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輔助治療醫療拓邊的能動性之探究─以台灣狗醫生為例

吳育珊 (東海大學社會系博士生)
魏書娥 (南華大學生死系副教授)

前言

「動物輔助治療」 (animal-assisted therapy) 在國外行之有年,以美國最大動物輔助治療為主之非營利組織Delta Society為例,其早在1977年即成立,並相繼於其他國家成立所屬團體,而台灣則以台灣動物輔助活動及治療協會 (Formosa Animal-Assisted Activity & Therapy Association, FAAATA; 另稱台灣狗醫生協會) 於1999年成立,在醫院、安寧病房、老人養護中心及特殊教育中心等地進行義務性的探訪及宣導活動,而動物輔助治療即以動物作為施為治療的主體,輔以各項活動甚至是單純陪伴以達到療程目標。目前在台灣,動物須接受課程訓練、考試、認證等專業化歷程才得以成為人與其他物種共同組成的團隊進行服務,而在此中所運用的物種又多為狗,組織因此主要以「狗醫生 (Dr. Dog)」的方式向大眾進行理念的宣傳。此一跨物種的組合跳脫了存在於一個單一物種統治的絕對主權裡。

動物輔助治療及運用範圍、研究成果

動物輔助治療的起源地與時間有眾多說法,但普遍認為是以美國兒童心理學家Levinson, B.M. 於1962年首次刊登於心理衛生期刊上的一篇文章:The dog as a “co-therapist”為動物輔助治療的起始點。相較之下,台灣的動物輔助治療則晚了許多,始自2000年才由國立台北護理學院護理系教授葉明理等人提出第一批本土的實證研究。以年齡區分,國內動物輔助治療研究應用領域包括針對老年人的失智症、帕金森氏症及中風病史住民;中壯年為腦傷病患,兒童以亞斯伯格症、自閉症及腦性麻痺。而由上述整理顯示出國內動物輔助治療推廣以及相關研究範圍仍極為有限,主要遭遇的困難是健康照護體系對動物在其「安全」與「衛生」方面的疑慮(葉明理、廖華芳、陳秀宜2002),去除這層成見的包袱後,研究成果顯示動物輔助治療對施測對象皆產生一定程度的功效,不管是生理或心理上,其影響對象甚至擴及研究場域中其他參與的人員。

自Levinson的研究以降,各國逐漸出現各式各樣以動物輔助治療為主題、用以輔助其它疾病上的相關研究,本文以關鍵字「animal-assisted therapy (AAT)」、「companion animals」、「pet therapy」搜尋國外期刊,綜合整理動物輔助治療在心理、生理、社會等層面運用的成效以及研究成果:

(一)心理層面:

Barker等人 (2003) 針對精神患者是否能夠在施行電休克療法 (ECT)前,藉由動物輔助治療獲得恐懼、焦慮及憂鬱方面的減緩作為研究,發現動物輔助治療在精神疾病及醫療治療上可能產生有效的作用。Hediger等人 (2019) 以AAT帶領患有最低程度意識狀態(或微意識狀態,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病患所做的研究顯示出在行為的反應與生理激發呈現正向的結果。

(二)生理層面:

Muschel (1984) 探討在護理之家的臨終患者能否藉由與動物的接觸獲得症狀上的緩解,研究結果發現,動物治療確實有增加臨終患者的舒適感;研究者並同時建議,機構應該思考將動物治療計畫納入整體治療的一部分。Phear (1996) 的研究則探討病患對於在安寧照護場域中的動物同伴之態度,結果顯示,幾乎所有的安寧病患都享受動物的陪伴,若能排除掉歲數、身體障礙及住處方面等問題,許多病患皆表示會願意繼續飼養寵物。

(三)社會層面:

長期照護機構裡的老年人口常因各種因素引起自身孤獨感,諸如與社會關係失去連結、機構內因體制規定限制入住等種種規範,因此,Banks & Banks (2002) 將動物輔助治療用於探究老年人口的孤獨感,企圖理解前者是否具有降低研究對象處在機構中之孤寂感,研究發現,動物輔助治療在統計上呈現顯著性,此外,過去曾擁有與動物強烈情感生活經驗的住民,動物所提供給他們的更是一種情感系統上的支持,此種情感支持系統即便在每週一節30分鐘的療程內於統計上都能夠顯著地呈現出減低孤獨的效果。Martin & Farnum (2002) 針對患有廣泛性發展障礙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PDD) 兒童的研究結果顯示,當孩童身處於治療犬在場的情況下,心情常是充滿玩樂且更加專注、也更能夠意識到自身的社會環境。作者建議,對於研究中特定族群的兒童與治療犬的互動可能產生特殊的助益,而且可能為一適合治療的形式。

台灣動物輔助治療內涵探究

醫療犬在國外行之有年,各國皆有類似推動動物輔助治療的機構存在,而每一個國家會因國情的相異衍生出具在地化特色的組織制度。    台灣的作法多是學習自美國Delta Society協會的作法,將課程以及認證結合成為一垂直鍊,用意在於增加狗醫生的數量:台灣在狗醫生制度訓練的優點是明顯地提高了狗醫生的數量,讓即使原先並無意成為狗醫生團隊的學員在接受訓練後,也因訓練期間藉由相同資訊平台接受服務訊息,間接地強化了訓後報考的意願,夥伴關係經由組織間成員明確且共同的任務目標構築而成。此外,狗醫生整體訓練需經過基礎班、中級班及高級班,分別為不同目標設立的三階段課程,通過課程後尚得通過考試的認證,有志成為狗醫生的團隊須再接受實習及專業訓練各4小時,才能真正至選定機構進行服務。許多團隊在一連串費時耗力的篩選過程中因各種條件而無法完成,以致在數量的增加與執行篩選把關的光譜兩端,如何達到各自目標,成為組織需面對的難題,數量增加相對代表著組織擁有更多人力及能量向外擴展,同時意謂得以運用更多的資源將理念與服務普遍化以提升大眾對狗醫生的認識。另一方面,狗與人這一組跨物種的醫療服務組合之特殊性,跳脫出以人為主體的專業化框架,一來志工的無給職特性,二來國內外以動物經訓練考證後是否具專業化研究範疇之著墨甚少,但是本研究認為,此一命題仍有得以朝向輔助治療專業性以及組織功能加強及發展的空間。最後,在加強狗的社會化適應能力方面,狗醫生的訓練著重於讓狗能夠適應處於不同的人類生活環境下習得社會化行為,如定點排泄、不隨便吠叫、溫馴等,對於廣泛接觸人群的狗醫生而言,如何應對服務期間所遇到的各式突發狀況且能保持臨危不亂端賴訓練後的成效,能經由人的有效引導將服務與日常生活的本能清楚界劃開來是經過訓練與未受訓的狗相異之處,而狗醫生課程能夠幫助狗適應不同的環境並保持穩定的個性。

狗醫生在醫療新邊界的拓域施為

狗醫生在醫療新邊界的拓域施為 (doing),展現在:「服務對象種類的開發」,以及「服務性質層次的深化」。然而,狗醫生與志工在醫療場域的服務施為或許被專業醫療所認知的治療典範視為杯水車薪,但從研究中的確絲分縷析出這一跨物種組合填補了醫療中常被專業知識權力疏遠的醫病關係空缺。狗醫生團隊在每一次的服務中都會遇到各式各樣的案主,在服務幾次後記性退化的老人家若能記住狗醫生的名字,對於志工而言是一種認可的表現;或是原本很怕狗的小朋友經由與狗醫生的接觸,最後竟能躺在狗醫生身上等,都是志工在服務過程所獲得的難忘經驗。現代人對於長輩的照顧多為委託安養或長期照護機構,團隊的到來不僅讓這些長期住在機構裡的長輩帶來尋常生活之外的期待,也因此建構了一種似於親人間的親密關係。藉由狗醫生回憶起從前養狗的經驗,而那些經驗代表的是自己年輕、健康、尚未因疾病或年紀的衰老從社會中脫離的回憶,因此他們更願意回到過去那些曾經美好的年輕歲月,和前述Banks & Banks (2002) 探究降低老年人口的孤獨感的動輔研究相呼應。

