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路
被激怒的天鵝
你喜歡西貝流士的作品嗎？如果喜歡的話，會不會像我一樣，對他的第五號交響曲 （降E大調，作品82號）情有獨鍾？
西貝流士創作第五交響曲的時候（1915-1919），他身處的大小宇宙都正在經歷翻天覆地的改變。首先，大半個歐洲烽火連天，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置身度外。其次，芬蘭正在脫離俄羅斯的百年統治（西貝流士的芬蘭頌，早已成為芬蘭人爭取自立的精神圖騰）而且經歷了一場雖短暫但血腥的內戰。身為作曲家，德布西、史特拉汶斯基和荀白克已經分別在不同的路線上斬荊披棘、開創新局，彷彿把他甩回了上一個世紀。至於西貝流士本人，一方面為了生計得不停地寫作小規模的樂曲，一方面還得和酗酒的習慣奮戰，不知不覺就到了知天命的年紀了。
在這段時間裡，經過兩次對第五號交響曲的大幅改動，西貝流士堅定地守住了自己的陣地。在終於讓他自覺滿意的第三版裡，他刪除了大部分從第四號交響曲開始試驗的「新音樂」的聲音（比如複雜和非傳統的和聲對調性[tonality]的挑戰），而回到了一條有自己特色的「古典」道路上，因為他下了決心：我要用自己的聲音，在音樂的內容上爭勝。
第五號交響曲的第三樂章，在弦樂組卡農般地引出如疾風掠過湍流似的悸動顫音之上，兩對法國號（圓號）此前彼後地奏出了小三度連續和弦的「天鵝之鳴主題」（swan call theme）。那是西貝流士親睹而難以忘懷的一幕：「十六隻天鵝在我頭頂盤旋多時，天鵝的聲音有些像鶴，但是去除了顫音；有些像小號，又加上了雙簧管；還有些像嬰兒的哭聲。啊，這是大地的神秘！人世的悲歌！」、「這是我有生以來最棒的經驗之一！上帝啊，這太美了！」
在我不順心的時候，西貝流士的天鵝鳴聲往往就會在腦中響起。它讓我想到的，不是聖桑那端莊地悠游在如鏡湖面的優雅天鵝，也不是理查史特勞斯那滿天晚霞的最後四首「天鵝之歌」，而是荷蘭畫家亞瑟林的那幅寓意畫「被威脅的天鵝」裡的臨敵不懼、振翅高鳴的被激怒的天鵝。的確，位于西北歐的荷蘭，歷史上曾屢次為強鄰魚肉，包括手臂伸得很長的哈布斯堡家族。同樣的，西貝流士的祖國芬蘭，也有著夾在一左一右兩強（瑞典與俄羅斯）之間的宿命。
芬蘭，這個四分之一的國土位於北極圈內的國家，離我們實在太遠了。過去十年，偶然有人提到和芬蘭有關的片片斷斷，可是多半是和諾基亞（Nokia）有關的事；這幾年諾基亞的光環褪色許多，談起芬蘭的人就更少了。或許有人會說，難怪嘛，到底它只是個人口排名一百名以外的國家。
然而，芬蘭不只有Nokia。幾年前一位有心人寫了本《芬蘭驚艷（經驗）》，強調的是現代芬蘭制度（尤其是教育）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面，我讀了獲益不少。芬蘭，這個在民主程度、新聞自由、清廉度、人民滿意度、高等教育 . . . 等多方面名列前茅的北地之國能有今天的成就，當然有許許多多的原因。也許有人會認為該書的作者主觀甚強，以致偶有以偏概全之嫌。我倒是認為，每個人經歷有限，觀點不同，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一昧追求面面俱到，豈不成了孔子眼中的鄉愿？如果每個人都能分享一點自己的心得，那麼即使是瞎子摸象，拼湊起來，樣子也就相去不遠了。因此我倒也想從芬蘭的歷史，尤其是近代史中學點兒什麼和大家分享。我還從一位了不起的芬蘭領袖人物身上，看見了芬蘭人不常被提起的腳踏實地的一面。這人不簡單—-我想不起這世上還有幾人能同時被兩個二十世紀的混世魔王佩服—-但是能夠造就這樣子的領袖的民族，同樣了不起！何況芬蘭值得我們學習的人物還不止一位。
早期的芬蘭
芬蘭的原住民大致分成在南部從事農耕的、說早期芬蘭語的族群，和中北部的從事遊牧的、說薩米語的族群。芬蘭語和薩米語同屬於烏拉爾（Uralic）語系或芬烏（Finno-Ugric）語系，和歐洲大部分語言屬於印歐語系不同。今天，薩米語族和薩米文化還有若干保留在芬蘭北部的拉普蘭地區，薩米族人佔全國五百五十萬人口的不到千分之二。
從十二、十三世紀起，隨著北方十字軍東征的浪潮，位於芬蘭西邊的瑞典人開始往東發展，在芬蘭各地，尤其是西邊和南邊波羅的海海岸地區和東南部的卡瑞利亞地區，建立了多個屯墾據點。到了十七、十八世紀，瑞典語成了行政和教育的正式語言。概括的說，當時芬蘭的居民大致分成了使用瑞典語文的統治和貴族階級，以及說芬蘭語的農民階級。就人口比例而言，芬蘭境内瑞典裔的人口比例從十七世紀的17%降到十九世紀的15%，到二十世紀初的12%，到今天的5.5%。到芬蘭，尤其是西南部，你會看到許多雙語的路標。
由於地理位置，自十七世紀起芬蘭成了瑞典和俄羅斯的角力場（當時的瑞典是個軍事強國），兩次瑞俄大戰和無數次衝突的結果，芬蘭的人口和經濟都受了極大的傷害。芬蘭人，包括瑞典裔的芬蘭人，開始覺悟到站在瑞典一邊的代價，民族的觀念，也開始萌芽。隨著瑞典軍事力量的衰退，加上它在拿破崙大陸封鎖政策上站錯邊，到了1809年三月，作為拿破崙和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妥協的一部分，瑞典不得不同意在俄軍佔領下的芬蘭成為俄羅斯帝國的附庸國—-芬蘭大公國（Grand Duchy of Finland）—作為瑞俄之間的緩衝國。也因此，芬蘭語文在十九世紀逐漸達到了和瑞典語文同等的政治和社會地位，芬蘭的民族意識也日漸成形。由於俄羅斯在十九世紀，尤其是「解放者」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位期間，給了芬蘭人相當大的政治和經濟自由，所以芬蘭和俄羅斯之間倒也相安無事。亞歷山大二世的銅像,到今天也還豎立在赫爾辛基市中心的廣場上。
1881年，亞歷山大二世遇刺身亡，繼位的亞歷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先後執行“俄羅斯化”的政策，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收緊對芬蘭的控制，包括逐步收回芬蘭的自治權，限制人民的出版和言論自由等等。即使芬蘭在1906年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全民（包括女性和少數民族）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國家，並且在次年選出了全世界第一位女性國會議員，芬蘭國會通過的法律，若是沒有沙皇的最後同意就不生效。芬蘭人要求脫離俄羅斯的呼聲也就日益高漲。熱血青年西貝流士也就在這時候創作了具有民族音樂風格的卡瑞利亞音樂（Karelia Music，1893）和芬蘭頌（Finlandia，1899-1900）。特別是芬蘭頌，很快就成了芬蘭民眾對當局箝制言論自由「無言」但「有聲」的抗議;演奏芬蘭頌的意義，就如同當年支持意大利統一運動的民眾高呼“威爾第萬歲！”一樣。(Viva Verdi! 其實是Viva Vittorio Emanuele, Re D’Italia! 即：意大利王維多利奧伊曼紐爾二世萬歲！）
