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慧珍 財團法人東台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
書名：《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
作者：黃宣衛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年月：2022 年四月初版
本書為作者梳理其自 1997 年以來針對台東縣池上地區相關計畫的研究，從族群、宗教人類學的範疇，跨足至區域研究層面的族群、產業與地方社會的調查研究。作者想試圖探究的問題核心在於「池上平原是個怎樣的地方社會？」，特別是如何理解這 20─30 年間新自由主義影響下，池上地方社會所出現的新興現象，以及這樣的發展經驗對東台灣地方社會發展，乃至台灣地方社會的未來，有什麼樣的意義？本書的寫成，提供了一個在歷史脈絡、族群社會文化，以及區域治理層次上的格局分析視野，藉此整體性理解池上地方社會發展的現象與成因，及從中揭示的發展可能性意義。
「地方社會研究」再定義──跨視角的整體脈動書寫
本書在研究方法及對象上，除作者本身的社會／文化人類學訓練基礎外，藉由納入多元研究的視角和學門語彙，包括區域、歷史、社會研究領域的脈絡描述與結構分析，補足傳統人類學難以描述的發展現象。且跳脫以往傳統人類學以聚落或部落的研究空間尺度，重新定義「地方」，以整個池上鄉（或池上地方社會）做為研究對象，透過觀察百餘年的歷史發展過程，探討國家治理與民間動能兩者主要左右池上整體發展的結構性力量，及其如何接合的過程。然本書的章節鋪排，依歷史時空及事件交互影響的過程，描繪觀察及歸納解析，並於每章節中涉及之世界歷史背景和地方關鍵人物，另立篇幅敘述介紹，整體表現民族誌的書寫風格。
相較現行東台灣區域研究或是聚焦地方發展研究的文獻上，相關鄉鎮研究多以斷代或特定時間區段為範疇，且為特定學門如歷史地理、經濟產業、政府政策、環境等個別研究居多。若單就池上研究而言，除了鄉志具有歷史縱深（史前至 2001 年），各篇涵納各學門論述之外，其他多為當代探討稻米農食產業、遊憩與文化觀光、族群信仰比較研究等特定性題目。本書則不僅在研究時空尺度的長度與廣度上，規整鄉鎮尺度進行整體性的描繪與探究，也對時代社會與地方人群關係牽動結構的動態做細膩的觀察書寫，更針對當代發展趨勢提出公共倫理觀點的討論與見解，為當前花東地方研究提供前瞻性思考，也是東部少見對區域發展歷史解讀之作。
成為池上何以重要？
「成為池上」為全書主要命題，探究今日池上知名稻景與藝文觀光共伴效應下蓬勃發展的現象，其背後的條件與成因。不若於其他在探討池上鄉成功現象所聚焦片面的時間或角度的文本，作者依池上地方社會長期發展的時空環境與關鍵事件等歷史脈絡，逐一於第一章至第五章細膩鋪陳與剖析，並在最後一章〈想望「地方」的未來〉提出思考，針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現實處境與台灣地方發展政策的觀察，提出想像與期望。
然而，池上如何成為池上，何以重要？作者提到，當代池上作為一個位居花東邊界地理區位的地方鄉鎮，同樣在東台灣當前發展處境下，面臨人口與經濟持續分向南北都市流動集中依附的情況。與此同時，身居邊陲的池上鄉鎮，卻也在這近20年來逐漸成為觀光重要熱點，甚至成為一個「品牌」現象——池上米、絕美稻景、秋收藝術展演、福利米鄉。成為台灣的明星鄉鎮同時，也帶來地方事業的前景、人口移居的契機。如何理解這個發展現象，作者藉由影響池上發展甚深的三個要素「地理條件」、「國家治理」與「民間動能」，探究其如何地交織作用影響，使池上成為今日池上。
