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倍僑 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前言：以研究為名
提到人類學家，人們多憶及近代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與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所展開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內涵（陳國強編，2002，頁 287、308）。（註一）因此，類似於他們的人類學家，莫不盡力在學術與文化調查之間取得某種平衡。他／她們既仰賴因自身參與「被研究區域」的田野調查資料內容，又相信透過這些經過「系統性」調查與「科學化」數據的資料呈現，能夠為生活在與「被研究區域」不同文化與地方的人們，提供「更客觀」的文化視野與觀察（Barnard, 2012, pp. 117-118）。講白一點，當時的人類學家相信，經過系統性建立的調查資料，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異文化的內在精神與邏輯，乃至於呈現該人類社會運作機制的結構關係。
雖然許多近代人類學家不接受上述的觀點（田野工作的目的在於科學化、數據化，並將異文化的人類社會與行為當作分析客體），甚至排斥假研究之名行文化歧視（乃至於種族歧視）之實的作為，進而揚棄這類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轉而強調「文化相對性」觀點（陳國強編，2002，頁 269），試圖建立新型態的人類學工作綱領。但其研究成果卻不時成為國家機器工具，被用來有效理解國民行動準則，抑或解析被殖民地文化內涵，好利於現代國家政府遂行更深刻的統治（Geertz, 2009, p. 175）。
此外，若人類學家基於實地觀察，收集資料並分析該項資料可被視為正當工作。則當人類學家悖於事實，僅是依照其所蒐集的二手資料，甚或過度解釋資料內容而當成其研究成果，此類研究比之上述更形惡劣。
因此，當代許多人類學家，開始從根本上反對將自身經驗與生活排除在外的人類學研究過程，進而提出人類學家必須自田野中反思，並強調不斷回到田野當下的「文化脈絡」對養成人類學家而言的重要性（Geertz, 2009, pp. 28-29）。
但也不免要問，人類學家的工作，還有沒有其他特殊之處？人類學家如何面對經過田野調查、訪談後所得到的資料？又該如何使用自身的「專業」來解讀、詮釋並呈現它？在此之中，有沒有什麼難題？尤其是道德上的難題？
當代人類學家道德難題
走筆至此，我們可以稍微討論當代人類學家書寫民族誌的些許難題：
客觀，到底存不存在：
基於田野調查資料而書寫的民族誌，自始至終都被當作「相對客觀」之呈現，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透過後續研究與再發現可以得知，人類學家無論在資料蒐集上，以及與當地「報導人」互動過程，甚或與研究場域內的人們所處關係狀態，乃至於研究者自身所涵帶之學術訓練內涵，在在都是影響最後研究成果的「極大變因」，甚至是影響研究結果關鍵因素。況且這些變因都極為隱晦、不明，又難以控制，絕非早期人類學家所諭示，可經由系統化論述與科學數據收集，進而導論出一地方之文化特殊性質與結構關係。
