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翎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80年，歐洲歷史學界普遍關注歐戰勝利日（V-day, 1945年5月8日），但德國波鴻魯爾大學（Ruhr-Universität Bochum）卻別出心裁，於10月7日舉辦一場聚焦東亞的終戰記憶圓桌論壇。此次會議由波鴻魯爾大學中國史講座教授暨臺灣文化與文學研究室主任莫克莉（Christine Moll-Murata）主持，並選在其合作夥伴學校杜伊斯堡—埃森大學（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舉行。
論壇與談人包括知名美國外交與越戰研究學者、維吉尼亞大學榮休教授吳本立（Brantly Womack）、專長朝鮮研究、現任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AECL/KEPCO 韓國研究講座教授的林恩（Hyung-Gu Lynn），以及我個人研究中美關係與近代中國史。我們針對二戰的終戰記憶，展開以太平洋地區為主的圓桌會議。在莫克莉慧詰敏銳又充滿歷史意識的提問下，三位發言人針對戰爭記憶與未來東亞和平秩序的維繫，如何在朝鮮、臺灣、中國、美國、日本等國的戰爭書寫和反省中有一場跨越國界和跨領域對話。
雖然我個人並不以研究臺灣史見長，但在情感上我有義務從臺灣主體的角度來談臺灣人對太平洋戰爭的歷史記憶，而做為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者我也有責任來討論中國抗日戰爭史的書寫，我個人認為做為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與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在戰後八十年來看待戰爭記憶是多元而極其複雜的，也未必是二元對立的敘事框架，所以我用了一個標題“Memories and Remembrance of the End of WWII, 80 years later For Taiwan, China and between”。戰爭記憶、認同政治與公共歷史是今年臺灣學術界與文化界高度關注的議題。相較之下，中國大陸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氛圍下，圍繞「反法西斯抗日戰爭」的紀念活動與論壇亦大規模展開，展現出在不同政治體制下，戰爭記憶的建構、言論管制與歷史教育所呈現出的鮮明差異。這篇小文章為圓桌會議的發言稿修改而成。《人社東華》曾在十年前二次世界大戰七十週年時，當時我擔任主編時策劃了兩期的二次世界大戰七十週年的全球史視角下的戰爭記憶專刊（2015年第6期和第7期），共有十七篇的論文，其實是可以做為一本專書來出版，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以下聯結。https://www.facebook.com/ndhuchassjournal/photos/a.226682174188553/361085664081536/?type=3
一、「終戰」、「光復」和「抗戰勝利」的詞彙語境和歷史詮釋
2025年8月15日，國史館舉辦「從中日戰爭到終戰接收學術討論會」暨《蔣中正日記（1937–47）》新書發表會。同日，由南京大學主辦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亦在九江廬山登場。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蔣介石曾於廬山發表〈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後關頭宣言〉（即「廬山聲明」），宣示國共兩黨共赴抗戰的決心；而南京大學歷史系作為中國高校研究中華民國史的重要學術基地，近年來在抗戰史研究與史料徵集中尤為積極。本次會議期間，南京大學同步舉行「抗日戰爭專題研究」百卷本的新書發表會。該系列除涵蓋多元專題研究外，亦廣泛蒐羅各國檔案館所藏有關日本侵華暴行及相關史料，試圖以多國史料整合方式重構抗日戰爭的歷史圖像。