池上因地理區位與環境條件上，造就之族群移聚、統治據點與產業空間，就東台灣區域發展脈絡與當前處境而言，有迥異於其他鄉鎮的發展現象與經驗。地理條件的特殊性本身有值得探討的意義。而作者為充分解釋整體脈絡下的經驗現象，選擇以鄉鎮尺度的「池上地方社會」進行觀察。並從主導影響地方發展的兩大動力「民間動能與國家治理」切入分析，藉此梳理池上長期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各方族群社會文化在歷屆政權治理及歷史條件下，所發展的多元樣貌與動能，以及各個階段時期國際政經局勢下，治理政策和地方產業、生計生活的相互影響。其中，1990 年代池上社造路的萌芽與發展、2000 年代因應台灣加入 WTO 邁進新自由主義化進程的在地行動與回應，以及 2010 年代政府和企業推動觀光投資與促進社會責任的地方發展，則為主要關注研究之關鍵發展背景。
面對上述關鍵年代背景影響下的地方行動與回應，作者從東部行政區域的鄉鎮尺度研究出發，所提出「地方社會」的營造概念，對筆者思考「地方」的定義與範疇分析上頗具啟發。筆者曾針對花東地方發展具社會創新要素的案例進行觀察，主要探討在地部落社區／社群如何以創新模式回應全球化影響下的社會性議題，尋求新的發展可能性。所謂「地方」，是以社區、社群尺度觀察探究，雖能就其在組織型態運作、經濟模式、社會關係與價值方面有深入的理解，然而在現今人口頻繁流動下，部落／社區／村里／社群範疇的界定，反而易限縮了在地性回應模式的他種可能。再者，探討地方能動性方面，有關花東地區在國家政策與地方政治生態的互應角力，以及摻著其中不同層次的民間動能互動上，也較難納入更廣泛層次的因素考量。從鄉鎮尺度上看待花東地方社會的營造，則有機會納入國家鄉鎮治理層次，和跨越村里層次的民間動能（包括私部門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互動對話空間來探討。
筆者以為，在看待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影響下的台灣，對於居處邊陲、勞動力及產業形成依附結構的鄉鎮或地方而言，僅管各方條件皆不盡相同，但參照池上如何成為池上的案例，理解一個地方社會形成現象的整體背後，尤其就地理條件、國家治理與民間動能此三者要素如何的交互作用，有助尋找出當前邊陲鄉鎮發展出路的可能性。
池上如何成為池上？
「池上」如何成為「池上」？第一個池上，為地理名詞，表述不同歷史政權移轉下疆域空間的形成，以及在此生活的人們存在對空間或範圍不同認知的地方感。第二個池上，為形象名詞，在當代成為一種地方品牌，是稻米產地、觀光景區，抑或是在地人認同稱自己池上人的形象。從第一個「池上」如何發展到第二個「池上」，涉及了地理與行政疆域、社會關係網絡，與地方感相互作用的形塑過程，同時彼此交互影響著國家治理與民間動能兩大動力在策略與氛圍上的變動與調整。
作者認為特別是在 1990 年代以降民主化社造思潮下，民間在對應政府政策的互動協商過程中，經由池上民間團體逐漸發展的地方認同感，以及鄉公所治理型態逐漸調整與改變，而共同發展出符應在地需求的制度規章、福利政策，乃至地方品牌的歷程模式，甚至具有行政社造化色彩，是池上鄉發展的特別之處。歸納起來，與池上地方社會發展軌跡下的地方感形塑、民主化社造下的民間動能，和因應新自由主義局勢與國家政策的地方協商路徑有關。
地方感的形塑
作者在梳理池上社會形成的歷史脈絡中，闡述了池上這個地方自 19 世紀中晚期平埔、阿美族群的移入，至進入清領、日治、戰後國家治理脈絡下的產業政策與外來移民開發，是如何發展形成今日池上鄉行政疆域，及奠定水稻成為主要產業的地理空間。並透過探討池上不同族群的家族，與地方政治生態、產業經營的關係，以及幾近以漢人民間宗教為主的人群連結，立體描繪了地方社會在涵蓋政經文化圈等不同層次運作下所形成的樣貌。
針對地方感的形塑，作者採用克瑞斯威爾（Tim Cresswell）對地方（place）的定義所涵蓋的三個基本面向：區位、場所與地方感，提出池上形成具有地方感的地方社會。地方感指稱當地人對空間的情感依附與想像認同，其形成與內涵的轉換，包括來自池上本身空間地理條件的獨立性，亦在歷史上與日治時期池上鄉行政區劃和政經面向的統治支配，及至戰後的選舉制度與地方自治等，所強化這些空間的地方社會性質有關。而 1970 年代以漢人宗教為主的祭祀圈發展朝向市街地理位置的轉移，則形塑了另一階層的民間社會地方感。這些集中於池上市街空間範圍所構成的地方認同基礎，也與 1990 年代以降社造或議題運動多為市街及鄰近村落的民間動員串連，其本身的社會階層和地緣關係相關。
