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甄倚 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
台灣外文系學生修讀二十世紀中葉美國文學時必讀的作家芙蘭納莉．歐康納（Flannery O’Connor, 1925-1964），是我非常喜歡的美國作家之一。才三十九歲就不敵紅斑性狼瘡而病逝，留下獨樹一幟的兩部長篇小說與超過三十篇的短篇故事。有著天縱之才，卻英年早逝的她，在美國文學史上享有傳奇地位與不朽名氣，肖像被印在美國郵票上，成為文化明星，與經典南方作家如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麥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與韋爾蒂（Eudora Welty）同享盛名，甚至超越了「區域文學」鄉土作家的限制，作品被翻譯成多國語言，躋身世界作家之列。
2015年五月美國郵政署發行以歐康納為圖像的精美郵票。
圖片來源：http://www.stamp-collector.biz/good_fortune.html
1925年出生於喬治亞州的薩凡納（Savannah, Georgia），歐康納是愛爾蘭裔，家境不錯，年幼時即顯現超齡的聰明與觀察力，對家中院子飼養的雞非常好奇，她觀察牠們如何拍動翅膀、喙嘴如何啄食、眼珠子如何滾動閃亮。六歲時，因為訓練一隻雞倒著走路而聲名大噪，甚至吸引電視台前來訪問，從此她體認到人們是如何被奇怪事物所吸引，之後的創作也都保留這種擅長製造驚異感的高超能力。對各種鳥類的喜愛持續一輩子，成年後的歐康納對孔雀情有獨鍾，充滿異國華麗風情的孔雀不僅出現在家中農舍的庭院，成為她的同伴物種，在每幅自畫像中，孔雀也都常相左右。
1945年，作家二十歲，青春正盛、壯志凌雲，離開南方家鄉，北赴著名的愛荷華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研讀寫作，如同當時所有才華洋溢的年輕創作者一樣，取得MFA畢業後的歐康納期盼在北方大城市實現她的文學夢，與藝文界名流與藝術家切磋小說技藝，很不幸地，正準備展露頭角之際，疾病卻迫使她必須斬斷夢想，1951年她返回南方家鄉，與母親住在安達魯西亞農莊（Andalusia farm），受其照顧，病情日益惡化，甚至必須靠腋下柺杖的輔助才能行走，她暱稱助行器為她的飛扶壁（flying buttresses）。今日，安達魯西亞農莊已變身成歐康納博物館，成為眾多書迷粉絲的朝聖地。
居住在農莊的十三年間，與病魔纏鬥，創作力卻大爆發。擅長描寫詭誕古怪的家鄉小人物，農莊的地景環境與日常對話滲入她的書寫，成為地方色彩濃厚小說的設置背景。她的筆調冷酷，觀察銳利，年少時擅長畫漫畫的功力影響了之後小說中精準犀利的角色刻畫。出人意表的逆向思維，譏諷力與幽默感也堪稱一絕。通常創作者對於筆下所塑造的人物理當有著視如己出嬰孩般的珍惜與憐憫，歐康納卻是反其道而行，她對待自己的角色從來不懷慈悲心，而是以暴力凌遲，將之推至最羞辱、最無法承受的極限，甚至是死亡的深淵，賜予角色無比的驚嚇感，讓讀者毛骨悚然，達到亞里斯多德所謂「淨化」（catharsis）的作用。暴力作為小說標配，在充滿種族衝突、私刑猖獗、三K黨恐怖主義橫行的南方一點也不奇怪，有趣的是，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歐康納視暴力為神的工具與救贖的機會，白人成為她施暴的對象，暴力逼人凝視內在的幽黯與醜陋，經歷一場出乎意料的靈性質變。如此巧妙融合了暴力與神性的南方歌德派寫實暗黑，雖然關於宗教，卻一點也不傳教，反而以其獨特的風格傳遞真理。在很多歐美大學的寫作課上，歐康納被當成短篇小說之神，作品被仔細地解剖分析，說故事的技藝被臨摹，有著忠實狂熱的粉絲與跟隨者。
