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莉芳 社會學系副教授
早期的研究對於遷移的想像是單向、穩定的：移出到移入，開始到終點，這些研究關心，那些把自己從故土連根拔起的人，如何在目的國安身立命。近二十年來，遷移學者轉向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的取徑，他們指出遷移具備同時性（Levitt and Schiller, 2004）、關係性（Conradson and McKay, 2007）與流動性（Hannam, Sheller and Urry, 2006）。行動者的認同是流動的，他們經常在不同的遷移類別間轉換身份：移民、回歸移民或是潛在移民，也可能從有證移民變成無證移民。研究的焦點不再只是移民在目的國的適應、融入和整合，我們更好奇遷移過程對於行動者（甚至包括其移動／非移動家人）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這個小專題所收錄的文章，是「跨國遷移與多元文化」課程學生的期中作業，那門課邀請學生藉由質性訪談或是參與觀察，書寫移動的故事，並進一步和讀本所學的相關概念、理論對話。刊登在這期《人社東華》的四篇作品，不約而同地呈現遷移的動態性，並嘗試描繪遷移與其他社會關係（包括：性別、階級和族群等）的交織，如何形塑個人活出來的生命經驗（lived experiences）。同時，藉由移人的眼睛，我們看見遷移的多重意義、造成的預期與非預期後果、對個人的壓迫，以及解放的可能。
遷移是為了追求更好的未來嗎：女性移工
新古典經濟理論認為人具備理性，經過縝密的計算後，為了追求經濟上更大的利益而遷移，但卻無法回答關於「之後」的這個問題。移動後，就能獲得更豐厚的薪資嗎？就能過更好的生活嗎？就能免於離散漂泊的命運嗎？根據女性移工的研究，學者提出「系列勞動遷移」（serial labor migration）的概念（Parreñas et al., 2019）， 強調當代低薪的勞動力遷移不再是移出、整合到再移入的線性過程，移出國經濟的不穩定性，以及移入國缺乏久居、歸化的機會，造成且鞏固遷移的循環，特別是女性移工，她們難以結束海外工作的生涯，在不同的目的國以及母國間往復遷移。
黃淑芬故事裡的小蓮或是賴佳欣筆下的馬奇，她們母國的就業市場無法提供穩定、足夠維持日常生計的工作機會，到海外工作的決定，是做為母親的她們實踐照顧責任的表現。小蓮和馬奇甚至為了縮短出國工作的時程、規避高額的仲介費用或是對仲介的不信任，選擇成為不被制度承認和保障的「非法」移工。
不論是台灣或是馬奇曾經工作過的韓國，兩國的移工政策皆以客工制度為基礎，移工無法取得公民身份，相關的權益保障未臻完善，小蓮和馬奇的「非法」身份，讓她們的處境更顯脆弱，像是小蓮在床具工廠工作時，得接受雇主指派她工作範圍以外的打掃，或是在香菇種植場的長工時和零休假。這些遭遇反映出移工和雇主之間權力的不對等，他們難以和雇主進行溝通、協商和談判，「非法」移工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小蓮和馬奇最後遇到了好同事或是好雇主，但靠的不是制度保障，而是她們的「好運氣」。
小蓮和馬奇的故事還沒有完結，我們無從知道遷移的決定是否為她們帶來更為豐盛的物質生活，但她們得先承受過程中各種的不穩定，以及付出與家人分隔的情感代價，馬奇甚至還面臨的先生在親密關係中的背叛。
遷移和多重的身份認同：（曾經的）移民子女
遷移不只是遠方別人的故事，一直在我們生活的日常裡。董懷曜和丁宜安的文章，分別紀錄了台灣不同時期的移民潮，遷移如何形塑個人特定時空下的生命經驗，不管是董懷曜的父親或是丁宜安的同學佩軒。跟著家人移居美國或是中國的他們，不是被動的跟隨著，他們在過程中形構與重構自身的認同。
董懷曜父親的故事敘說了中美斷交後，許多台灣人心中的「美國夢」，美國夢的期盼裡沒有提及的現實是因為種族歧視、制度排除以及語言障礙等結構因素，移民得面臨的階級向下流動，他們放棄過去的專業，依靠體力勞動維生，龐大的經濟壓力不僅沒有團結家人間的情感，還可能造成分裂，就像董懷曜的伯父選擇切斷和原生家庭間的連帶，希望為自己創造新的未來。董懷曜的父親則隨著全球金融海嘯催生的「逆移民潮」，從美國回到台灣，遷移帶來的是希望？還是傷痛？對於移人而言，哪裡才是家？才是歸屬？
丁宜安的文字說的不只是佩軒一家的故事，更是中國開放之後，前仆後繼地台商、台幹們的「西進」。大多數的時候，社會討論的目光聚焦在追求經濟利益或是職涯發展的男性移動者，較少有機會了解遷移的決定與安排對於其他家人的影響，佩軒從台灣到中國，再回到台灣的移動軌跡，反思兩國的歷史關係與政治情勢，如何藉由日常的畫界工作，形塑「我們」和「他者」的不同，佩軒因她的中國口音受到班上同學嘲弄、排擠的經驗，體現了中國做為不可慾望的他者在青少年孩子相互接納和認同課題的作用。
從他們到我們：移人的故事
閱讀這四篇故事時，我常在文字間看見自己身上相似的經驗。20 多年前，我從長大的台北到花蓮求學，那是我第一次的島內移民。懷著美國夢到紐約州雪城就讀博士班，多年後學校健康中心公衛護士的訓斥還在耳際：「只有落後國家才有肺結核疫苗。」或是，剛回到台灣的頭一兩年，在台北街頭不知道該怎麼穿越馬路、求生存時，懷疑何處是歸屬。這些移動的經驗，確實在我生命裡帶來很多不安、不確定、焦慮和挫折，不過也帶來對差異的理解、尊重和肯定。
參考文獻
- Conradson, D., & McKay, D. (2007). Translocal subjectivities: Mobility, connection, emotion. Mobilities, 2(2), 167-174.
- Hannam, K., Sheller, M., & Urry, J. (2006). Mobilities, immobilities and moorings. Mobilities, 1(1), 1-22.
- Levitt, P., & Schiller, N. G. (2004). Conceptualizing simultaneity: a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 perspective on socie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8(3), 1002-1039.
- Parreñas, R. S., Silvey, R., Hwang, M. C., & Choi, C. A. (2019). Serial labor migration: Precarity and itinerancy among Filipino and Indonesian domestic worke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3(4), 1230-1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