獨立與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俄羅斯由於在戰場上連續損失慘重，造成了經濟崩潰、財政破產和社會秩序的急速崩壞。1917年先是發生二月革命，尼古拉二世退位；接著十月革命，布爾雪維克奪權成功。沙皇的退位也讓芬蘭大公國失去了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在經過若干波折之後，芬蘭的右派政府在1917年十二月宣佈獨立。1918年一月到五月，在德意志帝國支持的白軍和布爾雪維克支持的紅軍之間發生了激烈且殘酷的內戰，最後白軍在總司令馬內爾黑姆男爵（Baron 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 1867-1951；通常譯為曼納海姆，也曾譯作馬達漢，本文稱他為曼納漢）等職業軍人的率領下取得了勝利。1918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意志帝國瓦解。到了1919年春，芬蘭經由全民選舉選出的國會很快地獲得英美等國家的承認；該年七月，在國會議員的投票中，憲法領銜起草人斯托爾拜爾耶（Kaarlo Juho Ståhlberg，1865-1952）擊敗了臨時攝政曼納漢，成為芬蘭共和國第一任總統。
1920年十月，俄羅斯和芬蘭在愛沙尼亞的塔圖簽訂了塔圖條約（Treaty of Tartu），劃定了兩國的國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卡瑞利亞地區的國界。卡瑞利亞地區是芬蘭灣和拉多噶湖（歐洲最大湖，面積幾乎有半個台灣大）之間、以及拉多噶湖周圍的地區；卡瑞利亞地峽就是左臨芬蘭灣、右倚拉多噶湖的狹長地區，彼得格勒（1924-1991年改名為列寧格勒，1991年起恢復舊名聖彼得堡）就在地峽的南端。1920年的芬俄國界距離聖彼得堡最近的地方只有三十二公里（二十哩），比今天大家熱論的三十八度線到首爾的距離還短。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裡，一則因為共產國際對芬蘭極左派的支持，一則因為芬蘭極右派一再試圖發起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俄芬兩國的政經關係相當冷淡；舉例來說，1930年代芬蘭和蘇俄之間的貿易還不到芬蘭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一。可是另一方面，實事求是的芬蘭，對蘇俄的關係，倒也不至於像波蘭和蘇俄之間那樣一直緊繃。
在繼續談芬蘭的歷史之前，我們得多了解一下曼納漢這個人，因為芬蘭近代的歷史和他是分不開的。也只有對曼納漢的背景多些瞭解，我們才能明白為什麼他有能力在那麼困難的環境下一肩挑起救國重任，也才能體會芬蘭民族的知人善任、用人唯才的智慧與胸襟。
軍人、間諜、政治家
曼納漢的祖先十七世紀中葉由德意志移民瑞典，十八世紀末遷移到今天的芬蘭。曾祖父曾任芬蘭大公國的第一任首相，被封為伯爵。父親是具有進步思想的劇作家，做生意卻迭有起伏，曾經是Nokia的創始合夥人之一，但1880年破產後離家。卡爾•古斯塔夫•埃彌爾•曼納漢在1867年生於赫爾辛基。父親離家和母親病故後，先進入了赫爾辛基一所專收貴族子弟的幼年軍校，但因為紀律的問題被退學。在家族的支持下又進入聖彼得堡的尼古拉騎兵學校，1889年畢業後，身高一米八七、器宇軒昂的曼納漢成了帝俄軍隊的一名騎兵少尉。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曼納漢志願參戰，因為在戰場上的勇敢忠勤晉升為中校。1906年七月，在列強競相企圖取得中亞的控制權的大環境下（雖然英俄之間的中亞大博弈 [The Great Game]名義上已經結束），帝俄參謀總部需要瞭解中國在大西北推行的政治軍事改革，由於曼納漢是馬匹專家，擅長繪製地圖，而且家族成員和遠東素有淵源，乃派他到大西北刺探當地軍政改革的虛實，並且深入瞭解滿、漢人和當地民族的關係，以及各民族對俄羅斯的態度，同時蒐集英、日在當地間諜活動的情報。表面上他作為一位民族學家，參加了由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日後以發現多卷敦煌書卷而知名）領導的考古隊；清政府發給他的通行文件上稱他為「馬達漢」。實際上，他和幾名隨從及翻譯經由今天的哈薩克、土庫曼和吉爾吉斯到達南疆的喀什後，先南行到和闐，再北上經過阿克蘇到伊寧，再從伊寧經過烏魯木齊、吐魯番、哈密、河西走廊到蘭州，隨後再到西安、開封、太原，最後還見到了因英人入侵西藏而避禍于山西五台山的十三世達賴喇嘛，並且把他的布朗寧手槍送給了達賴（因為到那時他別的能送人的東西都送光了）。在兩年跋涉了一萬四千公里之後，曼納漢終於在1908年七月到達北京。
根據他的大量筆記和搜集的資料（光是相片就拍了一千兩百多張），曼納漢在北京寫了非常詳盡的報告，深入地探討了他親身觀察到的中國西北和北方各方面的情況，並對一旦中俄再起衝突時入侵新疆的戰略和戰術作出建議。回到聖彼得堡後，沙皇召見他，預定二十分鐘的會面，兩人談了一個半小時。從全球戰略的觀點來看，甫在日俄戰爭中慘敗的帝俄，在達到了清廷不足懼的結論之後，得以把關注的焦點重新放回歐陸，包括在巴爾幹半島的民族衝突中全力支持同屬斯拉夫民族的塞爾維亞。悲情破表又心懷「大塞爾維亞」夢想的塞爾維亞人，有了俄羅斯老大哥無條件的撐腰，民族主義無限上綱，在處理和日薄西山的奧匈帝國的關係上一再誤判形勢，這也就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遠因之一。
