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映彤 社會學系學士、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2021 年我向科技部申請並通過大專學生研究計劃〈社會中的既得利益者還是受害者？—當代台灣男性憂鬱症患者的敘事社會學分析〉，是以個人的生命經驗與日常觀察為出發的提問，希望透過受到社會期望，但卻可能在憂鬱經歷中面臨性別與精神失序等多重污名的男性病痛敘事（illness narratives），探究他們如何理解自己身為「男性」而所處的性別文化位置，以及面對憂鬱經歷及日常生活經驗的種種，又如何讓他們對於男性的處境有不同的理解，來反思陽剛中心主義社會對於「正常男性」之想像、對其生病前後之影響，以及可能的抵抗策略。這個題目的來源有二，一是源自我一名長年受到憂鬱狀況所苦的親人，他因為自己接受到男性文化以及家庭、社會對他的期許，以致於無法輕易地展現脆弱、將痛苦說出，從社會學的觀點而言，個人性的煩惱有時是一種社會共同的經驗，在類似的社會位置上的人們可能會有的集體處境。其二則是我所關注的性別議題中較少接觸到來自順性別男性的聲音及身影，而我們也無法看見同樣在父權體制下的男性受苦經驗。因此本研究以五位曾經或正在經歷憂鬱經驗的男性為研究對象，梳理其病痛經驗並試圖和主流社會對話。
回歸日常生活，其實與諸多的社會身分相同，性別的展演、劃界與規訓無所不在，我們何以成為我們，也正是由這些力量所形塑，而我所訪談的五名受訪者間不乏有著相似的生命經歷，背後隱藏著社會文化運作的邏輯。在開始講述他們的故事前，必須先從較宏觀的視角來切入男性研究以及台灣憂鬱症就醫情況與性別的關係，也許有人會疑惑，為何要研究被認為是「優勢群體」的男性？事實上，相對於早期便在台開始發展、已有一定歷史歷程及研究成果累積的女性主義學術範疇，男性研究作為近年來興起的新興議題，仍有許多現象及問題尚未被脈絡化的理解及詮釋。這項緣起於女性研究、試圖以被認為是既得利益者的男性作為主體的研究領域，將從女性主義的取徑去理解男性在社會中所處之位置，以及更進一步的尋找男性生命經驗中曾受到的負面感受、痛苦、甚至隱匿潛藏的情緒緒（畢恆達、洪文龍，2004）。另一方面，根據衛福部健保署統計，105 至 107 年憂鬱症人數逐年緩步成長，亦即社會中出現憂鬱症的個體日益增多（社團法人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2019），以 107 年為例，社團法人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依健保署的數據統計分析，無論是重鬱、輕鬱或全憂鬱症的就醫人數，女性憂鬱症患者人數皆高出男性一倍，但這是否等於男性較女性不易出現憂鬱症？相對而言，男性罹患憂鬱症的人數比例較女性低，可能是因男性在文化脈絡及外在環境致使之下而較無法覺知自身心理親密感的需求，且較少表達失望、挫折及憤怒等負面或展現脆弱的情緒，同時男性偏向自己處理困境而非主動說出口（丁思惠、陳喬琪，2006），亦可能反映男性在父權中心主義下被消音。
綜觀而言，以性別中被社會賦予陽剛特質期待的男性作為探討對象，針對以父權為主的文化氛圍之下，社會對於男性展現出觀感中認知之「脆弱、陰柔」樣貌的想法及背後因素，以及透過自我敘事的方式敘說生命經歷，經由反思察覺、體驗與衝突中看見自己的「過去經驗」而重新了解自己（邱珍琬，2012），理解生命經歷及社會文化對於個人的作用情形。因此，我希望透過男性的成長經歷，以及憂鬱情緒的前後經歷，包含所處環境、旁人的態度、個人的心境變化，以及自己如何理解前述的不同層面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交織性。說到這裡，也許我們可以先從日常生活的層面開始試想，出生於 2000 年前後的我，國小、國中階段已經納入性別相關的課程，校園各處也不乏強調「兩性平等」或者更近期的「性別平等」等相關標語，這樣的環境看似已經營造出對於性別的重視，然而就作者而言，更常接觸的是長輩們的觀念與指示：男兒有淚不輕彈、女生要溫柔細心、主流影視媒體中女性與男性呈現的形象等等，即便到了性別意識愈加受到重視的當今，它們仍舊存在於社會中，這些為我們所知的、習以為常的（刻板）印象，正是鞏固主流文化的途徑之一，那麼，如果有人主動或被迫離開了這條軌跡，他們自己與旁人、社會又會如何理解和詮釋？
