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澤寬 臺灣文化學系教授
前一陣子，畢業 30 幾年的同學聚會，瞬時大家又回到以前在學校般──主要是大家講話的樣子，其他就……。聊著聊著就有一個女同學直接對著我說：「郭澤寬，我和 XXX 討論了很久，那個陳彦良讀博士當大學教授一點問題都沒有，可你郭澤寬，我們是很懷疑的。」說畢，我也只能回以傻笑，硬掰一些「我也是很認真的」等等話語，但與彥良對比，還真頂不回去。
彥良和我是民國 72 年一起進屏東師專就讀的同班同學，想想那時還只有 15 歲，當年師專的教育方式，讓我們不僅是同學，更像是食衣住行都混在一起的兄弟、家人，後來在分組分班前，還曾同寢室一個學期。不過，現在回想起當年那段師專學習生涯，我和彥良真是大不相同，我當時就一頭栽進音樂社團學起樂器來，這也是日後同學們對我主要印象，而彥良在當時卻開始讀一些我當年完全不會去看，也看不懂的書，我就時常看到他拿著一本本有著厚厚書皮的不知名書籍，坐在教室外長廊拱下平台上啃，那時他戴著一副黑框眼鏡，那樣子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上課發言，更會冒出當時沒聽過，也聽不懂的詞句。話雖如此，我當年的「成績」真的比彥良「好」許多，至少我很少有被當的科目，都有考 60 分。在此爆卦，彥良時常在每學期開學前一兩天，穿著整齊的制服出現在校園中，為什麼呢？因為當年師專學科科目補考，就常訂在開學前幾天，得穿制服應考，據彥良他自己說，當時每個學期補個幾科是很正常的。如果按此表現，我在同學印象中，理應更有資格當教授才對，然為何偏不是？事實上，當年師專的學習偏重教育，且偏教學應用，在那個十幾歲的年齡，說實話怎麼會有那種思想準備，我與諸多同學，對許多科目顯然是以應付的心態對付過去，現在想想真對不住那些辛苦的老師，但彥良卻比我們早開竅，早就在追求他自己想要的學問，只不過那些東西，在當時的課堂不考，更沒有老師開相關課程，他也就不在乎上課學習的科目被當得補考，雖然事隔多年的今天，我們聊起那段日子，他總以「苦悶」來形容當時的自己，苦於在學校學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想要學的東西又不知道在哪，但在我們這些同學眼中，讀很多自己想讀的書，追求自己想要的學問的執著形象，早已鮮明印在我們這些還處十幾歲，不過就像現在高中生般大的同學心中。這種對於學問的執著當然延續至今，這也是他治學的基本態度。
彥良他老家離我家十餘公里，他爸媽每年在兩季稻穀收割時節會駕著裝著收割機的卡車，隨著時間差由南而北收割稻穀，從而會有一段時間不在家裡，這段時間，彥良家基本上就成為我們這些同學聚集地，即使是畢業後也是如此，時而聚集一、二十位同學。現在想想，他家或許是我所有同學中最常去的，伯父伯母在家時也極為好客，當然就更喜歡去，然每次去他家，都會驚訝，書怎麼會又多了那麼多，而且都是當年想也不會想去讀，更不用說會去買的書。讀書之多，讀書之勤，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多數人買房子是為了要安家，甚或是理財，但彥良買房子，主要的理由往往是要放書，他家裡的書不是依四壁擺放，而是像圖書館一樣，得分排分列，還分室，真不誇張。
