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仁 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院長暨社會學系教授
大家對於不同的社會系所，可能會有不同的特定印象，例如清華社會所很會「社會運動」、台北大學社會系的量化研究很強、中山大學社會系的教學跟社區有很強的連結，這些印象也說明了，不同系所在面對外在環境跟挑戰時，長出來的樣子都不同。
「登大人」的中山社會系成年禮：社會調查
對畢業的中山社會系同學而言，大三的「社會調查」這一門課，應該就是他們「登大人」成年禮，該門課花了系上最多人力，讓同學最焦慮，但是畢業後都異口同聲說，這是收穫最多的課。最近各研究所都在面試入學，多數畢業學生會找大三「社會調查」這一門課的老師寫推薦信，畢竟這一門課是師生歷經一整年的相互學習、折磨、共創而生產出一份報告，師生不熟也很難。
這裡我就簡介一下它的源起以及執行過程遭遇的困難。
2009 年在規劃成立社會系時，同事們有個共識，希望社會系師生能跟在地社區有更緊密的結合，透過課程設計而讓同學可以實際應用社會學的方法跟知識。國內社會系的必修課，不外基礎社會學、研究方法跟社會學理論，其他的必修課就看各系自己的發展方向，例如東華大學社會系的必修課有社會問題、社會創新、社會政策與立法等課程，比較偏向社會實踐的類型。中山社會則多了閱讀與寫作（為了改掉高中無病呻吟的壞習慣）、南方社會學（為了凸顯第三世界/台灣的觀點），以及大三的社會調查。
設計這門課的原初構想，來自於以前台大社會系龍冠海教授「古亭地區的社會調查」，以集體力量為社區留下記錄。此外也來自於我在日本千葉大學的留學經驗，當時社會學部的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研究室」，帶領幾個學生，進行特定區域的調查，類似於台灣理工科老師們有自己的「實驗室」，不過老師們會集體調查一個地區，之間也有分工。我們覺得這是不錯的方法，又可以讓同學實際應用社會學的知識在現實生活，也幫社區記錄當下的歷史。
當時很天真的以為，就是：開設一門必修課，由老師帶領同學，選定一個社區，進入調查，成果發表。但現實是殘酷的，第一個碰到的問題是：30 幾個同學，要一個老師，還是多個老師來帶領調查？
起初開課遭遇的行政困難
一個三學分的課，如果是一個老師帶領，即使分成 6 組，每一組每週的報告該如何進行？要如何分批指導不同的組別？每一組掛號 30 分鐘嗎？如何閱讀每一組的訪談報告？如何給同學們訪談、文獻上的建議？資料進來以後，要如何指導他們分析、撰寫？一個老師不可能應付得來這麼龐大的工作量。
所以我們後來就採用「全部老師都撩下去」，平均一位老師帶5～6位同學。
問題來了：如果 3 個學分平分給 6 位老師，每一個老師只有 0.5 學分，但老師不僅每週要跟同學見面討論三小時，還有許多工作：帶領學生去田野地點訪談、閱讀相關文獻、協助整合學生資料成為問題意識等等 ，每一週要花費的時間至少 8 小時。
後來我們決定跟校方協商，「讓我們先試一次看看」，作為教學創新實驗：每個老師都有三個學分。
也剛好在 2012 年的時候，高雄市某立委希望將旗津的一塊地「海軍技工宿舍」保存下來，問我們社會系是否可以幫忙。透過這個機緣，我們跟學校保證，我們不僅會產出一份當地旗津人的社會調查記錄，也會將這個地方改造成一個跟社區有關聯的園區，並且將學校跟旗津社區串連起來（用現在的術語，就是大學社會責任）。
新課程必須三級三審，當我們去校級課程委員會報告時，部份委員會擔心，會不會跟理工科的實驗室一樣，反正老師就是找一個博碩士生來帶實驗，然後爽領 3 學分。我保證，老師們都會每週上課，而且會批改作業、帶學生訪談，並且一年以後會產出成果。
校課程委員會最後答應讓我們「試辦」一年，隔一年必須來報告成果，再決定是否可以繼續試辦。想不到 2014 年 3 月發生太陽花學運，中山社會系站在南方學運的浪頭上，兵荒馬亂，校方不知道是沒時間管我們，還是擔心社會系學生衝進校長室（我亂猜的～），沒有報告就直接通過。到 2015 年去報告時，我陳述了過去兩年的成果：跟當地社區的關係（例如彩繪社區、協助大陳社區年度辦桌）、技工宿舍整修情況（去尋找各方人馬、資源跟經費來整修、活化、舉辦活動）、透過該課程而鼓勵同學申請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會議中，有委員說：如果執行成果很好的話，以後不需要再來這裡報告，直接成為常態課程。終於，這一門課成為中山社會系最具特色的課程。
