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澤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全世界大約有百分之三左右人口的原住民族，生活環境佔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系統。在人類活動劇烈影響全球環境的狀態下，氣候變遷以及因氣候遭政府強制遷離的影響不斷增加。雖然在政治處境上處於弱勢，並易受氣候相關災難影響，但原住民知識體系(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及與環境和社群的關係，讓原住民與其依賴資源的相關社群體系，可以作為當代災害風險管理的範例。當我們從台灣原住民觀點出發，反思全球氣候變遷影響，原住民知識的應對方式及家庭與社群觀點。除了氣候變遷的影響增加，主要居住在鄉村地區的原住民也面對其他改變因素，例如都市化以及基礎設施的改變，更進一步還包括當前人工智慧AI對於原住民知識可能的影響。本文希望初步思考：原住民面對氣候變遷的觀點為何？因為氣候相關而需要面對與生計抵禦能力影響為何？透過從環境互動，都市化處境，以及文化復振的知識體系觀點，本文希望能對全球變遷下的原住民族處境，進行回顧與向前思考的討論。本文將在每個段落提出一個問題，並且加以討論思考可能的回應方向。
一、全球變遷人類世與原住民環境行動
在人類生存環境受到大量破壞的此時，人們開始正視關於氣候變遷的真實性，以及作為「人類世」的實際影響。而生活在生態與資源敏感地區的原住民族，是最直接受到衝擊的族群。然而無奈的是，對於人類世的各種討論，不論是實際關於環境變遷或社會結構的關聯性，都缺乏對於原住民族知識的深入理解與連結。如何能夠在氣候與全球變遷時代思考與回應原住民的處境呢？我們需要從原住民如何面對生存的環境知識開始說明。如果我們從原住民族知識的基本原則來出發，會發現裡面有三個與學科知識（或者制度性知識）不同的地方：第一，原住民知識需要「透過特定語言觀點紀錄與環境的連結」。例如在阿美族的生活環境裡，食用野菜當中最主要的是許多草類或者小型植物的嫩莖，如蘆葦心，林投心，檳榔心，藤心等等。這些名稱在非阿美族人的眼中（或者是華文的稱呼方式下）只能以植物類別的「心」來說明；但是阿美族人有特定的名稱（dongec, nabro’, paringad等等），一一對應不同的採集環境以及煮食方式。如此可以針對特定的材料，配合環境的狀態作為內容的說明，也把環境裡的特質描述出來。第二，原住民知識是「以行動實踐為基礎的身體知識」。在原住民的生活裡面，對於環境的了解是以身體實際的體驗來說明和表達的。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對於風的理解，是以對身體的影響來描述的：「會笑的風」（表示微風），「讓頭髮走路的風」（表示涼風），「檳榔樹會彎腰的風」（表示強風），還有「人都站不起來的風」（颱風）。透過這些有身體經驗的表達法，對於環境影響的知識就一起被鑲嵌在其中。第三，原住民知識通常帶著「以信仰建造的行為規則」。在阿美族的生活裡，相信「嘴巴在身體前面」會讓人招致失敗甚至不幸。因此也常常會在生活行動中刻意把已經知道的事情當作不知情，以免祖先或者神靈因為自大而給予懲罰。這看起來是對因果關係的迷信，但實際上卻是在生活中步步為營，小心謹慎地觀察環境變化的重要心態與行動準則。透過這三個層面所構造起來的傳統知識，能夠深入環境與知識之間的關係，而讓傳統知識得以彈性運用，或者是讓環境變遷的狀態轉變為具有調節性的知識韌性平衡。