因此我透過訪談，了解五位正在或曾經有憂鬱情形的男性經驗，之所以將篩選條件定為憂鬱情形，是希望在不以醫學診斷作為唯一判准的情況下探討受訪者的生命經驗，即便沒有獲得醫療診斷，只要有在一段時間內有出現憂鬱情緒，且這樣的情緒在受訪者主觀上，影響了日常生活、人際互動等，並會進行自我反思，都是符合憂鬱情形的條件，當然這樣的篩選方式也有所缺失，可能排除其他類型的人。我將這些經驗由以下三部分切入分析：第一部分——我是男性，也是憂鬱症患者：憂鬱情形的理解與歸因，分析受訪者如何與為何將憂鬱情形歸諸於特定層面，以及歸因邏輯和其對自我在社會中的定位的交互作用與關係；第二部分——「鬱」到了，然後呢：求助過程與行動策略，將依照受訪者對求助經驗的陳述，分析他們的求助策略，或者對可能的偏見、污名採取之反應及行動，以及在選擇求助／不求助後，其生活經驗及外在他人如何回應或展現變化；第三部分——看穿，不看穿：受苦經驗的自我詮釋與理解，由受訪者進一步描述當自身感知或被告知有憂鬱症時的過程，以及受訪者對於憂鬱症出現前後的自我理解，而前述的外在轉變及社會對男性賦予的價值觀又以何種形式或意義影響他們，其中包括在憂鬱經歷中與自我、社會的對話。
我是男性，也是憂鬱症患者：憂鬱情形的理解與歸因
當我請受訪者談起他們對於憂鬱情形何以出現與持續的歸因時，他們指出存在於記憶中的不同事件，在這部分將試圖呈現受訪者如何與為何將他們的病痛經驗歸因，並與這些因素做出連結，儘管在不同階段的陳述上受訪者可能有不同的歸因方式及理由，在此仍大致將回應內容分為兩類型：一種為傾向怪罪於自己的性格、生活所處的環境，另一種則是將所經歷的事情擴展連結到社會對於男性的定義或期許。相對於後者，以前者作為理解途徑的受訪者不會將性別文化視為主因，或者即便在他們的陳述中有意識到男性身分的影響，仍主要歸因於自身的個性或生活中發生的衝突與不確定因子，其中受訪者 A、B 便是屬於第一種類型，他們被家人寄予事業成就方面的期望，進而影響到生活，不過在兩位的詮釋中，A 認為自己追求完美、容易累積壓力的性格，以及 B 指出與家人跟朋友相處不睦，才是造成不適感與憂鬱情形出現的關鍵。
而將外在環境——如家人、朋友的態度，進一步與主流性別文化做連結的受訪者則多半有接受諮商，並在諮商後反思這些層面，他們描述從小時候便感知到來自各處的社會規訓及家庭教育，是如何影響他們成為今日的狀態，其中一名受訪者 C 因為身為長男，從小被母親期望依循當今理工科系在台灣的優勢，想以接觸、熟識理工科的方式替未來鋪路，找尋較好的、薪資較高的工作，順應這條由男性文化建立起的路徑，同時也常將他當作各項比較的基準，養成了他追求成就表現，並急於跟同儕、群體中的其他人比較的心態，讓自己陷入壓力的循環。而另一名受訪者 D 則自小因為受到霸凌和家暴而出現 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憂鬱、焦慮情形，在國小時他便認為自己的性別氣質異於同性同儕的陽剛、男性氣質，性別氣質與家中經濟情形的交織成為他認為何以被霸凌的主因，既有的文獻指出，男性因為性別氣質而遭受霸凌的情況較女性常見（游青霏，2019；林雅萍、任慶儀，2011），一方面，基於 D 在校的被霸凌的狀況並未因告訴家長而得到慰藉／緩解，反倒是家長再次把問題歸因於他，母親將自身／社會對男性的期許與想像轉換成以家庭暴力的形式來「教育」，使家暴一事成為加重壓力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D 同樣作為家中的長子，年幼時便不斷被家人灌輸「要有哥哥的樣子」、要做榜樣，使他小時在課業表現上也備受要求。