民主化社造下的民間動能
作為民間動能要素之一的地方感，亦來自民主化社造的形塑，內涵則有所轉變。作者認為，1990 年代是池上地方發展的重要轉型期，無論是 1970 年代以降的產業變遷與人口外流，或是 1987 年解嚴後的台灣社會在政治、輿論氛圍上的鬆動，也包括 1994 年國家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池上的地方社會性質皆產生明顯的轉變，後續紛紛顯見民間力量的勃興，乃為發展出今日樣貌的開端。作者以 1990 年代以降大坡池的發展為例，描述分析當年政府的觀光建設思維與民間團體剛起步的生態環保觀念之間，彼此的折衝、協商乃至後續的發展建議與合作推動。
作者藉由當時四個台灣社造案例的研究文獻探討國家政策對台灣地方社會產生不同樣態的影響，對照位居東台灣深受國家治理宰制力量的池上，在這個解嚴後鉅變的年代，地方社會性質與組織動能如何調適、變化與回應。其中，作者提出兩個角度切入分析，一為黨政力量消退轉換中的民間動員型態轉變，另一則探討漢人社會關係中對「公」概念與行為的價值認定。藉此強調池上自有的人地發展歷史條件，在地方社會營造過程初期，促進造就出半官方性質的組織轉型和動員模式，以及傾向將共善共好的傳統「公」概念連結官方論述公共事務的地方社會意識，使得池上走出不一樣的社造路。
作者嘗試貼近池上地方社會發展脈絡的樣貌特性而析出的論點，對於理解一個地方的發展樣態與能動回應上，將不只是歸因於官方社造政策或時代新觀念導入地方產生條件這樣的結構性理解，而是有助於看見東台灣發展背景下屬於池上地方人群的本土性格活動樣貌。我們對於所謂的「社造」策略與意涵，將有另一層面的理解。
因應新自由主義局勢與國家政策的地方協商路徑
而當池上在台灣邁入 21 世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進程影響下，面臨稻米及觀光兩大主要產業的衝擊與變化，地方民間的積極性回應，更是展現出對應國家政策而與地方自治體互動協商的動能與路徑。作者就兩大產業的發展案例，探討民間為因應地方產業與生活衝擊，和地方政府、機構交涉過程中，各方關鍵角色的背景、條件和彼此折衝協商的運作方式。
以稻米產業為例，2002 年台灣在加入 WTO 之後，原作為國家預應抗衡政策下良質米重點發展區域之一的池上，為因應市場低價競爭與仿冒猖獗的產銷困境，由當地糧商與民間團體核心人物自發啟動，與鄉公所、農會周旋協商，建立池上米產地認證制度，輔導稻農參與訓練合作，契作稻農收入與稻米品質因而提升。稻米產業穩定之餘，緊接著稻田地景所帶來的觀光效應與文化景觀價值，可從作者對 2003 年當地發生的電線桿事件、2013 年伯朗大道爆紅帶動觀光熱潮、2014 年「伯朗大道」與「天堂路」周圍一帶老田區登錄為文化景觀等事件性描述，看見民間對權益維護的集體認同與爭取。這些過程的描述，揭示新自由主義各方作用下，氛圍已然轉變的池上社會，具在地認同與組織動能的民間，如何與地方政府治理互動協商，回應當前的社經局勢。
而觀光發展方面，始於 1990 年代發展觀光產業的池上，深受國家觀光政策影響，尤其在 2010 年代始現企業和政府聯合推動觀光建設，或促進企業社會責任的資源進駐邊陲鄉鎮發展。池上當地業者、居民和民間團體，以及進駐的企業、基金會，在這發展過程中，與鄉公所觀光治理的互動上，彼此對觀光發展的思維和願景持續地溝通調整而有所演變。原以農業和生態為主的稻田與大坡池等，逐漸成為當前重要的文化與自然景觀，發展出結合地景、生態的藝文活動，和觀光周邊行程。不過仍是現在進行式的觀光發展，因奠基於稻米產業發展出來的觀光，仍與稻米業產生在地磨合的過程，且對地方帶來正負面效應。面對這些地方議題，鄉公所如何治理預應，仍需持續關注。
