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鑫隆 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退休副教授
荖溪步道
這一天是一個晴朗的清晨，我正散步在荖溪堤防上，長條形的雲朵被剛從海岸山脈那邊露出的曙光緩慢地推上中央山脈。這時，我忽然想起人社東華的邀稿，於是心中開始回憶起在東華的那一段時光…
• 緣份的眷顧
我不大記得自己在日本留學多久，常需要去翻履歷表才能確認。在四季分明的京都，櫻花和楓葉的街景反復在交替著，不知不覺間過了好多年，學位論文才寫完。日本哲學家內山節曾說，「時間是一種存在於人與自然間的關係」（註一），工作時間如果能與自然共存的話，不知道有多好！
但是事與願違，我第一個工作竟是落腳在一所夜市中的大學，無止境的研究和教學工作，與外面日夜不息的人們一樣，始終沒有間斷的感覺，轉眼間已經過了6年。當年因為參與樂生院院民到東京向日本政府求償的訴訟，錯過東華財法所的應徵機會，所幸東華對我的眷顧再臨，終於可以切斷6年的「夜市人生」，實現「後山歲月」的夢想。
• 花蓮人
「後山」被人贊美為台灣的後花園，曾經有絡繹不絕的觀光客湧進來，盛況空前的旅遊熱潮，如今仍記憶猶新。翻閱當時的行程表，每週均記載者「搶票」兩字，為了到台北參加學術活動或專家會議，沒有搶到票就算「站火車」，也上不了太魯閣號。
曾幾何時，連續的地震與風災多次造成「後山」成了孤島與險地，往日的風光不復存在。開發和生態的對立一直沒有緩和，而這一切始終受到狂妄政客的主導。不過，這也促使東華大學的許多師生介入並關心這些議題，例如美麗灣案、亞泥案、蘇花改(高)、東發條例、193縣道拓寬計畫、大罷免等種種議題。2017年我在學校圖書館的《月眉書訊》上寫了一篇〈我也是京都人〉的文章（註二），也以「花蓮人」自許，因為比起戶籍登記，與這塊土地的連結更有花蓮人的歸屬感。
居南邨步道
留學京都期間，學校附近的銀閣寺外的疏水道旁有一條非常有名的「哲學步道」，曾經是京都學派大師西田幾太郎散步、思考的地方，如今已成為觀光名勝，滿滿的人潮，漸漸失去了當年的沉思氛圍。學校另外一邊的鴨川卻成為我與大自然互動的地方。所以，來到東華的第一件事當然是尋找一條適合散步、思考的步道。
居南邨宿舍隱身在巨大的黑板樹林中，蟲鳴鳥叫、光影交錯，宛如森林中的桃花源。向外環道走去，延著大學路圍牆的西南角道路少有車輛和行人進來，又有一大片的台灣欒樹林與中央山脈群山相輝映，是一條可以與我家狗狗Loro散步的好地方。在這裡，讓我對於發生在校園裡的種種沉浸其中，反思異常深刻…。
• Gaya
居南邨步道往中央山脈的方向望去，總是可以看到從近的鯉魚山到遠的能高山上繚繞著長長的雲朵，有時雲霧縹緲，有時又蔚然連成一體。在鯉魚山的那端隱藏有許多太魯閣族人的部落，我經常與學生進入部落展開「法律陪伴」的工作。後來法律陪伴又擴大到東部很多偏鄉的原住民部落，特別是多次跨海到蘭嶼，見識到達悟族似乎不受現代法律支配的原初社會，少有土地登記情形，意味著資本主義觀念之所有權並無根基。他們選擇自然的勞動方式與土地產生連結，這種原初法律現象反轉了我對法律的根深觀點（註三）。
後來參與亞泥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真相調查團隊的計畫，發現在太魯族的「Gaya 」，這個世世代代沿襲下來的祖訓，正是法律的原點。儘管我們以Gaya傳統習慣來證明原住民並沒有拋棄土地的意思，亦無法讓亞泥信服，但是Gaya所承認的傳統占有，即便是國家統治者也無法否定。所以，真相調查報告最後結論儘管沒有要求亞泥關閉礦場還地，但堅定向國家要求讓原住民取得在礦場內原保地所有權的登記權（註四）。
不久前我參加潘小雪院長新書發表會時，活動中談及銅門部的東冬．侯溫如何透過巫師的肉身與祖靈連結，從而深入理解部落精神，並發現「Gaya」是一個維繫其一切的重要「原初契約」（註五）。在這方面，讓人聯想到三百多年前盧梭在《社會契約論》對社會契約價值的讚揚，如Gaya這類根源性的慣習法，不僅有維繫建國精神，還具備取代統治者權力的功能（註六）。然而，現實中我們尚且嚮往這類跨越性的「原初契約」，實際上法律體系中更多的是由既存權力結構設立的框架，特別強調透過所謂的「規律訓練」來約束和管理被支配的對象。
• 「忍耐」或是「逃走」?
