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克景(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作為媒體人,不論之前曾從事媒體實務工作,或目前正在學校擔任媒體教育與研究工作,一直都在期待媒體扮演公民社會的意見交流平台。這些年在花蓮,更意識到地方媒體的重要性,因為花蓮人,包括不同族裔成員與新住民,早就展現出豐沛的多元文化與社會能量,媒體應該為他們發聲,然而花蓮目前的媒體,並未完全發揮這種功能。
另一方面,花蓮近來雖然成為新焦點,無論在觀光旅遊,以及農業生態等等領域,逐漸擺脫以往後山的邊緣性格,即便是規模有限的文化產業,都蓄勢待發。但可惜的是,花蓮在地媒體卻沒有相對成長,花蓮議題仍依賴外界報導與設定,而欠缺自主性與獨立性。
理論上,打造能扮演公共平台的花蓮媒體,其重要性均被肯定,各界也有許多呼籲,但在種種條件限制下,這種理想從未被具體實踐。難道獨立媒體平台的建構,在花蓮只是烏托邦的想像?平心而論,花蓮未來真的能創造出符合公民期待的媒體平台嗎?而追根究底,花蓮究竟需要什麼特質的平台呢?是一個傳統的電子媒體,還是數位影音平台? 這個平台又如何實現公民化、公共化與公益化,同時促進後山認同、文化保存與社會發展?
二、問題背景
回顧在地傳播在台灣的歷程,早期地方媒體受到中央管制,淪為媒體的偏鄉、傳播的邊陲,到了九0年代初,地方第四台興起,以及重要媒體向中、 南部延伸,設置新聞中心,而帶動在地傳播的發展。近來則又受到媒體市場不景氣的影響,許多媒體地方新聞中心紛紛整併、裁撤,因此,在分析花蓮在地媒體前,不得不先瞭解問題討論的背景。
1.傳播媒體環境的墜落與轉型
目前台灣媒體大環境,媒體併購與壟斷爭議,節目品質低落,雖然公民媒體崛起,但市場快速萎縮,政府面對這種媒體環境逐漸惡化,傳播市場面臨萎縮的局面,也拿不出具體對策,只能任由媒體走向商業化與低俗化。另一方面,傳統媒體市場,也在數位新興媒體的擴充下,面臨嚴峻的競爭。
2.地方與多元文化的湧進
媒體環境不佳,製作品質低落,但相對的,地方文化內容的產製,逐漸受到重視,以花蓮為素材的媒體內容在增長,在電影與紀錄片方面,最近鄭有傑導演拍攝「太陽的孩子」,在地資深導演葉鴻洲所拍攝的大港口與大分事件紀錄片,加上更早公視「後山日先照」,以及客家電視台「新丁花開」劇集,都在反應花蓮豐富的歷史、族群、文化素材。此外,當前花蓮觀光、土地及文化議題,更需要透過多重意見交流的公共論壇,才能形成共識,因此,目前能反應花蓮地方文化內容與公共需求的媒體,相對不足。
三、國內外地方傳播的興起與想像
1.在地傳播的理論分析
前已述及,在地傳播在台灣的發展,主要是九0年代初,地方第四台的興起,以及重要媒體向中、 南部延伸,設置新聞中心,學者馮建三解釋,在地傳播發展的原因,一方面反映民眾的文化關懷,更重要的是,可以滿足官商的需求。馮建三並從政治經濟學分析,在地傳播興起的背景,主要是因為地方媒體在政治上符合統治團體的號召修辭、經濟上實現商業媒體追求利潤,以及在文化上促進公民認識環境與強化行動能力的要求。但馮建三認為,以台灣本身的經驗來看,政治、經濟動力仍然掛帥, 文化訴求及其實現,僅屬聊備一格。
在地傳播的基本問題是,誰擁有地方媒體?又誰來監督,問責機制如何建立?馮建三分析 ,媒體的所有權歸屬一般具 有三種身份,一個是「公民」,一個是公民的集體代理人「政府」,再一個則是「資本家」。「政府」,基於政治考慮,資本家基於經濟考慮,公民則為了日常 生 活的資訊需求及提昇文化素養,都有擁有媒體的必要。公民雖然 最有正當性擁有媒體,但因為欠缺組織,所以常常落空,擁有的媒體也就比較少。
