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翀（巴黎政治學院歷史中心博士候選人）
抵抗運動的勝利：從諾曼底登陸到解放巴黎
到了1944年上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局勢發生了根本逆轉，同盟國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在太平洋戰場，日本陸軍深陷中國大陸，其曾經不可一世的海、空軍也在同美軍的較量中損失殆盡。在歐洲戰場，意大利已經投降，盟軍占領了羅馬；而納粹德國的戰爭神話也止步於蘇德戰場。為了儘快結束戰爭，早在1943年12月1日的德黑蘭會議上，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就決定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經過長達半年的準備，盟軍已經集結了由36個師組成的登陸部隊，總兵力288萬人，飛機13700餘架，各型艦船9000餘艘。在發起總攻之前的4個月，盟軍已對法國西海岸進行了全方位的戰略轟炸，為大規模登陸創造了良好條件。盟軍最高統帥部最終決定在法國諾曼底實施登陸，由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上將坐鎮倫敦指揮，作戰計劃取名「霸王行動」（Overlord Operation）。
1944年6月6日凌晨，由美軍王牌空降部隊第82師、第101師和英國第6空降師組成的先頭部隊，突然出現在法國諾曼底地區上空，盟軍空降部隊迅速奪占了作戰範圍內的交通樞紐、渡口、橋梁、公路和其他重要戰略目標。駐守陣地的德軍尚不及反應，英國蒙哥馬利（Montgomery）將軍統率的由8個師組成的第一梯隊，已如潮水般湧向德軍灘頭陣地。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登陸戰役開始了。
經過43天的激烈戰鬥，防守德軍一潰千里，盟軍向歐洲腹地挺進。艾森豪威爾一踏上歐洲大陸的土地，就表示為有機會指揮法軍老兵作戰而感到驕傲，並號召所有的愛國者，無論男女，都應為取得最終的勝利盡己所能。但他也同時強調：「要按照你們接到的命令行動！」 英國首相丘吉爾回應了艾森豪威爾的論調，他認為是英美兩軍的精誠團結奠定了盟軍勝利的基石。然而，法國戴高樂將軍確在倫敦發表廣播演講時強調：「當然，這是在法國進行的戰鬥，也是法蘭西的戰鬥！」 法國人不會忘記，就在四年前，也是在法國的西海岸，英軍是如何被德軍趕下大海，丟下法國，從敦克爾克（Dunkerque）倉惶撤退的。如今，儘管對陣雙方的戰場形勢已完全反轉，徹底擊潰納粹德國也指日可待，但法國人卻對英美這兩位盟友喧賓奪主的姿態保持警惕。(註一)
在諾曼底登陸成功兩個半月後，盟軍前鋒已近抵巴黎，羅爾－唐奎（Rol-Tanguy）上校發出進攻動員令。但是，戴高樂將軍堅持要由法軍擔任主攻部隊，引導英美軍隊進入巴黎。因為在他看來，這是對美國霸權的挑戰，關涉到法國的未來。8月24日夜，法國勒克萊克（Leclerc）將軍帶領第二裝甲師率先從巴黎南郊的奧爾良門（la porte d’Orléans）攻入巴黎。防守德軍已經意志渙散，在短兵相接的對抗中很快敗下陣來，經過一夜激戰，盟軍控制了巴黎市區。當次日的晨曦再次照亮巴黎時，這座城市已經解放，市民們紛紛湧上街頭，他們「心情無比激動，眼裡飽含着淚水」。下午四點十五分，納粹德國駐防巴黎部隊總司令馮·肖爾蒂茨（Von Choltitz）將軍在蒙帕那斯火車站（la gare Montparnasse）簽署了投降書。勝利似乎來得太快了些。到處都是歡騰的人群。
當天下午四點左右，戴高樂將軍從奧爾良門進入巴黎。在出席完蒙帕那斯火車站的受降儀式後，他在國家抵抗委員會（le Comité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和巴黎解放委員會（le Comité parisien de la Libération）所在地巴黎市政廳發表了振奮人心的演說：「巴黎！是遭受凌辱的巴黎！是支離破碎的巴黎！是飽受磨難的巴黎！卻也是解放了的巴黎！它自己解放了自己，它的人民在法國軍隊的幫助下，依靠整個法蘭西、戰鬥的法蘭西、獨一無二的法蘭西、名至實歸的法蘭西、亘古長存的法蘭西的支持和協助解放了它⋯⋯我們所有人都將經歷我們歷史上最偉大的時刻，直至戰爭結束，我們所要表明的只是法蘭西的尊嚴。法蘭西萬歲！」戴高樂將軍的這段慷慨陳辭，想要表明是百折不屈的法國人民自己解放了巴黎。這是抵抗運動的勝利。
對勝利的紀念：一場戰爭的兩個紀念日
