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諭與戰爭再現:特納的靈視──曾珍珍

 曾珍珍(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

今年暑假最值得分享的收穫之一就是參觀舊金山迪昂博物館(De Young Museum)舉辦的特納(J. M. W. Turner, 1775-1851)後期畫作特展。這項特展今春首展於洛杉磯的蓋帝博物館(Getty Museum),六月移展於灣區,接續著去年年底在美上映的獲獎佳片《特納先生》(Mr. Turner),讓美國西岸的藝文愛好者獲得機會透過他晚年的作品真跡,更多認識這位英國浪漫主義與維多利亞前期最偉大的畫家。藝評家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是特納晚年的知音,對他推崇備至,視之如畫神,以「真實於自然」(”truth to nature”)一語道破特納的繪畫特色,並且稱譽他是個:「傳達末日啟示的天使(”great angel of the Apocalypse”)…奉差遣做神的先知,將宇宙的秘密曉諭給人類。」(《現代畫家》冊一,1843年出版)。另一方面,特納晚年狂放不羈、注重意境過於形似的畫風,不受主流青睞,負評如潮。憎惡他的藝評家視之為年邁退化的病徵,甚至懷疑他精神失常;特納對於黃色系油彩的偏愛更是讓他飽受譏嘲,有幅漫畫揶揄他手持拖把沾染黃漆作畫,更是蔚為一時笑談。我高二時偶然間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他一幅描繪維斯威火山爆發的油畫,紅豔的色澤迸放於有形與無形之間,象徵著一代青年志士摧枯拉朽的革命熱情,讓我著迷的卻是單一色彩在畫面中流動、變化的戲劇演出,我成了他的仰慕者;二十年前開始研究中西詩歌的海洋意象,也曾分出少許心力初探他的海洋畫作,那曾經震撼一個十七歲少女的紅火劇場,對不惑之年的我,演奏出天光與雲氣和海水合奏的交響樂,等同於貝多芬命運交響曲的視覺演出。七月中旬避暑灣區,得知迪昂推出特納展,真是千載難逢的福氣,不待調好時差,就動身出門朝聖。

        特展展出特納60歲至去世前的精選畫作上百幅,畫作題材豐富多元,涵蓋了聖經故事、希臘羅馬神話與歷史、英國當代時事、捕鯨、運奴、船難、風暴等海洋畫作、以及歐遊所見風景,充分展現了藝術大師包羅萬象的知性胃納;同時又特闢畫廊呈現半完成作品,以及正方與圓形畫作系列,讓觀畫者具體體會年邁體衰的畫家持之以恆克服障礙、追求極致表現的創作力。特展以”J. M. W. Turner: Painting Set Free”(特納:解放繪畫)為標題,看似呼應二十世紀藝評家的觀點,視意境大師特納為印象主義與抽象畫派的先驅;不過,史麥爾斯教授(Sam Smiles),配合畫展出版之畫冊的三位編輯之一,提醒我們,要深入體會特納的創作心靈,單單聚焦技巧的考量,在光色迷離的雲天水氣間捕捉抽象藝術的神韻,有失片面。唯有加上歷史脈絡的視角,從畫作的取材以及畫風的演化思索衰老中的畫家如何感受工業化導致的世變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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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雨、蒸汽和速度(Rain ,Steam and Speed)

(譬如汽船與蒸汽火車的發明帶來的時空變革:速度全新的體驗),在吸納、承續傳統的同時,洞察傳統題材與表現媒介的侷限,努力實驗、追求繪畫形式的突破,才能真切理解充斥在特納畫裡乾坤中那股狂飆、雄渾、舒放的創作力道,如何企圖發揮獨到的絕藝,捕捉當代經驗,再現世變衝擊中存在的不確定性。而且,也不能無視於皇家學院與繪畫市場的運作機制,甚至對手的負評,對畫家的影響。我並非特納研究專家,特展中多幅歷史與時事畫作以海難為題材,再現人在驚濤駭浪中與自然搏鬥、奮勇求生的戲劇場景,足以讓我見識他為何被譽為世界繪畫史上最傑出的海洋畫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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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暴風雪─港口外的一艘汽船…〉(Snow Storm- A Steam Boat off the Harbor Mouth)

〈暴風雪─港口外的一艘汽船…〉(”Snow Storm- A Steam Boat off the Harbor Mouth…,” 1842展出)被選為畫冊的封面,堪稱代表傑作,根據特納自己的說法,畫中景象是他囑託水手把自己縛綁在船桅上親臨其境所見(追求藝術,他不只馳騁想像,更以肉身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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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一場海難;安菲崔特號沈沒〉(A Disaster at Sea; the Wreck of the Amphitrite)

