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宗億（歷史學系副教授）
2014年夏天，德國足球國家隊睽違24年，再度奪得世界盃冠軍，德國人民燃起一股「我們都是世界冠軍」的國族情緒。兩次世界盃，結果相同，但意義大不相同。1990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正經歷「轉折」之際，雖以「西德」之名奪得世足冠軍，布蘭登堡門上空絢爛煙火，引起不分東、西德人民的共鳴，成為迎接10月3日兩德統一最具象徵意義的賀禮。2014年，德國人終於見證兩德統一後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國家隊，取得大力神盃，並齊聚在從布蘭登堡門綿延至勝利紀念柱的百萬球迷大道，共享國家光榮。
歡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奪得1990年世足冠軍的燦爛煙火，也出現在影片《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 2003; GBL)中。（註一）在這部以「轉折」為歷史背景，描寫東德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影片中，東、西德人在1990年世足賽期間，如生命共同體般一起在電視機前為他們認同的「國家隊」歡欣鼓舞。雖時尚未正式統一，兩德人民已浸淫在迎接統一的歡樂之中，並隨世足冠軍的喜悅，達到高潮，正如影片主人翁亞力士（Alex Kerner）的感嘆：「一個小球(足球)使這個分裂國家的社會合而為一，也讓『本是同根生』的東、西(德)再度一起成長。」（GBL，50:42） （註二）
《再見列寧》整體所呈現的意象，其實是於1990年代中期蔚為風潮的「懷舊東德」（Ostalgie）現象。「懷舊東德」的意涵並非只是對東德「極權體制」的憧憬之情，而是對該時期意義的選擇性重新認知。亦即，緣於統一歷程各方面的挫折與失落感，再加上新德國官方國史論述對於東德史的「去合法化」傾向，使德東人形成「我們沒有離開家，卻已經移民」的「二等公民」的自我認知，因而企圖經由東德物質文化之重建與商品消費，形塑其自外於「新德國人」與「東德人」以外的「德東人」社群認同，反映出新德國國族認同危機的狀態。
《再見列寧》由德西導演貝克（Wolfgang Becker, 1954-）執導，於2003年2月正式上映之後，獲得廣泛性成功，甚至擊敗好來塢大片，成為德國年度暢銷影片。上映一年內，該片獲得德西與德東觀眾之共鳴，觀影人數達6,439,777人，超過《蘿拉快跑》（Lola rennt, 1998）、《日光大道》（Sonnenalle, 1999）和《何處是我家》（Nirgendwo in Afrika, 2001），創下近8,000萬美元的全球票房，在德國與歐美影展屢創佳績。
《再見列寧》之叫好叫座，與編導下功夫從事歷史研究有密切關係。編劇與導演在電影籌備期間積極研究東德歷史，檢視許多檔案資料與紀錄片，訪問過許多德東民眾。（註三） 《再見列寧》忠實呈現東德日常生活，更是獲得德東觀眾肯定，由破紀錄的亮麗票房，可見一斑。在與觀眾交流座談時，貝克也常碰到德東人向他表示《再見列寧》讓他們憶起昔日社會主義時光。類此種種，足以說明何以許多德東人觀影後，直稱貝克是「榮譽東德人」，也足以解釋為何「聯邦政治教育中心」選擇將《再見列寧》當作德國教授東德歷史的教材，而德東的布蘭登堡州教育局長賴賀（Steffen Reiche, 1960）為何倡議在中學播放該影片。如此，《再見列寧》可謂為東德日常生活史的「文化記憶」媒介，也是檢視兩德統一後德東人重構東德物質消費文化的歷史性文本。
大時代與小人物歷史鑲嵌畫