人類學田野研究呈現，其第一難題即是：人類學家所仰賴的田野資料，什麼都有可能是假的，不是事實的；但也不是都是假的，有些是存在的，只是距離事實似乎還有點距離；有些東西是事實存在的，有些雖不是事實卻還是存在著，且在當地社會依舊運行著。譬如，當人類學家自報導人口中記下一則英雄故事，但轉手之間就從另一個報導人訪查中得知，該故事人、事、時、地、物皆有所出入，那我們應該怎麼看待這則「英雄故事」？筆者以為「如何呈現真／假／事實／非事實，要不要呈現真／假／事實／非事實」就是一種難題。
中立，到底在哪裡：
人類學家田野工作，很可能在施做當初、以及過程中就已經破壞其田野完整性。畢竟，人類學家不是一張白紙，也不是一張「薄紙」，他／她的存在對任何田野環境而言，都是一種特殊且巨大（或者說：礙眼的）存在。人類學家越是接近田野地各項環境與人群，越有可能將本身所涵帶各種「文化物」帶給田野地各項刺激，甚至在時間催化下改變田野原有樣貌；甚至對當地社會關係與文化機制，帶來巨大衝擊。
這是人類學家無可迴避的道德爭議，也是一種難題：人類學家（身為外來者）對生活在田野內的他人（在地者）而言是有影響力的（Geertz, 2009, p. 176）。而當人類學家越是想客觀研究，越是離研究開始時的假設（想像、期待）更遠。因為人類學家已經參與進田野中他人的生命與生活中，甚至在交互建立關係的過程中，彼此影響、滲透，在不同程度上已經改變田野現場。
或許，我們可以假定交互影響乃相互的，但很可能在「不對等權力」運作下，卻變為單向的影響：實際上，人類學家自身所涵帶的知識，其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力量」，足以迫使田野中的人們（在地者）因此改變自身文化認知與行為。（註二）以筆者自身經驗為例，當我跟著「知名學院教授」進入田野現場時，我可以很清楚觀察到「知名」兩字對田野現場的影響力：人們急於尋求「有力人士」之幫助，好解決他／她當下困境。
我們必須理解，人類學家雖擁有描繪與書寫的筆力，但若沒擁有「時刻反省自我」之意志，則此筆力終究只是滿足自我支配與控制的慾望，只是將自身知識背景以及文化想像，強加在田野研究對象身上。這絕非中立表現，也不應該是田野工作者所欲追求之願景。
權力，要不要用一下：
人類學家研究成果，往往以研究為名，持續被用於殖民統治、政治控制、以及影響力更為廣大之社會實驗，甚至是戰爭之需求。這方面討論較為複雜，但我們依舊可粗淺自「政治所屬與否」以及「是否需要符應政治需求」兩方，來看待此道德難題所代表的意義：人類學田野研究，是否需要幫助或反抗既有政治權力。
所謂的「政治所屬與否」，此問題在於：人類學家之研究，是否在研究過程中逐漸被「歸類」在田野當地政治勢力「期望」之中，因而被視為是所屬政治勢力的統治過程與手段。此種被歸類的行動，有時或可說是被動因素所致，它致使人類學家的田野研究要不「處處碰壁」、要不「春暖花開」（或者「毫無懸念」）。但若是研究者自身主動所為而成，那又是另一討論議題了。
但無論是順利獲得研究資料，或者受到田野場地人、事、物的百般刁難，人類學家都必須理解，此乃絕大多數田野調查時皆會遇見之難題：是否要碰觸且接近政治議題，它都有否可能影響研究過程中的理解與詮釋，甚至是研究結果。換言之，我們究竟要離權力多麼近／遠，這絕對是道德難題。
以筆者自身經驗為例，當初為達成研究工作必須走訪一島內當地「社會知名人士」，並探求這些人士對該地傳統文化產生變遷之看法。過程中，我們就必須不斷展現對當時島內政治議題之傾向，否則研究很難繼續下去；一時間，「見鬼說鬼話，見人說人話」本事立刻上身。
若自「是否需要符應於政治需求」此點來看，則是人類學家在決定繼續或中斷研究時，必須面對的實際問題：一個具有反省意識的人類學家，當其在田野內研究人類社會時，必定會察覺其研究場域自過往歷史中即存在的「政治影響力」，而此時是否應該繼續研究，或者就此中斷研究，即為一道德難題。其實，無論怎樣決定（接近或遠離權力，中斷或繼續研究），結果都是田野工作的過程之一，無可迴避。