2.當前地方媒體的限制與匱乏
討論花蓮地方媒體的限制與匱乏,因此不能只從媒體市場與專業製作來分析,而必須深入背後政治經濟的結構性因素,不可否認,目前花蓮從有 線電視、廣播台至大報地方版,構成了地方媒體生態的主體,但目的大多在追求營利或政治影響力。學者張煦華批評,地方廣播電臺、有線電視、衛星電視及 無線電視媒體,對在地文化沒有貢獻,這些媒體不會理會在地公民,除非中央的傳播權力下放至地方,這些現象才能改善。
花蓮的地方媒體,也不能免於這種結構性限制,早期被中央管制的主流媒體,與去管制之後被商營媒體所夾擊,甚至更為邊緣化。理論上,在有線電視興起以 後,花蓮與西部的城鄉差距應該出現變化,有線電視應該能有效帶動地方影音節目的製播,但有線電視台的政治分餅下,花蓮不但沒有翻轉傳播弱勢,更是媒體的偏鄉、傳播的邊陲,另一方面卻因為有線電視大舉轉播來自海外的衛星節目,致而又擴大了地理偏倚,使得有線電視法有關推動地方自製頻道的規定,形同具文。
3.目前來自政府及民間的規劃與想像
針對花蓮地方文化內容的多元湧進,政府及民間並非沒有對策,花蓮縣政府日前盛大召開「花蓮電影素材拍攝討論會」,邀請外部拍攝團隊積極製作花蓮相關影視內容。這種思考相當接近目前許多地方政府,所致力推動文化置入行銷的作法,即透過印象式的地方指涉與符號包裝,來行銷地方。但這種速食推銷手法,欠缺文化深度與整體論述,更無法永續而自主的促進在地內容產製。
民間企業中,具有媒體發展計畫的是台開的邱復生,他幾年前就率先注意花蓮打造媒體園區的潛力,根據英國媒體城市的創設經驗,邱復生意識到媒體園區的新趨勢,他推崇英國BBC是推動地方媒體發展的典範, 從倫敦外遷到曼徹斯特,不只是成本預算的考量,更帶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背後具有區域平衡的重大意義,這種媒體帶動文化,而文化帶動經濟與區域發展的模式,強化了媒體在英國文創產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邱復生構想,台開不只在花蓮創建開心農場及旅遊基地,更打算規劃媒體園區。
但花蓮究竟能不能複製媒體城模式,把地方媒體轉換為地方發展的主體,並邁向未來媒體發展的新藍圖與新出路,仍有待觀察。至少,上述來自政府及民間的想像,代表文創與在地特色,文化敘事及區域發展議題等等面向,已經受到重視,但應更積極的去思考地方媒體的多元可能性,例如加拿大族群媒體的例子,雖然在規模上「小而美」,但不只提供娛樂與傳統新聞製播,而是多面向的連結文化延續、歷史保存、教育推展、國際交流、社區發聲與守望,進而成為帶動文化建設與區域發展的驅力,如此才能反應地方媒體公共性的需求。
四、花蓮在地公民媒體的理想性格
花蓮並不是沒有地方媒體,而是缺乏公共性格的媒體,對媒體經營仍停留在傳統想像,也就是傳播媒體仍然反應著傳統政經人脈為主的生態。從媒體數量來說,花蓮地方媒體其實不少,早期即創建有更生日報,更生日報迄今已68週年,近年又加上東方報與聯統日報,各平面及電子媒體也都成立有駐地據點,花蓮電台更多,但都是分台,人員編制有限,很難營造獨立自主的氣象,也很難引進新的做法與觀念。簡單來說,花蓮目前媒體各自為政,雖然市場有限,但競爭性不如都市激烈,欠缺活力,有資源依靠便能繼續生存。在這種政治經濟背景限制下,打造花蓮獨立媒體更有其必要性。