從前面的原則出發，我們可以發現原住民族的知識觀點通常帶著與環境和時間共生的關係；這也影響到許多在氣候災害出現時，如何描述與梳理生活情境的觀點。例如在2009年莫拉克風災的時候，許多曾經在日治時代因為蕃地行政化的治理而被迫遷的原住民部落，或者在戰後因為資源與國家治理強制進行的移地遷村，就經歷到土石流淹沒而必須再次迫遷的處境。原住民老人家提到，「水會找到原來的路」，就是在說明不論治水工程裡的攔沙壩或者伏流引水如何治理，長期以來的地形與環境活動並不會喪失「過去的記憶」。因此，原住民居住位置的地質敏感區域治理，將不能夠忽略原住民在日常生活中所記錄下來的日常觀察。甚至如同泰雅族的遷徙過程，已經將族群的遷徙歷史傳唱成為記憶裡「會歌唱的地圖」（蕭世暉，汪明輝 2016）。口述的語彙，在科學紀錄觀點裡可能被認為「不精確」，但卻因此可以涵納更多不同的集體記憶，以及多樣的實際操作與行動的可能性。
另外，我們發現原住民傳統的生計方式，也同樣與氣候變遷的紀錄和觀察有密切關係。在James McCarthy等人的研究中（2014），討論了位於加拿大西北地區薩克斯港（Sachs Harbor）的原住民族生活。自1990年代以來，他們發現有許多氣候變遷的條件對當地原住民以動物為中心的生計狀態受到影響。然而因為傳統知識與社群組織的方式，使得傳統生態知識的適應策略可以帶來彈性：包括資源使用的彈性（例如，狩獵多種物種、調整季節性日曆時間、從船隻上而非不可靠的冰面上捕獵海豹），以及原住民運用當地環境知識與技能（利用族群群體對氣候事件的記憶，掌握多樣化技能而非成為單一技術的專門獵人），還有透過社會網絡進行的分享（包括大家庭之間的食物分享以及社區間的貿易）。這些傳統生態知識常常被科學典範所低估，並且強調科學延續其自身宇宙觀的能力。這個研究評論了多個將氣候變遷視為一種文化危機的觀點，這些觀點一方面來自富裕西方民主國家的人口壓力所形成的大量推擠效果，而另一方面對應的是以動物為中心生計、位於氣候敏感地區的原住民族。在原住民整體性的環境思維，尤其對於將人類、動物、景觀、天氣，甚至氣候變遷本身，都活動在未加區分又充滿靈性且具有生命力的環境中。從這個角度看來，全球環境變遷形成的原住民知識熱潮，出現的是對於原住民族另一種「文化想像」，反而可能造成對真正的原民文化扭曲或者排擠。
這裡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當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是以時間所累積的智慧，如何回應急速變化的氣候變遷？」可能的回應是：重新思考原住民與環境關聯的原則，以及知識觀點的條件，並且去除可能的返祖或者天真文化想像，透過將環境組織與文化復振連結的複合行動，才能回應當前快速的氣候變遷與適應需求。
二、都市化的原住民移動生命經驗與基礎設施
原住民族依循離開原鄉的種種機會，或者如同前面提到的被迫遷徙歷史，已經有許多原住民族人來到都市生活。當代原住民的生活情境，與都市裡的工作與就學機會息息相關，增添原住民族青壯年遇到外在環境的需求，離鄉背井轉變成為「都市原住民」的生命經歷。從台灣戰後歷史的情境來看，戰後原民部落與都市之間的連結大概分成三個類別：1970年代以前，在部落完成基本學業再外出工作，出外定居的長住型態為主；從1970到2000年左右，在部落出生或者在都市出生的經歷，透過越來越蓬勃的部落活動而交錯出現；最後是2000年以後，常規性地在部落和都市間來回，以及嬰兒潮世代的回鄉趨勢。部落的都市化過程中，原住民家庭的組織模式也跟隨發生變化。末成道男（2007）早先觀察討論阿美族人在日治時代，由從妻居的婚配與親屬關係，轉變為從夫居的父系模式開始，部落的家庭組織慢慢轉變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女性族長在家中的權威仍在，但是男性在外的成就能夠被認可，也成為身份認同的轉向。家庭成員的轉變從大家庭轉為小家庭，但親族通常會住在附近可以互相支援幫助；這樣的模式影響了阿美族年輕人選擇工作的方式。許多阿美族人的出外工作技能，都是學習自親族長輩的旅外經驗。如同過去年輕人跟著老人家在山林裡學習，現在的年輕人也跟著老人家長輩，在都市叢林裡學習（楊士範 2008）；透過觀察和動手實作跟長輩學習，許多知識變成了自己的親身體會不易言傳，也比較沒有跨職業的動能。一般認為原住民工作狀況不穩定，但花蓮周邊阿美族群部落所看到的情形，多半是同一種工作技能從年輕一直做到退休；中間或許會轉換雇主，但向父執長輩學習的技藝通常不會有太大變動。這也是從原鄉出發面對工作情境變化時，能夠掌握的生存模式。
