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敍銘（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生）
近乎所有的地方論述，都聚焦於「在地性的生產」以及「地方感的形塑」兩個看似是起始與終端的方向，而這兩個面向討論的核心，莫過於「空間」如何及為何成為「地方」，由此，許多人文地理學家俱已清楚地指出，「人」的「經驗」是推動空間成為與人們緊密相關的區位、場所並促使了地方感的生產。
但是，隱藏在這條看似簡易的脈絡裡的挑戰甚至是困難是，所有的地方建構，都隱含著邊界的「鐫刻」，如同所有的國界、縣界乃至於時間界線一般，唯有「我住在這個地方」或「我是這個地方的人」的意識出現，這個「地方」除了才能在表現一個相對客觀的地理環境或空間存在之外，也表示放置某事物或為特定目標而標定的一個地區、範圍，這個地區及範圍便形成人們指稱其在地性或在地特質的區域——「因為它與其他地方不同」。
正因如此，外來者（outsider）在地方的建構或形構過程中，往往扮演著被動的角色，他們的身分也往往顯得複雜且尷尬；當外來者有意識地進入到一個地方，例如旅遊、洽公、短居時，他們與地方的互動關係、對當地的理解、認知、評論，乃至於對該地的認／不認同想法，並非沿著所謂人的生活經驗或社群關係推動，而是藉由「跨越邊界」產生，而「跨越」本身所具有的衝突意涵，也讓這種「不適」具象化為觀光的糾紛、對當地文化的侵犯／誤解甚至刻板印象的流傳。
對「我」而言，我和花蓮，正好就是上述的「外來者」與「地方」的衝突關係；十四年來我對花蓮這片土地所累積的記憶，某個程度上已超越了我對原鄉的印象——包含城市的空間感，及精神層面的地方認同。
然而起初，作為一個外來者的我，與花蓮產生互動的過程中，卻常常導向了一種常見的型態：「漠視」，只關注自身熟悉的生活領域（如學校周邊、市區及電影院、餐廳等娛樂場所），也就是說對於地方的「標記」，基本上是具有強烈的功能性，甚至是目的性的，這種標記與生活型態，仍限於某種「觀光」的角度，而難以企及每個地方的「後場」。
沿著地方研究的理論，展開對地方場域的探索與追問，成為一種常見的研究或說田野調查的方式，但隨著投入實務現場的時間越久，日常經驗的意義及其分析、詮釋，卻也成為理解「地方」概念發生的另一種途徑。
一、「花蓮學」的探索
「花蓮學」的概念，原是基於以花蓮地方為主題，延展出的對話與研究，聚焦於區域性的探討，期待建立花蓮地方學的論述；然而，我們現在討論「地方（place）」這個詞彙，事實上隱含著一種特定的時間觀，即從「空間（space）」轉變為「地方（place）」，許多研究者、實踐者不斷地以各種方式討論這個轉變如何發生、為何發生的問題。
若以人文地理學的角度來說，空間轉變為地方具有兩層最重要的意義，其一是「空間轉換成地方，地方獲得定義和意義」（Yi-Fu Tuan 1999，129），這也就說明了當人們能夠明確的指出一個「地方」——無論是台北、花蓮、台中這些「地名」或者像是「學校」、「公司」、「我家」這些場所——時，它們都已不再是一個純粹物理性的空間而已，而具有「可辨識性（Legibility）」的作用；另一個層面，即說明了「人」是推動這些轉變的最大原因，Allen Pred認為人的日常經驗與實踐、想像與感受，可能促使空間轉變為地方，而成為自身情感依附的對象，並產生情感的認同。（Allen Pred 1999，89-91）
正由於「人」是啟動空間轉為地方最為關鍵的鑰匙，「個人經驗」的探索基礎，便需要嘗試進入實地的場域（如社區及部落現場）內裡，找尋「後場」（back stage）——可以發現「真正的真實」的地方——的過程中，盡可能地看見社區居民的生活面貌以及地方知識與技藝的構成，而居民們又如何與其所居住的鄰里、區域產生互動、關聯與在地認同。
研究論述提綱挈領地揭示了所有地方學研究的主題及話語層次，然而投入「現場」後，卻出現了不少深層的疑惑，特別是在預期的「個人經驗」探尋的困難：
藍姆路˙卡造，豐南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七年級生的返鄉青年，他運用已廢校的四維分校，建立「一起哈拉基地」（部落接待中心），積極地在部落創意再生與文化保存的兩個軸線上，找尋發展的平衡。
