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景遷著,《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周子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學士) 

書名:《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
譯者:溫洽溢
出版社:臺北:時報出版文化公司。
出版時間: 2016年第2版。
頁數:272。

《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是當代著名史家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在2007年寫成的一部晚明散文大家張岱的傳記,也是他對於明遺民心態變化的一次嘗試性探索。張岱身處的是一個無論在文化、思想、物質等各層面上都達到最高峰的時代,卻也是即將迎來劇烈衝擊的時代:伴隨人口的爆炸性增長,國家長期的財政壓力終於達到臨界點,腐化官宦無止盡的鬥爭造成了政府機制運作的困難,無法有效處理經濟危機,滿州人的崛起則成為壓垮搖搖欲墜的明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許多士人無法適應突如其來的變革而自殺,張岱卻選擇活下來見證歷史。

史景遷,耶魯大學史學博士,師從著名漢學家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專攻明清史、中國近現代史,1965—2008年在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他以敘事史學見長,著述極為豐富,而且幾乎每本書都受到學界的重視,不僅獲獎連連,且廣受大眾讀者的喜好。代表著作包括《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曹寅與康熙》、《胡若望的疑問》、《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婦人王氏之死》、《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正如余英時對史景遷的稱喻,「他不但史學的功夫深厚,而且文學的造詣也超出儕輩。『才兼文史』正是司馬遷在中國史學史上所開闢的一條大路。」(見史景遷著《天安門》一書中文版,余英時序)。

這本《前朝夢憶》共分為九章,前六章詳述了張岱在40歲以前的快意生活,儘管他已隱隱察覺到,似乎有一些躁動不安的因子正在威脅這個美好的世界;後三章提到,明滅以後,家產、藏書盡失的張岱被迫輾轉流離,先後投身於魯王政權、林間野廟之中,最終回到快園,專心著述,試圖留下往日美好生活的一點紀錄,並不斷叩問自己明朝滅亡的原因,試圖對此給出合理的解釋。史景遷試圖從張岱這樣一個出身於晚明傳統士人家族,受到儒家入世精神感召,卻又從未參與明末重要政事的旁觀者的視角,解答以下的問題:原來生活極盡奢華的晚明士人,面臨家族破落、外族入侵的劇烈衝擊,他們的眼中究竟會浮現出怎樣的中國圖景。

在第一章,史景遷大量地使用《陶庵夢憶》及張岱的其他詩文,不厭其煩地交代張岱奢靡的青年生活,從他賞燈、觀潮、飲茶、撫琴、鬥雞、聽戲、狎妓,甚至是食用螃蟹的方式等等雞毛蒜皮的小事,無所不寫。藉著張岱那稍嫌嘮叨的口吻,讓讀者彷彿身入其境,沉浸在當時那個紙醉金迷的世界之中,他濫情的性格與在富家培養出的極致品味,也在文字中表露無遺。第二、三章則主要討論張岱的家世背景。對於一個書香世家而言,科舉是頭等大事,但由於張岱受到祖父的疼愛,並沒有因為屢試不中而受到嚴厲的苛責;反之,張岱的祖父並不鼓勵他為科考背誦大量經文註釋,而是告訴他必須順從自己的靈感,這樣的家學淵源似乎也導致後來張岱不時會顯露出熱愛自由、狂放、縱樂的一面。第四章是一個轉折,敘述張岱決意離開家鄉,到華北游歷的經驗。顯然這時張岱還沒有擺脫他少時養成的生活習慣,登山進香的同時,除念經禮佛之外,他仍不忘四處遊玩,品嘗鮮美的河魚,但不可否認的是,這趟旅程確實也為他帶來智識上的收穫。張岱在遊歷之餘,也留意到利瑪竇等西人傳入的基督教文化,增長見聞以外,更使他開始思考一些宗教上的問題。第五、六章開始帶出張岱出現的第一次心境轉變。光宗駕崩以後,明朝國勢迅速走向下坡,內有魏忠賢專政、外有滿、蒙人進逼邊境,本該負起責任的熹宗又沉溺於木工無法自拔,目睹這一切的張岱,其憂患意識油然而生,遂一改往日頹靡的生活,發憤著史,闡述自己的道德理念,表彰忠義之士、譴責佞幸之輩。第七章到第九章描寫的是張岱的第二次心境轉變。面對神州大地被韃虜鐵騎和流寇踐踏的景象,張岱表現出深深的無力感,目睹在戰亂中死去的人們以及破敗的家業,一度想要殉國而逃入山中,最後仍為完成著史的事業而回到殘破的快園,決意效法司馬遷寫出一部傳世史著,除留下前代的紀錄,也不斷嘗試解釋明亡的原因,以調適自己在朝代鼎革之際無處安放的失落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歷經國家、社會秩序重整的巨變,仍有一個不變的線索聯繫起張岱的精神世界:「佛教」。直到張岱晚年,他仍感覺母親就在自己的耳邊誦經(頁87)。雖然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張岱在宗教的問題上顯得有些猶疑(頁127),但對於他而言,佛教就像是血肉一般根植在他的心中,無法輕易否定。佛教是一種深入到他的思維中的東西,而非誦經、禮佛、持齋、轉經輪、舉拜水陸法會這類表面的事物,就連接觸到西方文化時,他依然不由自主地使用佛教的概念理解基督教,認為基督教的重點也在於不生邪心、生善心、行善行,因此他認為,如果按照佛教標準的話,基督教也有可取之處(頁126)。這是很有意思的一點,如果我們從張岱崇奉佛教的這一點去思考,或許可以理解為什麼他身上具有救世精神的儒家色彩並不是那麼濃厚。面對晚明的動盪,相比其他獻身報效朝廷的兄弟,張岱的態度似乎消極很多。在史景遷筆下,多數時候張岱更像是一個時代的旁觀者而非參與者,他既不想為生民立命,對於為萬世開太平這種事更是缺乏興趣,他可能偶爾生起報國的念頭,卻從來不長久。張岱對於明朝滅亡原因的思考,比起說是為了現實的政治因素,更像是反映了他的懷舊情感,對於早年美好生活的眷戀,而不是出於儒家忠君愛國的精神。晚年張岱自號六休居士,尋找清幽之地修行,都是他在國破家亡以後試圖在宗教生活中安身立命的跡象。眾所皆知,明代中後期佛、道之風大盛,而從張岱的個例中則可略窺明代晚期士人精神世界的面貌。

