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社東華》編輯團隊
前言
策畫這個專訪的起心動念，是有感於當代強調學術實踐的趨勢。如今這股趨勢沛然成勢，在科技部與教育部競爭型計畫導向下，大學教師不但被要求自己從事，也需要帶著學生做，就連人文社會領域的教師也不例外。然而這種介入樣態卻至少有兩個面向值得討論，首先，介入的基礎往往充滿「自然主義｣，這在大學做為知識生產機構，以及社會科學知識生產要求必須與常識斷裂時（謝國雄 1997：307-309），實踐上所定義需要被處理的「社會問題」卻往往建立在未經反思的直觀經驗或官方說法等常識之上，這一點很令人訝異；再者，實踐往往被化約為服務，事實上，實踐涉及不只尋求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中執行，也不只是與合作夥伴一起工作，而是與之協商，並具備帶來改變的行動取向與轉型性議程（transformative agenda）（Hall et al. 2011）。
面對這些趨勢，我們自然好奇，社會科學研究者基於學術本份而進行實踐的可能樣態是什麼？是否可能找到研究者基於扎實的經驗研究後所推動具有轉型性議程的實踐介入案例，透過記錄並分享其經驗？任教於輔仁大學社會學系的劉清耿老師，他基於深入台灣汽車安全議題與技術的研究而介入台灣新車安全評估計畫（Taiwan New Car Assessment Program, T-NCAP），從研究者、倡議者，再成為 T-NCAP 計畫審查委員的經驗或許就值得書寫。
NCAP 是新車撞擊評鑑制度，評估車體撞擊後對人體的保護程度，是屬於汽車量產後的安全資訊揭露（對象是市售車或已通過官方法規的準市售車，量產前的車輛檢驗屬於國家的車安法規），首見於美國，之後包括澳、歐、日、韓、中、東南亞與拉丁美洲等地也陸續建立，旨在透過實際撞擊實驗揭露「完整且透明公開的資訊」，供消費者購車時參考。之所以建立 NCAP 制度，一方面是官方規範只是最低標準，NCAP 的測試標準更為嚴格；另一方面，將撞擊結果完整呈現給消費者作為購車參考資訊，對車廠形成龐大的市場壓力，促使車廠提昇車輛的安全性能。
邁向基於學術本分的實踐之路
根據劉老師所述，2016-2017 年，有一群公民透過國發會公共政策平台的機制提案要求建立類似 NCAP 制度，兩次提案都在兩個禮拜左右就超過 5,000 人連署通過，卻也兩度被交通部否決，且儘管有媒體報導，但由於是小眾新聞，社會大眾了解並不多。當時，劉老師注意到立法委員林淑芬有接收到相關訊息並加以關切，表示將透過國會途徑嘗試推動 NCAP 制度，在確認林淑芬立委的關切且針對議題的發言後，劉老師決定主動跟林淑芬立委聯繫。
那為何劉老師會注意到汽車安全技術的議題呢？又如何與社會學產生聯結呢？這得從劉老師作為社會學學徒的路徑說起。劉老師一直到博士班階段才真正地接受社會學訓練，在此之前，他一路摸索從工科轉念文組，碩士班時期念中國研究，同時也修習教育學程，在台北市立松山高中實習，取得高中教師資格後入伍服役；退伍後決定攻讀博士班，準備博班考試前，先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擔任研究助理，後來考取就讀。之所以選擇社會學研究所，是因為碩士班修課時，覺得相較於國際關係及地緣政治等課程，社會學關於制度與權力的分析更引起他的興趣；然而還是可見中國研究的影響，準備博班時，正是擔任陳志柔與吳介民老師的助理。不過擔任助理期間遇見吳泉源老師，兩人有相似的工科背景，且吳泉源老師主要從事產業技術發展的研究，劉老師說：｢當時看著他，比如說像網球拍的一些研究，或模具，我就覺得，欸這個很有興趣，而且那裡面很多的語彙或者是概念都是以前我在念工科的時候很熟悉｣，此外，當時選擇走向產業與技術發展時還有個因素，由於劉老師對改車有興趣，與同好閒聊時不免討論到產業相關議題，再加上本身的工科背景，意識到產業與技術的複雜性。以汽車產業來說，有別於台灣人文社會領域看待汽車產業時｢都把它當作是一個扶不起的阿斗｣與｢失敗的產業｣，劉老師認為主流看法｢沒有真的去捕捉到這個產業發展的很多面向，比如說汽車產業除了有整車業，也有零組件的產業啊，那零組件產業，我們是幾乎是，就是 involve 在全球的市場裡面啊，可是那這樣，這個算成功或失敗？｣（註一）所以報考博士班時，就想往產業或技術發展的面向，以及科技與社會的議題深造，打算研究汽車零組件產業。談起這段求學經歷，劉老師表示：｢我覺得沒有什麼關鍵性的因素，或者是說我有什麼崇高的理想，我覺得很多時候人的選擇都是在一些給定的條件之下去做有限度的一些你當時的一些取捨｣。