1.花蓮需要具有公共論域性格的媒體
Charles Taylar 認為,公共領域,從十八世紀以來即是非常重要的機制,整個社會透過公共媒體交換意見,從而對問題形成共識,雖然這個機制未必能真正保障公共性的完整實現,但仍是公民社會的政治理想。
Jurgen Harbermas 也主張,公共領域的媒體,在公共權力民主化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他擔憂,公共論域機制會隨著政治社會的變動而轉變,甚至也會因為政治勢力及商業力量的介入掌控而變調,使得公共領域被私人利益所改變,這樣的趨勢終將導致公共領域的弱化。因此,花蓮在地媒體的功能,便應該在族裔對話、社會溝通、跨文化理解等面向,扮演積極的角色,即應具備一種公共義務。
2.花蓮需要促進身分認同建構的媒體
過去花蓮後山,在主流媒體敘事的遮蔽下,是被再現而非自主,是被想像而非紀錄。因此,花蓮在地媒體的打造,不但是地方傳播權的實現,更是重建花蓮在地認同的基礎,涉及歷史記憶、社會文化與地方權利的回返。地方傳播媒體應為花蓮人建構自身歷史記憶與文化想像而努力,更重要的,經由媒體召喚花蓮在地的主體性,建立一個連結論述與記憶認同的平台。
3.花蓮需要由下而上運作的媒體
在地傳播必須深入地方,落實從下到上的媒體運作,建立擴大公民參與機制,引入更多在地報導人的參與,深化與各媒體平台的連結,並且從新建立新聞產製與運作流程,才能成為真正屬於花蓮在地,發揮上下整合、橫向聯繫功能的媒體平台。
而數位化的契機,也有助於打破集中式新聞流程,發展到平台式訊息傳遞,建立由下而上運作的媒體,結合專業化與在地訊息發動機制,記者與在地資訊人,導入數位化、在地化、行動化的訊息科技,發揮地方媒體在第一線、第一時間服務在地的積極功能。才能改善目前媒體的限制。
4.花蓮需要從傳統邁向數位化的媒體改造
目前花蓮許多媒體,已朝向數位化發展,但仍偏向傳統媒體建置,有限人力資源、再加上單一頻道線性製播模式,節目型態及時段均受限制,無法真正深入地方,反應在地資訊需求,少數有限人力,無法涵蓋廣大偏鄉的訊息產製與傳遞。
相對於傳統大媒體式的傳播組織與型態,目前許多新的傳播模式,不論是以在地媒體、社群媒體、志工者媒體、共筆平台、或社區文創行銷平台、甚至以微電影的形式出現,都已經指向一個數位傳播時代的來臨。數位工具有助於結合影視專業以及非專業的社區合作的生產模式,讓原本處於地理上與社會上邊緣位置的群體,以及主流傳播所涵蓋不及的各類議題,都有透過媒體發聲的機會。
五、花蓮在地創新傳播平台的實踐方案
本文提議在花蓮打造地方公民媒體平台,之前的討論主要從應然角度,分析其中理由,進一步應該討論如何具體落實。「應然」在於必要性的論述建構,「實然」則強調如何實踐的可能性,兩個層次都非常重要,必須兼具,才能促進媒體烏托邦的真實建構。
作者認為,在地公民媒體未來建構的模式,在於結合具備媒體意識的地方公民,打造出花蓮公民媒體,因此基礎在於相關人才的培育,而是否能永續發展,則取決於產製型態,是否能創造在地媒體產業與數位應用環境的連結,以及資源獨立與營運自主。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媒體能與地方緊密聯繫,創造數位化時代小而美模式,成功聯合原住民、農工庶民、新住民,形成多元交流的平台,進一步推展文化發展保存,帶動花蓮特殊文化經濟發展模式。
1.加強人員培育