1945年，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尚未散盡，東西方世界就又迅速陷入了冷戰。在冷戰的特殊背景下，諾曼底登陸被西方學者賦予了過多的意義，他們想要強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首先應當歸功於西線第二戰場的開闢，而不是東線的勝利。此外，由於法國在二戰中淪陷的特殊歷史背景，在法國人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首先是抵抗運動的勝利。而諾曼底登陸則揭開了這場偉大勝利的序幕。因此，紀念諾曼底登陸在法國二戰勝利紀念活動中有了特殊意義。
早在2012年5月，法國官方就開始全面籌備兩次世界大戰紀念活動：一戰百週年紀念和法國解放七十週年紀念。是年11月，受法國總統和政府總理委托，國防部部長秘書卡德·阿里夫（Kader Arif）出任兩次世界大戰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主席。籌委會由一個學術委員會和一個國家名譽咨詢委員會組成，分別由歷史學家讓－皮埃爾·阿澤瑪（Jean-Pierre Azéma）和抵抗運動基金會主席雅克·維斯塔爾（Jacques Vistel）擔任主任。法國總統奧郎德指示，兩次世界大戰週年紀念活動要突出四大主題：婦女在世界大戰中的作用；法國海外省及法屬殖民地士兵對解放法國本土的貢獻；二十世紀國際秩序的演進，以及世界大戰對歐洲建設的影響。概言之，就是要在紀念活動中凸顯兩次世界大戰的全球性影響。2013年10月4日，法國解放七十週年紀念活動的籌備工作，正式在科西嘉島啓動。具體工作由國防部遺產、記憶及檔案處（la Direction du patrimoine, de la mémoire et des archives, DMPA）負責，外交部輔助落實外交性工作。
法國解放七十週年的紀念活動主要分為兩大主題：2014年6月6日在下諾曼底地區（la Région Basse-Normandie）舉行的諾曼底登陸七十週年紀念活動，以及2015年5月8日主要在巴黎舉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日紀念活動。而2014年的第一場活動則是整個紀念活動的重頭戲，因為用奧郎德的話來說，諾曼底的聯合軍事行動「催生出了聯合國」。
2014年6月6日那天，諾曼底海灘人頭攢動，曾經一同在那裡並肩作戰的昔日盟友，如今七十年後再聚首。法國政府邀請了包括俄羅斯在內的18個主要西方國家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及1000位二戰老兵出席紀念活動。紀念活動以烏斯特海姆（Ouistreham）海灘為主會場，下午兩點十五分在那裡舉行了國際紀念活動，70年前這片海灘是盟軍的主要登陸地點之一。同時輔以六個按國別劃分的分會場，參加諾曼底登陸行動的主要國家的代表，在各自陣亡將士陵園前舉行了悼念活動。當天，總共舉行了4場國家元首級別的紀念儀式；8場雙邊、16場單邊紀念活動，應邀出席活動的總人數超過7000人。
6月6日的紀念活動，以上午九點法國總統奧郎德對卡昂戰俘營（la prison de Caen）法國抵抗運動遇難者的悼念開始。1944年在盟軍登陸前夕，德軍殺害了羈押在卡昂省戰俘營里的87名戰俘，他們絕大多數是法國抵抗運動戰士。在潰退途中，德軍還破壞了卡昂市中心，及其城市周邊交通設施，造成3000多平民死亡。奧郎德在致辭中，特別強調了法國抵抗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重要貢獻，以及盟軍諾曼底登陸對同盟國最終取得戰爭勝利的決定性意義。
到了十點十五分，法國總統奧郎德和美國總統奧巴馬聯合主持了在高勒維勒海濱（Colleville-sur-Mer）公墓舉行的悼念活動。在那裡不僅安葬着1944年參與諾曼底登陸行動的9388位美軍士兵，而且還長眠着美國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的兩個兒子，兄弟倆先後在一戰和二戰中倒在了這片土地上。這座墓園見證了兩個國家在兩次世界性的劫難面前並肩作戰的歷史。
上午的悼念活動結束後，奧郎德邀請所有出席此次活動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及老兵代表在貝努維勒城堡（le château de Bénouville）共赴國宴。值得一提的是這座城堡及其主人在二戰中的傳奇經歷。貝努維勒城堡在1927劃歸卡爾瓦多斯省（le département du Calvados），由教會所有，專門庇護那些生活困頓的青年女子。從1940年夏天起，這裡的負責人雷阿·維詠（Léa Vion）女士開始暗地裡幫助那些從納粹戰俘營里逃脫的法軍士兵，她本人也於1940年底正式加入法國抵抗運動，代號「伯爵夫人」（la Comtesse）。因為這裡靠近德軍前線，雷阿·維詠女士便以貝努維勒城堡為掩護，為盟軍秘密傳遞了大量珍貴的軍事情報，為諾曼底登陸的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不過，儘管這座城堡離當時的戰場並不遠，但是由於其屋頂上畫有一個大大的紅色十字架，避免了在空襲中被盟軍誤炸，因此得以幾乎毫髮無損地保存到今天。