王學興起帶來的思想解放風氣,以及嘉靖朝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而帶來競逐金錢、享樂的社會風氣,也反映在張岱的生活方式上。史景遷使用了非常龐大的篇幅描寫張岱的青年時代,雖然沒有明寫,但已經呈現出晚明社會一個關鍵詞:「豪奢」。在明滅以後,張岱仍不斷追憶的,是極度精緻的生活方式。早年的張岱對於燈籠造型、泡茶所用的泉水、對於藝妓相貌的關注以及品評,就以現在的角度來說,都已到了有點病態的程度,以至於他到了晚年仍無法忘記過去世界的繁華。另一方面,張岱寧願追求在科舉體制下遭到輕視的文學靈感,放棄主流的注經之法,雖說是受到祖父的直接影響,但將其放置於整個時代脈絡來看,張岱此種做學問的風格,或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晚期王學盛行的現象。

本書最高明的地方莫過於史景遷未對史料加以詮釋,而是直接大量地翻譯張岱的原文,透過巧妙的鋪排,讓張岱的心情自然流露而出,令讀者彷彿有直接與張岱對話的感覺,這也是史景遷所擅長的敘事史學的優點:除了可讀性極高,不管學術工作者還是大眾都能流暢地閱讀並有所收穫以外,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敘事手法能夠避免許多學術著作會出現的問題,即過多第三者強加的詮釋,提高了偏離歷史原貌的風險。此外,中文版譯者溫洽溢流暢精準的文筆,也為本書添增了不小的可讀性。

從我相當粗淺的觀察看來,在臺灣或東亞的歷史學界中,許多學者對敘事史學不以為然,認為嚴謹的歷史寫作和小說必須區分開來,並批評史景遷的作品只是歷史小說,沒有任何史學價值,我的看法是這兩者未必有衝突。史學研究必然具有史料上的侷限,為了重建一個基本的歷史架構,史料不足的部分在多數時候仍須交由史家運用其想像力進行補充,並在不和既有史料產生矛盾的前提下,嘗試做出最符合當時研究成果的解釋,以突破史料不足的侷限。從這一角度來說,史學和歷史小說並沒有本質的差異,歷史小說也可以運用史學的方法進行創作,史景遷的著作就是一個消除兩者界線的最佳典範,他的這本張岱的傳記作品沒有提出任何新見解,但我認為這並不影響本書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史景遷的敘事史學手法正不斷顛覆我們對於歷史學這門學科可能性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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