即使在大漠中工作條件經常不利，他的筆跡依然一絲不苟，清晰工整。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曼納漢在東線戰場上先後和奧匈的軍隊及德軍作戰，因戰功在1917年四月晉升為中將騎兵軍長。那時布爾雪維克奪權成功，對曼納漢這樣的外族背景的舊俄軍官自然貼上了「不同情革命」的標籤。五十歲的曼納漢乃從俄軍退役，回到剛宣佈獨立的芬蘭。不久芬蘭內戰爆發，由於他在俄軍中的服役紀錄，被芬蘭的參議院任命為白軍總司令。雖然以左派工人為主力的紅軍人數較多，又有俄國布爾雪維克的支持，可是面對由像曼納漢這樣的多名職業軍人領導的白軍，自然不是對手。內戰在1918年五月結束後，曼納漢辭去總司令職位，除了到瑞典探親之外，還為了爭取英、法、美對芬蘭承認而去了倫敦和巴黎遊說；十二月被召回，擔任芬蘭臨時攝政，直到民選的第一任總統就職為止。
從某些人的眼光看去，曼納漢的背景一定有好多「政治不正確」的地方：從階級而言，他是貴族出身，也是經濟上的「既得利益者」；從族群的觀點看，他屬於少數族群的瑞典裔，而且家族中不少人還住在瑞典；他的芬蘭語遠不如他的母語瑞典語（除了瑞典語，曼納漢俄語和法語流利，也能用德語、英語和波蘭語交流，可是他的芬語是直到擔任白軍總司令時才認真學的；跟據西方作家的觀察，曼納漢的芬語「不比邱吉爾的法語好多少，不同之處是邱吉爾不需要指揮法國人！」）；從職業的觀點看，職業軍人總是會讓一些群眾先入為主地心存排斥，認為那肯定不如文人可靠；在經歷方面，他在帝俄軍中服役多年，而芬蘭才剛從蘇俄手中獨立。然而，在面臨內外強敵的威脅之下，芬蘭人經過民選的參議院和後來的國會一再的把保家衛國的重責大任放在曼納漢的肩上，而歷史也證明芬蘭人民沒有選錯人。這不能不說是芬蘭人用人的大智慧。
曼納漢離開了政治圈後，先後擔任了芬蘭紅十字會的負責人、銀行的董監事和諾基亞公司的董事。他雖然對政治人物常把黨派的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不以為然，但很少公開臧否時政。可是身為共和國最有經驗的軍事家，他從未放棄他的責任，一方面自1931年起擔任國防委員會的主席，對建立芬蘭的國防屢屢建言，一方面呼籲從前內戰的雙方和解以共禦外侮。逐漸地，曼納漢在芬蘭人的心目中不再只是當年的白軍總司令（甚至是一些前紅軍成員眼中的「屠夫頭兒」[butcher-in-chief]），而漸漸成了芬蘭民族精神的一位象徵性人物。
北極熊來了
1939年八月二十三日，蘇聯和納粹德國兩國的外長簽署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Germany-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又稱 Molotov-Ribbentrop Pact）。除了公開聲明互不侵犯及不與對方的敵國結盟之外，條約中還有一個秘密協議，把位於兩國之間、從北到南的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和羅馬尼亞分劃為兩國的勢力範圍。芬蘭和蘇俄接界長達一千三百公里，自然是劃入了蘇俄的勢力範圍。因為有了這個協議，納粹大軍乃于九月一日大舉閃電入侵波蘭，兩天後英法向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就正式揭開了序幕。接著蘇聯紅軍也在十七日從東面侵入波蘭，在德蘇兩面夾攻之下，十月六日波軍停止抵抗，波蘭也就在歷史上再一次被瓜分了。
1939年十月五日，蘇聯向芬蘭正式提出領土要求，包括把卡瑞利亞地峽割讓給蘇俄；芬蘭政府別無選擇，只得派出代表團赴莫斯科談判。可是由於文人政府存著等待戰爭進一步發展的心理（比方說，西方國家可能伸出援手），同時對軍事不夠了解與重視—-曼納漢數次指出芬軍“除了士氣，一切匱乏”以及情報顯示蘇軍正在列寧格勒地區集結重兵—-所以基本上以拖待變而不願做出讓步，直到十一月十三日談判中止。十一月二十六日，蘇聯聲稱邊界小村邁尼拉（Mainila）遭到芬軍炮擊，造成十多名邊界警衛的死傷（後來披露的人證物證指出炮擊是俄方自導自演的）。即使芬蘭方面否認、並且建議雙方共同調查，蘇聯仍悍然於二十八日和芬蘭斷交。十一月三十日，蘇軍轟炸赫爾辛基，並且越過國界多處大舉入侵；芬蘭總統卡里歐（Kyӧsti Kallio；1873-1940）任命七十二歲的曼納漢為總司令，率軍奮起抵抗，震驚全球的“冬季戰爭（Winter War）”於焉爆發。和九一八事變後的反應不同的是，國聯（The League of Nations）這一回反應迅速，在兩週後的十二月十四日宣佈蘇聯非法入侵芬蘭，並且把蘇聯逐出國聯。舉世的輿論，也清一色的站在芬蘭一邊。
在冬季戰爭中，芬軍前後參戰總人數是蘇軍的三分之一，飛機數量是十分之一，戰車數量是百分之一，其他武器裝備也多半相差懸殊（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蘇軍步兵師編制含一個機車營，芬軍步兵師編制含一個單車營），但是芬軍戰志高昂（芬語中叫sisu，大致可翻譯作guts），指揮卓越（主帥曼納漢知己知彼，屬下將領也都經歷過一次大戰和內戰的洗禮），而且善於利用天時地利。1939年的冬季是自1828年以來最寒冷的冬天，芬軍對境內的地形地物又瞭若指掌。面對蘇軍的屢次強攻，芬軍在正面頂住敵人後（芬軍在卡瑞利亞地峽的主要防線叫「曼納漢防線」[Mannerheim Line]），再由機動小隊滑雪滲透到蘇軍側翼和後方發動奇襲—-北國冬天的漫漫長夜特別適於發動夜襲—-把蘇軍的進攻縱隊切成一段一段加以包圍後，再逐一殲滅（Motti tactics，有點兒像「切香腸戰術」），造成蘇軍的慘重傷亡。蘇軍本來以為戰爭會在幾週內結束，所以開戰後多數部隊基本的冬季裝備付諸闕如，因此車輛武器故障和士兵凍死凍傷的比例很高；又因為交通線常被芬軍切斷，前線部隊的糧食和彈藥補給極為困難。更要命的是，史達林在1938年的大整肅裡殺害、下獄及排除了至少三萬名軍官，包括大部分的將領，以至於開戰時蘇軍的各層指揮官普遍素質低下，因為許多職位都是因「黨性堅強」而獲得的政治任命。