若從紀念用語的角度比較臺灣與中國，相關爭論往往牽涉深層的政治意識形態，而這些分歧並非始於今年二戰八十週年的紀念，而是源自雙方對歷史主體性的不同理解與長期變化。例如，有人質疑國史館為何選用「終戰」而非「抗日戰爭勝利」作為紀念詞彙。從字面上看，「終戰」意指 the end of war。在歐美國家，過去十餘年已逐漸避免以「勝利／失敗」的二元敘事來詮釋戰爭，而傾向以「戰爭結束」作為反思暴力、理解戰後秩序的中性語彙，此種轉變反映的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歷史理解。然而，當臺灣採用「終戰」一詞時，常被詮釋為迴避或淡化中國抗日史，甚至被指為「媚日」。此類批評背後涉及敏感的統獨認同與政治立場，更與近年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又再度被矚目的「臺灣地位未定論」該如何表述等問題相互交織。
先從臺灣而言：如果回到十年前，當時中華民國政府行政院的新聞稿：「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活動」記者會行政院的新聞稿如下：
除了要讓國人關注全國軍民艱苦抗戰的輝煌歷史，使年輕世代認識我國對日抗戰正確史實與對世界和平的貢獻，也要使國際社會正視我國對日抗戰史實及對二戰勝利的貢獻，積極建構我國「抗日戰爭」的歷史發言權。
上面70週年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官方說法，仍可以在行政院官網下載（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738bf6c9-ec54-40da-9c48-d131b0cd35fe，2025/09/30下載）。
這十年來臺灣社會在記憶戰爭或戰爭記憶的表述已有很大的改變，而十年前的行政院新聞稿則頗似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軍民艱苦抗戰的輝煌歷史」的官方說法。我個人以為今年國史館使用了「中日戰爭到終戰接收學術討論會」，可以說是儘可能在各方面呈現臺灣目前這塊土地不同族群與人民的多樣化戰爭經驗。在臺灣有些人是1949年前後逃離中國而來，他們的確是經歷了日本侵略中的戰爭，另外還有更多出生於臺灣人則是經歷「終戰」及其後被國民黨政府接收的經驗。此一名稱同時包含了「中日戰爭」與「終戰」兩個層面——既指涉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歷程，也以中性詞呈現戰爭結束的事實——而非十年前那種以國族敘事為主的「全國軍民抗日戰爭」宣導，將「臺灣」視為戰爭勝利的結果（即「臺灣光復」），或將臺灣人的戰爭經驗納入「中國人抗戰」敘事之中。因為臺灣人的戰爭經驗是相當特殊而多元的。
我說一個故事是來自我的父母，家父生於昭和6年（1931）、家母生於昭和9年（1934）年，他們都是出生在日本殖民時代臺灣，出生時就是日本人。二戰結束時國民黨來接收臺灣時，他們十幾歲。家父正唸高等科，家母則是讀鳳林初中。我小時偶聽父母親唱日本軍歌，唱到「萬歲萬歲」（ばんざい）總覺得當「日本國民」很光榮。以前我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子，當然後來我明白了，那是因為後來臺灣發生了國民黨接收臺灣時期，很快就爆發了殺害臺灣人精英的二二八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展開漫長的戒嚴體制。很多學者都研究過這一個詞語的兩面解釋，亦即日文「降服（こうふく）」，和國民黨說的「光復」臺灣，發音是很相似的。而「降服」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場，是被盟軍給降服，「光復」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說話，兩個是完全相反的詞。所以，到底當時像我父母這一輩的臺灣人心目中說的「（こうふく）」，是指哪種情境？在當今的臺灣，我們很慶幸在這片島嶼的不同生命經驗，現在都已受到重視。在我成長的經驗中，父親任教的小學，有位外省籍的工友伯伯，他的背上和手腕上清楚紋鏽著「精忠報國」四個字，因為在臺灣無親無故，父親每逢過節或過年常邀請他來家中用餐，但沒有想到這位工友伯伯在某年過年前夕竟一時想不開而上吊自殺了，令家父錯愕傷心不已。這類老兵的生命經驗，近年來已有不少口述歷史與資料整理的工作加以保存。臺灣這片土地上，既有出生於本土的生命經驗，也有1949年隨國民政府來臺、為中華民國犧牲奉獻的老兵。如何將這兩類不同的歷史與生命經驗放在同一敘事中呈現，是歷史書寫與公共記憶的一大課題。
人民主體──終結「勝者／敗者」思維框架