80 年，我退伍後回到桃園的小學服務，我那時還在做我音樂的夢，彥良請調到新竹來，隔著一小時的車程，我經常跑他那串門子，他依然沉浸在他的書堆中，並苦讀英文。我曾不信邪，說讀英文能多有效率，尤其彥良說他採取背字典的策略，我還故意隨意拿起一本英文雜誌，指著一個個我認為「生僻」的英文單字，他居然個個背得熟熟的（想想或許也是我當年英文程度實在不好）。現在想起來，那時我們依然時常見面，我婚前和女友（當然也是現在的太太）出遊，也常拉他一起來當電燈泡（這另有話，不過在此也不表了），大約也是當時，他已經有立定往史學研究的路上去發展，隨著我們各自成家，每次假期相約見面聚會，得知他認真的讀書插班大學、考上研究所，也成為幾個同學中最早考上博士班的，尤其諸多往學術界發展的同學，基本上都還是在教育學門，唯獨彥良走向一定得讀很多很多書，且重視史料思辨的歷史學。
他早我好幾年來到花蓮任教，隨著我自己發展的轉向，從音樂轉向文學，從高師大國文系博士班畢業，也幸運謀得大學教職來到花師，許多年因各自成家、攻讀學位沒有時間好好聊的我們，就有了機會，我時常開著車，從美崙到壽豐，從我們共同的過往，以及彼此各自的學習，一聊往往就是到深夜。而後兩校合併，我們又成為同一個學院的同事，想想，我所有的同學，還真沒有如彦良和我如此有緣的。
民國 74 年左右，兩人就讀屏東師專，於雙流瀑布合影。
民國 76 年的春假，兩人就讀屏東師專，於墾丁合影。
每每我們談起各自學習歷程，我從音樂跨域到文學，能得到諸多師友的幫助，一比彥良的歷程，我是如此的幸運，甚至是福氣，他雖然比我早許多年進入學術研究領域，但執著的治學態度，是助力有時也成為阻力，處處波折，只能如獨行俠般，在如今有如江湖般的學術界，全靠自己打出一片天。我有時常抱怨，並非自己不認真，也很積極在議題、方法上，尋找出新的研究出路，展現不同的研究成果，但寫計畫、投稿總遇到諸多波折，但一比彥良除了新人計畫外，就沒有再得到任何計畫，日後他也索性不甩，不像我，雖然嘴裡很不爽，但還是希望能得到計畫，得到一些錢，可找些工讀生來幫我及支撐一些研究花費，我是向這江湖低頭了，每年乖乖的寫計畫，甚至語氣低下的說自己有多認真，多麼的 XXX，我就是做不到彥良一樣的執著瀟灑。彥良勇於挑戰固有定見，以堅強有力、嶄新的證據做為支撐，曾讓所謂的「大佬」與他同台評論另一篇論文時，不專心此該評的論文，卻轉過頭來批評他有關論見，卻又無法批駁他的證據，這又是個例子。
彥良專治中國經濟史諸多議題，且結合考古證據，建立出一套實證貨幣經濟史學的方法，對漢到魏晉之間貨幣與經濟發展的問題，在史學界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論點，尤其讓人印象深刻。
貨幣對於現代經濟的重要性無庸多言，貨幣也早已超脫出其原本做為人們交易工具的角色，就如這兩年來，嚴重的疫情衝擊各國經濟，QE 就也成為股民、分析師、名嘴時而出現的語詞，甚或是市場上的大媽也能夾著它聊個幾句。如今市面上也有許多有關貨幣諸多書籍，從嚴肅的學術討論，到科普式的介紹，甚且是雜入小說家者言，繁多且雜，再再說明「貨幣」這個東西對經濟──或者說就是對人們生活的重要性。
但這是在史料完整、數據清楚的現代，當然研究者可以站在無人機視角的高度，宏觀的建構自己一家之言，或微觀的探索其中之隱微。但治中古貨幣史可不是那麼簡單了。