到了1940年二月，史達林總算換上了相對稱職的提莫先科（Semyon Timoshenko； 1895-1970; 後晉升為元帥）為主將，聚集了大量步兵、炮兵和裝甲部隊，把盲衝蠻打的戰術改成集中火力，步戰協同，終於在二月十日日突破了曼納漢防線；二月十五日，曼納漢不得已下令部隊撤退到第二防線。雖然芬軍士氣仍舊高昂，可是已經兵疲馬乏，彈藥和補給也已近枯竭。另一方面，作為侵略者的蘇軍雖然在戰場上已居上風，可是鏖戰三個月仍然無法消滅以寡敵眾的芬軍，在國際上千夫所指，顏面盡失，而且再打下去，春天的融雪季節即將來到，蘇軍的車輛輜重將會陷入泥濘，無法動彈。於是芬蘇開始接觸談判停火的條件，瑞典和德國也試圖調解；至於芬蘭政府對其寄予厚望的英法兩國，卻是力不從心，口惠而實不至。芬蘇雙方終於在三月十二日簽下了莫斯科和平和約,第二天停火生效，結束了打了三個多月的冬季戰爭。蘇聯紅軍的傷亡估計在三十五萬人以上，是芬軍傷亡的五倍。當然，人口只有三百五十萬人的芬蘭，在短短的一百零五天裡將近七萬人的傷亡，已經是極為慘烈的了。（有美國作家指出，以人口比例計算，這傷亡數字相當於1940年的260萬美國人！）
根據莫斯科和約，芬蘭失去了大約十分之一的國土，卡瑞利亞地區的大部分，包括卡瑞利亞地峽的全部，都割讓給了蘇俄，原來跨境兩國之間的拉多噶湖成了俄羅斯的內湖。 為了要永久佔有這些土地，史達林把這些地區的四十二萬人口，不分男女老少，全部驅逐到芬蘭境內。（後來蘇聯政府陸續從白俄羅斯和中亞遷入了數十萬人；現在該地屬於俄羅斯的卡瑞利亞共和國。今天，芬蘭境內不時有人主張向俄羅斯討回或買回冬季戰爭的失土。）芬蘭雖然承受了巨大的損失，可是國家得以生存。相比之下，波蘭早已被德蘇瓜分，而已經成為附庸國的波羅的海三國，三個月之後也被蘇俄正式併吞。
冬季戰爭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有幾個深遠的影響：首先，蘇軍的戰鬥力和它的人數顯然不成正比，這讓希特勒更堅定了侵俄的決心。對蘇聯而言，冬季戰爭曝露了紅軍許多重大缺陷，這讓它能在德軍1942年六月入侵之前多少做了些改進，不然德軍入侵的後果更不可設想。另一方面，由於英法另有算計（需要靠蘇俄牽制納粹德國），美國中立，在別無選擇之下，芬蘭為了自衛並伺機收回失土，只能加強和德國的關係，這也就種下了一旦德蘇開戰，芬蘇勢必再戰的種子。從大戰略的觀點來看，蘇聯對芬蘭的毫不掩飾的軍事侵略，讓西方國家的領袖，尤其是邱吉爾，對蘇俄的擴張主義更有所警覺，這也就形成了英國日後對希臘、巴爾幹和地中海的戰略主張。至於國聯，歷經九一八事變、意大利入侵北非和蘇俄入侵芬蘭等多次國際衝突而束手無策，距離解體也就不遠了。
與狼共舞，竟能(幾乎)全身而退
在冬季戰爭結束後，曼納漢建議芬蘭政府與挪威和瑞典建立防禦同盟，以抵禦可能來自蘇聯和德國的威脅。然而不旋踵（1940年四月）挪威就落入德軍之手；史達林當然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北歐結盟，並且在1940年六月向芬蘭提出了超出了莫斯科和約的新要求。至此，芬蘭政府明白可能不得不和德國建立某種合作的關係，兩國乃就一旦德蘇戰事爆發如何合作進行了多次秘密討論。即使如此，芬蘭的主政人物，包括卡里歐總統、他的繼任、銀行家出身的李思托•呂提（Risto Ryti；1889-1956；1940-1944任芬蘭第五任總統）和曼納漢，都深知和德國建立正式同盟的危險性，所以芬蘭一直避免和德國簽訂攻守盟約。
1940年五月十日，德軍入侵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在曼斯坦將軍（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後晉升為元帥）首先提議的奇計之下，德軍很快地將法英盟軍攔腰截斷，盟軍殘部由敦克爾克倉促撤退到英國，六月二十二日法軍放下武器。以八十四歲的一戰英雄貝當元帥為首的維琪法國成了納粹的附庸國。一年後，1941年六月二十二日，德軍無預警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大舉入侵蘇俄，一時殺得蘇軍措手不及，損失慘重。蘇聯因為預期芬軍會和德軍一致行動，三天後大舉空襲芬蘭，這也就拉開了芬蘭人所說的「繼續戰爭」（Continuation War）—為了不被蘇聯併吞而繼續進行的戰爭行為—的序幕。繼續戰爭和中日戰爭一樣，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整體的一部分。從更寬廣的歷史眼光來看，甚至冬季戰爭也應該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
1941年七月十日，芬軍在曼納漢總司令的指揮下進攻蘇俄。左翼在拉多噶湖東面迅速推進，兩週就推進到了冬季戰爭之前、1920年的國界附近；右翼則向卡瑞利亞地峽進攻，九月二日也到達了1920年的國界。雖然德軍要求芬軍繼續進攻，和德軍完成對列寧格勒的合圍，曼納漢和呂提總統商議後，下令部隊在拉直戰線後停止推進，改採守勢；表面的理由是前方的蘇軍主力並未遭殲滅，真正的原因是曼納漢和呂提清楚認識到芬蘭參戰的目的是為了收復失土，這和納粹德國為了意識形態、種族偏見和經濟利益所作的侵略根本不同。雖然拉多噶湖東面的芬軍在德國人的催促下再度推進，然而在十二月到達注入拉多噶湖東南的斯維爾河後，芬軍再度採取守勢。斯維爾河這一條連接歐洲第一和第二大湖（奧涅噶湖）的河流，正是歷史上的卡瑞利亞地域的南界，也是傳統上路德派基督徒和東正教基督徒的大致分界線。照芬蘭極右派的看法，全部卡瑞利亞地域，甚至從列寧格勒直到愛沙尼亞邊界的殷格利亞（Ingria）地區，都該是芬蘭的「固有疆域」。從此時直到1944年，芬軍和蘇軍在戰線兩邊對峙，然而芬軍從未對俄境內作有系統的炮擊或空襲。
許多人都聽說過「列寧格勒圍城九百日」。實際上，因為芬軍右翼在到達列寧格勒城北三十公里處就不再前進，芬軍左翼也停在斯維爾河，而未沿著拉多噶湖的南岸向列寧格勒方向推進，所以德軍從未能完全包圍列寧格勒。即使到了冬天，蘇軍仍然得以經由拉多噶湖結冰的湖面，繼續從城東北面對城中的軍民運送補給。當然，列寧格勒的軍民在將近九百天的保衛戰中的確作了巨大的犧牲，牽制住了百萬德軍精銳，德軍死傷總數超過五十萬人。因為視力太差被拒絕入伍的蕭斯塔高維奇也在列寧格勒城內擔任義勇消防員,他的第七號交響曲（C大調，作品70;1941年十二月完成）為列寧格勒軍民的英勇抵抗作了見證。
德軍的另一個戰略目標是拿下距離芬蘭北部拉普蘭地區大約二百公里的不凍港莫曼斯克，或是切斷連接莫港和內陸的鐵路線。莫曼斯克對蘇聯的生存極其重要，因為極多軍需和民用物品及原料，包括美國根據租借法案（Lend and Lease Act）提供的物資，都得在遠渡大西洋和北極海後，先在莫港卸下，再運到內陸各地。芬蘭雖然允許德軍部隊由挪威入境後，以拉普蘭為基地向俄境進攻，但是除了一開始之外，並不積極參與德軍行動。也因此美國不認為和芬蘭之間存在戰爭狀態，兩國也仍然保持外交關係。（英國及其他大英國協的國家則在1941年十二月與芬蘭斷交。）