花蓮人口不到四十萬,而且族群平均分佈,在傳統媒體的考量下,市場規模小而分散,媒體數量、相關專業機構及人力資源都是問題。但這些年有了改變,慈濟大學成立有傳播學院、並有大愛電視台的基礎,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也成立有語傳系,在專業人員的培育上已有一定基礎,而事實上兩個單位已建立初期實踐模式,學生透過課程實作與議題拍攝,專業與深入在地議題的能力越來越提升,未來進一步結合學生、志工與在地人士,建立議題論述環境,提升專業性與公共性,更能帶動東部專業的文化敘事與公共媒體的發展。
2.發展傳播產業與團隊
花蓮在地內容的成長,前已述及,花蓮具備豐富的歷史、族群、文化素材,然而花蓮竟然沒有代表性的製作公司,缺乏將歷史、文化製作成傳播內容的在地團隊,這樣的團隊其實不必大規模投資,而是需要創作的基地,不必然依照市場效益法則,而是擺脫長期的依賴與邊陲性,以低門檻,高創作價值,結合專業製播人員與在地團隊,然後透過平台共享與集體創作模式,打造地方化、差異化、共筆化、彈性化的新媒體平台。
3.傳播資源規劃
國家與地方並非沒有資源,中央政府早已預計投入五百億進行花東發展計畫,之前花蓮縣政府經費爭取的規劃,大多數以硬體建設為主,,忽略文化建設才是東部未來發展的利基,尤其媒體投資效益,不見得比硬體設備的投資更為次要。再加上花蓮現有大型產業,及小型產業與社區資源,如能有效結合運用目前學術資源,以資源整合方式打造公民媒體平台,應該不成問題。
當然,最重要的是創新實踐,將公民媒體與微型創業、文化設計產業、跨域實驗、傳播創用、社區發展、偏鄉教育、健康照護、觀光旅遊、生態保護結合起來,花蓮建置以公民為主體、公共為取向、公益為目的獨立媒體平台,指日可待。
六 結論
整體而論,目前花蓮的在地媒體,雖然都產製有在地新聞及地方節目,但不可諱言的,受限傳統媒體規模,影像製作與新聞即時性、多元性都明顯不足,也缺乏由下對上的傳播內容。其實,依照有線電視法,有線台都應提供自製頻道,讓公民團體近用,但這種近用權在花蓮徒具形式,而且地方媒體更缺乏國際化的企圖,很難用第一手的報導讓外籍人士瞭解花蓮在地的發展。
具體來說,落實打造花蓮媒體平台的做法是,目前階段以學院傳播人員為基地,結合語言傳播相關師生、媒體人,以及其他專業單位與人員,建構地方媒體產業鏈,共同打造東部微型媒體平台,藉以連結偏遠部落、製作在地節目,透過創新模式,產製在地影音內容。
未來則應積極結合內外部各種資源,在議題發聲、族群傳播、文化認同、災害防治、訊息交流、永續發展、文創宣傳上,發揮地方傳播的特性與功能,才能顛覆現有不對等結構,讓花蓮豐富多元的文化被看見,並主動掌握向台灣與世界發言的傳播力量。
花蓮真的需要一個從下而上,呈現多元觀點、尊重主體發聲,符合在地化公共化的媒體平台,這個媒體烏托邦的真實建構,需要我們一起努力。
作者介紹
董克景,現任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副教授、原住民族文化與傳播中心執行長。研究興趣包括:媒體實務、紀錄片美學、視覺人類學、媒體與社會發展。學歷: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學士、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碩士、英國諾丁罕泉特大學媒體研究博士。曾擔任人間出版社編輯、首都早報文字記者、公共電視台企劃師、TVBS電視台節目製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