教學和研究是大學生活的日常，但校園的權力結構卻因各種規範與監督手段，讓學校與其成員始終處於緊繃的張力中。而這套層層疊加的權力體系中，校長無疑是核心人物。黃文樞校長的時代，升等與系所整併成了學校與教師之間的矛盾焦點。在他的接任者，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吳茂昆校長時期，他提出下放科研經費的管理權、多元升等制度、拆除學人宿舍道路上的柵欄，以及支持學生開設校至花蓮之間的接駁運輸等，在這些舉措下，校園內的緊迫感顯得相對和緩。
然而，至於接替他的趙涵㨗校長，則被普遍認為傾向權威集中。他在位期間，不僅加強對教師升等程序的管控，例如外審規範的大水庫制度，還試圖介入教師任用的決策流程。同時對於適用勞基法的校務基金聘用人員採用嚴核的考核制度，例如遲到不得列甲等，連續二次乙等者解僱。
此外，校園外環道路被大量安裝監視器設備，以及伴隨而來的違規取締規定，都進一步彰顯其權力治校的理念。最為人詬病的事件包括：當學生在行政大樓前集結表達抗議時，趙校長始終選擇閉門不應，這種避而不見的處理，讓人不免拿來與太陽花學運期間表明歡迎學生「占領」校長室的吳校長作鮮明對比。
有一次，我的系所辦公室信箱裡意外收到一張匿名紙條，上面只寫著「我們希望能留下來，不想被調遷，拜託幫助我們」，卻完全未提署名和聯絡方式，從中可以感受到學校基層職員中普遍存在的不安和壓力。
最有爭議的是專案教師的問題，趙校長的團隊把專案教師當作是免洗筷，曾經以莫須有的指控，解聘一名已任職4年半的華語文中心的專案教師（註七），更企圖透過體育中心專案教師評鑑制度，來威脅專案教師的工作權（註八）。
這些藉由權力結構所建立的申升制度、評鑑制度、考績制度乃至帶有處罰效果的交通監視器設置，都與教職員生所享有的權益息息相關係，其核心的意圖是進一步促使被支配者自動養成對規則的服從。
念法律的人或許對這類現象並不陌生。但是當我讀了傅柯的《監視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註九）之後，對這種權力結構漸漸產生了排斥感和厭惡。擔任教師申評會委員十年期間，我親眼目睹許多人透過申訴請求救濟，也有人選擇默默退出，更多人則選擇忍耐，這帶給我深沉的無力感和內心掙扎。
回想曾經讀過的日本哲學家淺田彰的「逃走論」（註十），讓我開始萌生「逃走」的念頭。
• 逃走之後呢?