1941年十二月，德軍先頭部隊雖然已經攻到莫斯科西郊三十五公里，然而在嚴冬的助威之下，蘇軍在朱可夫將軍（Georgy Zhukov；1896-1974；後晉升為元帥）策劃與領導下大規模反攻，讓德軍遭到了二戰以來第一次重大挫敗。同一個月，美國在珍珠港事變後正式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和軍人，比如呂提與曼納漢，自然意識到了這場戰爭不但不會像大家希望的那樣很快結束，甚至最後鹿死誰手都說不定；一百多年前的拿破崙，不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嗎？曼納漢更是長久以來對德國人的野心一直心存警惕。在各種場合，芬蘭的領袖們強調芬蘭和德國不是allies（同盟）而是co-belligerents (字面意思是「站在同一邊的參戰方」)，以避免和西方民主國家成為敵國，而西方國家大致上也默認芬蘭這樣的界定。這是因為芬蘭雖小，並且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對德國多所依賴（例如依賴德國提供輕武器以外的大部分的軍事裝備，甚至數次要靠德國接濟糧食—-因為年輕力壯的芬蘭農民都上了戰場—-交換條件包括向德國提供鎳和其他稀土元素以供煉鋼之用），但是德國無法干涉芬蘭的政治或軍事，這一點和奧地利（1938年三月被德國兼併）、匈牙利（1941年六月在攝政霍爾提海軍中將帶領下加入軸心國，並派軍接受德軍指揮侵蘇聯）和羅馬尼亞（1941年六月在獨裁者安東尼斯庫元帥帶領下加入軸心陣營，並派軍接受德軍指揮侵蘇）不同。再舉例來說，除了一次意外情況，芬蘭對納粹屢次提出的遞解猶太難民的要求完全置之不理，不像奧地利、羅馬尼亞、後期的匈牙利，乃至維琪法國和意大利，在數不清的事例上成了納粹迫害猶太人的幫兇。
1942年六月四日是曼納漢的七十五歲生日，當天芬蘭政府授他以「芬蘭元帥」 （Marshal of Finland）的頭銜。曼帥本來打算去前線視察，以避免參加任何為慶祝他生日舉辦的活動，因為他認為戰時不宜舉行這樣的活動。可是三日晚間他接到通知：極少出國訪問的希特勒要飛到芬蘭來為他慶生。第二天，為了避免這次會面成為正式的國事訪問，呂提總統在機場歡迎希特勒和幾名德軍高級將領後，帶領大家到作為曼納漢的行動指揮所的鐵路列車和曼納漢見面（而不是在首都赫爾辛基或是曼納漢在密克利 [Mikkeli] 的正式指揮所），雙方隨即在車廂內舉行了秘密會談。根據一份十一分鐘的未獲授權的現場錄音，一反平日公開演講時的亢奮激昂，希特勒用少見的平穩、甚至謙虛的語調向曼納漢解釋他始未料及的種種困難，例如意大利人造成的拖累和蘇俄的出乎意料的強大軍工生產力等。雖然希特勒本人應該並未直接提出要求，德方的意思卻很清楚：希望芬蘭能在北方戰區的列寧格勒和莫曼斯克的戰場上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然而曼納漢和呂提並沒有在壓力下做出任何具體承諾。（有一種說法是，曼帥還故意在希特勒面前點起雪茄來，而希特勒是出了名的最恨別人在他面前抽煙的。看見希特勒沒吭氣，曼納漢和呂提就知道無須作出讓步了。）
1942年底到1943年初，南方戰區的德軍和支持它的其他軸心國的軍隊在史達林格勒（今名伏爾加格勒）大敗。在芬蘭領導層的戰略會議上，曼納漢指出史達林格勒之役將被證明是大戰的轉捩點，而芬蘭應當在密切注意德國的反應的同時，更積極地尋求退出戰爭的途徑與時機。雖然曼斯坦力挽狂瀾，指揮落入險境的德軍在第三次卡可夫戰役（1943年二至三月）中重挫蘇軍，讓德軍能暫時站穩腳步，但到了七月,德軍在盡洪荒之力發動的庫爾斯克戰役中再度敗北，此後，德軍在東線戰場上節節敗退，再也無法從蘇軍手中奪回戰場的主動權。在西線戰場上，盟軍在八月十七日拿下了西西里，九月三日登陸意大利本島。至此，任何人只要能保持客觀，都可以看出二戰大概將鹿死誰手，剩下的只是時間的問題罷了。
腦筋清楚的芬蘭領導人自然不會看不出來大勢之所趨，也就更積極的尋找退出戰爭的方法，包括加速和蘇聯方面的秘密協商。然而要同時取得德蘇兩方的認可談何容易？假如芬蘭猝然和蘇聯停火，北部的德軍，包括仍然在拉普蘭作戰的德軍，就會立即陷于險境，而希特勒最可能的反應就是命令德軍先發制人向芬軍進攻，以保護側翼和戰線的完整。另一方面，如果芬蘭直接要求德國同意讓芬蘭退出戰爭，結果會是被芬軍牽制住的蘇軍部隊就可以用來對付德軍，希特勒又有什麼理由要答應？這樣的考慮並非理論，我們看一看其他國家的情形就明白了：1944年三月，希特勒在獲知匈牙利正在和蘇聯談判停戰之後，立即命令德軍佔領匈牙利全境，不久又軟禁了霍爾提，另立傀儡政權。1944年八月，羅馬尼亞國王藉政變推翻並且逮捕了安東尼斯庫，然後轉頭對德軍作戰；諷刺的是，雖然在轉向作戰後羅馬尼亞軍隊的傷亡高達十七萬人，戰後簽訂的1947年巴黎和平條約並不承認羅馬尼亞對擊敗德國的貢獻，羅馬尼亞仍被視為戰敗國，結局就是被關入鐵幕四十多年。1944年八至九月的華沙起義，在史達林故意袖手旁觀（蘇軍一部距離華沙市中心不過十公里）、英美鞭長莫及的情況下被德軍血腥鎮壓；二十萬波蘭軍民的死傷，唯一的結果是為戰後波共取得政權鋪路。
綜上所述，從博弈的角度來看，芬蘭或許只有在德軍夠弱（這樣才無法對芬軍發動進攻）、芬軍又夠強（因此蘇軍才會願意停火）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脫身。太早啟動和蘇聯方面的停戰談判，可能會像匈牙利和波蘭反抗軍那樣被德軍粉碎；太慢啟動，可能就會失去談和的條件，而只能無條件投降。
1944年六月六日，西線戰場的盟軍在諾曼第登陸。六月九日，蘇軍在東線戰場向德軍和芬軍發動大規模的全面進攻。蘇軍在戰車和火力上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卡瑞利亞地峽和東卡瑞利亞的芬軍奮力抵抗不敵而後撤，由於情勢危急，芬蘭只能向德國緊急求助。德國政府派外長李賓特洛普親赴赫爾辛基，要求芬蘭提供保證不與蘇聯單獨談和。呂提總統在和曼納漢審慎商議後，在六月二十六日簽署了一項經過芬蘭國務會議（但非國會）討論過的承諾書給李賓特洛普，以芬蘭總統的身份保證芬蘭不和蘇俄單獨媾和；這項承諾被外界稱作「呂提-李賓特洛普協議」（Ryti-Ribbentrop Agreement）。至此，美國才終於在六月三十日和芬蘭斷交。（二戰結束後，美芬兩國很快在1945年八月復交。）
