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婷（政大歷史所博士生）
法國年鑑學派第二代的著名史學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曾將歷史時段分為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註一），這樣的考察，說明在其眼中，歷史存有之時間具有至少三種不同層次；史家往往以今視昔，必須站在曩日之外，化約已逝的格局，體現歷史與時代，然而，對於生活在時代中的人而言，個人是否能清楚知道自己位於哪種時代格局之中？這自然又是另一課題了。
世人未必對於自身所處的時代有深刻認識，然而，後世欲理解過去的時代，卻可能得由該時代中的個人為媒介，看見已逝的時代與其歷史格局。在馮筱才這本《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中，便是將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國政治與經濟格局，寓藉在名商虞洽卿的身上開展而來。
「虞洽卿」既作為個人、在此又作為一個「時代」，所體現乃是作為商人身分而周旋於晚清民國政治格局下的結構秩序──「官僚資產階級」、「官僚資本」、「四大家族」（註二）等概念。而構成整組命題的格局則是一組解釋套路：認為上述秩序結構最終造成民國政權覆滅，中華人民共和國起而代興；在其時代內，體現出一種國家格局逐步邁向「政商化」的內在危機，這項危機即便在威權統治之下，也無法制衡，因此成為一道侵蝕官僚體系權威的社會腐化之源，最終破壞經濟秩序與法律結構之正當性，於是再造鼎革之勢。（註三）
虞洽卿之作為「政商」、或言稱為特權商人，就已在字面意義上表徵了經濟與政治特殊關係。這組詞彙並不以虞洽卿獨尊，北伐前後虞洽卿名聲之起，在馮筱才筆下比之為晚清巨商胡雪巖，兩者確實也有許多同之處，然而後者卻未被冠以「政商」之名。除「前言」、「結論」外，本書共有六章，「改革時代之政商形成(1891-1911)」、「革命轉換之關鍵人物(1911-1914)」、「『愛國時代』之政商生意(1915-1925)」、「北伐前後的『左派資產階級領袖』(1926-1927)」、「委員長的代理人：南京時期的政商模型(1927-1937)」、「戰爭年代之政商現形記(1937-1945)」，以虞洽卿個人所串起的，是作者提出對清末至民國期間一種新政治經濟現象、以及一組公共政治與私人商業利益複雜糾葛的行動模式的解釋概念，整套社會秩序變化的漸進，在作者筆下，名之為「政商化」。（註四）
「政商化」的機制近似於「官僚資本化」，但又不盡然等同，而是另一種公共權力尋租，追逐共利的權力結盟。表面上看似都為公共利益而來，但後檯內政商利益包裝在合法結構下的交換機制，雖然穩定，卻已經在政、商兩肇間埋下扭曲的發展指標。這類權、利交換，並非盡皆帶來惡局，甚至在某段時期引領了國家邁向經濟發展指標前進，因此也與當代「官商勾結」之類的道德評述有些差異。（註五）
1890年代開始，晚清的「變」成為根本格局，一條「政商」崛起之路，也隨著政局變化，開始尋求新的經濟之道。而虞洽卿在清末以「買辦」、「同鄉領袖」、「租借調人」三重身分活動（註六），正巧搭上官商網絡，不僅是買辦起家，且至少在1903年就獲得官方任命，於該年11月為兩江總督魏光燾在上海探聞東三省的虛實；更在1905年在袁世凱薦引下得到皇上賞賜戴二品紅頂，顯示其官場遊歷早於民國改曆（註七）。「改革時代之政商形成(1891-1911)」內，正勾勒出虞洽卿在此將經商之路轉向政治的過渡，與這時各種政商匯流的組織興起相合，近代商團濫觴的「華商體操會」，在1900年代為虞洽卿等人創辦，正是以「寓兵於商，步武泰西」而期盼達到「強國強種」目的為發想。（註八）但在「南洋勸業會」創辦模式中，卻未能成功仿效前例獲得輿論或實際收益。一如在政治上的多方接觸，同時期虞洽卿在上海生意模式囊括：金融、航運、地產、礦業、機械、電廠等項，無論在政治或商業上，皆有所成。而這時期的經營模式似乎以公益開始、私營結束，或由合股、股份開始，再漸漸發展到私人企業。
在洋務、重商、實業氛圍中，政治權力變化為清末商界帶來多角的營運契機。而在1913年「二次革命」前後，新舊兩方秩序消長與政治力抗衡中，上海商人在革命黨人間之周旋，不僅緩解各界矛盾，也穩固當局治安。於「革命轉換之關鍵人物(1911-1914)」這章中，作者傳神地稱這樣的商人為「經紀人」，這類經紀人之所以介入地方政治，無論是為了維持原有的商業秩序、信用關係、或市場營運為宗旨，總結而言，主要都是出自於對穩定秩序考量。以個人能量而企圖維繫權力重組的秩序，因此，於公、於私，都可以將其人又冠以「秩序型政商」之名，這類政商的特色在於，得以在不同政治力量間斡旋。（註十）在1916年至北伐期間，向虞洽卿這樣的人物，清楚看見局部性秩序維持的必要性，也清楚自己角色與身分定位該如何運作，同時將商利與「抵制列強」的目的融會，因此，作者又稱他為「民族型政商」。（註十一）