從都市原住民的遷移歷程來看，大量人口從鄉村移往都市，使都市成為具有高度異質性、充滿次文化的集合體。台灣戰後對於原住民社會流動的研究，與社會階層和生計模式的變動觀察關係較密切；並且漸漸走向族群移居人口動力的特殊情境分析，以及婚姻配對在遷徙率上的對比研究（劉千嘉、林季平，2008）。從「異鄉」角度來看待的「都市原住民」，其經驗多半以失落或者受人數眾多族群排斥為論述，也因此都市原住民似乎也成了一種「認同標籤」。論者認為，都市生活的弱勢即是影響並且壓抑原住民自我認同的當代「認同污名」（謝世忠，2017）之一：既不能歸屬原鄉，也不能與都市非原住民族對抗。所謂都是與經濟的推拉力量，在這樣的論點下原住民族多半是被動的對象，沒有主體能動的選擇方式。社會學者詹宜璋（2014）針對原住民老年返鄉的議題研究，提到台灣從七〇年代以來的農工轉換，以及後續造成的城鄉移動，對原住民來說雖然不是「跨國遷徙」（transnational migration），但是其相應的心理，文化與社會距離，並不亞於當代常見的移工跨國移動狀態。詹文發現離鄉與移居當中「遊走二地」的例子越來越普遍，可以用「現代遊牧／獵」的角度來解釋，把原鄉當作「主屋」，而移居的都會或其他地區則如同「往昔赴社外遠處農地墾殖所搭建棲身之工作小屋（農舍Taluan）」。透過這樣的類比觀察，返鄉者的歷程不只是「回鄉」的時刻，回鄉行動的考量不只是家族網絡與經濟適應因素，還包含了「認同」議題。在來去之間，並不是所有族人可以毫無懸念地把都市生活當作山林間Taluan來去自在。詹文提到的概念，反應的是「年齡」在離散族人間的差別效應。
Taluan的設計其實就是阿美族人非常典型的「自我基礎建設」。原鄉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的改變，在跨世代的記憶與溝通關係上面，也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在都市郊區的採集與生產模式仍然延續傳統方式，但是增加了都市型態的交通運送，以及物品贈送販賣的網絡關係。因為基礎建設的改變，溝通的型態也有變化：在都會原鄉的Taluan提供的是時間感的溝通，把過去的生活型態和現在疊加再一起，創造出另一種都市原民性的風格；在偏遠原鄉的Taluan提供的是空間上的溝通，將不同年齡層的世代差異，透過祭儀活動與農工勞務的需要，把空間上的距離連結起來。回鄉原住民受雇的遷徙階段結束回到家鄉，參與包含創造熟悉地景的過程，也回應文化認同的積極過程。這些改變，在大規模的全球變遷中看不出來，但卻是作為原住民當代都市化當中重要的承載基礎設施。
透過全球變遷而造成的原住民流動與都市化，對於原住民知識與適應所造成的改變中，我們要注意的問題在於：「傳統的環境知識與社群體制，如何在都市化或者遷徙之中仍然延續其韌性？」從前面的例子，我們發現可能的回應是透過部落原有的基礎設施，在都市與原鄉可能的互動中重新連結起來。將都市裡的環境因素涵納入該基礎設施（可能是年齡階級訓練，或者是Taluan的移動工具屋）的設計當中。透過混合的功能與必要行動設計，才能使文化復振與環境知識連結起來。
三、從傳統生態知識傳遞到有機統合原民性的當代變遷