在德軍提供大量反戰車武器和少數部隊的支援後，芬軍得以穩住陣腳，從六月底到八月中旬多次力挫蘇軍：六月二十五日到七月十日，五萬芬軍在卡瑞利亞地峽力敗十五萬蘇軍，造成後者近三萬人的傷亡；七月二十四日到八月十三日，芬軍又在北卡瑞利亞的伊洛曼茲鎮殲滅了蘇軍兩個師的大部。至此，蘇軍指揮部認識到芬軍仍具戰鬥力，又由於蘇軍把精銳部隊轉用于追擊其他戰場的德軍（列寧格勒當前的德軍，已於1944年一月向西南的東普魯士方向敗退），蘇軍才收回芬軍必須無條件投降的要求，雙方也才得以積極談判停戰的條件。這說明了曼納漢的主張是正確的：除非我方能在戰場上頂得住，敵軍是不會住手的，而雙方也不可能談出我方相對能接受的方案。
在應付德國這一方面，芬蘭政府的確擺了德國一道。七月二十八日，呂提稱病辭職，曼納漢在國會同意下繼任總統，芬蘭政府宣佈，由於呂提已經不擔任總統職務，呂提-李賓特洛普協議無法律效力（null and void），新任總統無須受其約束。芬蘇雙方得以終於在九月十九日達成協議。芬蘭本來擔心一旦失去了德國的支持，芬蘭會立即發生糧荒，幸好一向在道義上支持芬蘭最力的中立國瑞典及時承諾提供六個月的糧食援助。
芬蘇停火協議的內容非常苛刻：芬蘭退回1940年的國界，割讓北部鎳礦產地，向蘇聯賠償以1938年幣值計算的三億美金（相當芬蘭1939年的GDP的一半）等；芬蘭還必須把境內的德軍立即驅逐出境。在蘇聯的壓迫和國際的注目下，芬軍必須一面裁軍復員，一面向仍在拉普蘭地區的德軍施加壓力，直到1945年一月德軍基本上完全退入挪威境內為止，這就是芬蘭人所說的「拉普蘭戰爭」。雖然芬軍在拉普蘭戰爭中傷亡四千人（和德軍傷亡相當），但這和前述的羅馬尼亞軍隊轉頭對德軍作戰後的十七萬人的傷亡簡直天差地別，芬蘭領袖們傑出的危機處理能力可見一斑。
一直到1946年三月辭去總統職務以前，年近八十、病痛纏身的曼納漢為芬蘭做出了他最後的奉獻。除了和國會合作完成復員和恢復社會經濟秩序，他還得應對同盟國成立的控制委員會 (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 的各項嚴厲的要求，包括協助準備對戰爭責任的審判（1945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等。二戰後同盟國，尤其是蘇聯，對軸心國戰犯的起訴和審判採取非常嚴厲的態度，可是對芬蘭算是相對寬大，曼納漢本人也未被起訴。這其中有不少是因為史達林個人對曼納漢的尊敬。據說有一回史達林親口對芬蘭的代表團說，你們芬蘭人要感謝你們的老元帥，因為他，你們的國家才未被佔領。的確，芬蘭是1947年的巴黎和平條約下，唯一未被同盟國佔領的前軸心國。芬蘭的失地也遠小於德國、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等國的失地。
史達林對芬蘭的態度，和芬蘭在戰爭中不幫助德軍攻打列寧格勒肯定有關。如果1941年秋天芬蘭答應德國人的要求而揮軍深入蘇聯境內，切斷列寧格勒和拉多噶湖之間的補給線，並協同德軍完成對列寧格勒的合圍，列寧格勒不一定守得住，就像次年夏天克里米亞半島上、本來固若金湯的軍港塞巴斯托波（Sevastopol）最後還是被曼斯坦指揮下的德軍和羅馬尼亞軍攻陷一樣。（事實上，在攻下塞港之後，對列寧格勒志在必得的希特勒很快就把曼斯坦調往列寧格勒前線，只是僅僅三個月又把他調回南方，指揮試圖救出被圍在史達林格勒的德軍的任務。）不論是就東線戰爭的發展、蘇聯繼續抵抗的能力與意志、以及希特勒的個人心理因素等角度來看，如果在芬軍的積極協助下德軍得以在1941年底或1942年初攻陷列寧格勒，希特勒可能也就不會在1942年下半年執意強攻史達林格勒，也因此就不會有扭轉東線戰局、甚至是二次大戰的關鍵之一的史達林格勒之役的慘敗了。所以曼納漢和呂提當時的決定，不只在戰後救了芬蘭，甚至有可能在根本上改變了二次大戰的發展軌跡。
從另一方面來看，雖然冬季戰爭後劃定的國界對芬蘭人極不公平，芬蘭應不應該在德蘇大戰爆發後揮軍越界以圖收復國土？如果從最後軸心國慘敗的結果倒推，芬蘭是不是該在1941年七月嚴守中立，極力避免被劃入軸心國的陣營？這些問題，恐怕永遠不會有「標準答案」；我們也不該用事後諸葛的態度來厚誣古人，因為當1941年夏天納粹氣焰熏天的時候，誰又敢斷言「暴政必亡」呢？重要的是，1941年秋天，芬蘭總統呂提和總司令曼納漢一文一武，雖然有來自被“固有疆域”的迷思所惑的國內極右派要求“收復卡瑞利亞”的政治壓力，卻仍然能作出最適當（optimal）的決定；然後在1944年夏天，兩人又能合作讓芬蘭成功從戰場脫身，也因此才能保存國脈，把參戰對國家人民的損害降到最低，這些都是大政治家的作為。我們比一比一次大戰後和二次大戰後的歐洲地圖，尤其是看看德國國界和波蘭國界的巨大變化，就應該明白「固有疆域」為什麼往往是個迷思—人類社會是具流動性的，族群活動的範圍是互相重疊的。如果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族群都一昧強調「固有疆域」的話，只怕國與國、人與人之間將會永無寧日了。
1951年一月廿七日，在瑞士治病的曼納漢病逝於洛桑，享年八十三歲。
浴火重生
戰後的芬蘭百廢待舉，可是芬蘭人不氣餒，在各政黨共體時艱和全民努力之下，雖然為了不冒犯蘇聯而拒絕了美國馬歇爾計劃的援助，芬蘭仍然能在規定的期間內還清戰爭賠償，運送賠償物資給蘇聯的最後一列火車在1952年九月駛過了國界。本來要在赫爾辛基舉辦的1940年夏季奧運會，因二戰爆發而停止舉辦；在擊敗了好幾個美國城市的競爭後，赫爾辛基舉辦了1952年第十五屆夏季奧運會，包括美、英、法、德、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的五十九個國家參賽，這也成了芬蘭重新參與國際社會的一項指標。（中華民國在蘇聯抵制、芬蘭配合的情況下未能參加赫爾辛基奧運；中國大陸在派出一名運動員參加赫爾辛基奧運後，下一次參加要等到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
