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瓊文（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我們重新找到我們的定位，理想目標可以很大，但我們從小做起。
~岫之
有多少人力做多少事……分擔責任才能長久，共同的一步很重要。
2012年的夏天，當時暑假還未過半，我在結束一篇方法論的文章後，開始構思下一個研究，希望能以花東作為研究範疇，探討有別於主流體系的經濟地貌。顧老師告訴我「花蓮有一群怪怪的人」想要開一間怪怪的咖啡館，建議我去看看。首先聯繫到的對象是小魏。看來小魏的工作非常忙碌，週末時間碰面竟然是約在他的豆腐工廠。原本以為這次拜訪恐怕只能初步瞭解一下這一群「怪怪的人」想要做什麼，想不到兩個初見面的「外地人」整個下午圍繞著草根力量該如何發展花蓮「在地經濟」的話題熱烈討論。這或許可以說是一塊敲門磚，因為我的好奇從who變成why。
為了想搞清楚「這一群怪怪的人為什麼要跑到花蓮『一起』做這些怪怪的事」，我開始「參與」這群自稱HAPPIS的伙伴每兩週在市區召開的合作事業籌備會議，「觀察」他們要做什麼，以及要怎麼做。簡單的說，這就是要透過參與到特定的群體之中，以便「從局內」(from the inside) 來理解這個群體的運作(Cook 1997)。新朋友們大抵清楚我是為研究工作而來，並且也都能接受我是一個觀察者 – 觀察一個地方性的小型合作社如何誕生。很快地，我藉由密集而熱烈的會議討論瞭解到，原來這些強調「我們是生活者，要在花蓮生活(岫之姐)」的人，是正在嘗試要以「不同於資本主義的互助合作系統(玉華)」讓大家能「在工作、生活之餘，形成人跟人之間的連結(邱奕孺老師)」的「合作人」。
就參與觀察的操作而言，我的「進場」相當順利，甚至受到歡迎，並且開始透過HAPPIS社群接觸到許多臺灣合作社運動界的人物與組織。其中，岫之姐與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啟蒙導師。小魏是這樣介紹岫之姐的：合作社就像是古時候那種用木板拼起來的水桶；水桶之所以能不漏水，就是因為桶箍將每片木板緊緊地連結起來，而岫之姐就是HAPPIS的桶箍。在合作社的籌備會議中與岫之姐第一次見面就感染到她對於合作社運動的熱情，她告訴我們「合作是人類未來的出路」，不過她也一派幽默地提醒大家「一群好人做不了好事」。岫之姐多次以主婦聯盟為例，分享合作社的核心價值與運作；當然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天方夜譚，於是岫之姐開始跟大家細細介紹，多年前臺灣一群想保護環境的婆婆媽媽是如何地集結眾人的消費力量來改善社會，而同時也創造了一個女性可以參與公共事務的平臺。她也不忘順便邀大家入社，鼓勵我們這一群合作社的門外漢一起到一個相對成熟的合作社組織中去學習如何經營合作社。的確，岫之姐每每發言都會讓人強烈感受到合作社運動對她來說已經不只是一個組織或是一個學習的場域，而是一個信仰。不久，在HAPPIS社群正式成立勞動合作社之前我便加入了主婦聯盟，而且還在一個偶然的時間點當選社員代表，並開始擔任起地區營運的幹部。這是一個頗大的意外，對我的研究而言，也對我的人生而言。
話說回來，接下來我應該要在研究場域中扮演什麼「角色」成為不斷困擾著我的挑戰。第一點是現實面的問題，扣掉突如其來的龐雜行政業務所佔據的時間，我還剩多少心力與精神去作研究、寫論文、投期刊、集點數? 再者從一個觀察場域的參與者，變成一個參與組織的行動者，令我相當無所適從。前者的身份只消參與在群體之中聽聽、看看，頂多跟著做做，接著我可以隨時悄悄地退回研究室寫寫我的論文。不過後者可是被賦予一定的權責，要在第一線規劃並執行所託付的任務。這遠遠超越原先的研究設計，而當我必須「主動地介入」整個場域的運作時，那麼這算是在蒐集資料?還是生產資料? 除了時間壓力與方法論的迷惘之外，另一個讓人反側地則是對於自己在社會實踐上的省思。合作社的概念為我釐清了先前在研究跨國投資時所觀察到「經濟性社會排除」的問題從何而來；而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服我接受合作經濟可以是解決「社會性經濟崩解」的可行方案。這引發我的高度興趣，同時讓我開始對自己身為研究者處於社會之「所在」提出疑問：若我從經濟地理的角度提出新自由主義化的政策是為花東的未來捏造一個虛假的發展圖像，並且從公民治理的立場去主張草根具有增進社會福祉的力量，那麼在這樣一個向資本無限傾斜的發展態勢之中，遇到有人要啟動一場合作事業的在地實踐，我難道就只是「混到裡頭看看」?
