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宜安 華文文學系學士生
在東華大學華文系就讀大二的呂佩軒，在小學一年級時曾前往中國深圳待了六年，直到小學畢業後才回到台灣。
她的父親是軟體工程師，因為工作的關係，外派到中國深圳。中國改革開放後，台商在 1980 年代廣泛前往中國發展，到了 1990 年代後，從規模較小的傳統產業轉而以電子產品等製造業為主。依照時間推算，佩軒家應是這個時期前往中國的。據她所說，父母到搬家的前一天都還十分猶豫是否全家人都要共同前往，最後在佩軒上完一天的台灣小學後，她的父母才下定決心帶著全家離開。是不是將孩子、妻子留在台灣，自己過去就好，抑或是舉家遷移，這樣的考慮，想必也是當時工作遷移的各個家庭心中的為難。開學第二天，即便在課本都買好的準備下，他們還是踏上了前往未知地區的旅途。深圳廣東如同福建等其他靠海的城市一樣，即使隔了一道海峽，在離開的人心中都是靠近台灣的，當地也聚集了很多台灣人，若是進到內陸，受限於外派的工作地點，浩大的國度中或許也難以脫身，因而選擇於此。
在中國的小學生活
十幾年前的記憶，即便年代久遠，佩軒談起時，仍如同每一個在台灣長大的孩子談起童年趣事時的樣貌，語氣興奮地侃侃而談。她印象深刻的是居住在某一個富裕的社區，全家在剛落地深圳時，輾轉搬了六次家，多集中在前三年，從狹小暫居的出租公寓，到父母逐漸安頓後才搬進那個社區，他們家的經濟條件在當地只是普通的中產階級，反觀社區中有些父母在孩子生日時，會請全班四層生日蛋糕作為慶祝，抑或是包下整間麥當勞辦活動請客等，由此可見經濟差距。透過她的敘述，佩軒的父母似乎對於教育環境十分注重，並且將仍年幼的她保護於羽翼之下。
他們全家在寒暑假時會固定回台灣，暑假會從香港，寒假則是廣東轉機，說及此，她語氣如同敘述什麼秘密一般地猶豫起來：「但是我們回家（台灣）的時候，會比較特殊一點。」她提到會和其他三、四個人一起共乘廂型車，手上貼貼紙上車之後，約莫經過三四個小時的路途，會到達在高速公路上的關口：「每次過那個關的時候，我媽都叫我不要說話，就是感覺那個氣氛就很肅殺。」年幼的她其實不太知道這個流程的意義，但仍能感受到當場的緊張氣氛，直到過關之後才放鬆下來。長大後的她回想起這個流程，在詢問過母親後，才知道當年的流程是跨境巴士，由深圳跨越河川到香港後，就如同過海關（據聞會坐跨境巴士的通常是身分地位相對較高的商務人士，不用下車走路通關，由公安打開車門檢查）。或許是關口如同過海關一般，被審查的場景令人心生緊張外，當時的身分與政治情勢，背負的國籍總能挑起兩方緊張情緒，稍有不慎便可能身陷困境吧。
回到台灣的格格不入
升上國中後，父母從當地朋友的口中聽說中國因人口眾多、十分競爭，因而決定將佩軒帶回台灣繼續完成學業。對於適應問題，佩軒談較多的反而不是在深圳的生活，而是回到台灣之後的種種不便。
由於口音一時改不過來的關係，剛回台進入再興中學的佩軒感到自己被其他同齡孩子排斥，再加上她當時只會寫簡體字，用語有時也與台灣不相近，「自我介紹的時候我說我是台灣人，只是去大陸住一陣子，但他們還是會叫我『大陸妹』，我就很不爽。」她語帶不悅地補充，自己明明是台灣人，但卻被這樣捉弄：「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大陸口音，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跟大家有那裡不一樣。」詢問在中國小學的情況，不知道是否因為年齡層不同，在那裡的經驗其實並不差，同學都是保持著善意的好奇。適應不良的部分多與注音符號與拼音的轉換相關，若是在大學的現在看來，使用拼音或許也沒什麼，但在考卷第一大題仍會測驗字音字形的國中來說，確實是一大適應問題，當時遭受同學排擠的她甚至一天只說三句話。