在民主、開放、多元的社會中，戰爭紀念常呈現一種現象：部分戰爭經驗被凸顯並記憶，而另一些則可能被忽略，這種差異往往引發爭議。即便在以「民主」與「自由」自豪的社會中，涉及「國族」的歷史爭議仍極為敏感。筆者認為，這種情況在以民主自詡的歐美國家同樣存在，但正是這種公開討論的可能性，彰顯了民主社會的價值。在臺灣，無論官方或民間，將「臺灣」納入戰爭記憶，已逐漸成為較多人的共識。但同時，也必須兼顧臺灣這片土地上人民的多元性——如老兵的經驗、1949年逃難來臺人士的經歷——以及政治認同的複雜性。然而，「終戰接收」這個詞彙對一些人還是不能接受，有人認為「終戰」是日本人的用詞，使用「終戰」一詞等於消弭了中國或中國人「抗日」的史實，更是愧對那些壯烈犧牲的軍人和無辜死難的人民。筆者也認為這個議題在當下的確很難達成共識，尤其在對岸中國，根本無法接受避談日本是侵略中國的法西斯國家。
從臺灣人主體出發的歷史記憶是：因為二戰期間臺灣人在客觀上仍是日本國的國民，終戰後才被中華民國接收。對於臺灣人而言，他們明明是被征服者，卻在戰後成為戰勝國的一份子。加上後來中國國民黨在臺灣的粗暴統治手段，從臺灣主體史觀來說簡直是「再殖民」的過程，這樣的歷史糾結在今天尚難以化解。對於年輕世代而言，當談及日本侵華期間的暴行——如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以及日本關東軍七三一部隊在東北進行的生物武器實驗，部分人可能難以產生強烈的感受或同理心；然而，若討論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一些人卻能展現高度的同情。如何將戰爭史中對無辜人民與族群的殺害置於「不分族群、同等生命價值」的倫理視野中，彰顯普世的生命價值，也是我們做為教學者時時反省的課題。
這些年來，愈來愈多臺灣人的戰爭經驗被挖掘出來。他們除了被日本皇軍徵召、接受訓練而成為士兵外，也有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號召而自願入伍者，成為中國、美國等同盟國眼中的「敵軍」。這些戰爭經驗，近年來在學者鍥而不捨的努力下，透過各國家與地區的資料蒐集，已日益豐富。例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鍾淑敏教授研究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政治大學歷史系的藍適齊教授則研究二戰期間在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的臺籍戰犯。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陳柏棕正在撰寫戰後臺籍日本兵及其家屬的研究。由於臺籍日本兵未獲日本政府撫恤，且受到不公平待遇，他們曾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訴；在缺乏國家力量及資源的情況下，戰友會成員他們自己想辦法推動補償議題、慰靈和書寫戰爭記憶工程，以民間力量為自己和同袍發聲與行動，這是陳柏棕研究的重要貢獻。最近尚有陳力航描述其祖父做為台籍日本兵的個人生命故事──《零下六十八度：二戰後臺灣人的西伯利亞戰俘經驗》，揭示了二戰末期蘇聯向日本開戰，日本戰敗後一些在滿洲的日軍戰俘被強制移送西伯利亞等地，其中亦包括鮮為人知的臺籍日本兵。此外，今年7月底由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蘇碩斌教授主編的《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終戰八十週年紀念版）訴說臺灣戰爭世代身處二戰陰影下的遭遇，以及同名的紀錄片《終戰那一天》重現二戰臺灣人的戰爭身分和真實影像也正在啟動後製上映集資計劃。
至於國史館在今年會議中發佈的蔣介石日記，也有些不同的解讀。事實上，國史館已出了不少集蔣介石日記，這次的日記是1937-47，涉及抗戰時期蔣介石在抗戰時期和戰後初期（也涉及國共內戰和二二八事件的處置），蔣個人對內政、國共關係，美蘇關係、對日作戰的心境和東亞情勢的理解，對歷史學家而言，可作為保存史料的一種重要來源。不過，歷史學家也普遍認知，政治人物刻意留下的資料，其信度不必過度依賴，若僅為孤證則不立，因此在研究中仍需謹慎使用。
「抗戰」比賽，八年或十四年？
中國大陸目前的愛國主義教育非常強烈，這不用由我多說。在臺灣可以看到中央電視臺直播九三軍人節的閱兵典禮，一方面向和全世界展現中共強大的高科技武力和人民解放軍整齊的軍容，另一方面則大力宣稱維持世界和平，為促進人類文明和諧而貢獻。這樣大規模的舉動令兩岸問題的國際觀察家，感到非常不安。