對於原住民族來說，土地和環境是所有知識的來源。原住民族在應對氣候變遷方面展現出的特殊知識為「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逐漸受到關注。這些知識與全球變遷的關係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依賴自然環境的生活方式：原住民族通常與其居住地的自然環境密切相連，他們依賴土地、森林、河流及其他生態系統進行生計活動，如狩獵、漁獵、農業與採集。然而，氣候變遷改變了這些自然系統，例如溫度升高、降雨模式變化及海平面上升，這直接威脅到原住民族的生活方式。例如，北極地區的因紐特人因為海冰的融化，傳統的狩獵活動變得更加困難。亞馬遜雨林的原住民族因森林砍伐和乾旱加劇，面臨農業和食物來源的危機。第二、傳統知識的保護與應對：原住民族擁有數千年來積累的環境知識，這些知識使他們能夠在不同氣候條件下有效管理土地和資源。對當地氣候、物種和生態系統有著深刻的理解，能夠提供有關如何應對氣候變遷的見解，包括：(1) 農業智慧：許多原住民族使用混農、農林複合系統（agroforestry），這些方法可以增加生物多樣性並抵抗極端氣候條件。傳統農耕方式在保護土壤和水資源方面也展現了可持續性。(2) 生物多樣性保護：原住民族經常透過保護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來應對氣候變遷。許多原住地仍是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土地保護和管理方式有助於減少碳排放並抵禦極端天氣。第三、當代氣候變遷中的原住民族知識：在當代全球的原住民族面對氣候變遷挑戰時，將其傳統生態知識與現代科學技術結合，形成了新的解決方案。例如「氣候觀測」：原住民族在長期觀察天氣和環境變化上有著豐富經驗，這些觀測有時比現代科學的數據更早預警變化趨勢。他們可以指出特定物種的行為變化、植物的花期和水文模式的變遷，這些都可以用來補充科學家對氣候變遷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包含「土地管理策略」：一些原住民族採用可持續的土地和森林管理技術，例如控制燃燒技術來預防森林大火，這些做法在當前氣候變遷的脆弱地區特別重要。
當我們面對這些知識需求時，發現許多層面與資料庫的運用，以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結合，更近一步進入到「有機統合原民性」（articulated indigeneity）的關聯。所謂有機統合的原民性，是在於將傳統的原民知識，透過當代的擴增創作與資料庫能力，產生新的生成性的原住民知識能力。例如當前的族語復振語言推廣組織中，就透過ChatGPT，將族語文法放入對話訓練學習中，讓原來作為人工對話智能的網路工具，變成可以應用族語詞彙的語言學習機，或者是編寫族語網路維基百科（參見網路報導Cemedas Dumalalrath 2024）。反思AI研究在現代社會的路徑，竟然與原住民知識體系以及其知識運用的方向有奇特的類同。主要的因素在於AI人工智慧與原住民的關係有下面三種相關性：其一，將具有認知能力的操作稱為「人」或者「非人」，AI的出現與原住民的認識論相近。作為可能的知識對象，甚至稱之為兄弟姐妹的親屬類別，在原住民的分類系統中並不像非原民那樣狹隘；不論是自然界的動物類別，甚至石頭或者瀑布的「地景」，都可以稱為親屬。因此在所知者的認識當中，原住民的親屬認識論，就可能把AI包含在其中。其二，原住民傳統敘說情境的知識發展，多半仍然根植於「口語表達」。因為這樣，從口語對話中出現的敘事類型，例如故事、傳說、對話錄、寓言等等，都是AI在回應人類問題時常用的表達方式，也因此呈現出AI與原住民知識情境可能的親近關係。其三，原住民與AI在特定的文學情境上，有類同的展現；也因此對於「擬人化」的思維有類似的選擇性。