前輩的話，要不要聽：
人類學家「研究行動」似乎也存在著所謂「標準流程」問題。這是相當淺而易見的道德難題：即人類學家學群與各田野地之間所建構的田野歷史延續關係，是否應該被當下的人類學家所遵從。
雖然我們多能同意，田野工作內容便在「蒐集資料」（包含主動與被動蒐集）、「訪談關係人」（包含長時間接觸與突發態勢的接觸）、「傾聽田野環境與文化所發出的各項聲音」（包含與人的接觸、與物的聯繫、與事的學習、與地的連結、與時間的對談）、「整理並詮釋資料意義」等工作之中迴還反覆。但研究計畫執行自始自終都必須面對「執行研究時的另類文化」影響；譬如，報導人要求報酬（不一定是合理的要求）、隨行研究人員既有慣習的困擾（不願意配合）、研究經費請領（每個補助單位要求不一）、田野當地官方與非官方習慣（有時候是陋習）、研究計畫面臨突如而來挑戰（天災、戰亂、疾病）、當地人給予的冷漠與攻擊（有時將研究員視為敵對者）……等問題，都存在著讓人類學家的隨身手冊，永遠必須記錄「過往有經驗者的應對方式」，好用來解決這些隨時可能發生的疑難雜症。問題是，一個專業的人類學家，是否應該符應於這類手冊「指導原則」？是否應該基於「學術研究需要」對上述可能發生之問題，給出學院式對應？
如筆者過往經驗，當一位沒有明確出示身分識別證、但外表看去卻又明顯具「重要性」的男子欲進入地方會議時，身為「門禁」又是研究人員的我，應該照著當地人員的暗示放他進入，還是應該照著研究準備時學長叮囑來做（阻止他進入），這絕對是一個大問題。
上述疑問或還歸類在「應對方式」上，但若當研究者自身總以一套「規準」來框架著自身所想、所見、所為時，則此種類似「自我審察」的約束，大多會變化成偏執慾望，不但強加在研究者自身上，也很可能影響其田野資料蒐集與詮釋。可謂人類學家書寫民族誌時，不得不謹慎思考的道德難題。
如何理解「人類學家的職權與價值」
「田野工作」乃人類學家必須不斷學習與持續操作的工作；此工作要求，為人類學有別於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特徵。人類學家自田野帶回各項研究資料，無論這些資料是否被選用，是否能夠用來支撐其研究結果，此田野過程中所思及所憶的各種資料，其屬性上都具有獨特地位：這些資料堪稱第一手觀察紀錄，對他者第一手互動的描述，也是對田野地域發生的各項文化表徵、事件做出第一手的「具脈絡化性質的描繪與詮釋」（或者我們叫它做「深描」）（林徐達，2015，頁 6-10）。
由於人類學田野工作秉持上述觀點，並藉著長期置身於田野現場，獲得由「在地者」所處文化脈絡所陳述之觀點（角度），進而生產（撰寫）具「在地知識」內容之民族誌書寫（林徐達，2015，頁 5），不但保存田野地文化脈絡運行軌跡，更加入研究者自身觀察剖析（一些意見），混雜而成的研究成果勘可謂「見地」。這樣的結果於是造就人類學家特殊性質，也適當地呈現人類學不同於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
實際上，也正是人類學家具備這些特質，自可相對保障其民族誌書寫工作的「職權」條件。我們可自以下幾點看出：
人類學家很可能是「一些聰明的傻子」：
藉由長期投入並生活在田野現場，藉此調查、訪談、體會在地文化脈絡與發展，由此培養而出「獨特文化視角與省思」。此種視角乃是符合在地知識與經驗的工法，不但具有開拓性與廣納性，也並非一般社會科學單單只藉由數據收集與呈現可達成。而此視野之獨特性，更非社會科學質性研究深度訪談可企及，因為人類學家的訪談與調查，往往都比其訪談深度要再「深很多」。畢竟人類學田野調查「時間」，大多是以「年」為計算單位，且具「概念」的人類學家，也會刻意去注視那些「不被受到重視的事件、物品與『不是東西的東西』」，由此揭示隱蔽在幽微深處的文化知識與內涵。