在國際政治上，芬蘭處於西方國家和蘇聯集團之間，除了力申保持中立之外，在諸多事務上避免採取會被解釋為反蘇的立場，上面的赫爾辛基奧運就是一個例子。甚至在向主要西方國家或聯合國派出新任大使之前，赫爾辛基通常也先將人選告知莫斯科。至於盡力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劃清界限更不在話下。也因為如此，1960年代後期，西德的媒體首先造出了「芬蘭化」（Finlandization）這個詞兒，用來描述芬蘭放棄外交的自主性以求保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受損的主權的這種現象，一時之間成了西方國家熱烈討論的議題。因為從鷹派的眼光來看，要是和蘇聯及其他華沙公約國毗鄰的國家，比如西德和土耳其，也一一採取和芬蘭同樣的態度和作法，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蘇聯及其附庸國的圍堵就會瓦解。這個話題在當時的台灣也曾被提起。當然，西方對「芬蘭化」的憂慮不久之後就被對西德總理布蘭德的新東向政策的懷疑而取代。
在經濟與貿易方面，從1950到1970年代，芬蘭由農業經濟成功轉型為市場導向的製造、服務與貿易經濟。一方面，它參與了世界銀行、國幣貨幣基金和關稅協定之下的由西方國家主導的貿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它善用芬蘇友好合作互助協議（Finno-Soviet Agreement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也就是YYA Treaty；1948-1992）給予的對蘇貿易特權，成為西方國家和蘇俄貿易的一個重要管道。後者也是當時芬蘭工商界支持政府的親蘇立場的重要原因。在1970和1980年代，芬蘭一面全力發展經濟，一面成功打造了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社會福利制度，和蘇聯在冷戰的軍備競賽壓力下民生物資匱乏、經濟頻臨崩潰相比，芬蘭可說是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徹底消除了極左社會革命在芬蘭發生的可能。後來的國際政治的發展，包括蘇共的改革開放、波蘭團結工聯的興起、直至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東歐國家脫離蘇聯控制，芬蘭都得以置身事外，專心發展經濟和貿易，而無需虛擲國力在和自己利益無關的事物上。這些都顯示芬蘭人的韌性與芬蘭政府把握大方向的眼光與能力。
蘇聯解體之後，芬蘭在加強和西方國家的聯繫與整合之際，仍然小心翼翼地處理和俄羅斯的關係。1990年九月，在德國宣佈統一的九天以後，芬蘭宣佈1947年的巴黎和平條約對芬蘭不再具有約束力，也就是芬蘭已是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直到今天，作為一個軍事上不結盟的國家，芬蘭雖然以「和平夥伴」（Partnership for Peace）的身份參與北大西洋公約的若干維和任務，但並不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正式成員。相比之下，大多數的前華沙公約國都已經加入北約。（在經濟方面芬蘭的腳步毫不遲疑：它在1995年加入歐盟，並且是歐元區的創始會員國之一）
芬蘭在冷戰後的國家與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在經濟和教育方面，已經有許多人討論過，所以在此不再重複。倒是以下兩三點值得稍作討論，或許我們能從其中悟到些什麼。
公道自在人心
二次大戰結束後，同盟國展開了追究戰爭責任的行動，“紐倫堡大審”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部分。在蘇聯的堅持和同盟國控制委員會的緊密觀察下，芬蘭國會通過了一項特別法，作為對戰爭罪行起訴與審判的法理基礎。雖然立即有人指出該法違反芬蘭憲法及法律不得追溯既往既往的基本原則（no ex post facto law），芬蘭還是成立了一個由全部是芬蘭人組成的特別法庭（這一點已經比其他的戰犯法庭由國際法官組成更寬大），將前總統呂提為首的八位前高級文官以“影響芬蘭對蘇聯和英國在1941年開戰，並在繼續戰爭期間阻礙和平”的罪名起訴、審判並定罪，其中以呂提被判十年有期徒刑最長。有人說，二戰後的戰犯審判不過是「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芬蘭的例子倒是一個支持這種偏頗說法的例證：如果不是勝利者的正義的話，為什麼不起訴那些發動了被國聯認證為侵略的冬季戰爭的蘇聯領導人？
雖然八位被定罪的前芬蘭官員陸續獲得假釋和特赦，刑期最長的呂提到了1949年才得以保外就醫並獲得總統特赦。在獄中，呂提罹患了嚴重的風濕和胃部腫瘤，後者導致他的大半個胃被切除。出獄後，呂提所到之處總是得到人們的溫情接待；可惜他的健康每況愈下，以至於無法完成他的回憶錄。1956年五月，赫爾辛基大學授予呂提政治學榮譽博士學位。五個月後呂提逝世，得年六十七歲。
蘇聯解體以後，呂提和其他七位當年被定罪下獄的官員的名譽在民間獲得全面的實質平反，可是冷靜的芬蘭政府決定不以政府的名義為他們正式平反，理由是：一、當事人從來不曾失去榮譽（也就是說，公道自在人心，我們芬蘭人知道他們是為我們上十字架的的）；二、現在取消當年的特別法或審判結果將違反我國法律根基之一的不追溯既往的原則（也就是說，我們芬蘭人不用一個錯誤去試圖解決另一個錯誤）。除了這兩個說出來的理由，或許還有第三個理由，那就是：沒事兒何必去戳弄北極熊呢？北極熊雖然換了個名字，可還是北極熊。(根據芬蘭憲法，為了國防，除了少數例外，每一位成年男性都必須服役；大部分人選擇服兵役，少數人選擇服替代役。芬蘭國民服役的比例和以色列和南北韓相當。2013年有人試圖啟動創制程序廢止徵兵，可是達不到所需的五萬個簽名。)
2004年芬蘭國家電視台舉辦了一項民意調查，由芬蘭民眾票選出他們心目中歷史上最偉大的芬蘭人。結果曼納漢是第一名。第二名不是別人，是呂提。
只有鳥兒才在銅像身上撒野
今天到赫爾辛基，你會在市中心最顯著的地點，也就是赫爾辛基大教堂前的參議院廣場的中間，看見一座自1894年起就豎立在那兒的銅像。那不是曼納漢，而是「解放者」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身著戎裝的銅像。芬蘭獨立後，不時有人要求把它移走；蘇聯解體後，又有人要求把就在西邊不遠的曼納漢大道上的曼納漢騎馬銅像搬過來取而代之，可是都不了了之。因為這一座亞歷山大二世的銅像，代表芬蘭對當年曾是俄羅斯的一部分的記憶；就算移走了銅像，也抹不去那段前朝的歷史。更何況亞歷山大二世對當時的芬蘭人而言是個好皇帝呢？