於是我在反覆地自我詰問之後，戒慎恐懼地採取一個自己完全陌生的研究方法 – 參與式行動研究。是的，就是要藉著行動與反思的交互循環，進行「構想-行動-觀察-評估」螺旋式的探究。這說來簡單，但是在一個從無到有、「與未知共舞」的參與歷程中，我該如何去拿捏自己的「身份性」呢?還有，研究場域與合作社場二者間，哪一個是我的「置身所在」呢?在我還沒能釐清這些疑問之前，一項項接到手上的任務已經直接將我標記為合作人，而不是研究者。至少在幹部任期之內，我具有使命扮演好這個角色。
那麼如此淺薄的合作社經歷該如何去實踐一個合作人應有的行動能力呢? 個人對於教育推廣比較熟悉，所以或許選擇擔任合作經濟的「轉譯者」是相對上手的行動角色。一開始我是與主婦聯盟花東地區營運會的伙伴們一起辦理全社分區性的「合作找幸福」課程。老實說，我們很難去評估到底有多少民眾瞭解了多少，畢竟課程人數相當有限。不過值得高興的是，好幾位學生因為親身參與了過去三屆的課程籌備，而對於合作經濟有了比較深刻的認知，甚至也主動加入，成為合作人的行列。再接著則是過去一年在邱奕孺老師的邀請下，和其他多位東華大學的同仁共同參加國發會所委託的產業發展計劃。我所負責的是駐點陪伴的任務，因此有許多珍貴的機會進到部落/社區，在產業的現場與駐點伙伴們面對面交流，也親見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藏在細節裡的魔鬼」。最令人振奮的是，合作理念有機會以組織化的方式在東華校園中推展。目前有一群學生著眼於我們整個社會青年貧窮狀況加劇，開始去接觸一套互助式的平民金融，希望能籌組一個「屬於大學校園」的儲蓄互助社（註一），藉以學習如何去運用不同於商業運作的理財工具，來緩和當前學生的經濟弱勢。的確，一個以平衡區域發展為目標的計畫是不可能在一年之內看到漂亮的數字成果，但是長期間陪伴是合作經濟推展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扎根工作。
早十多年前Gibson-Graham等一批學者便起身，以社區經濟的實踐去落實後資本主義政治的行動研究 (Gibson-Graham 2005)，這激勵我暫時離開研究室，跟著進到這樣一個由全球資本主義所扭曲的經濟地景裡頭去造反，試試看看能否有機會稍稍擾動點什麼。我能有幸在許許多多合作社運動的前輩無私地提攜與指導之下，參與合作事業的在地實踐，而過去三年光景累積了一些學習心得，也對台灣合作社運動的脈絡及瓶頸有了多一層的體認。事實上，這一整段行動研究以及我們整個跨界探究計畫的合作歷程，正切切實實地驗證著「協力」這兩個字的價值與能量 – 用來紅姐的話說是「十個人加上四個力的集結」。雖說這個終將在這個年度告一段落，但是合作的行動卻不會有止境。
因為對於合作人來說，「專是理論，不能創立一種運動」（註二）。
Reference
Cook, I. (1997). Particpant observation. Methods in human geography: A guide for students doing a research project. R. Flowerdew and D. Martin. London, Longman: 127-149.
Gibson-Graham, J. K. (2005).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註釋
註一：儲蓄互助社的成立在鼓勵社員定期儲蓄集聚資金，以合理利率的簡易貸款，提供資金予需要的社員。這樣一個具有發揮社會安全制度功能的非營利金融組織十分適合大學生在求學階段學習自我財務管理，並且將可提供學生未來在就業或創業上更多元的金融工具之選擇。
註二：引自《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概史》一書。
作者介紹
張瓊文，現任教於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目前研究興趣是去解析全球化下的鄉村性變貌，希望從後結構主義的認識論理論去解析花東經濟主體性的履踐歷程，來揭露持續浮現且逐漸匯聚的草根能量，並試圖透過新經濟地理學的空間視角去詮釋其社會經濟意涵。受到部分後發展主義論述的啟發，其方法論出現「行動轉向」。因此現正積極投入合作教育，且參與花東地區多項合作事業的籌備與推動，藉以「試探」一個長期被視為偏鄉的東臺灣能否在主流經濟之外走出一條新的發展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