這於是讓人類學家看起來非常有深度，但又因為某些氣質的養成，以及必須長期投身在田野位置之緣故，讓外人看來，他／她們又像傻子一般：把聰穎天資用在東翻西找、閒聊聞問。
人類學家大多是「一些正直的聽眾」：
透過過往民族誌閱讀，透過前人研究成果，人類學家相信每個文化自有其特殊之處，並且盡力保持「文化相對性」觀點，用以投注在自身位於田野現場各項行動之中。於是，人類學家讓在地者發聲，讓在地者用自身的語言邏輯與文化方式，敘述出屬於在地知識的文化內涵。
人類學家記錄這些聲音與行動，並不時依靠「內心直覺」對所蒐集而來資料做出「省思」：正因為盡力去聽、盡力當一個良善聽眾，所以聽見更多不同聲音與敘述，自可養成更富多元性質的「民族誌資訊庫」，而人類學家便是依靠此「資訊串流」，從中提取需要反思且再詢問的問題點之處。此類行動當然也會因為研究者個人因素（學術背景、信仰內容、價值選定），因負有「某種道德使命感」，而可能使研究失焦乃至於脫離原初設定。但若出現這樣的衝突，對研究者而言或許正是一項契機，可用來當作再次「聽取」他人敘述的動力。
人類學家絕對是「一些煩人的傢伙」：
人類學家不接受單一結論，他／她們總是不斷地問著，不斷地對田野各處的人、事、時、地、物提出疑問，甚至對他／她自己所處的位置、知識、方法也都提出質問。人類學家應當懷抱著謙虛態度，尤其當他／她身負書寫民族誌職責時，不但必須陳述異文化脈絡中的在地觀點，又要能去除自身學術與知識背景中的價值判斷，從而去認識田野地所隱含文化價值（內容，作為）。
甚至，人類學家應該在田野工作之前、之中、之後，都要能試著去顛覆自我過去所處的學術知識與要求，抱持著懷疑姿態，不斷質疑眼前事物，不輕易相信眼前所呈現的知識氛圍。或許矛盾，但此作為並非是為迎合田野地工作順暢，這反而是身處學術志業人類學家必須體認之事。
我們所作所為都是因著善良的出發點而為，但只有善良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負有批判精神與態度，用務實方式著眼在自身研究中，相信這樣的反覆論證，將會有助於在地者知識呈現，也將幫助研究者自身從各項禁錮中解放出來。所以人類學家會不斷發問，不斷地對問題提出問題，對既有權力造成挑戰，對過往已被認定的知識提出質問，而沒有休止的一天。
人類學家有機率是「一些有故事的人」：
人類學家的確介入了田野地，也確實在此生活著，藉此，他／她們能夠說出（寫出）文化脈絡下細微故事。他／她因為浸營在當地文化之中，因而學會使用在地觀點與知識來理解（看待）事物；他／她因為理解在地知識，所以可以瞭解（一種無可奈何的接受）在地人所使用的日常語彙與暗示；他／她因為可以體會在地人日常，所以能用在地人的思考、邏輯，編織與撰寫屬於在地人的知識與文化；他／她因為可以用在地人思考邏輯與知識來書寫、編織文化內涵，所以當他／她用這樣的邏輯來撰寫民族誌時，人類學家就可以用自我省思參入其中，建構一種既屬於在地人知識內涵，亦屬於研究者自身關照與理解的「詮釋性文本」資料。
如此既主動又屬被動的詮釋在地知識，自可從中看見許多原本當地人也未曾發掘（發覺）的知識與意涵，甚至是研究者自身也未曾在田野中體會的文化內涵。這類的人說起故事來，自當更負深度，更有意義，也更加引人入勝：「看更多，想更遠。只有 XX，沒有距離」（完全引自「台灣遠傳電信廣告詞」）。
結語：「互為主體」的呈現
正因為人類學家是「上述那樣的」工作者，他／她們特殊的職權與價值，也就因此而彰顯出來：人類學家必須同時面對學院理論與田野現況之間的矛盾，他／她要能起身迎向迎面而來的挑戰，要能一邊使用學院規矩書寫民族誌，更要能同時處理那些在田野當下所發生的各項「活生生血淋淋」的生活實況。諸如我要怎麼在田野地活（待）下去？我要如何讓在地人接納我（或者討厭我）？如何與在地人交朋友（或者保持一種特殊的、若即若離的關係）？如何成為當地人眼中的「人類學家」（或者只是一個外地來的人）？如何融入當地社會（怎麼成為一個對當地而言，有用的人）？能否適應田野地的氣候、食物、衛生條件（不能接受的話又當如何）？……等等問題。
