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崑陽 國立東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暨、前文學院院長、淡江中文系教授、輔仁中文系講座教授
鄭清茂教授二〇二五年九月三日辭世，享年九十二，有德者高其壽。
鄭教授，東華大學中文系年輕同事們都稱他「鄭公」，學生們則喊他「爺爺」。那時候，爺爺六十幾歲，不算很老；但是，皚如山上雪的銀髮，卻彷彿在召喚年少的學生們：「喊我爺爺呀！」
其實，鄭公被學生稱為「爺爺」，有段溫情的因緣。東華大學剛在臺灣花蓮誕生不久，一九九六年，鄭清茂、楊牧、王文進與我，四位教授受邀創辦了中文系；鄭公是創系主任。前兩三屆的學生們，將這個系想像成和樂的大家族。鄭公就稱為「爺爺」，詩人楊牧擔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忙於公務，學生不常見到他，就稱為「外公」。王教授雖是大男人，卻挺個肚子，常見滿臉笑容，就稱為「慈母」。我，不怒而威，就稱為「嚴父」。
爺爺、外公、慈母、嚴父同心協力，這個系、這個家族於焉誕生了，開始茁長繁衍。鄭公、楊牧都是長期旅居任教美國大學的教授，經常交遊於歐、美、日的漢學界，學兼古今中西，視域廣及玄黃；而王、顏二子雖半生安土重遷，卻非守舊不化，坐井閉窟的陋士。授命在天，成事在人，我們就在這新時代，以新思維創建了東華中文系。課程保持中國古典文學的精華，再加上新社會、新文化、新語文所新創的文學，洗淨傳統中文系的醬缸氣，熔接中國文學古今新舊久已斷裂的血脈。當時，欣欣然自信為可實現理想的盛事。
鄭公性本溫厚寬和，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而常與人為善。他領導這個系的時候，已過耳順之年，廣閱人生，深體人性，更得通達的智慧。共事幾年，我的觀察體會，鄭公完全不嗜權力的滋味，系務不論大小，從不專權獨斷，皆詢眾議而決。鄭公長我十五歲，可以為師，可以為友；對我這個小老弟，鄭公尊重如平輩。系務即使倉促不及開會，也必電話諮詢：「崑陽呀，這事，你能不能提供些意見。」他這樣尊重諮詢我，當然也必同樣尊重諮詢更年輕的教授；然後整合眾議，經由評估，做出最適當的決策。因此在他任上，全系和諧，未嘗發生言語、行動的衝突。從鄭公的行政風格，我常見賢而反觀不賢：為什麼總是有人抓到小如汽車駕駛的權力，就幹得天怒人怨，眾叛親離？無他，私心自用而已。我因此就想到老子說：「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鄭公似乎天生的老子，當然也是歷練而來的老子。讀書、歷練所得何物？不過就是待人處事的智慧而已。
一個群體開創之初，除了客觀建法立制之外，更務本的是開創主體精神文化，形成一種和樂共事的氛圍。東華中文系開創之初，鄭公不爭而常懷辭讓，楊牧、王文進都有六朝名士之風，不務利害。我雖然為學、處事嚴格，胸懷卻也雲淡風輕。創系之初，四老沒有各懷私利，各成對立的山頭；因此這個家族就形成一片「不爭而辭讓」的文化氛圍。有任務各自主動承擔，有權利分配則相互辭讓，不爭經費、不爭排課、不爭升等。
一九九六年，鄭公六十三歲，從美國麻州大學亞洲語文學系提前退休，同時也辭掉台大日文系專任教授，應東華大學創校校長牟宗燦教授及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王靖獻(楊牧)教授的邀聘，轉至東華大學創辦中文系，並兼系主任。一直到二OO三年，七十歲，在同事與學生依依不捨，衷心祝福中榮退，與夫人馮秋鴻女士遷到桃園定居。東華大學七年，在他漫長的人生旅途中，並非停留最久的一站，卻是最銘感於心的一站，因為創辦了一個融合古典與現代的中文系，滿載同事及學生的敬愛，灑脫的離去。我可以感受到，鄭公身雖離去，心卻留在東華，當作自己一生教育、學術事業最終的歸宿；因此他將一萬多冊的藏書捐給東華圖書館，至今猶以專櫃典藏。他一生博涉群籍，兼通中日、古典與現代文學，其閱讀、治學的軌跡就蘊含在那一櫃櫃親沾手澤的圖書中。
鄭公生長在嘉義縣民雄鄉牛斗山村的貧農家庭。夫人曾生動描述他的童年，六、七歲就得每天在晨曦未現時，趕著牛羊上山；牛羊自由吃草，他也捧著一本書自在閱讀，這已不自覺的表現出「讀書種子」的天性。山中無鐘錶，他就在山頂插一枝竹竿，經過幾天測試，在貼地的竿影上畫個記號；當竿影縮短到記號處，就必須趕著牛羊下山回家而去上學了。這孩子從哪兒懂得日晷計時？或許遠古時期，發現日晷計時的人，就是鄭公這一類天生的聰明人，命中注定不會牧牛放羊過完一輩子。