進一步注意到汽車安全技術的議題則是在謝國雄老師田野研究的課堂上，面對當時課程所要求的研究實作，劉老師在題目發想時想到自己一群在玩車的車友提到一個疑問：｢安全氣囊我們可不可以自己去改？｣，劉老師好奇車友們為何想去改安全氣囊，改安全氣囊的意義是什麼？查找資料時，便察覺一個現象，在 1980 年代｢全球車｣（global car）的概念被提出後，（註二）汽車製造商以同一車款行銷全球諸多國家，然而從 1990 年代末期開始，安全氣囊配置的數量卻差異極大，進一步細究便發現，對於這種被稱為救命的技術，在歐美國家，配備足夠的安全氣囊（6-8 顆）被視為車輛上路的基本條件，但台灣卻變成高階汽車才會配備，或需要消費者額外選配。以社會學的觀點來說，這便是｢安全的商品化｣，就如同有人選吃便宜的陽春麵，有人會選擇較貴的牛肉麵，要求消費者花更多錢來購買安全技術。然而，安全畢竟不只個技術議題，還是對於生命的保護，劉老師說：
Euro NCAP 的現任秘書長（Dr. Michiel van Ratingen），他就有講過一段話，大意是說安全這個東西應該是一輛車的基本，它不應該有區分為陽春車，entry-level 喔，或是 budget，budget car 喔，就是那種陽春車款，或是 luxury，比較豪華，這個不應該用安全來做為區分這個車輛等級類型的條件依據。
也在此一探究過程中，劉老師接觸到國外的新車安全評鑑計畫，也發覺這些評估與安全氣囊有關，在｢巷仔口社會學｣的文章中，劉老師指出，有些車款車體強度不足，裝了安全氣囊也沒用，但有些車體在加裝足夠安全氣囊後，在撞擊測試的表現就不錯（劉清耿，2017）。
回顧這樣的議題關懷，劉老師自陳：｢我一開始也沒有說，就好像那麼地滿腔熱血，或者是悲天憫人地去看到原來汽車裡面，就是這個產業的技術發展跟消費者的權益跟生命保護這些價值的問題有扣合在一起這樣，一開始沒有啦｣。事實上是因為對於汽車安全技術有興趣，長期浸潤，並在修課壓力下與裝備了社會學觀點進一步開展出來，｢好像你拿到一把鑰匙之後，你就突然間開啟一扇門｣。事實上，這個過程和研究的開展如出一轍，社會學者 Pierre Bourdieu 等人論及建構研究對象時就強調｢科學事實是被征服、被建構，以及被確認的｣（the scientific fact is conquered, constructed and confirmed）（Bourdieu, Chamboredon, and Passeron 1991: 57），這也正是社會學分析為何需要與常識斷裂，不斷陶鑄斷裂之功。劉老師的經驗所顯示的是，即便在實踐上，儘管對於某種現象的熟悉固然重要，然而扎實學科基本功夫的訓練依舊是開啟深刻的議題關懷之本，才可能基於分析視角，把該被處理的｢問題｣到底是什麼精準地建構與定義出來。
學術工作者之大用
那麼，一旦當研究者介入實踐，知識或知識生產者的大用何在？劉老師指出，研究者的角色事實上賦予一個相當有利的介入角色，蒐集資料本身讓他得以接觸不同行動者，掌握各方說法，因此根據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的觀點，研究者等於佔據網絡中｢結構洞｣（structural hole）的位置，（註三）扮演不同行動者間資訊傳遞，甚至是轉譯的橋樑，促進彼此的理解。
除了蒐集資訊、傳遞與轉譯之外，也可能以知識為基礎與所掌握的行動者觀點進行對話。這就讓我們再回到前文提到的陽春麵與牛肉麵比喻，劉老師發現，官員們始終以｢自由市場｣邏輯在理解汽車安全技術，認為一分錢一分貨，消費者不能要求以低廉價格買到高檔貨。劉老師得以依據社會學觀點與官員們對話，例如即便我們接受市場的運作，市場其實是與各種制度鑲嵌在一起，這是經濟社會學強調的「鑲嵌｣（embeddedness）概念，實際上規範市場運作的不見得是法律規範，而是產業標準（de facto standard），產業標準又是透過消費者資訊（consumer information）揭露來建立，這些制度性安排不會自然而然地透過市場運作而生，而需要國家的介入。