逃走並不是一走了之，也不是放一把火，讓他們得到教訓後就走人，而是一場內化的精神抗爭。然而，逃走後呢？又該何去何從？
就在這個時候，日本哲學家千葉雅也的觀點浮現腦中：好好去感覺體制裡面的空氣，為了不被發現自己求生的方法，正如解構主義哲學家德勒茲的建議：透過劃定屬於自己的逃走路徑，用另類角度重新詮釋體制與價值，也要設法在苛刻綿密的制度表象中尋求一個能默然退場的安全出口，來對抗權力的壓制（註十一）。
無疑，有些人擁有能力實踐這樣的逃走方式，但是我們之中絕大多數的人，對於法律知識的掌握都是很平凡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採取沙持（Charles Taylor）所提的 engagement（註十二），即以社會參與的理念，主動參與和自己相關事務的行動和決定，或許是更適切的方法。
於是，我們共同發起組織成立教師會，緊密投入校內的一系列改革運動，其中包括導入多元升等機制與廢除期限升等條款等。縱使改革的最終成果尚未完成，然而，一步步推動仍代表著努力正走向改變之路。
我們最憂心的是專案教師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問題。所以有部分夥伴同時加入台灣高教產業工會，向校方提出團體協約的協商，在教師禁止罷工的法律限制下，工會透過調解、仲裁以及裁決等勞資爭議程序來推動團體協商。然而，在對抗的過程中，趙校長指示學校人事室停止代扣教師會會員的會費，切斷了教師會重要的經費來源，只因為我代表工會提出團體協商和勞資爭議的請求，卻讓教師會遭受如此的報復。
現任的徐輝明校長較重視校園內部和諧，最終與工會達成團體協約的合意。如果該團體協約正式生效，可望成為全國國立大學首例的團體協約；更具有深遠意義的是，教師與學校能在真正對等的地位下，共同決定了一項重要的法律關係，使專案教師的尊嚴得以回復。但是一年過去了，教育部始終未批准協約，這場爭議依然懸而未決。
• 圍牆
在居南邨的步道上，偶爾會和我的Loro遇到趙校長，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每次Loro總是要撲向他，幸好被我及時制止。某日再相遇時，他問我說狗怎麼沒有一起出來，我指向鐵絲網牆上的一個破洞說，我們家Loro從那裡跑出去找外面的朋友玩了。他立即打手機要求學校行政人員趕緊修補破洞。
幾天後，那個破洞果真被修補好了，但是也因此讓我們家Loro沒辦法再鑽過去找朋友玩了，她似乎也感受到失去自由的滋味。
這個學校如果沒有圍牆有多好？對許多人來說，圍牆有一種安全感存在，而學校內作為規律訓練的制度，對許多人來說，也存在一種不可挑戰的秩序感。因此，眼前的圍牆和目前存在的各種規律訓練的制度，不論在現實上或心理層面上，都形成一道始終難以貫破的障礙。選擇「忍耐」還是「逃走」，答案已經了然於心。
我的哲學步道
也許因為不用再擔心備課、上課或開會這些瑣事，似乎忘了究竟在荖溪步道上走多久了，恍然間，我已經快走到台11丙線了，前方不遠的地方隱約可以望見東華大學主體建築物。處身在圍牆外的這片天地，好像有一種獲得解放的感覺。
這一刻我忽然想起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的名言：「人被判處自由之刑」和「存在先於本質」。過去一直難以理解其中深意，而在此刻有所領悟：「忍耐」、「離去」抑或「逃走」其實都是自由意志的展現。但是無論是什麼選擇，都要為自己的存在負責，更須要考量他人的存在，甚至對整個社會和國家的存在負責。畢竟任何一個選擇，很可能牽連他人與社會之存續。「成為一個人」，也隨之肩負個人、集體和公民的使命，而這正是一種存在價值的展現，難道不是如此嗎？
其實，「逃走」這一天已經計劃很久了。
註釋：
註一：內山節《時間についての１２章》(1993年)頁31。
註二：《月眉書訊》第223期 106年10月。
註三：我在《人社東華》第2期〈法律陪伴〉中有更詳細的敘述。
註四：行政院核定亞洲水泥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真相調查報告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c010931c-0538-4d83-8693-8a770b58cccd。
註五：潘小雪《南島，以藝術之名》(2025)，頁163。
註六：ルソー《社会契約論》桑原武夫．前田貞次郎譯(1954)，頁81。
註七：法院的訴訟雖然沒有贏，但判決的內容可以說明過程，本案也繫屬在憲法法庭中。https://bit.ly/4kP57QJ
註八：學校設立之初，以100%具有博士學位的專任教師自豪，實際上是將語言中心和體育中心本應屬於專任講師的職缺，用非編制內的專案教師來取代，開啟了就業歧視的歷史。
註九：傅柯《監視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中文版(2020)。所謂的「規律訓練」（discipline）」不只是罰則或強制的規定，而是一種技術，詳細規範每個人應有行動或思考，形成一種有秩序的社會。
註十：浅田 彰《逃走論―スキゾ・キッズの冒険》 (1986)筑摩書房。
註十一：千葉雅也. メイキング・オブ・勉強の哲学 (文春e-book) Kindle Edition.（2017）頁13。
註十二：engagement是沙特在德國佔領期間被關在集中營四年後所發表的宣言，強調做一實存主義者應有倫理感，意指拘束自己要參與涉及自己有關的事務，在那個動盪的年代，成為喚起很多年輕人的投入反戰運動的重要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