共產黨和國民黨究竟誰領導抗戰、誰較早投入抗戰，一直存在爭議。早期中共官方認為，國民黨主要在敵前作戰，正面迎擊日軍；而共產黨則在敵後發動游擊戰，建立抗日根據地，動員平民參戰。直到2017年，中國大陸官方將「八年抗戰」更改為「十四年抗戰」，主張自九一八事變起，中國共產黨便已展開對日作戰，而非國民黨官方長期宣稱的八年抗戰。蔣介石以「安內攘外」為由，直到1937年才宣布全民抗戰，而共產黨則主張自九一八事變發生起便積極倡議抗戰。近期，中國各研究機構和高校舉辦了大量反法西斯戰爭紀念活動與學術會議，難以一一列舉。以南京大學為例，今年在廬山舉辦的會議同時發佈了一百本抗戰史新書，內容更加豐富，資料來源也更加多元，並從世界各國檔案館挖掘出大量歷史資料。尤其運用遠東國際法庭法官日記與證詞的研究，揭示了更多南京大屠殺相關資料。此外，北京大學於11月2日召開了「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抗戰國際學術研討會」，顯示中國在抗戰史研究與官方宣傳方面的高度重視。
以下我想提到兩個影片，在中國愛國主義的基調下，也呈現出突顯平民的角色，和以前強調「國人」英勇抗日的戰爭史電影不太一樣。這二個影片在臺灣並沒有公開上映。
第一部是《南京照相館》（Dead To Rights），講述抗戰時期，一群平民在戰亂中躲入照相館避難，並冒險出城將真實底片交給國際記者，揭露日軍在南京的屠殺暴行。這部影片對淪陷區漢奸的心態與眼神描寫更具人性化和多元性：固然譴責漢奸、宣揚愛國者，但同時也含蓄呈現人民為求生存所採取的各種方式。該片在中國大陸上映後票房極高，截至2025年8月20日已突破26億人民幣。我個人在上海查檔案期間剛好在電影院觀看。令人難以理解的是，許多血腥殘殺鏡頭實際上並不適合兒童觀看；然而在電影院內，仍見不少家長帶著小孩前來觀看這部以「愛國主義」為主題的電影。
第二部是《東極島》，講述1942年10月太平洋戰爭期間，載有一千多名英國戰俘的里斯本丸號在浙江舟山群島海域被擊沉，中國漁民冒死營救戰俘的人道救援故事。該片改編自紀錄片真實事件，呈現中國人民的視角：在救援行動初期，中國漁民並不知曉船上為戰俘，同時影片也強調和平與人道救援的意義。我是在網路上觀看部分片段。
隨著二次大戰結束八十年的議題，今年兩岸在「臺灣未定論」 更是隔空喊話，互不相讓。中國外交官員一再強調，二戰期間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確要求日本歸還臺灣，作為其主權依據，並稱這是「戰後國際秩序」的一部分，而認為《舊金山和約》因為未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與，屬於「非法、無效」，不能構成臺灣主權問題的法律依據。美國在臺協會（AIT則表示），中國政府散播這些「虛假的法律敘事」，是其更廣泛的政治行動之一，意圖在國際上孤立臺灣，並限制其他國家與臺灣互動的主權選擇，且中共方面顯然欲藉此宣稱其對臺灣的主權主張和對臺施壓。在AIT發表聲明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重申，美國將持續支持臺灣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經濟、法律及外交壓力；華盛頓與國際夥伴堅定支持臺海的和平與穩定，並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以武力或脅迫方式改變現狀。這個訊息值得我們高度警覺臺美中的關係。
不論使用「終戰」、「光復」或「抗戰勝利」等詞語，其背後都隱含特定的戰爭記憶建構。歷史學家在面對這些多元的歷史記憶時，需要保持同理心與理解的態度。從平民視角理解歷史，已成為全球共識。例如，在臺灣，對日本徵召慰安婦的研究相當豐富；中國大陸對中國慰安婦問題亦高度重視，朝鮮亦同。由此可見，平民受難議題是各方共同關注的焦點。基於這種共同記憶，我們可以理解平民在戰爭中的無奈，以及對和平的渴望，這一直是人們共同的期盼。同時，也應注意到，二戰期間南洋的華人平民，例如新加坡民眾，也曾遭受日本士兵的屠殺。這些經驗可以置於更廣泛的平民視角下討論，形成跨地域的共同歷史理解。同時筆者也認為1949年以後，臺灣人民以及國民黨政府在臺灣得以免受到中共的統一，都可以說受惠於臺灣地位未定論。當然，「臺灣地位未定論」也讓美國在對兩岸關係上可以有更大的發揮作用，得以避免成為介入一國可能的內政問題。
會議最後，主持人莫克莉教授特別強調和平教育的重要性。圓桌會議的三位學者一致認為，反戰的理念並非投降主義，而是為了避免戰爭帶來的巨大災難。當前，我們對和平的倡議仍顯不足。「以戰止戰」的代價過於沉重，任何戰爭都必然伴隨傷亡。我們紀念戰爭的目的，應該是為了避免類似浩劫再次發生。在民主國家，多元性通常被視為開放與進步的象徵，但「多元的戰爭記憶」往往引發激烈爭論。歷史記憶本身即是一種選擇，與國族認同密不可分。然而，如果我們能從人民的視角理解歷史問題，就更可能促進理解與諒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