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島嶼邊緣：人文關懷與社會觀察
戴成恩（自由工作者）
2015年9月，我受邀至苗栗縣立南和國中教授八年級的國文課，擔任兼任教師，薪資以鐘點計。在此之前，我沒有任何體制內的教學經驗，沒有教師證，甚至沒有修習過教育學程。
南和國中是教育部認定的偏遠地區學校，等級是特偏，四周幾乎都是稻田。交通十分不便，如果沒有自備交通工具，像我一樣搭乘大眾運輸，一天只有八班公車往返。要是課程安排得不夠漂亮，無法與公車車次銜接，就得被卡在學校裡頭，動彈不得。除非是在地人，否則，就算開車或騎車，到南和國中任教也不是件輕鬆的事。這是學校的第一個困境。
儘管師資不足，礙於經費的編列，領取月薪的代理教師名額也就一兩個，其餘的，都只能用鐘點計薪的兼任教師彌補。一所位處遠得要命王國的偏鄉學校，又給不起像樣的薪水，代理教師和兼任教師要分別開在哪個科目，必然得仔細思量，這是學校的第二個難題。
南和國中是一所三個年級加起來不到百人的小學校，平均一個年級有兩個班，原本有兩位專任國文教師，照理說，這樣的員額應該是足夠的。然而，小學校的老師通常得身兼行政，這是怎樣都逃不了的宿命，更不巧的是，學校的兩位國文教師全擔起了行政職務，一位主任、一位組長。當時的南和國中三個年級加起來共有五班，分別是七年級一個班，八年級二個班，九年級二個班。依照教育部的規定，主任只需教一個班，組長兩個班，因此，還有兩個班級需要尋找一位代理或兼任教師負責。
對於教育體制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三招仍聘任不到教師，應聘人選就無需要求有教師證及修習過教育學程。
在地人，能夠克服交通問題，雖然沒有教師證、沒修過教育學程，卻是中文系本科畢業，更棒的是，無需依賴這份薪水維生，可以擔任鐘點計費的兼任教師。但最重要的其實是，每天埋首於行政報告的組長恰好是我的表姐，因此知道不久前我才從住了近二十年的台北返鄉，正好是符合學校需求的合適人選。於是，主任帶七年級那一個班；組長—我的表姐—教學經驗豐富，帶準備面臨大考的九年級；而八年級的兩個班則成了我的試驗品。這就是我在南和國中任教兩年的原因和契機。
應該要教些什麼？可以教些什麼？
我第一天上課就被一位女學生考試，她問我：「為什麼罵人的字很多都是女字旁，像是妖啦、娘啦之類的，造字的人對我們女生有什麼意見？」現在的孩子都這麼有主見嗎？這個疑問完全是讚賞意味。我自幼也是個「背骨」的小孩，對於這種「想考倒老師」的行為，我沒有任何不悅，不管是不是因為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提出這樣有性別意識的問題，讓人覺得未來的一學年充滿希望。於是我挪了一點時間，告訴他們妖字、娘字原本都沒有負面的意涵。
然後超過一半以上的學生都睡死了。現實跟理想終究是有差距的，你以為學生提出讓人眼睛一亮的問題，未來便是一片坦途，轉瞬之間，他們的反應就能讓你自嘲好傻好天真。其實很慶幸第一天就有這樣一盆冷水讓我更為理智、更為冷靜，我開始詳讀教師手冊，溫習國中時代熟悉的課程，研讀過去未收錄於國編本的新課文。
課文前哨站、題解、作者、正式課文、生字、解釋、課文分析、應用練習、習作，要把制式化的課程全講完都很難了，想要塞進更多的相關課外知識簡直是天方夜譚。事先找好跟課文相關的圖片，存在 iPad 上，譬如校園附近河堤的芒草，一邊講課一邊讓學生傳閱，盡量讓授課內容「視覺化」，讓文字與真實的圖像產生連結，已經是我的極限，如果想要「更花俏」，正課大概就只能叫學生自己讀，時間就是那些，只能安排，必須取捨，不能硬擠得出來。
一個班級一週的授課包含四個部分，國文課四堂、閱讀課一堂、補救教學一堂——也就是所謂的第八堂，以及如同安親班的第九堂一堂。
國文課如前所述，只能努力地讓課程變得有趣一些，提起孩子們（我習慣稱學生孩子們）的興趣。補救教學可以自由參加，兩個班都有人沒上第八堂。第八堂我堅持不上正課，既然沒有也不能硬性規定所有人都參加，會影響考試成績的正課怎麼能在這裡講？但絕大部分的學校、老師都認為可以，這是公開的秘密。對我這種不愛遵從體制的人而言，不講正課反而輕鬆，雖然這代表剩餘的一週四堂課我必須時時抓緊進度，一刻不能鬆懈。