改編自二月河同名小說的大陸電視劇《雍正王朝》，其中有一集描述到雍正初登基，看到新鑄的新錢成色漂亮、印字清楚，真有一番新朝氣象，頗為高興，還讚美了主其事的八王一番。但也就在此時，不知天高地厚的孫嘉誠闖了進來，把新鑄錢將有之弊病痛陳一番，直接將剛才還一臉喜神悅色的雍正弄得尷尬臉青，在張廷玉一番解釋下，這位新登基皇帝，終也知道漂亮的錢幣之下竟隱藏嚴重的弊病，但畢竟新登基，也不便當場發作給一班王公大臣難堪，只好藉意斥責孫嘉誠，先免其主事之職等待候用，並說了一句：「滿口銅臭言不及義」，把會散了，只能等日後再藉機整頓。
這當然是小說家言，但一句「滿口銅臭言不及義」，卻可能說出歷代知識份子，對貨幣運用、流通、管理的態度，甚或是理解的能力，從而使得相關記錄不僅不完整，研究者只能從散於各種史料中，勾稽出點點線索。加上過往對中古史的關注主要在政治史，從而使得這一議題，始終不是顯學，自然也沒有新發掘的材料、新方法可供依循，治中古貨幣史難處之一即在此。
彥良一系列，以出土文物，結合考古證據與相關史料所形成，對於漢朝貨幣的相關研究論文，所提出的諸多概念，成為他研究代表成果之一，尤其這其中所提出的概念，如漢文帝放任私鑄，此一改革促進了當時經濟發展，竟也成為文景之治之基礎。此一看法，不僅挑戰原有諸多幾已成定見的見解，更進一步挑戰諸多現代理論──我們都知道，錢是不能亂印的，放任民間自己做「錢」那還得了。
然彥良一步一步的以考古出土證據結合史料，以有效的證據，直接點出其中道理。事實上有所謂「格雷欣法則」，亦即在正常情況下「劣幣會驅逐良幣」，但這有一前提，亦即劣幣和良幣都有同等的購買力，與實物有等同的交換比，那成本低的劣幣會取代良幣。但在那個沒有貨幣發行準備概念的年代，銅幣的成本直接代表其儲備力，文帝放任鑄幣後，且制「法錢」規定錢幣形式與和重量，一方面又以「稱錢衡」做為標秤工具，所有的「錢」都得經市場嚴格檢驗，這一來且並沒有因放任鑄幣導致通貨增加形成通貨膨漲，反使「良幣驅逐了劣幣」，大量出土文帝時期的優質貨幣即可依為證，有穩定的貨幣為支撐 進而提供經濟發展之保證，形成漢初文景之治的基礎。
而後，在此研究基礎之下，彥良結合貨幣史、政治史討論魏晉南北朝時期貨幣史的重要著作：《通貨緊縮與膨脹的雙重肆虐：魏晉南北朝貨幣史論》（而後又以《幣制興衰四百年》另名於大陸出版），更引起學界一陣驚嘆，尤其在大陸學界對此書有諸多讚譽，有多人做書評：
陳彥良《幣制興衰四百年：魏晉南北朝的通貨膨脹與緊縮》（格致出版社，此書曾於 2013 年在臺灣由臺灣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魏晉南北朝經濟史難得的佳作，此書利用墓葬和窖藏資料，結合傳統文獻，輔以貨幣學理，系統闡述了魏晉南北朝直至隋唐時期通貨緊縮、通貨膨脹肆虐並剖析原因
楊英（2020）。突破與類聚：2019 年度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綜覽。許昌學院學報，39（244），1-11。
台灣東華大學陳彥良教授的《幣制興衰四百年》，勇敢地採用歷史與考古結合的研究方法，在中古貨幣史領域提出一系列新見，為沉寂已久的貨幣史研究帶來一陣清風。此書堪稱貨幣史方面的傑作，受到諸多經濟史研究學者的交口稱讚。
梁捷（2019 年 10 月）。鑄幣不足、通貨緊縮和歷史興衰。經濟觀察報．書評。
這部著作能得到如此高的評價，做為同學的我真為他高興，然這也不讓人意外。事實上，這也補充了我以往讀史時的缺撼──以往只知道這段時期，政治傾軌、黑暗，尤其在學生時代每次讀到這個時代的文學家，許多竟都不是善終而訝異，讀了彥良的文章，更知道，那些人真的都是做「全套」的，不僅是政治面上，經濟民生面同樣也是胡來。