無論受訪者如何切入、理解他們的受苦經驗，其實都以不同說法跟比重，談及男性身分對其生命經歷的影響。即便在父權體系之下，女性在性別角色社會化的過程中遭受的影響——尤其負面影響較高（羅昭瑛、李锦虹、詹佳真，2003），然而即便父權社會的核心之一為認同男性與男性中心，其背後的依據多為具有陽剛氣質特性，成為主流性別文化中期許男性成為的同質樣貌（Johnson, 2008）。
總結上述，可以發現受訪者以多種詮釋來歸因憂鬱經驗為何產生，而如何歸因病痛的出現以及對自我的理解程度，涉及受訪者對於其社會身分的覺察程度。 即便受訪者的共同經驗皆有提及從家中／社會接受到的對男性的期待，以及他們各自扮演的角色——做為榜樣的長子、家中唯一的男性，或者與哥哥存有競爭關係、不斷被比較的次子，在男性文化之下都有其共同承受的期許及壓力，尤其多半會連結到成就表現或男性特質。
「鬱」到了，然後呢：求助過程與行動策略
本段落將依照受訪者對不同事件與情境的描述與理解，分為求助與否，以及求助之後，外在環境與他人的反應又是如何。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微觀互動，其實正是個別行動者對社會文化的回應，和對結構的生產與再生產。首先在訪談分析中發現，即便有些受訪者認為憂鬱情形並非起因於社會文化，其在日後也會經歷或覺察不同程度的性別文化作用在與他人的互動中，其次則是在面對憂鬱經驗的求助與協商策略、外在環境影響與進一步的自我詮釋。在這些受訪者的憂鬱經歷中，無論是選擇或不選擇對外求助或訴諸他人，對向外求助的行為都有不同的詮釋與理解，而這些恰好又能呼應到性別文化的內容，尤其著重在當男性在受苦時社會文化給予的反應，是本研究想探討的第二個部分。
儘管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有求助精神醫學的協助，不過在精神醫學領域以外，他們對跨出求助門檻感到猶豫遲疑，其背後的行動邏輯相當異質，在第一部分偏向歸諸於個人層面的受訪者 A，說法是「不想增加別人的心理負擔」，因而回歸到自我的身心調適，或者是 E 認為自己沒有受到父親的影響，卻在面對負面情緒時跟父親的反應如出一轍。而對較清楚意識到主流男性文化的兩位受訪者 C、D 也有無法將病痛經驗說出口的情形，他們同時作為家中的長子、長孫，從小被賦予擔任弟妹榜樣的期許，也都養成了「報喜不報憂」的習慣，儘 管C 曾經選擇、嘗試與同性同儕群體透露自身的情緒及不適感，但結果都不如預期，他強調，從以前有些心事，到近幾年反覆出現憂鬱情緒的期間，他沒有辦法輕易對外求助，身旁也無可以訴說、理解他的親人與同儕團體，在這樣的互動下也察覺自己與同性同儕的不同，進而出現明顯的分界，也讓 C 體認到在主流性別文化之下，男性較少直接透露出詳細的自身情緒、感性層面的情形，並認為自己的表露在社會中遭到壓抑、噤聲。
不過，即使大部分受訪者都認為無法輕易將受苦經驗說出口，他們在過去經歷中仍有不同方式的對外求助策略，行動的程度亦因為當下情境而有所不同，此時接受求助訊息的家人／朋友／社會如何理解與反應同樣是關鍵。受訪者自己或旁人的行動意涵又可以分成兩種面向：對精神失序的污名或不了解，以及對於男性求助、展現脆弱時的反應。在求醫方面，較為年長受訪者 A 在發現不適時是往身體方面的科別進行檢查，除了因當時對於社會對於精神科的污名外，主要是缺乏對於憂鬱症或精神失序狀況的認知，或者也有人因為擔心污名，致使求醫的行為不連續。
然而，在精神醫學以外的求助行為及他人的回饋，有時反倒是對受訪者影響至深的關鍵，在國小期間因性別氣質而遭受霸凌的 D 認為當時的自己已經向家人明確的表示求助，但是母親給與他的回應與隨之而來的暴力行為才是加深受苦經驗的主要來源，如同他所說的：「這一切的主因不是我媽，但把它弄得更糟的是她。」而他在高中時的病痛經驗出現了轉折，D 認為除了自己藉由對社會科學的瞭解而接觸了諮商，並由此爬梳過去經歷與情緒之外，這母親態度的轉變及有關聯，與母親在日常互動中大大減少了彼此間的緊張感與壓力，這是他認為那陣子身心狀況逐漸好轉的關鍵。