對了，遠看巍巍然的銅像，要是走近它，你會看見亞歷山大二世身上斑駁的銅綠，那是無可避免的歲月的痕跡。不過，你應該看不到紅漆啦、斧痕啦等等。當然，就像所有放在室外的雕像一樣，亞歷山大二世身上還是免不了不時有些異物，那是那些不知禮也不講理的鳥兒們留下來的。
還有，你要是到赫爾辛基以北180公里的坦培瑞市（Tampere）去，到了市中心後，再往東走一段不算短的路（大約八、九公里），在一片頗茂密的樹林子裡，你會看見一尊曼納漢的銅像豎立在小山丘上。原來，1939年市議會通過了在市中心大教堂前的廣場上為曼納漢立像，可是還來不及把它豎起來，冬季戰爭就爆發了。等到曼納漢逝世後，市民們想起這件事，然而左派控制的新的議會對曼納漢在芬蘭內戰中的角色難以釋懷—-這也難怪，坦培瑞是內戰時紅軍的重要據點，而曼納漢，當年就是站在那山頭指揮白軍攻城的。於是從1956年到現在，曼納漢就一直孤零零地立在那林子裡，沒有被請到更顯眼的地方。你要是隨便問一位當地的年長者（因為年輕人可能不在乎），他大概會聳聳肩告訴你：這就是歷史！
我們記得他
2005年，著名的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State Hermitage Museum）舉辦了一項曼納漢的特展—-咦，難道俄國人忘了曼納漢曾經幾次率領芬蘭人和咱們對抗嗎？當然不是。如同博物館館長說的，我們記得的曼納漢，是當年那位在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中昂然侍立在沙皇身側的帝國禁衛軍青年軍官。也就是說，不論後來時代巨輪如何前進，曼納漢的一生有三十多年活在我們中間，為俄國効力盡忠，我們記得他，有什麼不對？從另一個角度看去，雖然曼納漢在世的時候扮演芬蘭和俄羅斯決鬥生死的關鍵角色，去世以後，反而成了一座能夠幫助俄羅斯人和芬蘭人溝通的橋樑，這豈不就是人們津津樂道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嗎？這種大氣度的表現能來自大家公認的「戰鬥民族」，更是難能可貴。
可惜的是，2016年六月，一幅甫裝設在聖彼得堡一座軍方建築外牆上的曼納漢中將的浮雕像被人潑以紅漆，幾個月後，為了避免持續的爭議，浮雕被卸下，另外放置在一座一次大戰的紀念館裡。這裡面的教訓就是：一、到處都有偏執狂和瘋子；二、從2005年到2016年，大環境變了。自從俄羅斯覬覦烏克蘭東部，導致西方各國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之後，蘇聯解體後好不容易形成的東西和解的氛圍再度被對抗取代，至今沒有緩解的跡象，這令我們不禁歎息：到底人類什麼時候才能學會相處？
1919年十一月第三版的第五號交響曲問世之後，早已成了芬蘭國寶的西貝流士又創作了四樂章的d小調第六號交響曲（作品104號；1923年完成）和單樂章的C大調第七號交響曲（作品105號；1924年完成）。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西貝流士的聲望如日中天，幾乎舉世公認他是仍健在的最偉大的作曲家，不少一流的指揮都經常演出他的作品。即使是在本來對他的音樂相對冷淡的德、奧，他的交響曲也逐漸獲得認可；德國政府還頒給他最高藝術獎的歌德獎章（獎章證書是總理希特勒簽的字）。1935年十二月八日，芬蘭舉國慶祝西貝流士的七十歲生日，曼納漢也到場為西貝流士慶生。
坐在兩人中間的是據說是曼納漢的粉絲的愛伊諾•西貝流士。
可惜的是，在1924年完成了第七號交響曲之後，直到1956年九月二十日病逝以前,雖然西貝流士没有放棄努力，卻始未能作出第八號交響曲，大部分的手稿，也被他自己燒毀。一般的看法，這是因為西貝流士自認寫出來的東西再也達不到他以往的水準，所以也就寧缺毋濫了。其實，西貝流士在他的第六、第七兩闋交響曲裡繼續拆解作為傳統德奧交響曲最基本骨幹之一的奏鳴曲式（sonata（allegro）form）乃至奏鳴曲原則（sonata principle），而專注於探討動機發展（motivic development）的各種短距和長距邏輯性變化的可能性；從後者看來，他幾乎是貝多芬和布拉姆斯的直系傳人；從前者來說，他的藝術取向和人們常說的布拉姆斯的“舊瓶裝新酒”又大不同了。也許我們可以說，作為一個嚴肅的音樂藝術家，西貝流士給他自己出了一個無解的難題。從另一個角度觀察，篤信音樂普遍性（universality）的西貝流士既未繼續刻意在民族音樂裡尋找素材、靈感或途徑（比如巴爾托克就因此得以開創了一個新天地），也不像第二維也納樂派那些革命份子那樣幾乎徹底揚棄傳統調性與和聲結構，更未能像史特拉汶斯基，年逾古稀還能採用魏本的序列作曲法寫作以圖再創新局，也因此，西貝流士的路也就愈發難走了。當然，這種後期鲜少大規模作品的現象不只發生在西貝流士身上，也發生在其他幾位二十世紀重要作曲家，例如埃爾加和拉赫曼尼諾夫身上，雖然每位作曲家的理由不見得相同。無論如何，這不能不說是令我們後人扼腕的事。至於二戰後，尤其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本來演出機會不多的馬勒異軍突起，到今天在音樂會的曲目單上簡直有一柱擎天之勢，直把布魯克納、西貝流士和蕭斯塔高維奇等人比了下去，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西貝流士離世的那一刻，赫爾辛基正在廣播一場西貝流士第五號交響曲的現場演奏，這也就成了紀念他的天鵝之歌。全曲結束前那著名的、也是奇特的六個以總奏（第二到第四個和弦無定音鼓除外）和fffz/ffz奏出的和弦，就好像西貝流士在用清楚的聲音、卻又是不好懂的芬蘭話向世人宣告：「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在前面提過的2004年的民意調查裡，西貝流士是第八名歷史上最偉大的芬蘭人，緊跟在確立芬蘭文書寫體的阿格里可拉（Mikael Agricola; 1510-1557）之後。
所以，芬蘭不只有Nokia。
作者介紹
馬路，國內服役後赴美求學，任職科技公司多年後，再轉任律師在兩岸三地從事各項法律業務多年。現旅居美國灣區，閒暇時將自己在搖籃裡對布拉姆斯的記憶，還有其他雜七雜八的感動和感想寫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