更加了解了鐵道電影院對這個地方的意義，同時也發現了一些改變後會更好的東西。
在擔任票務時聽到觀眾與工作人員的對話：「我找這部電影好久了，但是大電影院就是沒有放，好險你們這邊有放映！這樣就不用又跑去臺北了。」
花蓮的文化資源相比起臺北、高雄等大城市的確稀缺了許多，臺北有松菸、文山文創園區；高雄有駁二特區，都是發展得非常好的文創與文化資源。相比起這些大城市，花蓮的歷史和文化基礎絕對不少，甚至比起這些已開發的大城市保留了更多的歷史建築和地方原本的樣貌，但是藝術資源卻相對這兩個地方少了很多，那些本來可以被大作文章的資本也沒有被善用，淪為一個又一個的蚊子館。
花蓮鐵道文化園區與鐵道電影院正是改變這個現況的小小開頭。鐵道電影院成立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希望可以彌補花蓮與臺灣其他地方的文化差距，因此選擇了思想、題材和議題更多元化的非商用電影播放，並且邀請導演或是與電影主題相關的工作人員開映後座談會，希望可以透過與創作者和相關人士的對話，接受不一樣的思想碰撞，而非一味接收主流的價值觀和思想。
而在服務學習的這段過程中，我感受到最大的問題即是交通以及生活機能過於不便。
在擔任票務時，我發現有許多團體觀眾會先派一部分人來取票，他們會告訴我：「還有兩個人去找車位了！」但因為工作上的規定，我必須等人來到現場了才可以給他們票，也因此我會聽到因為找車位而姍姍來遲的觀眾向我抱怨：「這附近的車位太難找了！」這時的我也只能一邊笑著說「對啊對啊」一邊迅速地準備入場票給他們，然後再目送他們取了票後急匆匆地往放映廳跑去。
鐵道電影院幾乎是一座被孤立的孤島。雖然東大門夜市就在鐵道電影院附近，但若是參加下午場次的電影，鐵道電影院附近幾乎沒有店家可以讓人先填飽肚子後再進場看電影。也因此，下午場的觀眾必須先到其他地方用餐，再前往鐵道電影院，但一晚到就很有可能會沒有停車位，因為鐵道電影院附近的停車位可說是屈指可數。這樣交通不便的問題往往導致一小部分觀眾在電影開演後才進入影廳。影響其他觀眾的觀影體驗的同時，遲到的觀眾也承擔著「打擾到別人了」的心理壓力，無法靜下心來觀賞電影。
而針對推廣宣傳的部分，我在學校的許多地方都貼了鐵道電影院的當期海報。雖然我認為可能可以引起某部分人的注意，但其實效果不大，畢竟大家都是走過路過看過，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在我思考了許久後，我認為最有用的推廣宣傳還是必須結合現在蓬勃發展的社群媒體，或許還可以結合東華部分教授的力量，引起學生注意的同時也打開鐵道電影院在校內的知名度。
像是社會學系的陳素梅教授就會在「社會問題」這堂課上帶著學生一起去鐵道電影院觀影，但根據我對鐵道電影院臉書粉絲團和 Instagram 的關注，這個經驗與活動並沒有被拿出來做良好的宣傳。若是可以在這些社群軟體上與東華社會學系系學會合作，或是請當天有參與活動的學生撰寫心得，我認為都可以某種程度上的更加擴大與東華大學的交流和關聯性。
或許我尚未找出以上問題最好的解決方式，但仍感謝這次的機會讓我認識了這個浪漫、美麗、又充滿生機的地方，也希望在未來的第二次服務學習中，我能夠實踐當時將這個地方宣傳出去的承諾，讓人們能夠因為這些風格、觀點各異的電影產生更多對話的機會。從此人與人之間可以不再只有利益般的互動，而是不同思想間的碰撞、留下相處的溫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