同樣有表達不適，其他兩位受訪者 B、C 卻認為他們鮮少得到正面回饋，B 從高中時期便被父母要求接下工科相關的家業開始，至今仍與父母有頻繁的爭吵。無論是建立於家庭主義基礎上的繼承家業（黃盈彰，2008），或者就讀理工、實用導向的科系，都是社會賦予男性的想像與期許，以此安排男性順從這條同樣由男性文化建構起的路徑，同時也排除了男性中的異質性以及自身對未來發展的意願，甚至對些男性進行壓迫，同時由於 B 在 19 歲時遭到友人的暴力攻擊，而決定以法律途徑解決問題，也因身心俱疲而接受醫學治療，在 20 歲休學後經歷了復學、休學與再度復學，在事件過後約一年半，與父母間的摩擦仍然存在，到了後期，B 認為父母在爭吵時會出現逃避問題或離開現場的行為，使溝通無法持續，也使他覺得自己的因家人的緣故而產生的情緒或需求沒有被家人重視、好好對待。 C 則定義自己是「非典型異男」，除了自小就心思細膩，在出現憂鬱情形後他認為自己的需求及情況仍不被理解，需求與困境仍舊沒有被看見。另一方面，他強調自己處於不被理解、無法在同性同儕中尋求認同或坦露心事的困境，但同時又在家庭與社會的影響下服從、追求社會對「成功男性」的樣貌。在經歷憂鬱情形並主動求助時，朋友的反應使 C 認為自己與他們之間存在著更深的隔閡，同儕間的互動就像他所形容：「他們的表達方式讓我覺得說我沒有辦法去談很多 detail 的東西。不要說我們男生，就我的經驗來說，我接觸的這些人，他們如果是典型的異男的話，他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喝酒、抽菸、講幹話。」
其實關於男性間的主流互動方式，高穎超（2006）曾以軍營作為田野，探討男性進入高度陽剛的軍營中如何「做兵」、「轉大人／男人」，並指出男性共享著一套在同性社群中的互動規範，如此文化儀式如同他們之間的「特殊通訊協定」，讓不同男性擁有一套得以建立社會關係、乃至男性群體的共通策略腳本。而朱蘭慧（2003）在研究男性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如何形成與鬆動時，在研究成果之外統整出訪談中男性採取「簡潔、說重點」的敘事特色，上述在溝通及與群體互動的方式乃是學習而來的，然而當同儕在操演／再製男性氣質文化的同時，可能使男性更加無法察覺情感需求，亦或使無法融入的男性難以從中尋得共鳴，因此這樣的特色反倒成為他受苦的來源。在受訪者的生命故事中，無論是報喜不報憂，或者壓抑感性層面都是男性被賦予的期待，然而當男性超脫陽剛氣質牽制主動求助時，得到的回應仍與其男性身分及有關聯性，可能使男性認為自己的難處無法被他人理解，是一種由外在社會的規訓過程。
看穿，不看穿——受苦經驗的自我詮釋與理解
在訪談後段的收攏，我請受訪者嘗試將這些具有脈絡性、彼此交織的經歷，彙整出對於它們的理解，以及背後的意義，而受訪者們的詮釋及切入角度又和前面兩個部分的回應內容相呼應，綜觀而言，不難察覺受訪者受其原生家庭或外在他人之影響，建構受訪者心中符合陽剛氣質或男子氣概的樣貌。Allan G. Johnson （2008）在《性別打結》中點出，父權社會結構之下，男性會透過行動以及完成社會期許男性應有男子氣概的要求，並以此獲得受到肯定的需求。如同傾向歸因於自身性格的受訪者 A 說，初起憂鬱症的出現，是源自渴求被認同而努力工作，現在的他，同樣因為疫情使收入受到影響，使憂鬱的情況再次出現，他就認為，其憂鬱情形的起伏、惡化，多半是伴隨家庭狀態或工作收入的負面發展所導致。對於在長時間中反覆出現在心理及身體上的不適症狀，A 將其理解為具有「告誡」意味的經歷，或者某種自我管理的策略，藉此反思自身從過去至現在行為或想法是否恰當，因此便演變為將受苦經驗的處理，回歸到個人範疇進行療癒。而同樣是對於個人的啟示，E 則從經驗中學習了自我調適，也感知到社會文化對自己產生的作用，他認為自己從曾經的不理解、對精神疾病帶有偏見，到在經歷憂鬱情形後，與他人互動及理解他人的方式有很大的變化，也更能去理解別人的想法或行為，也認為自己面對負面情緒的方式有所改善。回想當初不願就醫的情形，E 坦言除了害怕他人眼光外，自己也某些程度的複製了父親處理負面情緒的態度，而在這次的經歷後，他出現對負面情緒處理方式的體悟，亦有嘗試與其他朋友分享自身的經歷與感受。