他說，族人們在山林生活的經驗與智慧，已讓他們與自然相當接近，甚至融合為一體，因此他們都能從一景一物的觀察中，看見運行中的世界所欲給予他們的訊息。例如颱風草，依照葉背的折痕，便能預知今年登陸的颱風數量，也就可以事先防範，屢試不爽；或如在山野間，剖開莖部就有乾淨水源的水藤、表皮具止血效果的蓪草等。藍姆路說，「成為獵人」，是他們最重要的身體教育，因為獵人們深知人們對環境的些微改變，都有可能造成獵徑乃至生態的劇變。所以，對吉拉米代而言，生活其實只是順應著自然、順應著身體。
藍姆路的話語給了一個看見社區或是部落現實的方向，問題在於從他的敘述中，卻難以析理出所謂真實在地經驗的可能，吳清泉、楊德興兩位在地工藝師的自述也發現了類似的情形：
吳清泉和楊德興，是部落的工藝師，阿美族人，擅長利用植物製成生活器皿；他們使用當地山林常見的梧桐樹、櫸木，因質地較輕，較利於削皮、挖鑿及塑形，現今雖然會利用機器固定木材、旋轉，加強製作的效率，但從中仍然體現出師傅們的經驗與技術，不同的器皿用途，應該選擇哪種木材？及在木材的高速旋轉下，刀具的角度拿捏幾乎就是成型與否的關鍵，這些都成為只得意會卻難以言傳的生命經驗。
時今在豐南吉拉米代，我們同樣可以看見有別於傳統文化的些許改變，例如農產品牌的推出、網路行銷、通路與媒體的串聯，不少耆老長輩曾提出質疑與困惑：我們需要嗎？我們真的想要嗎？在繁複的討論過程後，以青年族人為主體，所展現「走出部落」的自主動能，逐漸獲得了鼓勵，當地流傳著一句族語對話：「沒有關係、未來都是你的」，便展現了無限的勇氣與支持；但在另一方面，這些曾經離家、外出打拼的年輕人，懷抱著他們的夢想，正艱難地展開漫長的回鄉路，他們正在「成為獵人」的路上，也緩步地，走在回部落——彷若祖先行走於大樹交錯的根上——的路上。（洪敍銘，〈歸／返之間：吉拉米代的返鄉與築夢〉，《西日誌》，2017年8月號）
換言之，對於外來者來說，找尋地方的獨特經驗看似是重要的研究途徑，然而真正來自現場的聲音，卻不斷導引著我們朝向邊界愈加模糊、更便於「進出」的印象遠去；可是另一方面，對於「本地人」來說，他們的心聲乃至於價值觀或生活型態的折衝，難道沒有其他成為那個「不可被取代的區位」的可能嗎？
二、更進一步的「地方學」：日常風景
「地方學」是近年來台灣各個地區的文史調查工作的重點項目，目前執行的方向，大致上以行政區域作為劃分，上至縣市，下至村里，事實上都能成為「地方學」的操作與實踐場域。
一般認為，「地方學」與「在地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正因「地方學」的發展隱含著區域劃分的前提，意即當人們可以指稱「這個地方」與「那個地方」的名稱不同時，便代表所謂「尋找『在地性』」這樣的策略與行動，也就必然朝向縣市、鄉鎮、鄰里、村落等各個地方的環境、歷史、文化、空間、景觀、社群……等等面向，進行日常性的探索。
因此，不少社區或社團在推行社區營造與村落文化發展時，往往會從「生活面」出發，通過對社區、部落的基礎資料調查與建置，建構自身的發展特色，以作為後續推展遊程規劃、產業或相關文史工作的基礎。
但是，「日常性」、「生活面」這些彷彿耳熟能詳的詞彙，究竟實際涵涉的意義為何？而當這些概念，以社區或村落作為實踐場域時，又如何避免形似的操作方式？這些都是所有社造工作者不斷探問自己，並嘗試提出解釋與具體策略的問題。
「正港性」（authenticity）是澳洲社會學者Peter Corrigan針對人們的觀光與消費行為所延伸出的概念（Peter Corrigan 2010，189），他延伸了劇場的「前／後場」理論，用以討論作為旅人遊客的人們，他們所渴望找尋的「後場」（back stage）經驗是否存在？而這個「後場」，事實上就是地方被建構時必然被討論並找尋的「日常經驗」，如何接近社區真實的日常景況，而非一種「表演」出來的風景，進而真正的理解甚至同理在地的文化脈絡，這反映出社造工作如何更加著力於挖掘日常文化及經驗，進而提出不再僅以「地區」為唯一探索焦點，而轉向探索小至個人，大至場所、區域的「日常風景」。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轉向，同時回應了前述豐南社區現場探訪中所遭遇的難題，正因為我們沒辦法準確地辨別出「這裡」和「那裡」的在地性邊界，那麼何不從「日常」中開啟觀察與對話。