第八堂的課程並不是太有趣，每個星期找一兩句成語的原典，帶著孩子們一句一句研讀、寫筆記，習慣文言文的語法。沒學過的詞彙，我讓他們把解釋寫下來，最後再用口語的、沒有太多修飾的話把整個故事說一遍。第八堂教的都不考試，連小考都沒有，就只是陪他們讀過一個又一個的成語故事。文言文其實沒想像中難，第一次聽的東西記不住，聽多了就開始有孩子反應之前有講過，什麼字擺在什麼地方會是什麼意思。這個部分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實在不喜歡學生每天就是考試考試考試，有些內容會不經意地一直重複出現，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孩子也能被好好地「洗腦」。
第九堂只有三個孩子上課，我不確定他們是否有做過學習障礙的認定，我甚至無法說這是在上課，安親班應該更貼切一些。帶著他們寫功課，複習生字、注音，解釋一次又一次的唸著，再基本不過的學科知識，都只能期望他們記住一點是一點。原來，真的有孩子是「辦不到」而非「不願意」。
怎麼考試？如何評分？
國中有三次段考，我們三位國文老師各自負責一個年級，所以每次段考都得出題。除了生字、注音、解釋、選擇之類的傳統考題，每一次段考都考作文，提前在某個早上進行。三個年級考同一個作文題目，每位老師負責一次。每教完一課進行一次小考，由我自行出題，考生字、注音、解釋跟填空，這幾張小考考卷（我們稱小卷）很重要，段考相同類型的題目都從這裡出，比起直接讀課本，準備的份量上可以輕鬆一些。剛開學時會幫學生訂出版社的測驗卷（我們稱大卷），考前一週讓孩子們帶回家當作業，課堂上檢討。主要檢討選擇題，孩子們有特別提出疑問的地方我會做記號，段考的選擇題差不多都從這裡出。
除了作文，每一題都在小考考過、考前檢討過，但能拿到高分的孩子依舊寥寥無幾。只有一課的小考大多表現不錯，範圍擴增為四課加上語文常識的段考就無法掌握。是真的辦不到嗎？是孩子們的程度太差嗎？當然不是，但怎樣就是無法提起他們的學習興趣。自掏腰包買雞排、飲料做為獎賞，大多數的孩子還沒試過就認定自己辦不到，註定是魯蛇。曾有個孩子這麼跟我說：「我在這裡功課還不錯，但在都市，應該連個屁都不是吧。」我跟陽剛氣息從來扯不上關係，這是第一次想跟少男愛看的熱血漫畫一樣，揍他一拳，搖晃他的肩膀，大吼：「誰准你這樣看輕自己的？」
考卷加上作文，段考分數一翻兩瞪眼。平時成績倒是可以斟酌調整，有些老師以小考成績作為基準，我用計算機算過，如果真的全以小考成績平均給，好一些孩子將連六十分都拿不到。於是，我自作主張，每個人都是八十分起跳。在我任教期間，沒有一個孩子翹過課，沒人闖出什麼禍來，就算上課覺得無趣也努力撐著眼皮，神遊物外同時兩眼無神地直視著我。我是真心地覺得這樣夠乖巧了，每個人都該得到八十分以上。
閱讀課能夠不要放牛吃草嗎？我有什麼好怕的？
現在國中少了作文課，多了閱讀課。但要閱讀什麼呢？其實不過就是帶孩子到圖書室，讓他們自行挑選書籍來看。學校有制式的閱讀學習單，A4 大小，依表格填上書名、作者、出版社等基本資料，寫大意、心得。一個學期得繳交十張，這意味著一個學期得念完十本課外讀物，大人都不見得辦得到了，這些孩子怎麼可能？絕大部分的孩子是這樣做的，大意就抄封底的文案，心得則用這些文案造句，能交差了事便好。我就這樣跟著他們渾渾噩噩過了一個學期。
太浪費生命了！這樣上課很輕鬆，但我嚴重消化不良。第二個學期剛開學，我就告訴他們這學期不寫閱讀學習單，如果學校有意見，全部責任都我扛，最多就是叫我別幹了，還能怎麼樣呢？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思考，我決定帶他們閱讀七等生（劉武雄）的小說《沙河悲歌》，依照我的指示寫報告。台灣文學作家這樣多，為什麼是七等生？又為什麼是《沙河悲歌》？因為七等生是通霄人，因為《沙河悲歌》很通霄。孩子們幾乎都知道朱銘是通霄人，但知道七等生是通霄人的，卻連一個都沒有。我希望他們能夠在文學作品裡頭看見自己的家鄉，我希望他們能夠不要妄自菲薄、多看重自己一點。