主會場烏斯特海姆海灘的紀念活動從下午兩點半開始，按二戰的時間順序分為四個主題：「被佔領的歐洲」、「最漫長的一天」、「通往勝利之路」和「和平及歐洲建設之路」。這是自二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的諾曼底登陸紀念活動，除了7000位受邀的正式代表，還有1000名記者、2000名工作人員，包括500名軍樂手和650名後勤人員。在諾曼底登陸時，這片海灘上修築有德軍最重要的防禦堡壘，這裡上演了戰爭中最殘酷的一幕，當時盟軍負責搶灘登陸的部隊是英國陸軍第三師，28845名士兵中絕大多數都長眠在了這片海灘。奧郎德在現場發表了長篇主題演講，他特別提到了登陸部隊中177名身穿英軍制服的法國士兵，他們中間就有134人在這次戰鬥中傷亡。奧郎德確信，這場盛典注定會被載入史冊，這不但是法國近年來舉辦的規模最大的外事活動，而且還是民氣最旺的官方儀式。因為6月6日不僅僅是「最漫長的一天」，而且烈士的鮮血一直流淌在我們的血脈里，直到永遠。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與二戰的其他同盟國成員不同，相較紀念諾曼底登陸的浩大聲勢，法國在2015年5月8日對二戰勝利日的紀念則顯得低調很多。主要的活動只有以法國總統為首的官方，在凱旋門向無名烈士墓敬獻花圈。這既有特殊的歷史原因，二戰留給法國最重要的遺產就是抵抗運動的精神，早在歐洲正式停戰前法國解放的任務早已完成。此外，這也與當下詭譎多變的國際形式密不可分。烏克蘭危機重新把歐洲外交拉回到冷戰模式。
當氣勢恢宏的閱兵式在莫斯科紅場熱熱鬧鬧上演的時候，北約國家領導人集體缺席，而有着一半法國血統的美國國務卿約翰·凱瑞（John Kerry）則攜手奧郎德和薩科齊，在巴黎向凱旋門無名烈士墓敬獻了花圈。這使這場祭奠儀式更具有別樣的象徵意義。在諾曼底登陸不久的1944年8月，只有3歲的凱瑞跟隨母親重返母親在法國聖布里亞克（Saint-Briac）的老家，當時盟軍剛剛從納粹手中解放了這座飽受戰火蹂躪的城市。他們家的老宅在戰爭期間被納粹徵用為戰事指揮所，在納粹撤退時被焚毀。凱瑞的童年大部分是在歐洲度過的，他獨自騎自行車穿越法國，一個人遊蕩在被盟軍徹底摧毀的前納粹首都柏林。歐洲留在了他童年的記憶里。七十年後的二戰勝利紀念日，又再次喚醒了他的童年記憶，而烏克蘭危機則以另外一種方式把他跟法國緊密地聯結在了一起。
「從一場戰爭走向另一場戰爭」？
1945年5月7日，第一份納粹德國投降書在法國蘭斯（Reims）簽訂，規定法國時間5月8日23點01分，衝突雙方在法國境內停止一切軍事行動。5月9日，蘇軍攻克柏林，德國最高統帥部宣佈無條件投降。是日，納粹蘭斯投降書在法國公佈；下午三點整，人們敲響了法國境內所有的教堂鐘，戴高樂將軍發表廣播講話。反法西斯聯盟贏得了這場戰爭的最終勝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顛覆了戰前的國際秩序，歐洲永遠地交出了對世界的領導權。但是這場戰爭的偉大意義在于，它的勝利不是一個集團對另一個集團的勝利，而是民主、自由的體制對極權主義、種族滅絕主義的勝利，這是全人類的勝利。
然而在戰後不久，世界又陷入美蘇爭霸的格局，被劃分成了東西方兩個對立的陣營。當時的法國《費加羅報》（Le Figaro）就發表了題為《從一場戰爭走向另一場戰爭》的社論來概括戰後的國際局勢。今天二戰結束七十年的紀念活動，仍然沒有擺脫冷戰模式的影響，在烏克蘭危機的背景下，昔日的盟友以各自的方式紀念着同一場戰爭的勝利，但在雙方的紀念活動中我們已經看不到多少對方的身影了。(註二)
就在二戰七十週年勝利日的次日，歐洲議會主席博拉瑟（Mme Brasseur）女士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歐洲議會總部發表演講紀念勝利日，她在一開始就開宗明義地說道：「整個歐洲特別是東歐曾經遭受過戰爭的蹂躪；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波蘭和巴爾幹地區的人民，為了我們大家未來共同的和平，付出了十分沈重的代價；這些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她提醒「戰爭的結束並未給所有歐洲國家都帶來自由」，而歐洲大家庭共同的目標是要追求民主的安全和和平，尤其是在東歐地區。最後，她以著名作家喬治·桑塔耶（George Santayana）的一句名言作為結束：「忘卻歷史的人，必將重蹈覆轍。」這句話在今天特殊的國際政治格局下聽來，更加耐人尋味。