鄭公曾自述一生滿是「偶然」。出生在貧窮的農村，就是偶然。第一次聽到父親唸了一首古典詩「雲淡風輕近午天」(按：程顥〈偶成〉)，也是偶然；卻深印在記憶中，或許就埋下一顆文學的種籽，也隱然若現文學的才情。一九五二年，他同時考上台大中文系、師範學院教育系、行政專科學校司法行政科。家貧，原已選擇公費的師範學院，卻因巧遇中學英文老師，帶著他去見台大中文系主任臺靜農教授；甚得賞識，勸他讀台大中文系；沒錢註冊、吃飯，再想辦法，成績優異可申請工讀生，這也是偶然。大學時期，東方書局創辦《東方少年》雜誌，需求文稿。當時不少文稿都是翻譯、改寫日文。鄭公在日據時期讀到小學五年級，日文基礎不錯。任職《國語日報》的洪炎秋先生就介紹他為《東方少年》撰稿，開始練習翻譯日文，也賺取稿費，解決生活問題，這也是偶然。從此，鄭公就與日本文學結上不解之緣，曾經為毛子水、董作賓、胡適幾位大學者翻譯日文資料。後來，留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方學系，獲得文學博士，因陳世驤教授推薦到柏克萊大學東方學系擔任助理教授，主講中國現代文學、日本漢學、明朝復古運動。博士畢業後，應聘到麻州大學亞州語文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這一連串的際遇，都是偶然，不是刻意追求而得；串聯所有偶然，就成為鄭公一生的必然。
「偶然」的際遇是無可自主預期、掌控的命運；然而，偶然的際遇卻都如此正向而美好，其實因由於鄭公天生才性的表現，普得惜才師長的賞愛。他從中學開始就創作散文小說，大學時期翻譯許多日本文學，表現讓人激賞的文學才華。而更重要是他的性情溫厚寬和，對個人的利害得失，從來與人無爭；又不忮不求，凡事隨緣而順成，能有就好，何必強求更好才是好。我與鄭公同事七年，從不曾見過他紅著臉皮、粗著脖子、跳著腳、吭著嗓，與人爭吵。鄭公天性就登老莊之堂；而剛烈如我，雖專業老莊，盡心修持，卻猶坐廊廡之間。
鄭公自謙是學術的「邊際人」、「雜而不精，一事無成」。其實人文之學本以博通文史哲為尚，然而在這人文學術過度狹窄專業化的時代，讓我特別懷想鄭公這樣博涉廣見，高懷通識的學者。我所了解，鄭公對中國古典與現代文學、日本文學與漢學、中日比較文學、西方漢學都有很深厚的學養，每有創解，只是原著較少，譯著較多。原著主要有碩士論文《中國桑樹神話傳說研究》、博士論文《永井荷風與中國文學傳統》、《中國文學在日本》、晚明詩人《王次回詩集校注》；翻譯日本漢學，貝塚茂《甲骨學概說》，小西甚一《日本文學史》；更重要的是吉川幸次郎〈推移的悲哀——古詩十九首的主題〉、《元雜劇研究》、《宋詩概說》、《元明詩概說》等，很得吉川先生的讚賞。至於日本文學，早期翻譯原田康子的暢銷小說《輓歌》、《輪唱》，森鷗外《魚玄機：森鷗外歷史小說選》等。他的譯著評價甚高，前後獲得中國文藝基金會第一屆傑出翻譯獎、日本旭日中綬章、梁實秋文學大師典範獎。七十歲退休之後，沒有閒著，譯注松尾芭蕉《奧之細道》、作者不明的《平家物語》，皆費數年而竣工。完成這二部日本古典文學的譯注，鄭公已站在當代翻譯文學的高峰。他曾自謙沒有成為專門的翻譯家。其實，以鄭公質量俱高的譯著，譽為翻譯大家，誰曰不宜。
異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功力與學問不僅在本文能譯得信雅達，同時也在隨文注釋的詳確。這二部日本古典文學名著，《奧之細道》是十七世紀大詩人，被尊為「俳聖」的松尾芭蕉，記遊日本北陸奧州、羽州的「俳句」經典之作，文體特殊。《平家物語》與《源氏物語》並稱日本物語二大經典之作，乃是以平安朝末期的戰爭為主題的長篇歷史小說。這二部經典作品都內含繁富的日本與中國古典文化、歷史、地理與文學知識，詳確的隨文注釋難度極高，而鄭公卻幾於完善的做到了。尤其《奧之細道》採用清簡淡雅的文言文漢譯，我初讀時，真為鄭公的譯筆大發驚嘆。我們可以選讀第二章〈啟程〉，以見一斑：
彌生下旬之七日，曙色朦朧中，殘月微茫下，不二峰隱約可望，然上野、谷中之花稍，何時重見，思之愴然。知交而睦者，昨宵即來相聚，今晨乘舟相送。至名為千住之處，棄船上岸。遙想前途三千里，胸口為之鬱塞。浮生夢幻耳，奈何而灑離別之淚。
春將去也。
枉教鳥啼婉轉。
魚目含淚。
且以此句為此行之破題，唯上路而踟躕不前。眾人並肩立於路上，
蓋欲目送至背影隱沒而後已。
前序、後記都是文言散體，敘事抒情，譯筆清簡淡雅，真有明清小品的風格。中間四、六、四這三句，十四個漢字音節，乃俳句的正文。俳句在日文中，一般都是十七音節，漢譯則有不同音節形式的選擇。這十四音節乃是鄭公幾經推敲，所選定最適當的漢譯音節形式。第一句「春將去也」點出晚春季節，是俳句規格必要的「季語」；接著「枉教鳥啼婉轉，魚目含淚」二句，以鳥啼魚泣的意象，抒發歲月不居、春意消歇的傷感，很有唐詩小絕句的韻味。即使不對讀原文而知其信、達，僅就譯筆文辭，就讓人驚嘆其如此之「雅」；而隨文注釋更見鄭公對中日古典文化、歷史、地理、文學之博識精通。《奧之細道》的漢譯，鄭公之後，能超越者目前還未出生。
人間萬事終不免煙消星散。當年東華中文系大家族，外公楊牧、爺爺鄭清茂都已辭世；而嚴父、慈母也早已年過古稀，退休離校。因緣聚散，有若是者焉，為之悵惘。然而，懷想鄭公，兼及楊牧，斯人已遠，典範長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