而在受苦經驗當中，即便不是所有人都將自身經歷與男性的性別文化秩序做連結，但大部分受訪者皆認為相對於在被賦予「成為男性」的期許及壓力的環境下成長，被好好理解與對待才是他們所渴望的。在國小遇到霸凌的 D 表示，若父母在他哭訴及尋求安慰時能給予適當回應並妥善處理，那他之後的不適感可能會大大減少，在經歷被霸凌與家暴的創傷後，他能夠感受到在梳理自身經驗及母親態度改變後所帶來的改善。而即使沒有將自身與社會性別角色有過多的連結，B 因為家業而與家人不睦的受訪者則是渴望與家人、朋友有穩定、沒有衝突的關係，認為父母可能會希望自己早點回復到跟一般人一樣的狀態，但其實他們不知如何是好或者如何面對，又或者有些朋友會想嘗試幫助他，有時卻造成反效果而讓他感到不適，B 在訪談後來信補充，他認為過去父母希望其繼承家業的爭執，對他而言是嚴重的精神暴力，至今仍然會造成他產生負面情緒，然而自己在當時是缺乏認知上的意識、甚至無法以其他方式避免傷害，更使自己感到無能為力。
一直在追尋成功、受到認可的 C 則認為社會文化對男性的期待是他的憂鬱 情緒之所以出現的關鍵原因，除了讓他陷入自我衝突與質疑外，也更明顯指出社會中的性別結構：
當然也有社會的期待、質疑，對自我感到的質疑、對未來感到的焦慮，……。那我該怎麼做？所以我是一直到最近我才覺得說，我應該是要好好修正我自己……，我覺得我一直到現在這個年紀我一直還在探索階段……。但是我講出來，然後呢？沒有人可以拯救我，然後我焦慮就越來越加重，……他們（父母親）會認為我是長子，我應該也要承擔某種責任，而這也包含某種成長義務，某種獨立的、經濟獨立條件。
C 認為他的自我侷限及對事情的過度放大是源自於自己太過敏感、心思細膩，卻因為感性層面的被壓抑使他鮮少面對、與自己對話，產生出許多內在的矛盾，在感性方面的壓抑是他接收到的社會對男性的期待，這方面他歸納出了兩個層次，首先是家庭對於男性、長子的期許，其次是所處的交友圈，C 也因為心思細膩的特質在同性的同儕群體中格格不入，而成長經歷中家人及朋友對男性有既定想像使他感到痛苦，認為身為「非典型異性戀男性」的自己並未得到解放的容許，也認為社會對異性戀男性的框架仍然存在，在經歷憂鬱經驗與自我對話後，面對自身在父權體制下的定位，C 認為自己並非 「既得利益者」，但在接觸女性主義時，認為像他這樣的「非主流」異性戀順性別男性的需求卻相對被忽略，非本質化、鐵板一塊的異性戀男性的多元經驗與視角應當也要被納入協商。
總結
Candace West 及 Don H. Zimmerman 在 1987 年提出做性別（doing gender）的概念，指出性別作為一種在日常生活中，透過人們間的互動而得以穩固、延伸的活動與文化秩序，同時也管理（manage）、規訓著我們與他人是否遵循主流文化下的性別意涵，而無法忽略的是性別文化中因權力分配不均，而對非主流群體形成的結構性壓迫。從本研究的初步成果便可看出這些男性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各自有不同程度及策略的認同、順從、反抗男性文化。由過去多以女性為研究對象的憂鬱症與憂鬱經歷切入，訪談和分析五位男性的憂鬱經歷及生命故事，試圖回應男性在憂鬱經歷的歸因、過程中與外在他人的互動樣貌，以及對自身處境的詮釋、反思或行動，並進一步探討男性文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從憂鬱經驗的歸因、求助過程到綜觀性的自我理解，這些受訪者各自提供其成長或生活的脈絡，透過他們分享的受到矯正、規訓的經驗中，筆者想初探的是：有沒有可能透過更多男性的經驗、以男性如何成為「男性」的視角來檢視父權體系？這與女性主義的核心價值之一：分析父權並加以批判的取徑（Johnson，2008）息息相關。反思父權以及對性別文化加以改革並非只屬於性別中的邊緣群體，身為優勢群體的男性同樣可以透過其觀點，參與檢視與反思父權的行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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