與七十年前二戰剛結束時有所不同的是，今天中東伊斯蘭極端勢力的迅速崛起，又使西方世界面臨另一場更為可怕的全民戰爭。奧郎德在2014年6月6日和2015年5月8日的兩場紀念活動的講話中，都提到抵抗運動的遺產對於今天的意義，是在于如何應對以伊斯蘭國為首的中東恐怖主義的威脅。2015年初《查理周刊》屠殺的慘案尚歷歷在目，巴黎經歷了三天驚魂的全城大搜捕。1月11日350萬到400萬市民走上街遊行頭抗議恐怖主義，全球五十多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內閣部長到場聲援，他們手挽手從共和廣場出發，沿著伏爾泰大道，向三公里外的民族廣場前進。這次「共和進軍」(la marche républicaine) 充滿了象徵意味，自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民族」（la Nation）取代君主成為主權新的神聖化身，把各種不同等級、社群和人種的人重新鑄造成新的法蘭西民族；而「共和」（la République）則取代君主制成為新的國家治理模式。正是這種「民族」、「共和」理念所體現出來的自由、平等和包容精神，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都參加了當天的「共和進軍」，這對歷史宿敵在法國找到了共同的情感寄托。奧郎德在當天的致辭中稱「今天巴黎成為了世界首都」。
在美國和英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在宣誓時，都會說「願上帝保佑美國」或「願上帝保佑女王」。而1789年以後的法國，則完全是一個「世俗的」共和國，它是宗教「狂信」的對立面，以「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立國。今天，如果法國能以包容的姿態來面對歷史，或許才是對勝利的最好紀念。
註一：事實證明，法國人的擔憂不無道理，正如克勞斯維茨（Clausewitz）在《戰爭論》中所言：「征服大片土地和摧毀對手並不是一回事」，正是由於盟軍的干擾，法國全境在巴黎解放一年後才得到光復。參見：Olivier Wieviorka, Histoire du débarquement en Normandie : des origines à la libération de Paris 1941-1944,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7, p. 347.
註二：實際上，自雅克．希拉克上台後，法國對二戰紀念活動所要承載的意義就已經拓寬了。紀念活動不再著眼於國際關係，而是戰爭本身的象徵意義，突出人們對戰爭的「共同記憶」（la mémoire partagée），強調對人類的普世價值。這樣，無論是戰時的盟友還是敵人，也不論在戰時是宗主國還是殖民地，通過二戰紀念活動，法國都可以由此發展跟它們的雙邊或多邊關係。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法國在2015年5月8日的七十週年勝利日紀念活動，又重新修正了希拉克政府的外交理念。參見：Olivier Wieviorka, La mémoire désunie : le souvenir politique des années sombres, de la Libération à nos jour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0, pp. 264-265. 作者介紹：
徐翀，浙江省湖州市人。201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獲歷史學碩士學位，現為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 Paris）歷史中心博士候選人。博士論文討論晚清上海開埠後，法租界安全行政的建立，以法國和英國的外交、軍事檔案為依據，分析上海租界當局如何建立城市秩序，又是如何來應對重大危機的。學術興趣致力於研究近代以來中國的帝國主義，以及中國社會對外來勢力的調適與融合。研究領域為跨國史、城市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