虞洽卿將商利與政治策略結合的行動，在二次革命後因得到袁世凱支持而更加穩固，可以說是透過經濟入手民族主義（註十二），但是袁氏執政期間國體問題，使得虞洽卿1915年發起的「救國儲金」運動一度陷入困局裡。然而，總體而論1915-1925年的虞洽卿，仍然在「排外」、「愛國」兩條主道上行商獲利（註十三），「民族主義」事實上是一種被虞洽卿持有的經商工具，這樣的商業戰略，固然也受到輿論反噬（註十四），然而在各種政治力量角鬥之時，商人仍是各方不惜極力爭取的奧援之方。
至於虞氏自己，又是如何度量局勢的呢？以商人本色觀之，自己不過一直處於「中人」的角色而已。（註十五）即便在政治上活躍，或在外交上為何方勢力發聲，他所持有的身分都是「商界領袖」。（註十六）在1930年代，面對中日問題，他不再展現清末時的強力排外表態，並且在南京時期更頻繁介入軍政人事安排。這類受經商安全感約制的政治選擇特色，到抗戰時期更為鮮明，與其說是他本人斡旋在汪、蔣、日多方間，不如說晚年的虞洽卿政商特色鮮明地只把關注放在「條子」(官方許可)、「面子」、「銀子」三項。
1945年虞洽卿病逝於重慶，他本人遊走於政、商的兩面性，固在其有生之年游刃暢通，但在其身後，這樣子的政治投資之利弊也反映在其歷史定位上，作為「政商共同體」本身，同時意味著連動無法割裂的政治細胞，並必須為此政治性受到後世檢證。以商事論之，過客虞洽卿或許經營有道；但以政治視之，其動機從來不純，難登大雅之堂。而在本著作中，作者亦無意為虞洽卿作為蓋棺論定、或予以翻案，虞氏在此只體現出商賈本色，以及其人生歷程中所體現的時代性格，政商關係憑藉制度框架而起，但卻時有越過制度體系的影響力：商業力量的增強，削弱政治制度統治之秩序。這樣的格局不僅是歷史結構，並且也是20世紀中國政治運作的內在秩序，作者悲觀指出：「政商化」所帶來的政治轉向，寓意著中國20世紀歷史仍舊逃脫不了政治傳統上天道循環的宿命。言下之意，似乎亦對當代中國問題提有諫政之用。
註釋
註一：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著，曾培耿、唐家龍譯，《地中海史 : 集體的命運和總的趨勢》(臺北：臺灣商務，2002)。
註二：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259。
註三：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259-260。
註四：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7。
註五：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8。
註六：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7。
註七：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21-22。
註八：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26。
註九：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59。
註十：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67。
註十一：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68。
註十二：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76。
註十三：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107-108。
註十四：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120-124。
註十五：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183。
註十六：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184。
作者介紹
王慧婷（Wang, Huei-ting），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部博士生暨政大人文中心「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團隊成員。這傢伙是出生於臺北的澎湖人，童年與海洋為伍、以沙堆為堡壘，繼而成長於一座百年有餘的都城，並在臺灣各地與世界各國闖蕩，夢想著貫徹太史公司馬遷周遊列國之舉，以竟史學之志。大概就是嫌自己小時候沒好好讀書，所以拉長了在學年限。近期準備大耍孤僻而全心投入論文。日前受天人感應，碩、博士修業總年限準備效法祖國偉業，從八年起跳，直追十四年抗戰，來個與世推移，寫完論文再歸回汪洋水母漂。除學科執念外，無甚專長，唯一可炫耀的是外祖父為馬公國寶廟宇繪師黃友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