在東德日常生活的懷舊氛圍中，《再見列寧》訴說一個由兩德分治過渡到統一「轉折」中的東柏林單親家庭故事。藉詼諧劇情鋪陳，《再見列寧》展示大時代對小人物的影響，並呈現市井生活的個人記憶與國族關鍵時刻的集體記憶，如何鑲嵌在一起。在「重演東德」的主軸下，《再見列寧》具體呈現小家庭各成員——社會主義者母親克莉絲汀（Christiane Kerner）、順應時代潮流的姐姐亞麗雅娜（Ariane Kerner），以及忙著在「七十九平方公尺」房間中「延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弟弟亞力士（Alex Kerner）——面對時代變局的多元態度與觀點。
隨著兩德統一的發展歷程，《再見列寧》劇情主要由四個部分構成。第一個部分，旨在描述亞力士一家在東德的日常生活史。影片伊始，導演利用東德時期的地、物與人等，帶領觀眾進入現實中已消逝的東德：柏林圍牆、柏林電視塔、亞歷山大廣場、世界鐘、列寧雕像、新崗哨等象徵性地標；P2國宅公寓與601托笨車等1960年代以來的東德工業產品；東德第一位太空人顏的新聞；克莉絲汀指揮「少年先鋒隊」合唱「我們的祖國」的影片。亦即，《再見列寧》呈現許多象徵東德的「記憶所繫之處」。
其次，《再見列寧》第一部分，也呈現兩德分治變局如何與亞力士一家生活交織在一起。正當太空人顏成功登上太空之際，不具德意志統一社會黨黨員身份的亞力士之父，因不堪壓迫逃亡西德，家庭因此分裂，而亞力士之母克莉絲汀在此情況之下陷入失語狀態，痊癒後全心投入社會主義事業，成為懷抱改革熱誠的社會主義者，甚至獲頒國家勳章。克莉絲汀經常草擬商品申訴書，抱怨商品瑕疵與選擇性少等問題。如此，克莉絲汀表現出社會主義體制雖不理想，但可進行體制內改革的態度。
《再見列寧》的第二部分，意在勾勒兩德統一變局及其對亞力士一家的影響。一開始以最後一個國慶場景，帶入1989至1990年的「轉折」。國慶閱兵進行時，克莉絲汀考慮是否參加當晚的慶祝大會，而對國慶略顯冷漠的亞力士，則準備參加當晚的示威遊行。《再見列寧》以此情節再現1989年10月7日東德人示威遊行，及其遭受國家鎮壓的情況，而當時正前往慶祝大會的克莉絲汀，目擊鎮壓過程，甚至發現亞力士也出現在示威群眾之中，因而心臟病發，並陷入昏迷達八個月，期間兩德經歷「轉折」變局。從1989年10月至1990年6月，克莉絲汀無緣目睹統一社會黨總書記與東德國務委員會主席何內克(Erich Honecker, 1912-1994)辭職下台、兩德邊界開放、柏林圍牆倒塌、首次民選政府等關鍵時刻。期間，亞力士工作的國營電視維修站歇業，之後任職於衛星天線公司與來自西德的丹尼斯（Denis Domaschke）組成工作小組，象徵兩德統一，並在醫院與在街頭示威邂逅的拉荷(Lara)重逢成為情侶。亞力士的姐姐放棄學業，在象徵資本主義的漢堡王(Burger King)工作，並結識西德「階級敵人」韓納（Rainer）。克莉絲汀的同事與鄰居們，則被迫退休或失業。
「轉折」變局也具體反映在市井小民住家內部陳設，以及東柏林城市景觀的改變上。如亞力士所言，他們的公寓，正經歷「平穩而緩慢的西化過程」(GBL，19:07)；西方商品如賓士（Mercedes）、寶馬（MBW）、宜家（IKEA）等西方商品，也入侵東柏林街頭；可口可樂（Coca Cola）卡車，從新崗哨前呼嘯而過；P2公寓陽台上，出現衛星天線。克莉絲汀因沈睡，無緣見證劇變，但或許如亞力士所說：「這樣最好，她的終生信仰瞬間消失殆盡，不費吹灰之力…。」（GBL，24:23）
克莉絲汀在兩德統一前甦醒，亞力士為母親生命存續，建構一個現實中已不存在的「東德」（註四） ，這是《再見列寧》第三部分，也是最有趣的部分。甦醒後的克莉絲汀仍顯虛弱，且有失憶症狀，醫生叮囑必須避免致命的刺激。亞力士深信，「轉折」變局對克莉絲汀勢必造成致命影響，因而籌劃「用盡全力讓東德起死回生」（GBL，50:51）的計畫。這項重構「東德」的計畫，從再改造已經「西化」的房間開始。為恢復母親房間的原本模樣，亞力士搬來東德時期的床鋪、書桌、書架、書籍與社會主義偶像格瓦拉(Che Guevara, 1928-1967)照片，搭建了一個「東德」的建構性空間。為了讓此一「東德」中的演員看起來更逼真，亞力士設法找來昔日服飾，讓姐姐不由得感嘆：「看我們以前穿的爛貨。」（GBL，34:49）
