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子涵 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劉思怡 社會學系學士生
關於一個校園學生媒體的想像，始於一場學生議會的會後閒聊。
2020年2月，一群來自不同系所但都對新聞傳播、社會關懷有高度興趣的同學，從一大片黑板的小角落開始，歷經數次會議討論，終於催生《東華學聲》（下稱學聲）這樣一個校園學生媒體。最初的夥伴多半來自學生自治圈，因意識到既有的架構下有些議題難以被持續倡議、關注，因而希望能改以媒體的形式延續議題的動能，不隨學生自治會每年的改選而消失，而是透過持續書寫，爬梳所發生的一切並成為重要的見證。雖然僅有一部分同學過去曾參與相關的社團，卻絲毫遮掩不了《學聲》產生的影響力。正也因不受限既有的想像，使得《學聲》在組織定位上始終保有極大的彈性，讓參與其中的同學，帶著從不同領域經歷的關懷齊聚，透過「做報導」去回應自己的關切。
成立兩年的時間，《學聲》已多次申請教學卓越中心的自主學習社群，並獲得優秀社群的肯定。我們總會主張自己是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校園媒體實驗計畫，事實上也是如此，從一切荒蕪中摸索，再從跌倒中去修正，逐漸找到一個屬於彼此都能舒適的型態。這樣不斷調整、變動的組織，總會讓參與其中的成員不安，漸漸無法再投入下一次的變化，最後選擇離隊。但同樣也會有持續投入心血的夥伴，在跌跌撞撞之中，能逐漸在「做」中發掘出更加核心的關懷。
每隔一段時間，《學聲》就要試著融入不同的個人特質，重新去形塑每一個階段專屬的特殊樣態。剛開始做報導時，《學聲》以「快訊」、「校園」、「在地」三個向度做為題材選擇。現在回過頭看是相當紊亂，在這三個向度中同時涉及時間與空間，可說是相當不嚴謹，其中有許多思辨之處。即便我們不斷自陳自己並非主流媒體，也不需要透過點閱與流量賺取廣告費，卻仍會被傳統的媒體觀影響，陷入是否要搶快的辯論之中。為何會這樣？這與組織的想像有關，雖《學聲》宣稱自己並非主流，但對於這個少有倡議的校園，我們儼然成為一種校園的報導主流。
曾有一名記者報導校內車禍事故，起初我們認為能起到提醒同學的作用，但再更進一步反思時，便會發現校內的事故好幾起，我們真的能每一則都追到嗎？這樣的新聞除了恐懼，還能帶給閱聽人什麼？
校園可做的新聞點繁多，如何從中去做選擇，曝光哪些重點，時常成為記者間頭痛的議題。有一些記者熱衷於學生權益議題，在新聞討論的過程，容易成為關注的重點，在這樣的氛圍下，也會影響其他記者，如果拋出較不嚴肅的新聞是不是不太適切？
在地的範疇更是寬廣，卜蜂預計來花蓮設廠，學聲成員也前往第一現場，參與相關的抗爭活動與進行採訪，甚至是協助第一手的文字生產，提供給各家媒體參閱。但在忙碌的大學生生活中，有課業、有休閒，如何在自身課題之外能有更多進入地方的機會，時常是我們難以突破的部分。
顯而易見的是，在設定快訊、校園、在地三個面向後，學聲時常難以說服自己，或是對我們所設定的讀者有所交代。校園方面是我們能最好練習的領域，快訊則是有是否要延續的討論，在地面似乎在卜蜂案之後就較少持續。這過程中其實涉及到幾個面向的思考，包括能力、產量、時效、議題選擇等，這是在剛開始設下理想高標後，學聲必然會遭遇的窘境。我們為何生產這些新聞？這些資訊所為何用？都成為儼然有了一些影響力的我們，更加要注重的議題。