除了長者的照護外,對於被認定為0至6歲、經診斷屬發展遲緩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需要早期療育的嬰幼兒也有產生治療效果的可能。志工實際的服務經驗則與Martin & Farnum (2002) 的研究結果呈現一致的方向;由於生活環境所致,大部分早療孩子對於狗是陌生的,機構內的老師能清楚感受到孩子們經過動物輔助治療─別於以往面對無生命的復健機器及制式的復健目標─所具體產生的轉變。

大部分針對治療犬與安寧病房的研究皆以患者為主體 (Engelman, Suzanne R. 2013;Schmitz, A., Beermann, M., MacKenzie, C.R. et al, 2017;Krause-Parello, C. A., Levy, C., Holman, E., & Kolassa, J. E., 2018),但志工的服務經驗顯示出團隊到安寧病房不僅可服務臥病在床的臨終病患,對家屬的幫助或許產生了更大的撫慰效果。志工曾經驗到家屬面對即將失去親人卻無法將難過表達或發洩,但藉著擁抱狗醫生提供了心靈的慰藉,而狗醫生彷若知道病患家屬的難過心情般,竟把頭靠在家屬肩膀上供其擁抱。狗與人的關係跨越了種類、語言的隔閡,對這些提供狗醫生服務的人類而言,狗醫生所背負的不只是治療的責任,其中更包含了情感慰藉,以及深層的靈性教育和生命教育意涵。

結論

狗醫生團隊雖有相關組織的支持,但從一開始面臨政府機關在定位上遇到困難,迄今為止許多醫療院所對於醫療犬仍處於知識斷層階段,普遍認為動物進入醫療場域會產生衛生疾病及傳染疑慮,因此,如何藉由各種宣傳與實質訓練建立起其專業位階更顯重要。動物輔助治療因團隊與組織的實踐,從而為服務案主創造生理及心理面的實質效果,尤以在長時間陪伴下所建立的情感,不僅跨越語言的侷限,更明確地呈現了物種差異性所跳脫的單一、單向的關係,這是主張以理性為典範的生物科學所不重視的層面,更是深度展現狗在自然文化中經過長期與人類相處所共同形塑的功能性。醫療如同陽具主義在東西方父權社會中為典範(paradigm) 發展了權力關係,更以根源於父權思想之層級二元化 (hierarchical dualism) 界劃出他者/我者不同族群的差異,當以人為主體的醫療或專業單一性被雙物種企圖拓邊並為陷入科學技術僵局的現況創造出多元的可能性,即為狗醫生團隊創造的價值所在,狗醫生的跨物種組合不僅打破了物種的隔閡、鬆動醫療典範的邊界,更具有挑戰專業權力關係的內涵。本文認為,動物輔助治療集結了物種融合之力,為東西方早已實證具有醫療效果的同伴動物進行現代化的實踐,而此跨物種組合提供了一種長久以來即存在於歷史洪流中共存共生的同伴物種親密關係。

參考文獻

葉明理、廖華芳、陳秀宜 (2002)。台灣的動物輔助治療。台灣醫學,6(1),102-106。
Banks, M., & Banks, W. (2002). The effects of animal-assisted therapy on loneliness in an elderly population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Series A,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Sciences 57(7), M428-M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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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diger, K., Petignat, M., Marti, R., Hund-Georgiadis, M. (2019). Animal-assisted therapy for patients in a 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 A randomized two treatment multi-period crossover trial. PLOS ONE,    14(10).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2846
Krause-Parello, C. A., Levy, C., Holman, E., & Kolassa, J. E. (2018). Effects of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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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F., & Farnum, J. (2002). Animal-Assisted Therapy for Childre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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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chel, I.J.(1984). Pet therapy with terminal cancer patients. Social Casework: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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