然而，由於持續變化的現實與亞力士建構的「東德」之間，時出現明顯落差，亞力士被迫不斷重構東德物質文化。例如，克莉絲汀甦醒後表示想吃「斯博特醃瓜」（Spreewälder Gurken）時，因此時東德超市已搖身一變為西方商品的消費天堂，亞力士只好設法找到斯博特醃瓜空瓶置入西方商品，以滿足母親需求。其他諸如「金摩卡咖啡粉」（Mocca Fix Gold）、「福林硬麵包」（Fillinchen Crisp Bread）等東德商品，亞力士也以同樣方式「製作」。兩德統一初期被市場淘汰的東德商品，再度出現在亞力士的「東德」世界中，具體再現了「懷舊東德」風潮。
從現實世界闖入的不尋常現象，經常構成「東德」世界的危機，亞力士因而必須虛構故事，以合理解釋這些危機。例如，在亞力士精心「導演」的生日會上，東德演員、道具與「少年先鋒隊」歌唱「我們的祖國」等儀式活動齊備，眼見亞力士「用盡全力讓東德起死回生」的生日會將完美落幕之際，克莉絲汀卻從窗口看到可口可樂大型廣告。亞力士當下沒作解釋，只以「我想事出必有因，凡事都有答案」（GBL，1:00:57）一語帶過。之後，亞力士在西德同事協助下，模擬東德政府政治宣傳工具的電視節目「當代新聞焦點」（Aktuelle Kamera），虛構可口可樂原始配方實來自東德實驗室的新聞，企圖以「可口可樂是社會主義的發明」（GBL，1:04:11）說辭，合理化可口可樂廣告出現在東柏林景觀的不尋常現象。另一次，克莉絲汀在離開公寓後看到西德人和西德品牌汽車。為解釋這些不尋常現象，亞力士再度虛構新聞，指稱何內克宣佈政治庇護西德人的「兩德團結」政策，透過原本記錄東德人衝向西德的畫面，解釋由於西德經濟狀況衰退與新納粹興起，導致大量西德人逃到東德。克莉絲汀貌似深信不疑，亞力士再度解決了一次危機，誠如亞力士所言：「那天當我凝視雲彩，我領悟到事實是一種曖昧的概念，要改成媽看世界的角度很容易」（GBL，1:03:05）。諸如此類情節，在在體現個人與群體記憶的建構性質。
《再見列寧》第三部分也再現了兩德正式統一的跡象，其中最具象徵意義者莫過於世足賽、貨幣聯盟與亞力士姐姐懷了「東西德結晶的寶寶」等情節。《再見列寧》描述「讓東德起死回生的」的過程中，穿插西德國家隊世足比賽畫面，顯示東、西德人一起加油的歡樂情緒，貌似德國已然統一。兩德共同「歡慶即將來臨的足球勝利」的情緒，也表現在一起出現在東柏林街頭的兩德國旗。當「德國足球隊超越原訂目標贏得世界冠軍」（GBL，50:42）時，亞力士與拉荷目睹兩德群眾一起施放煙火慶祝。
若說世足冠軍呈現的是兩德邁向統一的榮景，則兌換西德馬克則為亞力士一家帶來暫時的狂喜與空虛。1990年7月起，在貨幣聯盟政策下，德國馬克取代東德馬克成為官方貨幣，預告兩德統一。為了將母親存款兌換成德國馬克，亞力士和姐姐藉口預訂三年的拖笨車已可交貨，以便取得母親銀行存摺及其授權。然而，母親其實把錢藏在櫥櫃抽屜夾層，姐弟想盡辦法後，終在堆置街頭的櫥櫃中找到它們。但因已過兌換期限，亞力士只能將紙鈔撕碎，撒向東柏林夜空。在電影第三部分結束之際，亞力士姐姐懷了「東西德結晶的寶寶」（GBL，1:25:08），緊接著出現兩德於1990年9月12日簽署「最後解決德國問題條約」的畫面。
正當德國統一之際，亞力士一家遭遇一連串關鍵性轉折，父親再度出現與克莉絲汀的離世，成為《再見列寧》第四部分的主題。在兩德邊界開放後，為響應政府收容難民的政策，一家人共乘韓納買的拖笨車前往渡假小屋。回憶昔日家庭時光後，克莉絲汀突然坦承，丈夫不是為了「階級敵人」女友逃亡西德，而是因遭受統一社會黨壓迫而選擇前往西德，期間也寫了很多信件，並非毫無音訊。當時的克莉絲汀，因獨自帶著小孩申請出境簽證的困難，以及失去兩姐弟的壓力，最後選擇留在東德，並為合理化其「今生最大錯誤」而撒謊。或許預料自己已到生命末端，克莉絲汀希望能夠再見亞力士父親一面。當晚，克莉絲汀再度送醫。亞力士姐姐則急忙尋找信件，證明父親的存在。亞力士一開始無法接受真相，但眼見母親垂危，便設法尋找父親。最後，坐著「像來自過去記憶的鬼魂」（GBL，1:35:17）的太空人顏所駕駛的計程車，亞力士來到父親住處，請求他見母親一面，如此分散兩德的一家人終於團聚。但此時，拉荷貌似已向克莉絲汀透露亞力士建構「東德」的善意謊言。