初期的經驗，使我們將報導形式也納入考量，篇幅較長且有較複雜安排的報導稱為「專題新聞」，而單一事件或人物的報導則稱為「網路新聞」。在類別與形式確立後，《學聲》逐漸找到一套適合組織的運作模式。在內部的新聞討論會中，記者帶著自己事先蒐集的線索，討論要以何種形式來撰寫。事實上，起初在專題新聞上我們擁有相當多靈感，夥伴關懷甚廣，在討論方向時，耗費極大力氣在規劃報導，透過一步步畫圖去呈現報導的骨幹。對於記者來說，有些議題曾瀏覽過卻沒進一步深入了解，而在討論與製作專題報導時，便能逐步勾勒出想呈現的報導以及想發揮的影響力。
然而，在有限的大學生活中，一名學生時常得要面對修課、報告、考試，甚至是打工等議題，也就使得如我們這樣「辛苦」的組織，時常陷入缺稿的窘境，專題雖然有諸多題目，但總是胎死腹中，多少打擊士氣。這樣的狀態頻頻發生，對於同樣為學生的主編是極大的挑戰。主編是《學聲》組織中的靈魂人物，需要去掌握每一位記者的狀態，除了關切採訪寫作的進度，不時也需關心彼此的身心近況。做報導這件事，如果成為一個繁重的壓力源，主編也需適時評估與介入，是否要繼續往下走，又或是調整以其他形式發出。在專題報導的寫作上，記者總是容易「想太多」，在腦海中思考得愈多，愈不敢輕易下筆，深怕寫錯一個字、一句話就使得報導走味。討論，原是促進彼此視野的增長，有時卻也會成為報導走向抉擇的難題，甚至容易使得記者感受到沈重的作業感。在被切碎的時間中，當能力難以撐起野心，設停損改變就是義務。所幸《學聲》始終保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彈性，而不是有著僵化的組織系統，只是循環的將已經當機的系統持續運作下去，而是適時的藉由學期的結束進行修復，重新試行一套方法運作。
說了這麼多，《學聲》之於東華、甚至之於花蓮是存有什麼樣意義的媒體呢？起初《學聲》確實是從學生自治圈衍生出的產物，成員有感於校園議題討論性低落，除了學校發布的公告信，並沒有足夠的資訊管道讓同學了解與自身息息相關的議題。在這樣單向的訊息傳遞下，學生難以對於即將推行的政策提出看法討論，最後只能訴諸匿名社群，難以進一步解決問題。然而在這個導向設定下，《學聲》常與學生會、公告信發布的內容幾乎相差無幾，當我們不夠快，會被質疑說已發佈的訊息是否有撰寫的價值；即便夠快，由於跟學生會都是從學生立場出發，價值取徑相近，也常被譏是學生會的附屬。《學聲》與學生會並不一樣，能更沒包袱地去對議題的各種論述做整理，如上學期末關於測速設置的公聽會，《學聲》除了記錄校方的說法外，也羅列了同學所提出的疑慮，透過報導的擴散，有更多專家團體關注，成功引起討論。
組織內的夥伴十分推崇如《報導者》、《端傳媒》等的深度專題報導，當它們每發布一則新報導時，總能使我們讚歎，也期待能複製這樣的感受給東華的學生。正因此，我們對於新聞報導的想像，是嚴肅的、是議題性的，是希望能帶來劇烈改變的，總是在一次次的選題中，去逼近彼此心中理想的記者模樣。透過選題，我們有機會讓自身所關注的議題透過報導的方式被注意、被討論，而不只是被動地等事件發生，才開始記錄。除了一般性的陳述事實，作為媒體有機會再進一步追問同學的疑慮，或者更有機會關注到校園不同個體對於政策的想法。對《學聲》而言，報導從來不只是記錄，更像是在點火，在一片混沌之中點出事件矛盾的地方，進而引發閱聽人更多思考與對話。
即便火光終將熄滅，但只要有人持續點火，改變就有機會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