我在這篇文章中準備介紹她三篇出色的短篇故事：〈好人難尋〉（ “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1953）、〈善良鄉下人〉（ “Good Country People,” 1955）與〈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1961），這三篇是我教授大一「文學作品讀法」時的必讀文本，每次重讀，震撼度不減反增，每每被她說故事的神技驚艷不已。〈好人難尋〉講述的是一家六口的家族旅行，家族成員有爸爸、媽媽、兩個小孩、一個嬰兒、阿嬤與一隻貓，想不到一家人在公路旅行途中與殺人犯不期而遇，整家人都被殺死，最後只剩貓咪存活下來。讀者剛開始讀的時候只覺得有趣，歐康納運用諷刺描述的手法對人物進行誇張式刻畫，尤其是阿嬤這個角色，立體生鮮，躍然紙上。她是個惹人厭的傢伙，言必稱上帝，卻是個愛說謊、缺乏反省的人；自我中心、很愛心理操控，當兒子要帶全家去佛羅里達，她卻頑固地要全家跟她去田納西州拜訪親戚。視自己為南方閨秀，出門總堅持要精心打扮：白棉布手套、海軍藍套裝與帽子，對照一家人輕便的穿著，時代錯置感強烈，顯得十分滑稽。阿嬤代表的是承襲自蓄奴傳統、墾殖園文化中的白人至上與作為貴族仕紳為傲的舊價值，電影《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1939）中被浪漫化了的舊南方是阿嬤幻想的烏托邦。旅行途中從不停止與孫子們鬥嘴，對行車過程的窗外風景與人物不停進行膚淺無知的評論，譬如沿途瞧見一位沒穿褲子、站在路邊小破屋門前的黑人兒童，阿嬤的反應竟然是：「如果我可以畫畫，我鐵定要把這幅景象畫下來」，將黑人的貧窮匱乏視為如圖畫般美麗別緻，承襲自墾殖園時代將黑人奴工「自然化」成為地景美學的一部分，這過程中阿嬤看不見她所尊崇的舊南方美夢與墾殖園的富庶昌盛，其實是踩踏在黑奴的血與汗所建立出來的。
在歐康納的小說世界中，如此缺乏靈性的角色最終一定會遭致懲罰，果不其然，當讀者讀到這一家人途中出了車禍、困留在渺無人跡的荒郊野外時，必然驚覺到此時喜劇開始轉調，歡樂的出遊變成地獄假期。當名為misfit（意指異類或無法融入的邊緣人）的越獄殺人犯與他的兩位手下這時突然出現，把這家人一一拖到樹林後槍斃時，我們才覺察這不僅是悲劇，而是恐怖劇。更出人意料地，在阿嬤與殺人犯的一連串冗長對話中，歐康納讓我們看見社會體制與不幸的遭遇如何促成misfit的「邪惡」。他與阿嬤談到耶穌是否真的能讓死人復生時激動萬分，跪在泥地上準備領死的阿嬤抬起頭來，misfit泫然欲泣的扭曲臉孔貼近著她，阿嬤突然腦袋清明，伸手觸碰misfit，高喊：「歐歐歐你是我的寶貝，你是我的小孩」，宛如被蛇猛咬，misfit跳了起來，朝阿嬤胸口開了三槍，結束了這位長舌婦的生命。
談到misfit這個角色時，歐康納有她特殊的見解，她說她不想將這位殺人犯等同純粹的邪惡，她寧願相信，老太太臨終觸碰殺人犯的手勢，如同芥菜種子，最後可以在misfit心中長成棲滿烏鴉的大樹，殺人的痛苦足夠將他改變成他應該要成為的先知，代表神靈說話。老太太在死前忽然頭靈光乍現的片晌，象徵被耶穌基督的神性進駐，恩典彰顯下，原本封閉的主體開放、願意犧牲奉獻、愛汝之敵人，小說結束時刻，讀者也被震盪到舒適圈之外，驚愕不已。