在順利將父親帶到母親病榻之後，亞力士決定提出其對兩德統一的個人詮釋。在亞力士的另類兩德統一想像中，找來昔日國家英雄太空人顏飾演國家主席，並藉由他口重新定義兩德統一：
…過去的仇敵如今卻想與我們生活在一起…我們堅信的理想將激發全世界，或許我們一時看不清目標，但我們會設法重新對焦。社會主義並非自築高牆，它必須向外推展與人民共存，不只夢想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是讓它付諸實行。因此，我決定開放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邊界。（GBL，1:48:28）
顯然已知道真相的克莉絲汀，仍帶著微笑回應亞力士的白色謊言。
《再見列寧》最後以克莉絲汀逝世紀念儀式作結，象徵舊東德的消逝，寓言德國歷史新頁的到來。遵行母親遺願，亞力士舉辦了一個紀念儀式，在親友見證下，克莉絲汀骨灰隨火箭升上柏林天空，在燦爛煙花中隨風而逝。這場屬於市井小民的煙火，寓意隨著一位理想社會主義者的離世，真實的東德走入歷史，正式揮別列寧象徵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而亞力士建構的「東德」則將永存在他的記憶之中，正如《再見列寧》的結論：「媽腦海中的祖國是她堅信的，這烏托邦守護母親直到最後。一個壓根不存在的國家，一個在我的回憶中永遠與我母親身影相繫的國家。」（GBL，1:52:10）如此，小人物與大時代的歷史與記憶鑲嵌在一起。
「懷舊東德」及其脈絡化
在「轉折」後的1990年代中期，德東人形成一股憧憬與消費東德物質文化與商品的風潮。之前，德東人展現的卻是對西德商品趨之若鶩的狂熱。在此一西德商品消費熱潮下，如《再見列寧》所呈現，東德商店搖身一變成西德商品消費天堂，東德電視機、收音機、傢俱與衣服因而被棄置街頭。然而，在統一蜜月期後，德東人反而表現出對東德商品的狂熱。誠如《再見列寧》中亞力士瘋狂尋找東德日常生活用品的情節所現，原本被視為挫折與羞恥來源，並遭到棄置的東德商品，反而成為懷舊的對象。
「懷舊東德」現象在兩德統一後兩年逐漸浮現，並於1990年代中期蔚為風潮。1992年左右，東德邊境村落婦女開始重新使用東德 “Spee”清潔劑；年輕人則開始飲用東德「維他可樂」（Vita Cola） 與啤酒；一個德東家庭甚至選擇駕駛象徵落後的拖笨車，去和德西親戚聚餐。到1990年代中，「懷舊東德」現象進一步擴展到社會各層面，具體呈現在東德物質文化的重現與商品消費上。眾多商品之中，以拖笨車最具代表性，其形象與符號也不斷再製，出現在明信片、紙牌遊戲、網站與潮T等商品上，甚至成為郵票圖案，德東地區甚至出現粉絲俱樂部，發行拖笨車新聞通訊刊物。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拖笨車不再是落後的象徵。
拖笨車以外的東德日常生活商品，也找到生命第二春。除了上述「維他可樂」和Spee清潔用品Imi和Ata之外，斯博特醃瓜、金摩卡咖啡粉、卡達卡紅酒、可羅布綠碗豆、Radeburger啤酒、Rotkäppchen香檳、Bautzner芥末、f6香菸，以及具東德風格的服飾與制服等，均成為消費對象，其中部分可見諸《再見列寧》。東德商品消費熱下，甚至出現專門販售德東產品的賣場。許多東德搖滾音樂與社會主義文學作品再度出現在市場上，專門放映東德電影的戲院也紛紛出籠。（註五） 其他類似文化生產品，包括郵票、商品明信片、東德笑話集、潮T，甚至類似《東德產品小百科》的商品介紹書籍，都成為消費對象。