晚近劉老師參與的｢檸檬車法案」（lemon law）則提供另一個對話之例。｢檸檬車法」是指在購車定型契約中加上重大瑕疵與屢修不復條款，當車主碰到購買的車輛有瑕疵且屢修不復時，車商必須無條件更換新車或允許退車退費。從科技與社會領域的觀點來看，劉老師一方面觀察車主們挑戰車商與公部門所舉辦的專家會議中關於技術（造成引擎失速原因）的說法，意識到車主的行動蘊含科技民主的面向，正所謂｢打開技術的黑箱」：｢就是你就算不是『專家』，你也能夠透過學習，對這個技術提出你的看法，並且重新定義問題的那個機會」。在此同時，他也觀察到在法案推動與抗爭的過程中，安全性召回（recall）和檸檬車的瑕疵問題似乎被視為同一件事，這會涉及買到瑕疵車的消費者該如何行動、與政府單位、廠商如何應對的問題。在議題討論中，劉老師清楚地指出，「recall 是屬於通則性的安全問題，然後檸檬車就不必然走通則性的，不需要別人的車子都有這個問題你才能去求償，可是你就很衰啊，你買到的車子，它就是有這個問題，啊修不好，你就能夠去求償，所以它也沒有那種集體性的壓力」。這也顯示，研究者之所以能夠在實踐上有所貢獻，正因為｢他可以很精確地去指出來那個問題性質不一樣的地方」。
學者實踐之路的挑戰與對同學的叮嚀
在暢談這麼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後，我們也不禁好奇，學者參與這些實作的困難在哪裡？劉老師提到的是今日學術工作的樣態，學術工作者本來就需要常規性地研究與寫作，備課及授課，尤其在學期中，更是如此。當代的高教環境還有書寫各種教學計畫提案的期待，但在實踐上需要付出心力的時刻卻隨時會出現，例如公部門召開的協作會議，或立法委員舉辦公聽會的時程等，不可能等到寒暑假才召開，必須依據議題發展做出立即回應，而且因為學者講話必須精確，會議前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做足準備，原本的學術工作與實踐付出上如何權衡拿捏，都是需要適應與學習之處。
事實上，劉老師的經驗談也反映出當代高等教育強調社會實踐時的一個弔詭，在主管教育的教育部與主管科學研究的科技部始終以大型競爭型計畫創造學術工作者投入社會實踐與履行大學社會責任的誘因時，可能制度化了某些對於教師投入社會實踐的認可，但也可能排除掉其他可能的努力。在此，即使是奠基於扎實的研究，進一步透過實踐促成車輛安全方面的制度性變革，如此破除｢自然主義｣與深具帶來改變的行動取向及轉型性議程成果，卻反而不會得到在當代競爭型計畫上爭勝的社會實踐事業的制度性認可，成為個別學術工作者需要額外付出的努力。
最後，對於大學中有意邁向社會實踐的學生們，劉老師有什麼叮嚀呢？劉老師認為大學生與研究生應該區隔來看。在大學生方面，不管是基於社會學的熱情，或是對｢古典三大家｣像 Karl Marx（註四）那種入世關懷有浪漫的想像，如果對於一些在地議題能有所參與，有一點經營的成果，就值得鼓勵。然而在研究生方面，由於邁入研究所就已經有知識生產者的角色，劉老師認為「實踐會有它的社會成果，可是也要有學術累積｣，因此需要花心力兼顧這兩者，事實上，這也正是學術工作者在實行社會實踐的挑戰。
小編心得側記
相信許多社會科學領域的同學都有同樣的困擾：真正有興趣並願意花時間投入的領域太少或太多，有時是找不到自己的研究方向，但也可能有了方向，卻無法形成具體的研究提問。雖然我們都認同，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且美好的，成長背景、性格、經驗和偏好會形成一個屬於你自己的獨特世界，但是要把這個世界的東西放到學術研究世界的合格位置上，這個過程卻不如想像中輕鬆、快樂。我也曾經想做很多事，那是剛進大學時，我想研究中國耽美小說、臺灣 K-POP 粉絲圈、宜蘭文史、性少數、女性身體經驗等等所有和自己有關的議題，希望能解答對自身的好奇與困惑，可是每每試著把它們從自己思考世界中拿出來到經驗 研究的世界，卻好像都在某個地方卡住了，明明回過頭看，它就存在於我們真實的生活經驗裡，但無論如何嘗試，就是找不到清楚的研究問題，無法讓它成為一個好的研究題目，好像看得到，卻看不清，也摸不著。儘管社會學系具備研究法的課程訓練，但要確立清楚的問題意識，對於大部分學生來說絕不是件輕易、無痛的事，在幾次的挫敗之後，開始覺得自己可能不是研究之神的天選之人，不適合做學術研究，相信也是常有的事。針對以上困惑，清耿老師在這次專訪中和大家分享了他的想法與故事。