美國原住民智財權律師Karina Kesserwan（2018）在「原住民知識如何形塑我們對AI的了解」一文中，就提出當美國原住民（例如Iroquois族群）提到當前的行為必須為七代之後的子孫負責，所提出來的想像並不是七代的實體子孫，而是如同更新版本一樣的AI 7.0概念，必須要從第一代開始開放使用知識的方式，而重新理解永續的可能性。在原住民的知識領域裡面，對於尚未覺察的事物進行多方面的探索，是生存的基本能力。例如在Inuit語言裡面有iktsuarpok這個字，意思是對於「未知的覺察讓人向外探索看看有沒有趨近之物」。這樣的動能必然與原住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以便對於環境的危險保持高度警戒，但當然也透過這樣的覺察發現新事物的型態。而對於新事物的認知，看似與傳統熟悉的議題成為對立；但恰恰相反，具有了解新事物的能力，才能夠將現有知識應用於合適且對應的空間。
而對於這個層面的挑戰與問題是：「我們如何確認新型態的文化學習工具以及都市化的環境知識，可以銜接原有的傳統知識？」這個回應將是在於原住民族掌握語言與知識形態之間的關聯深度。回到本文最初，語言的特殊性有助於了解處理環境知識的情境以及鑲嵌程度，並且產生新的環境認識能力。在當代的複合環境問題與氣候變遷中，需要原住民族對環境的認識觀點，重新思考可能的回應與處理方式。
四、全球變遷下的環境挑戰與原住民韌性
雖然原住民族的知識在應對氣候變遷中具有巨大潛力，但他們面臨的挑戰也十分嚴峻。原住民族是最易受氣候變遷影響的群體，因此保護原住民族的土地和文化權益，並在氣候變遷應對措施中納入他們的知識和觀點極為重要。本文嘗試論述，原住民族在氣候變遷中的特殊知識源於他們與自然的長期互動。這些知識不僅在應對氣候變遷，還有助於維護全球的生態平衡與可持續發展。全球變遷與原住民都市化之間也有著複雜的互動關係，氣候變遷等全球性環境變化推動了原住民從其傳統領土遷移到城市，而都市化進一步影響了他們的文化、社會結構以及環境知識。這些因為氣候變遷驅動的遷移，極端天氣與環境惡化，導致土地不適合耕作或狩獵，水源變得不穩定；使得原住民族不得不尋求城市中的經濟機會來維持生計。氣候變遷引發的極端天氣，常常毀壞原住民的居住地和基礎設施，迫使他們遷往城市尋求避難或永久定居。
這些情境都需要前面所提到的三個路線：「原住民的環境知識能力」，「都市化當中的文化基礎設施」，以及「有機統合原民性的語言與認識論創新」。當代原住民進入城市後，常面臨文化身份的挑戰以及與其傳統知識脫節的問題。都市化改變了原住民族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他們與自然環境的聯繫。這多半來自於社會排斥，以及不平等的資源分配。如何使都市化帶來的新機會與文化復興，為原住民族提供了新的平台，使他們能夠組織社區活動、建立文化組織、推動權益保護，並與其他族群交流。透過文化活動、語言教學、當代的有機複合創意等方式來恢復和傳承他們的傳統文化，並透過創造性活動和社會運動來重塑原住民身份。使城市化的原住民族逐漸在全球氣候行動中扮演重要角色，讓他們可以在國際場合發聲，呼籲保護環境和氣候正義，並倡導尊重他們的傳統知識作為應對氣候變遷的重要資源。全球變遷和都市化進程與基礎設施的轉變交織在一起，對原住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氣候變遷促使原住民族從他們的傳統中尋找祖靈指引的新路線。當代的些原住民族正在探索如何在城市中重建他們的文化認同，並利用其傳統知識應對氣候變遷。這些正是全球變遷下，原住民族需要重新確認傳統知識的韌性和應用，把危機化為轉機的時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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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報導
https://www.ipcf.org.tw/zhTW/News/Detail?newsId=24041814491735522
(Cemedas Dumalalrath 2024/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