第二篇要介紹的短篇〈善良鄉下人〉也循著類似的路數：那就是暴力如何將人震出他原本自以為是的世界，讓恩典進駐主體。故事乍讀之下很像歐康納對自己開了個玩笑，因為小說女主角Hulga的角色設定與作家本人頗神似：幼年時因為意外而喪失一條腿，Hulga從此必須倚賴義肢行走，擁有哲學博士學位的她，原本期盼自己能在大學教書，卻因為心臟病，被醫生判定活不過四十五歲，不得不回家接受母親照顧。深刻感受自己受困在這個民智未開的鄉下，跟美其名是善良鄉下人，其實卻是愚蠢的鄉巴佬與白垃圾為鄰，被無人理解的痛苦與憤恨折磨著，以至於明明已經三十二歲的Hulga，在母親霍普維爾太太（Mrs. Hopewell）的眼中，行為舉止卻根本是一個叛逆的青少年。我們在這篇小說中可以瞥見作家本身與母親的緊張關係，因為障礙者的身份，必須成為依附者的滿腹委屈。故事中的女主角為與母親賭氣，每天拖行著木製的假腿，在家裡故意製造惱人的噪音；她將名字從Joy改成Hulga，這個在霍普維爾太太耳中，如同巨大又笨重的航空母艦，是世界上最極醜陋的名字，跟她心中所期待的秀氣雅緻、帶給人歡喜快樂的女孩氣質根本是南轅北轍。Hulga穿著六歲小孩的裙子與一件印著牛仔與馬的黃色運動衫，在母親眼中十分愚蠢，幼稚的穿著顯示出她根本還只是小孩子。女兒對母親講話喜歡引用歐陸哲學家，但被母親當成邪咒般的胡言亂語，感嘆女兒年復一年，身形越來越浮腫、越來越忤逆、鬥雞眼越來越嚴重，但轉念一想到自己女兒都已經三十幾歲了，卻因為腿部截肢，從來就沒有跳過舞，或享受過正常年輕女孩應該擁有的快樂時光，光想到這些，霍普維爾太太就很心痛。
熟悉歐康納小說規則的讀者，應該猜得出，大災禍即將降臨在這位自以為是的女主角身上。某天，一位自稱虔誠基督徒的十九歲男孩登門拜訪，試圖銷售聖經，他用仰慕的眼光一直盯著Hulga看，隔天兩人相約出遊，這位名叫Manley Pointer的推銷員貌似純真善良的基督徒，其實卻是個騙子，從他的名字（暗指男性生殖器）讀者就可略知一二。以為自己學歷高、聰明過人，Hulga盤算著要勾引Manley，她謊稱自己只有十七歲，與男孩在穿越草原的過程中維持一種冰山般的冷漠與抽離，宛如情場老手的酷樣，即使最後Manley強吻了她，她也有辦法如科學家般冷靜分析，對於這個三十幾歲遲來的初吻，她卻覺得很普通，甚至瞧不起男方，覺得他可憐又可笑。
兩人最終到了一間堆放乾草的穀倉，爬上頂層閣樓後繼續親吻彼此，歐康納對親吻的描述一點都不浪漫，她用「發出魚一般的叫聲」、「像小孩子親吻時滿是口水的濕黏」來形容Manley的吻。男孩對Hulga示愛，堅持對方也要說出「我愛你」三個字，等到女方終於說出口後，男孩要的卻不是性，而是突然要求對方展示如何把義肢取下，以此證明對他的愛。甜言蜜語的猛烈攻勢下，Hulga脫下義肢，可怕的是，下一刻Manley奪走她視之為珍寶的義肢，並拒絕她取回。接著，他打開公事包，拿出一本聖經，她發現聖經其實是空心的，他從中取出三樣東西，放在女生面前驕傲地展示：一瓶威士忌、一盒保險套、與一盒印有色情圖樣的撲克牌，Hulga此時才驚覺對方是偽裝的惡魔。更詭異的是，Manley其實是物性戀者，對於障礙者的人工植入物或裝置感到強烈吸引力，並藉由搜集這些假體，來獲取性滿足。他對Hulga說，有一次他用同樣的方式騙取了一個女人的一隻玻璃義眼，他根本不是什麼虔誠基督徒或善良鄉下人。故事的結尾是騙徒把義肢當成戰利品帶走，驚嚇錯愕的Hulga則被拋棄在穀倉的閣樓上。