她還提到了台灣的「簡化字」文化，有些台灣人會將數學的「數」寫成「丯又」（電腦字體無法顯示因而使用偏旁組合），但其實中國所使用的簡體字是「数」，個性直率的她直接舉手糾正：「老師，數學的簡體字不是這樣寫的。」當時即使年紀還小，身邊凝固的空氣讓她也敏銳的感受到了格格不入：「因為沒有人跟我講這到底是怎樣，就是有點像大家不會說的規則嗎？因為大家生活上就是這樣啊，沒有人會問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就是問出來也會顯得自己很奇怪……。我媽也沒有跟我說應該要是怎麼樣。」
父母對於這樣的差異並不多談，佩軒自身的政治敏感度也不高，唯一記得母親有提醒的，是在小學六年級即將畢業回台灣，當時國文老師會要求同學背誦詩作，她背的最好的是毛澤東的〈萬里長城〉，當天回到家，受到稱讚的她得意地在餐桌上背誦給父母聽，然而母親卻嚴肅的說：「妳回去台灣，不要在妳同學面前背這種詩喔。」小時候深受打擊的女孩，直到回台灣很久後才逐漸理解這句話背後的意思。「不要問就對了！」比起一般台灣小孩對於政治議題共同的噤聲記憶，佩軒對這句話的回憶更交雜了兩岸政治議題的複雜與難言，小小年紀的她應該也懵懂一首詩也能象徵對於台灣的身分認同，在中國受到萬人傳頌的偉人，到台灣卻變成人人避諱抑或嗤之以鼻的人物。
結尾
童年的暫居似乎沒有在佩軒身上留下太多痕跡，嘗試試探她的身分認同，對於政治並不太敏感的她，微微愣住後堅定地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小時候的經歷對於現今的影響是什麼，她說：「我應該更能適應新的環境變化吧。」
問及若是未來有機會前往中國工作，是否會想要前往，她承認確實有語言、口音、認字等等的優勢，然而現今住慣的環境，離開其實有些不安，對於當地競爭極高的環境有所耳聞，即便高中有想過，但現今也「沒有很想了。」
訪談結束後，我突然想起似乎沒有詢問這段記憶對於她的意義或是定義，用訊息詢問她，她回答雖然已不是什麼想和他人分享的、早已模糊的回憶，但還是對於那段時光充滿懷念，且對於房間格局、家中沒能帶走的寵物狗貓仍記的清晰：「對我來說在那邊的家定義也是『一部分的我』、『童年的地方』那樣子的感覺。」
後記
過去，我很常在注音符號、語詞彙的運用上很刻意的糾正自己，有些對我而言是意識形態的東西，對佩軒來說其實是生活的日常。在台灣普遍社會觀感而言，使用拼音、使用簡體字，或是用錯中國詞彙（如影片、視頻等），常常被糾錯、揶揄甚至排擠，或許是因為年齡的關係，小學生活與國中的不同，但也讓人反思對於中國的惡意是否被媒體渲染，有時過於太粗糙濫用了。
畢竟那些看似能簡單以政治二元劃分的是非對錯，其實可能是一個人生活曾經的一部份。移居的經驗看似沒有在佩軒的認同上留下太多痕跡，但曾經居住的經驗與現實仍能在一些小地方上展現。認同上是台灣人的佩軒，生活卻不少是以「非台灣」的經驗組成，可能是手機上的羅馬拼音鍵盤，以及有所親近的海峽另一邊的深圳——即使這個經驗可能並非受到「允許」及贊同，如同佩軒媽媽告知的噤聲；相反而言，明明是應有所親近的「家鄉」，適應上卻有所困難與遭受排斥，對比原先的他方，情感的複雜難以一概而論，然而因經驗不同而產生適應上的痛苦則確實造成傷害。
撇除政治與文化，最少曾生活在那處的經驗是無法抹除的，認同與經驗所交構的複雜與流動，並不能簡單以政治二元分立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