        此外,我尤其喜歡〈一場海難;安菲崔特號沈沒〉(”A Disaster at Sea; the Wreck of the Amphitrite, 1835年前後繪成)。這是一幅災難時事特寫。滿載108名女性囚犯,加上她們的12個子女,前往南威爾斯服監的安菲崔特號遇逆風強襲,於1833年九月1日擱淺於布濃(Boulogne)港外,起火燃燒。唯恐女囚們獲救上岸後落跑,船長竟然拒絕救援,結果全船包括船員共133人遭到火吻焚身或葬身海底。與另一幅海難畫〈奴隸船〉異曲同工,特納藉由畫作譴責執行公務者視人命為草芥,替黑奴與弱勢女性發聲。

        特納的歷史畫作,無論題材取自古代或時事,背後的典故大都具有發人深省的象徵性,始終服膺著15歲起就讀於皇家學院藝術學校接受院長雷諾斯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 1723-1792)著作的薰陶,視繪畫形同作詩,再現歷史事件注重事件背後人類經驗的共相,而非事件的表象。對於熟悉中國水墨風景畫的觀者而言,站在一系列描繪瑞士盧申湖(Lucerne)的水彩畫作之前,應能恍覺置身明朝文人畫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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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藍色的瑞奇,日出〉(The Bluee Rigi, Sunrise)

其中〈藍色的瑞奇,日出〉(”The Bluee Rigi, Sunrise,” 1842作),入眼數抹紫藍,把籠罩在晨曦中的瑞奇山峰(Mount Rigi),及其倒映在湖裡的光影,層次分明烘托而出,瞬間把人攜入遺世獨立的隱逸勝境。這是漁夫、飛鳥和水禽的天地,水波不興,野趣橫生:畫的右下角點著漁火的甲板上有隻小犬縱身躍出,牠的吠聲迴盪在寧靜的空氣中,嚇得左下角成群水禽紛紛振翅驚飛。一切塵世的紛擾、爭戰於此消弭無形,自然生趣在溫暖的晨曦中快意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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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瑞古勒斯〉(Regulus)

        特納的晚期畫作向我啟示了維多利亞初期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如何超越肉體的衰殘,透過源源不絕的創作回應時代的衝擊,通古達變,展現了詩畫同源、人文繁富多樣的心靈視界。在上百幅展出的畫作中帶給我最大震撼的是〈瑞古勒斯〉(Regulus, 1828作,1837重繪及展出),這幅畫1840年經由刻版流通時,被冠上了此一畫題:〈古代的迦太基─等待啟航的瑞古勒斯〉(”Ancient Carthage: The Embarcation of Regulus)。每場特展都會挑出一幅主畫吸睛,這幅畫正是特展的主畫,它被單獨懸掛在畫廊入口的外牆。任何走向入口的觀畫者,跟我一樣,很難不被從接近畫面中央煥射而出的金色陽光攝住心魂。

        這眩目的陽光穿透薄霧,讓迦太基港口兩旁的巍峨建築、停泊的船桅、岸上等待搭船的旅客或送行者、勞動的船夫,還有一艘艘滿載兵丁的軍船,全都沐浴在光輝燦爛中,宛若啟示錄所預言的新天新地已經降臨,這正是歷史終結進入永世的剎那。然而這是一幅歷史畫,刻劃西元前三世紀羅馬咨議兼將領瑞古勒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 307 BC–250 BC)即將踏上為國捐軀的航程。在第一次普尼克戰役(the First Punic)中,瑞古勒斯率領羅馬軍越海攻打迦太基,先捷後敗,遭敵俘擄。之後,被遣回羅馬作為換俘籌碼。返抵羅馬的瑞古勒斯不願屈從敵方安排,寧可壯烈成仁。換俘計劃受挫,迦太基軍方將瑞古勒斯押回北非處以酷刑,先割其眼瞼,致其眼瞎,再封其身軀於佈滿尖樁的木桶內,將他從山頂沿坡滾下碎屍萬段。這幅畫再現的即是瑞古勒斯被俘之後遣返羅馬,在迦太基港口等待啟航的場景。瑞古勒斯出現在畫面中的那個角落?有人說是左下角舉起雙手的人形,也有人說是站在右方中間一具正要走下台階的白色人影;我比較支持另一些人的看法:他站在畫面之外,也就是特納作畫所站的位置。作畫的特納幻化成視死如歸的瑞古勒斯,知道這次啟航,雖是返鄉獲釋的契機,卻也是死亡的開端,因為他寧可捨生就義,不願投降。