失去腿之後對世界產生絕望情緒，Hulga開始認為生命沒有內在價值、意義或目的，成為憤世嫉俗的虛無主義者，她拒絕承認人事物的存在意義，認為上帝已死，她當初想要引誘聖經推銷員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以生命導師之姿，對這位年輕人開示她所信仰的虛無主義，想不到一山還有一山高，Manley才是虛無主義的強中手，完全不受道德規範的拘束。集自卑與自傲於一身的Hulga，她的義肢在小說中是饒富意義的象徵，她將其珍視的程度「如同孔雀對待牠的羽毛」，她私底下細心呵護它，「如同其他人細心呵護他們的靈魂」，它象徵了她的與眾不同、她無人理解的情感與心理掙扎、她意欲以強大理智主義所掩飾的受弱性（vulnerabilities）。讀者知道，歐康納相信神意的運行是神秘的，也不避諱將魔鬼塑造成傳遞上帝恩典的工具，當Hulga的驕矜（hubris）必須受到懲罰時，Manley就成為擔任神旨觸媒的理想人選，聖與魔的神秘結合。作家最後用「藍色」來形容Manley消失的身影，他最後一溜煙消失於遠方「綠色斑斕湖泊」處，「藍色」象徵天與神意，「綠色」則代表新生，歐康納想傳遞的訊息是，在這個驚心動魄的經歷之後，Hulga必定會開始思索它背後的意義，卸下武裝自己的理智主義，重回神的懷抱。
第三篇要介紹的故事〈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主線也是關於親子衝突與世代差異。主角朱利安（Julian）是位憤世嫉俗的白人青年，大學剛畢業，以賣打字機維生，同時也懷有作家夢，每個禮拜三晚上必須陪伴體重過重、有高血壓疾病的母親搭乘公車去YMCA參加減重課程。以進步世代自詡的他，非常看不慣信仰南方舊價值的母親。此時的南方剛解除種族隔離，黑人開始可以和白人同時使用公共空間及服務，有種族歧視的母親不喜歡與黑人一起搭公車，所以要求兒子必須陪伴她去上減重課。
就算去運動也要盛裝出席，母子出門前，為了一頂帽子折騰許久，母親遲疑著是否要戴上新買的帽子，她非常喜愛這頂帽子，但在兒子眼中，這頂浮誇的帽子卻是奇醜無比，紫色緞面的帽簷一邊塌陷，另一邊高聳，綠色的帽身如同爆漿的椅墊。在要戴與不要戴之間舉棋不定，母親持續情緒勒索兒子，一下責備兒子臭臉，一下又假裝示弱，喃喃唸著要把帽子拿回店裡退費，兒子最後終於妥協，勝利的母親開心地戴好帽子，但去搭公車的路上又不斷發表著不中聽的種族歧視言論，她認為現在黑人翻身、世界大亂，如今雖然家道中落，她也要兒子不要忘記祖先曾經擁有兩百名奴隸，朱利安覺得自己好似殉道聖人聖巴斯帝盎（St. Sebastian），痛苦地忍受母親滔滔話語的萬箭穿心。
坐公車的過程中不同膚色的乘客陸續上下車，朱利安冷眼觀測母親和其他白人乘客是如何上演種族歧視的日常不公義戲碼，甚至故意坐到一位黑人旁邊，隔著走道挑釁地與火冒三丈的母親對望，抽離式地觀察她因為高血壓而紅光滿面的容顏，甚至用念力把她當成陌生人。母親因為矮小，像個侏儒一樣皺縮在位置上，坐在座椅上腳搆不到地，肥短的小腿懸空擺盪，再加上頭上那頂巨大的帽子，模樣十分滑稽，朱利安覺得她很像一個討人厭的小孩，而他也很想像教訓一個屁孩一樣對她掌摑打臉。