「懷舊東德」風潮下，德國人進一步開發出嶄新的「懷舊東德」產品。許多營業場所，在空間設計或服務上，均以再現東德日常生活為賣點。例如，一家東柏林舞廳，不僅提供東德飲料和音樂，還以昔日標準收費；一個名為「局外人」（Mauerblümchen）的懷舊咖啡館，以社會主義時期物品裝飾，也以昔日收費標準提供服務；原東德邊界海關被改建成「眼淚殿堂」(Tränenpalast)夜總會。德國遊戲設計產業，也發展出許多販買東德日常生活史知識的產品。例如，兩位東柏林大學生設計了一款呈現46種東德食品的紙牌遊戲「品味東方」（Kost the Ost），1996年末上市第一週便賣出十萬套。又如，以東德政治口號命名的「遙遙領先」 （Überholen ohne Einzuholen）桌遊，玩家必須設法收集一臺托笨車、一台電話機與統一社會黨黨證，最後抵達目的地，也就是統一社會黨領導居住的萬德利茲（Wandlitz），便成為贏家。另外，在音樂產業上也出現由德東人組成的搖滾樂團「德國戰車」（Rammstein，1994），創作了許多以東德為主題的懷舊音樂。值得注意，東德交通號誌「小綠人」（Ampelmännchen），甚至成為德東人認同象徵，成為文物保存資產的對象。
綜上所述，作為投射德東人懷舊情懷的東德物質文化與商品，在「轉折」後新的社會文化脈絡下，找到生命第二春。在此歷程中，德東人的懷舊情懷經歷「商品化」，甚至創造出具嶄新意義的產品。此一懷舊商品化的現象，也具體再現於《再見列寧》之中。例如，假扮「少年先鋒隊」的青少年，因可賺取演出費用，因而三番兩次不請自來，到克莉絲汀房間中演唱「我們的祖國」。
「懷舊東德」現象的出現，有其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脈絡因素。首先，它是德東民眾消費西德商品挫折感的反作用力結果。雖兩德邊界開放意味東德人可輕易取得長期渴望的西德商品，但並不意味他們長期負擔得起。商品價格昂貴，加上德西人更勝一籌的消費力，反而突顯德東與德西人之間的差異。因此，西方商品消費經驗導致的失落感，反而讓德東人對昔日商品產生懷舊感。不僅如此，德東地區在統一歷程中產生的整體性經濟衰退（如工業生產衰退百分之40）與逼近百分之40的失業率，深化德東人的失落感與「二等公民」的自我認知。因此，在經濟生活上的失落，使德東人開始對東德商品產生懷舊認同感，因為這些東德「記憶所繫之處」，讓他們回想到貧乏但卻穩定的社會主義生活。
其次，德東人在兩德統一過程中萌生的政治悲觀主義，也是「懷舊東德」現象的原因。兩德統一由強勢的西德柯爾政府主導，幾乎依照其「十點方案」進行。在柯爾政府將東德整合到西德政治與經濟自由主義體系的主宰性論述下，東德政府的反對意見或知識分子提出的東德自治「第三條道路」，完全遭到忽視。東德以新德東五邦名義「併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亦即原西德)，讓德東人感到兩德統一，不僅非對等統合，其實只是換了政治支配者。如此政治上的悲觀主義，加上經濟生活的挫敗與失落，使德東人對東德的安穩生活更形懷念。
德東人的政治悲觀主義，被「去東德化」統一政策所造成的自我否定進一步強化。在「轉折」之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政經文教政策，完全被掃進歷史垃圾堆。在西德強勢整合政策下，各層面都出現「去東德化」現象。例如，在工農部門「私有化」政策下，不符現代標準的工廠被迫關閉，多數東德工廠與農場被迫廉價合併於西德企業。另外，原東德高等教育、學術體系，也遭強勢重整，如《再見列寧》中的克莉絲汀，四分之三教師與研究員失去工作；學校、街道與公共建築被迫政治「改名」；許多具社會主義象徵意義的紀念碑與紀念堂，也因政治不正確而遭到拆除。
此一「去東德化」的現象，具體被視覺再現於《再見列寧》中高掛天空的列寧雕像。在歷史現實發展中，東柏林列寧雕像確於1991年從新德國首都柏林景觀中被拔除，「具體化」了「去東德化」政策。在後極權時代，因與主流官方論述不合調，而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領袖雕像，列寧不是唯一，諸如史達林與蔣介石亦然。總之，西德強勢主導統一政策的結果，造成東德政經文化價值的全面「貶值」，進而導致德東人的不滿、失落與挫折感，形成「二等公民」的自我認同。