在公部門與民間的地方協商路徑當中，鄉公所建立有關稻米、觀光產業、鄉政規章制度、自治條例，以及增值的再分配模式，作者認為這具有鄉政單位將全鄉作為社造單位來實踐治理的行政社造化色彩，其間歷屆鄉長的施政作為亦佔有關鍵性的主導地位，特別是具有社造背景或思維的地方首長。作者提出以鄉為社造單位的可能性，鄉公所在近年推行全鄉性的福利政策和支持社團多元文化活動的辦理，在在營造鄉政層面的全鄉社會地方感。作者強調，從池上的例子可見，為因應新自由主義對地方帶來的影響，地方政府基於公共性的堅持，發展福利政策及資源再分配的政治施為，鄉政社造治理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作者的描述分析確實讓我們看到池上鄉公所與民間協商互動上具備的鄉政社造治理層次，可說是池上發展模式的特色。然筆者認為，鄉公所作為國家治理最基層的公務施行單位，同時也是鑲嵌鄉里社會網絡的權力行政組織，在面對地方事務的公共性與私利性往往存有界線模糊的地帶。鄉級選舉制度的存在，鄉政權力便無可避免涉及地方傳統政治生態，是否也左右著鄉政治理層次上政治正確性的策略營造和運作，亦值得納入檢視分析。
總結與延伸思考
總結而言，這是一部以區域治理與地方動能的研究意識探究池上現象的專著，其援引文化及社會人類學和區域研究等學門理論，以民族誌書寫方法寫成的區域史研究。
研究上，從本書可見，人類學的研究視野在剖析現象背後成因中析出地方社會獨有的脈絡特質與能動性，有助立體性地理解一個地方的現象，民族誌多聲多向度的詮釋書寫，亦補足了區域研究容易落入結構性的詮釋問題。反之，跳脫傳統人類學研究村落社群的尺度，以鄉鎮區域之地方社會來研究，大範圍尺度層次的結構性因素，亦有助交叉比對發展脈絡中的人事時地物，補足解釋層次的廣度。
認識上，我們透過作者的描述分析了解池上發展模式，也得以析出要理解一個台灣鄉鎮尺度的地方發展，除了區位地理條件與歷史脈絡之外，地方感的形塑、民主化與社造模式，以及回應新自由主義局勢的地方協商路徑等，這些台灣地方社會普遍經驗的發展途徑，亦可成為檢視觀察地方「如何成為」的重要分析角度，得出關鍵性的發展論點。其意義在於有助理解一個地方，找出脈絡發展的特殊性及意義性，才有機會在面對局勢和政策治理上，與地方發展的可能性對焦，繼之對話及行動。
在結束這篇書介前，筆者基於上述關於池上地方「如何成為」的發展論點，與身為東台灣地區非營利組織第一線工作人員所觀察到的池上現象，試圖提出延伸思考。事實上，一個地方社會的發展總是動態性地多方角力，且持續變化中，其變遷可能涉及以下兩個值得後續觀察的方向。一是 21 世紀以來當地方因應新自由主義發展局勢進行治理協商與調適的同時，可能帶來新一波中產階層化的現象。而中產階層化本身，也可能來自地方與新自由主義深化結盟所形成。二則會進一步想探問的是，在當今可說被標誌為一種地方品牌的池上，當發展出某種特定空間景觀與人文特質的集體形象認同，對於地方社會在過去時空環境、國家權力、政治民主化、社會結構等條件與歷程形塑的地方感，無論是內涵本身或形塑的條件，似乎有著更為急遽而複雜的轉變。
新地方主義、新自由主義與中產階層化
綜觀作者列舉池上有關 1990 年代的大坡池整治與發展、2000 年代池上米產地認證推動、乃至 2010 年代池上稻景藝文觀光包括秋收藝術節等主要案例所揭示的地方動能與治理協商路徑，筆者視為一種新地方主義的興起，包括地方社會權力核心的再結構。所謂新地方主義，其來自接收國際發展思潮或因應外部局勢的衝擊影響，為保護或振興本土發展，由地方民間無論個人、團體或機構，在兼顧共同利益與願景的前題下，包括與政府治理的協商和運作，決定在地資源分配與未來發展。
1990 年代的民主化與社區營造帶來一波池上地方社會既有傳統政治生態的改變，促進民間的地方發展意識。而因應 2000 年代對當地產業造成衝擊的新自由主義影響，延續的傳統政治結構勢力，與民間新興階層或組織力量再結構，以新地方主義行動回應，協商制度建立與資源分配。池上米產地認證帶來的經濟效益，持續維固這片高產值的稻田地景，其不僅穩定農民生計、生活文化景觀，也穩固既有的專業農場-糧商-市場產業體系與結構勢力。2010 年代新自由主義深化地方，演變型態多樣，如以文化觀光為名進行的市場行銷、土地規劃、房產投資與發展。與前一波不同的是，歷經結構後的新地方主義權力核心，面對此波的新自由主義深化，地方發展意識有更積極的規劃性與參與性，亦連結外部力量，進行協商與資源分配。