兒子開始設想所有可能羞辱母親的各種場景，比如說是和稱頭的黑人交朋友、參與民權運動的靜坐抗議，或者當母親病危時，他能找到的唯一醫生只有非裔，甚至幻想一個最能氣死母親的可能方法，那就是帶一個黑人女朋友回家，當他沈浸在這些暴力式的幻想時，公車靠站停，一對黑人母子上車，剛開始時他只覺得這位身形巨大的黑媽媽很眼熟，後來恍然大悟，原來這位黑女人和他母親戴了同款帽子，見獵心喜的他，覺得機不可失，他得好好抓緊這個機會來教訓母親。公車停了下來，想不到這兩對母子竟然同時下車，朱利安的母親下車後從錢包裡拿出一分硬幣，慈愛地準備施捨給蹦蹦跳的可愛黑人小孩，朱利安努力阻止母親這個紆尊降貴的白人施恩行為，對方媽媽氣呼呼，怒瞪朱利安的母親，下一秒黑色拳頭甩著沈甸甸的紅色包包，將朱利安的母親重擊在地，怒斥：「他不需要（白）人的錢」，接著便猛拉小孩，轉身離去消失黑暗裡。
「我早就告訴妳別這麼做，妳真是活該」，朱利安看著跌坐在人行道上、面無表情的母親，伸手把她扶起來，把散落一地的東西放回包包裡，母親抬頭仔細看著兒子，好像不認識這個人。她往前走，說要回家，但卻是往錯誤的方向，朱利安開始對她說教，告訴她要認清現實，世界已經不一樣了，黑人不再忍氣吞聲、受氣忍辱白人施恩的行為，他說現在他們可以跟妳戴一樣的帽子，甚至加碼羞辱母親，說那頂帽子在那位黑媽媽的頭上還比她好看。母親不搭理，氣喘吁吁、步態不穩地往前走，直說要回家，嚷著：「叫阿公來接我」、「叫卡洛蘭來接我」，兒子大驚，因為卡洛蘭其實是母親幼年時的黑人奶媽，母親東倒西歪地繼續往前走，最後身子跌倒在路邊，兒子急忙跑過去把母親身子翻過來，發現她眼歪嘴斜，一隻眼睛失去方向地往左偏離，另一隻眼睛緊盯著眼前已經是陌生人的兒子，原來母親中風了，對於自我、地點與時間失去定位及定向認知。悲痛的兒子此時著急大聲呼喊求助，但陌生陰暗的街區靜悄悄無人理會，無能為力的他，被黑暗的罪惡感與撕心的悔恨吞噬著。
有些對種族議題敏感的評論家在談論這篇小說時，對於歐康納懲罰這位進步青年非常不能諒解，但我們仔細閱讀時會發現，朱利安表面上看起來思想開明，實際上卻是極盡偏激、自溺與幼稚，他心心念念的是如何傷害自己的母親，而不是想辦法參與轉型正義運動，對被剝權的黑人進行補償。成天困在自己的想像世界，沒有行動能力，其實跟他母親一樣是個脫離現實的人。幻想著要結交黑人朋友（而且必須是體面的、有社會地位的），現實世界卻是一個朋友也沒有。口頭上說支持解除種族隔離，私底下依戀的卻是過去白人擁有特權的黃金年代，說不出口的魂牽夢縈，是曾曾祖父們的墾殖園豪宅。因此，朱利安必須受到懲罰，以暴力形式灌頂的神啟必須降臨在他身上，讓他領悟自己的道德缺陷。
歐康納寫作的年代，是美國民權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期，我們來盤點一下最能代表五零年代的美國文學作品：比她小一歲，來自紐約哈林貧民區的非裔小說家鮑德溫（James Baldwin），在五零年代出版的作品如《上山去宣揚吧》（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1953）、《土生子筆記》（Notes of a Native Son, 1955）與《唐喬萬尼的房間》（Giovanni’s Room, 1956），如今已成經典之作。另一名非裔小說家艾里森（Ralph Ellison）著名的《隱形人》（Invisible Man）則是於1952年出版，沙林傑的《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於1951年問世，同年麥卡勒斯也出版《小酒館的悲歌》（The Ballad of Sad Café），我們也不能漏掉凱魯亞克（Jack Kerouac）作為垮掉的一代的經典鉅作《在路上》（On the Road, 1957）。這些美國小說的背景知識可以幫我們理解到當初的歷史文化氛圍，民權的黑暗始終無法禁閉藝術家奔放的靈魂，更無法遮蔽創作的繁花盛開。此外，在如此多強敵環伺，且大多是以男性作家為主場的狀況下，歐康納如何以自己的特色另闢蹊徑，也令人津津樂道。紅斑性狼瘡讓她英年早逝，卻也形塑了她的書寫，沒有這個疾病，或許就沒有這些精采的作品。她的天主教信仰也是讓她和同時期其他美國作家不一樣的地方，信仰讓她相信所有的人類都是道德上的畸人，需要恩典的開示與救贖。