實際執行遭遇的困難
但是歷經三年的課程實驗，一些問題也逐漸浮現。首先是必須有大量的老師投入此課程，如果師資不足的話，就會排擠其他選修課的開設，還好校方非常支持社會系的發展，一直有新老師補進來，所以擔心的情況沒有發生。
進入到第四年，出現新情況：每一個老師的指導方式都很不一樣，那麼是否需要有一些共同的週次，一起上有關研究方法的課程呢？還是讓每一個老師用他自己最熟悉的方法來帶？例如計量方法的、訪談的、文獻資料的等等 ，這些方法都很不同，如果要一起上課，可能就佔去了半個學期的時間。其次是學生會抱怨，老師的寬鬆嚴格程度不一，分數給的標準也不一樣，有些同學認為自己比其他組同學認真，但是分數卻比較低，抱怨聲不斷。此外，因為老師都緊迫盯人，有時候師生關係不免緊張，偶爾出現「咆哮山莊」劇情，在在考驗著這一門課的運作。這些問題都還存在，不過迄今我們仍維持讓老師自己獨立運作，不干涉老師的教學與評分方式。
長達一年的課程會，要求學生有四次上台報告，各組輪流報告最新進度。下學期的最後一週，則是最盛大的報告會。第一年，我們去旗津區公所報告，邀請區長、接受訪談的在地人士，一起來參與，並且給我們意見，會後則請婚姻新住民製作越南餐點，供大家享用。這是一種對社區的負責態度（accountability），不希望學生只是去麻煩、打擾當地社區而已。這種回饋方式，有點費勁，也需要不少經費，後來我們就改為每一組師生，自己想一個方式來回饋當事人，例如趙恩潔老師調查鼓山國小原民少棒隊的族語混雜，回饋方式就是每週安排同學去協助小朋友課業；我的「哈瑪星漁市場調查」，則是安排一個里民同樂晚會，里民攜帶自己製作的餐點來分享，我們安排節目跟趣味猜謎（有關哈瑪星歷史的問題）、摸彩獎品。這個回饋活動也已經成為課程的一部份了。
學生是否真的學到東西？
這門課的培訓過程，感覺好像是在完成一本論文，非常學術。最終的期末報告，一定要按照學術格式來撰寫，並且有評論人，所有老師也會參加，聽看看最新的社區調查研究成果。根據經驗，只要度 過這一年的訓練 ，如何去進行一個研究，同學應該都沒有問題。
那麼對於未來的就業，是否有幫助呢？我收到兩個同學的回饋，摘錄在此。
A同學：
作為一個大學畢業後進到公關界發展的校友，乍看之下似乎跟許多台灣年輕人 一樣：「畢業就把大學知識拋諸腦後，到職場從零開始。」但對我來說，正是因社會學賦予我的能力，才能讓我有今天跨領域的可能。
在中山社會系，大三都需要經歷為期 一學年的「社會調查課程」，除了紮實的文獻閱讀，更多時候是在訓練查找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並為學生建立完整的質性、量化研究能力，這樣的經驗，我可以毫不猶豫的說，是我在業界獨特的價值，發現問題的能力，往往是組織裡最寶貴的產能之一。
B同學：
畢業後我進入醫療公關待了 2 年，現在任職於科技媒體 1 年，負責產品行銷的工作。
自己當初在大三也開始苦惱就業問題，不過也因為這樣，促使我開始找更多發展的可能。中山社會的大三跑了一整年旗津做社會調查，當時我們以「旗津造船業轉型因素」為研究主題，做了許多船廠跟遊艇廠做田野訪談，而這些過程讓我再度開啟從大一就有的思考：我們找這麼多文獻、做訪談，梳理出這些社會議題的「問題意識」，但要怎麼協助他們解決問題？
其實在產品行銷的工作上，前期很大一部分是在「洞察消費者的需求」，而這些工作就如同社會系做研究時先找文獻梳理問題，進入田野印證觀點，或找出不一樣的想法。像我在公關工作中向藥廠做藥品行銷提案時，就先透過觀察病友的社群討論、過去的治療研究列出訪題，再藉由病友訪談整理出整個專案的「行銷主軸」。特別想分享的是，「質化研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訓練，因為行銷還是回到以人為主，如何從訪談中找出觸動人的亮點，也是能讓客戶流下印象的重點。
總結來說，這一門課已經成為中山社會系最具特色的一門課，這個有它特殊的條件才可能持續下去（例如學校的支持、足夠的師資、老師們願意積極投入、學生人數不太多）。畢業的同學們都說：沒有修過這一門，不要說你是中山社會系畢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