清耿老師的學術之路並不簡單，是一路摸索的過程，如果以線條來比喻，絕不是乾脆的直線。大學就讀工科，碩士班選擇中國研究，卻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感覺，一直到博士班才正式開啟社會學訓練的大門。他在不同學科之間流轉，不斷摸索自己的好奇、興趣與感動，三種求學經歷看起來毫不相干，卻似乎有跡可循，正如清耿老師自陳如何走上社會學研究者之路：「我覺得沒有什麼關鍵性的因素，或者是說我有什麼崇高的理想，我覺得很多的時候人的選擇都是在一些給定的條件之下去做有限度的一些你當時的一些取捨，啊我覺得我的條件就是這個樣子｣。走過的路成為後續人生選擇的條件，這看起來是一個彎繞曲線形成的不規則形狀，頭尾相接，獨一無二。
而真正找到自己可以投入、經營的領域，是博班田野實作課的壓力下，扣連日常生活中和改車車友聊天時開啟經驗，這樣的經驗提供後續深化為學術關懷的素材。
清耿老師長時間浸潤在有興趣的議題裡頭，找到屬於自己的領域的過程就「好像你拿到一把鑰匙之後，你就突然間開啟一扇門」。努力拿到那把鑰匙固然重要，但我們也要知道該往哪扇門走去，這就回到老師在訪談開頭提到的，去感受自己的好奇、興趣和感動在哪裡。雖然這麼說可能有些不妥，但得知一位社會學教授過去也不是一直都很理性地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讓我鬆了口氣，我想這就是訪談的優點之一，能夠感受到數字無法帶給你的畫面和溫度，讓受訪者更像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更像我們。
但是找到研究方向之後，最大的問題就來了，我們可以如何從關心的議題中形成研究提問，確立問題意識呢？清耿老師認為，需要有足夠的理論基礎才能撐起問題意識的思辨，進而提煉出好的研究提問，否則經驗現象永遠也只能是經驗現象。但光憑大量閱讀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在文獻閱讀的過程中和既有的學界理論對話，並扣合我們經驗現象，將之抽象化，與閱讀知識來回穿梭，不斷往復，這個對話可以有很多種類型，比如我們可能會感受到理論和經驗的落差，這時就可以去思考為什麼理論沒辦法解釋自己的經驗或觀察，我們也可以去看不同現象或研究之間的同質性與各自的特殊性，或是既有研究給了我們什麼、沒給什麼，我們又可以如何貢獻。這個過程會很辛苦，但如此才能在學界辯論中將自己的問題意識安置於一個有意義的對話位置上，去補充、豐富、調整或反駁既有的知識傳統，因為「學術研究本身，它最主要的積累還是在於學術知識的創造跟豐富」，這個過程就是在學習如何做有意義的知識生產，就像主編在訪談過程中說的：學術始終不是在自說自話。
除了學術研究之外，近年也逐漸提倡知識在地方的實踐，越來越多同學也對社會實踐這塊感興趣，甚至早在大學期間就已經有不少投入與經驗。對此，清耿老師也透過專訪給這類學生一些提醒和鼓勵。在實踐中，要成為完全參與在議題中的實踐者，未來再去做研究，抑或參與在議題中，但保有研究者身分，這我們可以自己去拿捏角色的比例，而以研究者身分介入臺灣 NCAP 和檸檬車法案的經驗來說，他認為自己能做的就是擔任橋樑的角色，除了疏通公部門與公民團體之間的溝通之外，也可以蒐集、轉譯資訊並以自己的專業提出觀點，比如讓公部門瞭解消費者的生命安全無法以價格決定供需這樣的市場機制來考量，外國政府與 NGO 做了什麼、怎麼做，或是和關心議題的民眾釐清各個議題的不同性質，以及臺灣可以朝哪個方向努力，我們的社會學觀點就是介入的工具。但這過程當然也有困難，當時作為博班學生，在沒有經濟條件下很難持續做議題，即便之後成為大學教師，也只能在工作之餘處理，光是會前準備就很花心力，很多事情是突然發生、需要及時回應，這些都會影響學術寫作和備課，如何在做議題的同時亦符合學界對學者的基本要求，是清耿老師在這過程遇到的最大困難。或許對於參與議題的民眾來說也是如此，在工作與家庭之餘花費大量時間、金錢與心力在街頭抗爭、辦活動、腦力激盪，對於一般民眾來說，找到民代一同參與、創造與維持熱度等等都是不容易的事，同時還要面對他人的不諒解與冷言冷語，無論是研究者或一般民眾，都免不了熱情被不斷消磨，因此需要找到議題永續發展的動力。
對於有意願投身於實踐的學生，清耿老師認為都值得肯定與鼓勵，也提示研究生與大學生應有所差異（參見上節）。對目前身為大學生的我有所啟發的是，這並不是說大學生就不需要理會學術研究，而是對大學生而言，實踐也可以做為行動研究的對象，或成為重新認識、甚至認同自己的素材，以及未來知識學習的養分。實踐相對於學術研究的優點在於，對於很多學生來說這其實更有趣，而這也可以做為未來進入學術累積的窗口。誠如清耿老師所言，大學生如果對於存有入世關懷的社會學者存有浪漫的想像，這都無妨，因為「對社會學來講，就是說社會實踐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清耿老師也常開玩笑說，｢我們念社會學就是會很奇怪，就是總是覺得這個事情跟我有關係」。因此只要這份熱情能夠成為我們在實踐上的動力，儘管只是小小的在地議題經營的成果，都是非常棒的。