近幾年，她的私人書信被集結出版，世人驚見私底下另外一面的歐康納，竟然那麼政治不正確，她習慣用「黑鬼」（N-word）這個蔑稱來稱呼非裔美人。2020年刊登在《紐約客》的一篇文章，指出1943年歐康納十八歲時北上去紐約拜訪表姊妹時，在地鐵與黑人坐在同一車廂的經驗讓她非常不舒服；在哥倫比亞大學看見黑人學生跟白人學生坐在同一間教室裡一起上課、使用相同的廁所，讓她非常反感。同一篇文章也指出，在1959年寫給一位劇作家朋友的一封信裡，歐康納拒絕鮑德溫去她的農莊拜訪她，她認為他們可以在紐約碰面，但在南方絕對不行。在1964年五月的一封信裡，她也批評鮑德溫，認為他只能寫哈林區黑人的經驗，對於描寫白人經驗，他一點都不擅長。（註一）這些面向的揭露，舉世嘩然，馬里蘭一所天主教大學，2020年時甚至不敵網路連署的施壓，決議將一棟以紀念歐康納為名的宿舍換掉名字。（註二）學者Angela Alaimo O’Donnell，也是歐康納的研究專家，於2020年出版了一本以種族為焦點來分析歐康納的專書中，譴責這種粗糙的一面倒攻擊歐康納的文化潮。（註三）她認為，生長在種族歧視深根柢固的南方，歐康納是時代的產物，不免受其影響，我們不應以她私人信件中的極端言論以偏概全。歐康納明白種族主義是美國的原罪，她也尋求救贖、努力顛覆傳統，作品中她批評的角色多是心胸偏狹的白人，對黑人角色也不乏正向的刻畫，我們更應該以更細緻開放的眼光來看待這位非常複雜，其實是非常有勇氣的作家。
禮讚也罷、砥毀也好，這些爭議都將她維持在一種不墜的熱度。這幾年以她為名的學術研討會與論文、專書等強強滾，持續用新的理論或角度來深化對她作品的分析。耶魯大學戲劇系任教的劇場導演庫羅德（Karin Coonrod）把歐康納的一些小說改編成舞台劇上演，佳評如潮，陸續也有幾部以歐康納為題材的紀錄片或電影拍攝出品，不斷炒熱對她的關注，如2023年伊森霍克（Ethan Hawke）執導的《山貓》（Wildcat），則是融合了歐康納的自傳與小說情節所創造出的傳記劇情片。由此可知，無論是作家的生平或她的作品，歐康納製造話題的能力歷久不衰，她吸引著無數好奇與狂熱的讀者前仆後繼地追尋她，陷入她充滿驚悚暴力與詭譎救贖的南方怪奇物語和畸人故事裡，驚嘆她聖魔交織的離奇視野，被她謎樣的宗教寓言與豐富的象徵語言吸引著，久久無法自拔，她實在是非常少見的奇才型作家。
註釋：
註一：Paul Elie, “How Racist Was Flannery O’Connor?,” The New Yorker, June 15, 2020.
註二：George P. Matysek, Jr. “Loyola University Maryland defends decision to remove Flannery O’Connor’s name from dorm,” Catholic News Service, August 07, 2020.
註三：Radical Ambivalence: Race in Flannery O’Connor, Fordham UP,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