此一因新德國統一政策產生的負面情緒，及其引發的「懷舊東德」情結，也具體再現於《再見列寧》之中。例如，因國營電視修理站的關閉，亞力士也曾暫時失業。其他年紀較高者，包括克莉絲汀在內的鄰居與同事，也都被迫退休。當亞力士在垃圾桶尋找斯博特醃瓜空瓶時，失業的年長鄰居便抱怨統一後的高失業率，而其對現實的不滿與失落，也使他在克莉絲汀生日會上表示「希望事情能如昔日般正常運作」（GBL，58:30）。「如昔日般正常運作」此一對東德生活的懷舊，也呈現在年長鄰居喜歡請克莉絲汀寫申訴書與敘舊的情節中。這些長者在離開亞力士的「東德」時，便經常感嘆「彷彿又回到從前」（GBL，01:09:11）。不過，在樂於「轉折」的亞力士姐姐看來，他們的公寓卻變成了「過氣高齡黨員俱樂部」(GBL，01:10:46)。綜上所述，《再見列寧》除了再現德東人消費東德商品熱之外，也呈現統一後德東人油然而生的懷舊東德情懷。正是如此，《再見列寧》成為承載「懷舊東德」情結的「文化記憶」媒介。
歷史情感之殤與知識分子之邊緣化
新德國官方的東德史書寫，呈現選擇性強調「德意志統一社會黨」與「國家安全部」等黨國暴力之負面表述，忽略東德一般日常生活經驗。如此對東德史的「否定」傾向，更強化德東人自我貶抑為「二等公民」的身份認同。作為國族記憶與遺忘表現形式的官方國史書寫，是形塑國族集體認同的根本。因此，為了建構新德國的內在統一性與國族認同，德國人勢必得面對、解釋導致兩德分治的歷史，尤其是納粹與統一社會黨獨裁極權統治的過去。納粹與統一社會黨政權的罪行，是現代德國國族創傷，也是新德國國族認同建構中難以逃避的「困難的遺產」（difficult heritage） （註六）。新德國處理創傷過去，或所謂的「超克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與「清理歷史」（Geschichtsaufarbeitung），最終展現在新德國國史論述上。
為了將東德整合到以西德政經體制為基礎的新德國，並完成內在統一性之建構，「清理過往」（Aufarbeitung der Vergangenheit），或所謂「清理東德共產黨獨裁政權」（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成為當務之急，也是為轉型正義之一環。為了推動轉型正義，德國法庭在東德法律基礎上，審判邊境警衛與諸如「國家安全部」部長梅爾克（Erich Mielke, 1907-2000）和國家領導人何內克。何內克批評此乃「勝利者的正義」，是對失敗者的政治審判。此一觀點，某種程度落實德東人「二等公民」觀感。
其次，由於司法審判在完成轉型正義的局限性，德國開始倡立類似南非「真相與調解委員會」的機制，來審視東德的黨國機器暴力，尋找歷史真相，以便調解加害者與受害者關係，達成德國內在統一性之建構。為鞏固民主，聯邦議會在1992年3月成立「歷史真相調查委員會」對東德獨裁政權進行歷史調查。最終，經兩年調查、訪問與資料收集之後，出版十八冊達15,000頁資料集，收錄會議、訪談與國會辯論、公聽會記錄與國會報告書。
在建構德國內在統一性方針下，報告書的東德史書寫呈現出相對化與去合法化的傾向。首先，報告書將東德類比於納粹，藉此劃清界線並突顯新德國政權異於昔日獨裁政權，以便鞏固民主體制，強化反極權獨裁共識。如此，藉以利用過去國族創傷來合理化新政權存在之必要，並維護二戰以來深根於西德的民主政治文化。此外，報告書希望透過歷史調查，確認加害者與被害者身份，以完成轉型正義，克服德國國族創傷，達成和解與統一。在此論述基調上，東德被類比為納粹，其結果便是東德歷史的去合法化。例如，報告書將東德形容為濫用「反法西斯」意識形態合理化獨裁統治的政權，並指稱徒為意識形態包裝的反法西斯主義，讓東德逃避納粹的過去之餘，更導致1970年代右翼政治勢力的興起。換言之，東德的反法西斯是失敗的實踐，對捍衛民主體制毫無貢獻。透過歷史書寫去合法化東德的過去，報告書意在強調西德政權在統一過程中的貢獻，如此合理化以西德政經體制為基礎的統一政策。綜上所述，在否定東德歷史的合法性背後，意在突出西德在邁向兩德統一歷程中所扮演的正面力量。
雖報告書聲稱意不在提供官方東德歷史書寫，但實際上卻反映新德國內在統一性的官方論述。選擇性書寫把東德史簡化成「統一社會黨」與「國家安全部」暴力史，甚至與納粹比較，並進一步落實在「去東德化」政策中。除前文已提及的街道、地方與紀念建築的改名，以及「反法西斯」建築的拆除外，相同論述語言也「具體化」在1999年萊比錫開設的「現代史論壇」等博物館中。更要者，該論述聚焦東德高層政治，忽略一般民眾日常生活經驗，如此選擇性、簡化論述，加之本身便是被去合法化、被否定之東德歷史的一部分，使德東人失落感與認同焦慮再次被強化。