而當人類學家克服上述困難，進而成功成為一個「有用的人類學家」時，他／她應能取得如同上述所言之特殊價值（成就達成，價值解鎖），而這個價值用筆者自己的話再說一次：
他／她因為浸營在當地文化之中，因而學會使用在地觀點與知識來理解（看待）事物；他／她因為理解在地知識，所以可以瞭解（一種無可奈何的接受）在地人所使用的日常語彙與暗示；他／她因為可以體會在地人日常，所以能用在地人的思考、邏輯，編織與撰寫屬於在地人的知識與文化；他／她因為可以用在地人思考邏輯與知識來書寫、編織文化內涵，所以當他／她用這樣的邏輯來撰寫民族誌時，人類學家就可以用自我省思參入其中，建構一種既屬於在地人知識內涵，亦屬於研究者自身關照與理解的「詮釋性文本」資料。
如此一來，人類學家與在地人間或當建構一種「互為主體」關係，而能在書寫民族誌過程中，有別於僅僅呈現「在地者觀點」的書寫 （林徐達，2015，頁 71-73）。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不為完全斷裂關係，也非主從權力配置，研究者雖然大多擔當聽者角色，但被研究者所敘述內容也並非都是「聖經」。他們（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倆者，其實可以用更符合「遊玩」的方式，來共同編織民族誌研究內容；可在摸索中前進，在歡笑中質疑，在戲謔中取得共識。只是，這些都必須仰賴人類學家更多且更強大的努力，畢竟，沒有人會想要跟一個無趣且無用的人說更多話語，表露更多事情。
作者於 2014 年 9 月 28 日前往花蓮光復太巴塱的田野照片
註解
- 註一：馬凌諾斯基，以創立「參與觀察法」著稱，他認為社會人類學的研究應從「整體上去分析其各組成部分間的關係」，並認為「社會人類學即為一門應用的科學」（陳國強編，2002，頁 308）。李維·史陀，將結構語言學的概念引進人類學，他把這種方法用於分析人類社會親屬關係與神話結構，認為人類社會文化行為背後，實際是由一複雜的「深層結構」所支撐（陳國強編，2002，頁 316）。
- 註二：實際上，敘事的權力，或者是阻礙其他敘述形成與發展的權力，對形塑自我、個人、社會乃至於民族國家認同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Said, 1993, p. xiii）。正如我們自過往歷史經驗所示，當社會環境中的某一群體以文明所在自居，並意欲將其文化與知識傳遞給他者，而他者回應的行為若不當或反叛時，以文明所在自居者往往以「他們和我們不一樣，因此他們應該被好好地治理」這類想法給予對待（Said, 1993, pp. xi-xii）。
參考文獻
- 徐雨村（譯）（2012）。人類學的歷史與理論（原作者：A. Barnard）。高雄市：巨流。（原著出版年：2000）
- 方怡潔、郭彥君（譯）（2009）。後事實追尋：兩個國家、四個十年、一位人類學家（原作者：C. Geertz）。台北市：群學。（原著出版年：1988）
- Said, E. W.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Chatto & Windus.
- 林徐達（2015）。詮釋人類學：民族誌閱讀與書寫的交互評註。苗栗縣：桂冠。
- 陳國強（主編）（2002）。文化人類學辭典。台北市：恩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