而多方條件促進了近年池上的觀光旅遊發展蓬勃，行銷與服務類型產業增加，伴隨而來的移居、返鄉或二地居人口的就業、居住與消費等經濟型態產生變化，帶動地價、房價與消費指數的漲幅，正在持續改變池上地方社會的經濟結構，甚至出現中產階層化現象的可能。
地方感的形塑，誰的池上認同
池上被視作地方品牌，由企業組織開端，打造出藝術人文地景的形象與認同經營，或許是吸引移居人群的要素之一。而新自由主義的深化影響下，移入人口的部分高收入階層，新地方主義權力核心協商政府與企業對池上的營造，涉及地方社會的經濟與政治權力結構，是否也影響著在地人群對池上認同的地方感形塑，漸趨多元而複雜？
過去池上本身的地理條件、國家治理的歷史脈絡，與多元族群連結漢人宗教活動的特質，並受民主化社造下民間團體固有脈絡的動員模式使然，形塑了池上社會的地方感。尤其當面對全鄉性的宗教節慶活動或涉及地方（公共）利益的倡議性事件時，地方感形塑的界限可能愈加分明。不過筆者也認為地方感的形成，會對應於不同世代、地域及社經階層的所屬人群，即不同所屬人群所認同的池上形象，指涉的地域範圍、情感與想像可能皆不盡相同。作者亦提及不同人對地方感的認知本就可能不同，表示池上社會亦具有人類學者黃應貴在《21 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中所描述的多重地方認同現象。
當面對鄉里爭議或倡議事件的動員與協商，實際主要以特定地域及社經階層的人群為主。如同作者提及池上鄰近市街村里的中產階級倡議，其趨於共同利益或相近理念、地方情感，而有協商溝通的可能。特別是擁有社會政經權力者，無論是政府、宗教、黨派或中產階層，相對具有高度形塑地方感的影響力，如上述演進的新地方主義權力核心。就一般未涉及自身利益的地方人群而言，會因地域認同想像的不同，關心的地方對象也不一樣，參與動員程度各異或不在其內。決定涉入參與的程度，則通常會根據親屬或社會關係的親疏、對地域記憶的情感歸屬程度而定。不可置否，依池上社團蓬勃的程度，愛鄉、關心地方（公共）事務的人所在多有，然面對地方事務的動員與協商操作，多半仍由所謂的新地方主義權力核心決定。
池上的例子告訴我們，地方社會人群對於社會價值與情感認同取向的地方感，非均質且持續動態變化。在面對日益多元的階層人口流動、外部資源對池上形象的營造，包括連結新地方主義權力核心的運作，地方感的形塑漸趨複雜，既可能增強也可能削弱；對地方認同的想像可能趨近形象的營造，也可能將某些人群排除而不在其內。
而對於池上年輕一輩，特別是台灣民主化以降約 1990—2000 年代出生的在地青年，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地方？如非隸屬公教、機構行政體系或累積一定財富資本，又或者亦無地方家族事業或人際網絡的積累，要在已然穩固的農業體系與土地空間的池上發展，除了觀光服務或行銷產業，相較其它鄰近鄉鎮，似乎不一定有較大的生存空間。面對出現中產階層化現象的可能，各項消費、住宅價格指數上揚，鄉公所提出的社會政策及福利制度能否平衡地方青年在經濟生活上的損益，則成為居住人口是否能持平甚至上揚的要素之一。
面對現今新一波的課題，國家的地方創生政策，實際邀請了鄉公所扮演重要的制度建立、資源整合與再分配的角色，同時也邀請地方青年參與倡議或協商地方事務制度性的革新，兩者將可能讓新地方主義的權力核心再結構化，可否推動共善共好的治理與發展，端看地方青年是否有機會加入參與地方核心。我們也可看到，作者亦在本書最後談及對於「地方」未來發展的討論時，正是抱持著在國家與市場發展之間，如何正視地方脈絡，為地方發展條件找到「第三條路」的期許。
以上兩點，提供給讀者在展讀《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時，一併思考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