自「轉折」以來，在新德國強調內在統一性的主宰性論述下，東德史研究也呈現選擇性書寫的特徵。統一後，東德史研究之整體特徵，可歸納成四點。首先，在定義東德為獨裁政權的基礎上，統一社會黨與國家安全部等黨國機器暴力成為研究核心。此一東德史研究取向，也傾向於將東德政權比作納粹，藉由納粹罪行的相對化，淡化其重要性，並將東德與納粹歸咎於共產主義與蘇聯政權。其次，將焦點放在黨國暴力，難免造成對人民日常生活多樣性的忽略，除了簡化與標籤化之嫌，也流於扭曲、醜化、否定東德，造成德東人的不滿。再者，將東德國族認同簡化為反法西斯主義意識型態，忽略後者對人民日常生活的複雜影響，也傷害許多仍視反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為核心價值之德東人的歷史情感，對其國族認同想像造成影響，正如《再見列寧》所現。
最後，對東德的否定與去合法化，甚至造成東德歷史學術體制本身的瓦解。統一前，東德歷史學術頗受西德歷史學社群正面評價，深獲國際認同。但統一後，西德歷史學專業社群，突然稱東德歷史學家為東德政權提供服務，史學專業倫理有瑕疵。在此狀況下，隨高等教育與學術體制的重整，百分之95的東德高等教育工作者、百分之75的歷史研究員、百分之90的大學歷史教授失去工作。如此情況，導致東德視角之東德史研究的邊緣化，無法與新德國史官方論述抗衡，並缺少東德日常生活史的書寫。在此雙重邊緣化下，德東人發現，連作為他們身份認同一部分的過去，都遭否定。
最後，東德知識分子在兩德統一過程中政治與歷史論述的邊緣化，也是「懷舊東德」產生的重要原因。在統一變局中，東德知識分子並未發揮與論主導力量。在「轉折」前後，他們總在「狀況外」，無法掌握人民的需求，僅提出溫和漸進的社會主義改革等「第三條道路」主張，完全為人民所忽視。
東德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因「史塔西」(Stasi)檔案的公開，進一步惡化。俗稱「史塔西」的「國家安全部」留下許多檔案資料，包括180公里長的檔案、100萬張圖片、20萬卷錄音帶、600萬張人名卡片。1990年統一前，東德民選政府成立由高克(Jachim Gauck)負責的機構，即俗稱的「高克局」（Guack-Behörde） ，管理「史塔西」檔案。統一後，由聯邦議會製訂相關管理辦法，規範檔案的調閱與使用。「史塔西」檔案公開後引起大眾關注，約十萬人被揭露曾擔任「史塔西」的「非編制內密告者」。這些東德政權「共犯」，甚至包括昔日具社會主義改革形象的知識分子、政治人物與教會人士，甚至連歷史學家都曾與「史塔西」秘密合作。其中，最具爭議性的公眾人士之一，就是小說家沃爾夫（Christa Wolf, 1929-2011）。在東德時期被視為異議分子的沃爾夫，曾以小說《所剩為何》（Was bleibt）描寫自己遭「史塔西」迫害與監視的經驗。然而，「史塔西」檔案卻顯示，她曾擔任「非編制內密告者」。諸如沃爾夫一樣的知識分子遍及各領域，完全失去人民信任，自然無法以東德社群代言人的身份，提出與官方論述抗衡的另類論述。
綜上所述，在新德國官方的統一政策與選擇性東德史論述下，在在突顯東德去合法化與被否定的遭遇，邊緣化的東德知識分子與歷史學家，在統一後也完全無法提出有效抗衡的東德視角論述。如此，在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等領域「去東德化」與邊緣化下，深感強烈剝奪感、失落感與自卑感的德東人，最終在歷史與現實結構性雙重否定下，使他們「二等公民」的自我認知一再深化，並明顯地表現在「我們沒有離開家，卻已經移民」的名言之中。如此，歷史情感之殤與生活現實困頓引發的雙重失落、否定與無奈，也清楚再現於《再見列寧》中亞力士對「轉折」歷程之另類詮釋、「東德」空間之建構與兩德統一意義的主體性定義之中。