我讓他們做的報告分成五個部分：文本的定義、七等生的生平、七等生的研究、《沙河悲歌》裡的通霄、小說或電影觀後心得。《沙河悲歌》曾經被拍成電影，我買了 DVD，準備在學期播放給孩子們看。我讓他們查文本定義的原因很簡單，只是希望他們知道小說是文本，電影是文本，音樂也可以是文本，雖然最後有一半的人查到的是電腦的檔案類型 txt。七等生的生平，網路上可以輕易查到許多資料，甚至有學生找到七等生於坪頂國小任教時和畢業生一起拍的合照；七等生的研究則是讓他們上國家圖書館網站，查詢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以七等生做關鍵字，查出所有關於七等生及其作品的研究。七等生的沙河就是通霄，所有作品都是。《沙河悲歌》裡的人物、地名、酒店、飲食習慣⋯⋯等，幾乎都真實存在於通霄（小說裡的良珍，常來家裡跟外公泡茶聊天），只模糊掉某些細節，或許七等生認為這樣可以不那麼直接。我陪著他們一起重新慢慢閱讀這篇小說，有關通霄的部分，就在一旁畫線，最後再全部謄到白紙上，成為報告的一部分。至於心得，絕大部分的孩子都很用心寫，但還是有一兩個孩子從網路上拷貝別人寫過的心得交差了事。
我買了附桿文件夾給孩子們，方便把小說和報告都集中成一本，為了分清楚哪份報告是誰的，請他們再多做一頁封面，萬萬沒想到封面會成了他們最認真最用心的部分。一本一本報告疊在我辦公桌上，看起來十分壯觀，孩子們似乎也覺得有點神氣。主任跟我要了幾本，說是給學校存檔，作為範本。
想要從這份報告挑出毛病很容易，但能夠帶著這些孩子做點不一樣的事，讓他們知道自己可以不只是寫寫閱讀單，對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可惜的是，把鄉土文學融入閱讀課的試驗只一次就成絕響，第二年，學校沒有排閱讀課給我，實際原因並不清楚，也沒特別去問。從課表上看，往好的方面想，星期五只有早上排了兩堂課，如果下午第一堂的閱讀課也排給我，就無法把課全集中在一個上午或下午，方便我安排時間。或許是一種體貼？
道別才是好事‧‧‧
我在南和國中待了兩年，第一年帶兩個班（八年級），第二年剩一個班（七年級），在我離開之後，每個年級只剩一個班。少子化自然有影響，但教育部的規定也很傷人。一個年級如果有 31 個學生，可以分成兩班，若是 29 人，就只能開一班。第二年帶的學生數與第一年相差無幾，工作量自然也不會減少太多，原本就少得可憐的鐘點費，卻得再砍掉一半。如果沒有其他收入，光靠這份薪水怎麼活呢？
打一開始我就清楚自己只是過客，面對體制可以不像其他期望哪天能夠轉正的流浪教師那般戰戰兢兢、畏畏縮縮，抱持著隨時能走人的心態，讓我敢做一些不同的嘗試。意外地踏進體制一回，我知道只要待得夠久，自己也會一點一點被侵蝕。體驗過剝削、付出過熱血，可以了，該回到真正屬於我的世界。走這一遭，最大的收穫，或許是證明了我從沒想過擠這道窄門是正確的。
作者介紹
戴成恩，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傳統音樂戲曲組碩士。結束研究所學業，擔任王丹先生個人助理，之後在《藝外》雜誌（現已停刊）擔任採訪編輯。離開台北前的最後一份工作是藝研堂有限公司專案經理，負責企劃執行文化部、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觀光傳播局等公部門勞務採購案。曾擔任台灣揚琴發展協會「2013世界揚琴大會」專案統籌。2014年返鄉，2015~2018年先後擔任苗栗縣立南和國中國文兼任教師及苗栗縣立南和國小表演藝術兼任教師。現為自由工作者，將祖厝整修為個人工作室，教導學生寫作，為表演藝術團隊撰寫企劃、各式文案及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