        從地平線射出的朝曦,在臨死的人看來,其熾烈的光度無與倫比(或者如愛彌麗‧狄菫蓀所言,死亡正是進入黎明,回歸永世,生命的源頭);而日出的方向乃羅馬所在,那呼召他捐軀的,豈不正是忠貞不二捍衛羅馬帝國榮耀的死志。當然,1828年首度構思此畫的特納比置身在此一場景的瑞古勒斯本人具有歷史後視,他知道這位羅馬將軍隨後將面臨兩種酷刑的凌遲;所以,在畫面左下角布置了三位桶匠合力持桶,似乎要將站於船首的那人罩入桶內的預警景象,而金色的曦光則是即將瞎眼的瑞古勒斯對於世界最後的一瞥,或者是盲者回憶中泯滅不了的心象。這幅畫訴諸詩歌式隱喻象徵的表現手法,道盡了戰爭的殘酷、英雄的豪烈。然而,相對於以超越的視野提示歷史終結的神諭天啟,同時又再現歷史宿命的無可轉圜,特納更令人動容的在畫的右下角布置了耐人尋味的前景:在港口的沙灘上候船的平民百姓扶老攜幼,甚至還帶著寵物黑貓,嬉戲、打鬧,畫面顯然無關乎逃難,而是在一日之始等待啟航遠遊或返鄉的和平景象。戰爭攸關帝國興衰、導致人性泯滅;和平看似脆弱、短暫,但庶民的生機在和平中存續不絕,有如港內一波波湧溢如縷的小浪。日出的神諭從這幅畫作中心射出,啟示了什麼?見證了什麼?

        與同一主題的其它歷史畫作相比,無可否認的,喜歡寫詩、讀詩的特納,以詩人的靈視,於再現戰爭之殘酷的同時,透過這幅畫作,以日出為神諭,為我們展現了繪畫藝術無可限量的敘事潛能。瑞古勒斯既在畫中,是左下角舉起雙手即將遭受桶刑的那人,也是站在右方中間那具正要走下台階的白色人影;然而,他更可能不在畫中,或者更正確地說,站在畫外省視的他已融入畫中金陽,活在時間之外了。戰爭摧毀人性,終結受難者的個人時間,藝術透過釋放想像,讓人活在多向度的時間中學會體味自由。戰爭的暴力似乎掌控一切,摧毀人的肉體和意志,但有另一股力量凌駕在殘暴的歷史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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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站在太陽中的天使〉(The Angel Standing in the Sun)

        有藝評家指出,瑞古勒斯在某一層面是特納的自我寫照。因為從年輕時就酷愛直視太陽(對畫家而言,太陽就是神),60歲時的特納已經罹患重度白內障,失明的瑞古勒斯是他可以高度認同的另我。我覺得更具啟發性的詮釋是把畫中金陽看成特納具有靈視的眼,這隻眼看穿歷史的迷霧、帝國興衰、令人眩目/心盲的英雄主義,它定睛在畫中前景芸芸眾生綿延不絕的生機,他們是出入於歷史舞台不容忽視的生靈。宜乎羅斯金如此稱譽特納:「傳達末日啟示的天使,奉差遣做神的先知,將宇宙的秘密曉諭給人類。」或許受到羅斯金的啟發,1846年,71高齡的特納完成〈站在太陽中的天使〉(“The Angel Standing in the Sun”)。這幅方形畫作是他在皇家學院年度展展出的最後一幅畫,可謂替自己一生繪畫生命矢志追求的目標做了一個明確的註解。 


作者介紹

 曾珍珍,1976年台大外文系畢業,1992年取得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Mythopoesis Historicized: Qu Yuan’s Poetry and Its Legacy在西洋文學領域,碩士時期主修現代文學,博士時期專攻中古與文藝復興文學,並曾修讀古希臘文至能以原文閱讀荷馬史詩。1992年回國任教於甫成立的國立中正大學外文系,1996年移居花蓮參與創辦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2000年擔任系主任且負責成立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此後十年協助李永平與郭強生兩位作家教授投入創作教學。曾自許60歲時成為學貫中西的博雅學者,目標雖未達成,惟留住了一顆自在悠遊於人文與藝術世界的心靈。2007年曾以Toni Morrison第一本小說The Bluest Eye中譯《最藍的眼睛》獲金鼎獎最佳翻譯人,另譯有Elizabeth Bishop詩選與導讀《寫給雨季的歌》。學術近著包括專書論文〈譯者楊牧〉、〈那個人那一張臉─讀《背海的人》解識王文興的面相術〉。詩作散見報紙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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