本是同根生，成長難分離？
「懷舊東德」商品化，是西德主導的強勢統一政策，與選擇性國史書寫暴力下，造成德東人「歷史情感之殤」的必然結果，反映了新德國國族認同建構的危機狀態。「懷舊東德」風潮所寓意之德東人自我認同的模式，是介於東德公民與新德國公民之間的第三種認同形式。亦即，兩德統一後，隨著東德政權的消亡，他們不可能再是東德公民，而他們在統一歷程中產生的失落感，以及「我們沒有離開家，卻已經移民」的「二等公民」認知，也讓他們無法「適所」地融入新德國公民身份，因而採取一種以東德商品與物質文化消費為基礎的德東認同模式。此外，新德國國族認同建構的障礙，除了德東人與德西人的社群認同衝突因素之外，德國作為一個多族群移民社會的移民政策變遷、德國人與土耳其人之間的衝突、新右派種族主義式的國族論述，以及對外的歐盟認同等，在在增添建構德國國族認同的變數。「本是同根生，成長難分離」雖寓意美好，但並非理所當然。
*本文乃根據拙作〈再見列寧：消費東德與新德國國族認同危機〉一文部分內容修改而成，更完整的分析、統計與論證根據詳見：潘宗億，〈再見列寧：消費東德與新德國國族認同危機〉，《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6期(2016年11月)，頁151-214。
註釋
註一：Wolfgang Becker, dir., Good Bye, Lenin! (Berlin: Sony Pictures, 2002). 本文使用臺灣雷公電影公司所發行的DVD《再見列寧》作為文本解讀與詮釋的基礎。
註二：意指所引台詞出現在影片50分42秒左右，特此說明，以下不再重複。
註三：關於《再見列寧》的導演貝克、劇組團隊、籌備過程、獲獎狀況與票房成績之分析，請詳見〈再見列寧：消費東德與新德國國族認同危機〉一文。
註四：本文以加上引號的「東德」指涉亞力士所建構的虛構「東德」，另未加引號的東德則指涉歷史現實中的東德。
註五：Paul Betts, “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742; Daphne Berdahl, “‘(N)ostalgie’ for the Present,” 197. 註六：此處「困難的遺產」一詞源自Sharon Macdonald闡述德國紐倫堡城市如何面對與處理納粹遺跡的提法，Sharon Macdonald, 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相同的提法與論述觀點，另可參閱William Logan and Keir Revves, ed., Places of Pain and Shame: Dealing with ‘Difficult Herit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作者介紹
潘宗億，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歷史學博士，目前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對歷史記憶理論與研究、全球化歷史理論、歐美史學思想與理論、歷史小說、傳播媒介史等領域具高度學思興趣，亦從事相關領域之課程教學。近年關注「文化記憶」與「食物記憶」之學理探討與個案研究，曾出版懷舊東德影視之文化記憶媒介《再見列寧》、新德國國族認同危機、戰後臺灣外省社群食物記憶、北京天安門廣場與柏林「浩劫紀念碑」等首都國族記憶空間之建構、四五運動之歷史記憶與政治使用、全球化歷史理論等主題之研究論文。目前甫完成一項以「文化記憶」與「空間之生產」為取徑之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與戰後中山堂研究，以為探究臺北「歷史記憶區」之建構及意義變遷之起點。未來數年將以食物記憶為取徑，從事戰後臺灣食譜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