回頭看這個專訪，讓我想到了這個最近感受很深的想法。讀了社會系之後，我的生活和思緒更加沉重，視野卻好像清晰、明亮了起來。我常常覺得，社會學讓我們在外人眼中看起來像個永遠在叛逆期的瘋子，別人說「對，就是這樣」，我們會說「不，並非如此」，似乎總是在無病呻吟，不停悲觀地抱怨，做些違反規則的事。但只有我們自己知道，雖然看著社會每天運作很悲觀、很頭痛（大概是社會學之眼的副作用），我們卻也樂觀地相信可以改變，才會在世界每個無人知曉的角落裡用社會學帶給我們的觀點與價值關懷默默堅持著，一百個人有一百種路徑，無論是學術研究、社會實踐還是其他，我一直覺得所謂沒有優劣之分，我們分散在不同地理空間、工作領域和文化社會，用自己的方式轉譯社會學，把它的思維帶到大眾社會，遍地開花，這本身就是一件很美的事。
註解
註一：細緻的討論請見劉清耿（2020）發表於《台灣社會學》第 40 期中的〈台灣汽車零件產業的技術擴散與產業升級〉。
註二：汽車產業發展上從｢國民車｣（civic car）到｢全球車｣的轉折，以及在全球汽車生產上的變遷，特別是對台灣車廠的技術學習經驗的影響，可參見鄭陸霖（2006）的討論。
註三：｢結構洞｣在社會網絡中兩個以上的群體間缺乏直接聯繫時出現（Burt 1992），在｢結構洞｣中若有可以連結到上述各群體的位置，即得以掌握各方資訊與控制資訊的散播，因此具備競爭優勢（Burt 2001）。
註四：社會學界一般把公認的三位社會學奠基者稱為｢古典三大家｣，分別是 Karl Marx（1818-1883）、Emile Durkheim（1858-1917）與 Max Weber（1864-1920）。
參考書目
劉清耿（2017 年 6 月 20 日）。台灣的汽車安全應該回歸什麼樣的市場機制？。巷仔口社會學網站。取自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7/06/20/ching-keng-liu/。
劉清耿（2020）。台灣汽車零件產業的技術擴散與產業升級：從火藥、高壓氣瓶到安全氣囊。台灣社會學，40，47-88。
鄭陸霖（2006）。幻象之後：台灣汽車產業發展經驗與「跨界產業場域」理論。台灣社會學，11，111-174。
Bourdieu, P., Chamboredon, J., & Passeron, J. (2011).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856460
Burt, R.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rt, R.S. (2001). Structural Holes versus Network Closure as Social Capital. In: N. Lin, K.S. Cook & R.S. Burt (Ed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pp. 31-55). London: Routledge.
Hall, P., Smith, J., Kay, A., Downing, R., MacPherson, I., & McKitrick, A. (2011). Introduction: Learning from the social economy community-university research partnerships. In P. V. Hall & I. MacPherson (Eds.), Community-university research partnerships: Reflections on the Canadian social economy experience (pp. 1-26). Victoria: University of Victo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