2017年11月，「托海爾：地方與經驗研究室」主辦「請勿攜帶……」系列演講，探索當代社會的日常生活中，時常可見的「請勿攜帶XXXX」的標語，警告我們在某些特定的場合，不能帶某些東西、不能做某些事情，而且暗示著倘若我們帶了或者做了這些違禁的事物，就勢必被禁止、懲罰，但如弗雷澤（James G. Frazer）《金枝》所言，所有的禁忌終究將會被打破，或者換個角度來說，許多越是強力禁止的情境裡，越有可能產生反抗與「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情緒，而在不觸法及不妨礙他人自由意志的前提底下，透過「請勿攜帶」卻又「攜帶」的種種表現，進一步發現潛伏在日常中，那些不同的、有趣的或格外深刻的人事物。在第二個場次的分享中，看見另外一種現場的可能：
現代書店面臨的困境，因為近代產業轉型，人們的娛樂方式有了根本上的改變，閱讀的框架漸漸的被鬆綁，轉換到3C產品中，人們的閱讀習慣也漸漸的由長變短；小說和長篇作品的讀者漸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輕快短小較易入口的詩、散文和極短篇小說。閱讀種類形式轉換不說，光論被鬆綁的閱讀媒體就讓過去曾蓬勃百年的出版業受到相當大的影響，而和出版業在同一條船上的書店也受到不小的衝擊，大大小小的書店都在面臨轉型與否的抉擇，不少書店業者將書店加入複合式的營運方針，結合了講座、展場、甚至咖啡廳、民宿。
在如此琳瑯滿目重視多功能一次滿足的現代社會中，時光二手書店和全國其他一百多家獨立書店一起成立了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希望能藉由和公眾對話以及辦理講座的方式，來討論如何解決出版困境以及定位書店將來的出路，也藉由這樣公開的對話平台試圖創造出友善且公平的交易方式。
張愛，〈陳文琳「在我們離開書店以前，請攜帶閱讀時光」演講紀實〉
這個系列被設定為「地方學研究式」的講座實驗，明顯把那個實務場域的「現場」，擴大解釋為「經驗」；也就是說，至少在這個系列的活動中，人和地方的互動關係成為一個主體，我們的關注目標，也從「人」推動「地方」產生「改變」的線性徑路，轉變成為共時性的歷程。
這些嘗試與思考不見得會與既存的地方理論產生扞格，但它卻創造了另外一種構成地方感的模式，即人們或許不必只能仰賴在地性邊界的鐫刻，辨別這裡和那裡的不同才產生認同，日常風景的樣態、習慣與選擇，也可能可以達致這樣的效果。
三、地方感的輻射
自古以來，人類在空間中存在，空間因而被命名、被記憶，更成為人類生活的所在，於是空間成為人類生產生活經驗、發現、尋找意義的地方。從另一個側面來說，人類扎根於土地，土地滋養人類及其後代生生不息，並提供人類想像世界的材料；而我們對於土地的依存，多數源自情感、記憶，及生活於某塊特定土地上的生命經驗。
如段義孚在闡述「地方之愛」（topophilia）一詞時，使用的即是「人類對於地方的情感聯繫」的概念，也就是說，人類因為對於地方的經驗累積，從而產生情感面的依賴、聯繫及認同。這樣因著記憶、生活經驗等等構築起來的對於地方的認同感，使我們的內心具有歸屬感，因而身在他方時，能夠知道自己的在宇宙中的座標位在何處，並得以藉此照看、安頓自身、觀望世界。
由人類與地方的關聯性出發，以橫向輻射出去的是我們使用土地的方式、認識地方、進入社區的方式，縱橫交錯地討論地方、社區、記憶與人類之間的關聯性，以及人類如何對待地方？如何面對他人，而社區與地方，又如何在這個過程中，形塑出自身的特色？
這些追問，不僅是學術研究上需要被反覆驗證、尋求詮釋與對應的課題，在實務現場中，人類的生活或生存，本來就是不斷地測試、跨越日常／異常邊界的過程，然而每一種地方學、地方研究的行動，如果產生某種自發性及能動性，不論參與者的本地／外來身分，都能在這個越趨多元紛雜，卻也越需要被定義邊界的世界裡，看見發展「在地性」的可能。
作者介紹
洪敘銘，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生，從大學就在東華就讀，研究所雙修中文、華文兩系，研究主題以台灣推理小說中的地方研究為主，擴及台灣大眾文學的閱讀及觀察。曾任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專員，主責花蓮縣社區營造、地方文化館等發展計畫，目前於花蓮縣文化局任職，協助《洄瀾文訊》、《西日誌》等文宣出版及其他文化相關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