歷史的治亂，政治場上的興替或許最引人注目，然經濟、生產等議題然直接關係人民的生活，更是治亂的直接表現。我每每與彥良聊到他相關研究成果時，總會讓我有深刻的體會，尤其近幾年他透過蝗災的形成與政治治亂關係因果下的思考，更讓我有許多啟發。自然四時運行，自有其常變，但如果有良好的政治經濟體制及相對應的行政措施，或可套一句當今熱門的熟語：「超前部署」，自然可應變如常，「變」也不會成大規模的災害。反之，如果政治經濟體制出現問題，一些小小的變，卻往往釀成大災。他對兩漢災異形成原因的思考所形成的結論：諸多天災的形成，實源於人禍居多。他尤其以漢武、新莽時期為例，事實上，考諸史料，這兩個時期的自然災變，並不比兩漢其它時期數量更多、更嚴重，但卻導致更為嚴重的後果，不合理的財經政策，使得社會秩序和經濟基礎幾乎瓦解，才使得「變」成災且擴大。尤其談到新莽時期的蝗災，更是如此。蝗蟲生態如今已有許多研究，也得知，事實上蝗蟲就是蚱蜢，蚱蜢平時看似溫馴無害，但只要單位面積數量過多，其生存樣態即會開始產生變化，不僅外觀產生變異，且會變得躁動貪吃，從而搖身一變成為什麼都吃且四處飛行移動的蝗蟲。這也是為什麼蝗害好發於旱災時，因為旱災時，逼得蚱蜢往僅剩的綠地集中覓食，從而引發上述的演變機制形成蝗害。王莽時期的錯誤政策，導致盜賊四起，人民此時只能自保無心農耕，從而生產停頓，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稍遇旱荒，螽蝗隨起，不可復制」，原只是小變，但人們生產早已出現問題，再逢蝗災就成大禍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了。
有一個這樣的同學在同個校園工作，還可以時而接受他的啟發，真是幸運、痛快。原以和彥良時時在校園不期而遇，偶而聊個痛快，繼續接收他的研究所得的這種日子還長得很，但這個學期開學前，突然接到彥良 LINE 訊息，告訴我他要閃人已提出退休申請，著實讓我嚇一跳，就年紀而言，至少還有十年的時間才屆齡。的確許多師專同學，雖然在年改政策下，依然選擇服務滿 30 年後即辦理退休，但這是在中小學教學現場，如再教幾年，以那時的年齡面對一群小朋友，眼中將不是「孩子」而是「孫子」了，其勞心勞力的程度，讓我們同學選擇提早退休。但在大學裡，至少面對的都是 18 歲以上的成年人，理性還是有用的，是可以不用那麼早退，彥良以不到 55 歲之齡退休，實是可惜。不過，據我所知，彦良的眼睛是不如以往，在現今什麼都要盯著螢幕的情況下的確吃力，也如他自己所說，他雖然早已不甩諸多學術江湖規矩，但每個星期新竹、花蓮兩邊跑也累了，退休後，想要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寫自己想寫的東西，或許更能有成果出現。
做為他的同學、同事，很惋惜他這樣的決定，學校歷史系也將少了一位學術紮實，亦深獲同學肯定歡迎的好老師。不過，依他的個性和對學術的執著，我是不會擔心他學術產出的量能，只不過不能時常在校園看到他，不能和他東扯西聊，聊生活聊學術，是最可惜的地方。除此，我還得擔心我們那些同學，他們知道彥良辦退休，他們可能又要指著我說：「啊？陳彥良退休了？應該是郭澤寬你先退吧？」我得想什麼話，把他們的嘴堵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