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火雞養殖的滄桑小史──陳元朋

陳元朋(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在動物學的分類裡,火雞屬於「雞形目」(Galliformes)的「火雞科」(Meleagridides)。 野生火雞分為二屬:其一為「野火雞屬」(Agriocharis),其下有一種,名為「猶加敦火雞」(Yucatan turkey);其二為「火雞屬」(Meleagris),其下亦只有一種,名為「北美火雞」(The north American turkey)。現今所有被人類馴養的火雞,都是由「北美火雞」馴化而來。(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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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ley J.Olsen在他為”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Food”一書所撰寫的火雞專章中指出,由於古生物學家已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維德台地國家公園」(Mesa Verde National Park ,Colorado)中的「普魏布勒垃圾坡」(Pueblo trash slope)發現人工飼育的火雞幼禽,因此有關北美野生火雞的馴養,目前已可斷定是發生在公元750—900年之間。 而A.W.Schorger則在其所著”The wild turkey:its history and domestication”一書中,詳盡考證了北美野生火雞在馴化後,繼續向整個西半球國家傳播的歷程。 Schorger的研究顯示,自16世紀初Pedro Alonso Nino將火雞自新大陸攜回西班牙後,就分別於1530年—1538年間在西班牙、羅馬與法國的家禽場進行豢養,而原本北美印弟安土著語中指稱火雞的字彙”Toka”,則在此時被西班牙境內的猶太商人更改為希伯來文的”Tukki”,並於16世紀40年代傳入英國的時序裡,演變出英語中的”Turkey”一詞。

        歐陸馴化火雞究竟是何時傳入台灣的?目前尚無確切的史料可資佐證。《重修鳳山縣志》曾有「火雞,出儡傀山.食火炭」的九字記載。很明顯的,這則史料有其失真之處,因為世上並無能吞吃「火炭」的禽鳥。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火雞/食火炭」的關聯模式,其實在古代中國博物學文獻中早有其長久的傳統,其文本淵源至遲在明憲宗成化年間便以確鑿出現在陸容的《菽園雜記》裡。換言之,儘管18世紀的台灣方志典籍中出現了有關火雞的記載,我們也不能遽認為牠就是我們所認知的”Turkey”,因為這箇中所存在的「古代博物學認知傳統」很可能會造成「指驢為馬」的謬誤。

        一個明顯的例證是,曾在清代嘉慶、道光兩朝任官長達四十年的姚元之(1776—1852),在其所著《竹葉亭雜記》中寫道他在遊歷澳門一處洋人花園時,親眼目睹過一種「大若小驢,額上有肉角,食火」的雞,而他則遽稱其為「火雞」。 事實上,除卻「食火」二字不論,我們其實可以清楚的從【圖3】中發現,姚元之所看見的其實是「食火雞」(Casuarius),只有這種禽類頭部才有「肉角」,體積才能有若「幼驢」,而火雞則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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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食火雞 (Casuarius)】

        還是有一些現存的清代台灣地方志,為早期台灣的火雞來源,提供了另一種思考方向。例如,成書於同治十年(1871)的《淡水廳志》就在其〈物產考〉中如是寫道:

火雞,狀如雞而頸長,能食火,自洋船購來。

        雖然還是簡短數語,雖然同樣有著「能食火」的謬誤博物傳統,但比起前述乾隆年間《重修鳳山縣志》的載記,《淡水廳志》對於火雞外觀的描述:「狀如雞而頸長」,終究是較為近實的。值得一提的是,上引該志文中那句「自洋船購來」的行文,其實是具有將清代台灣火雞輸入來源,導向海外直接輸入的史料價值。不過,儘管相類的記載還出現在像是《台灣通志》與《台灣通史》裡,但這些購自洋船的洋鳥究竟是不是”Turkey”,以及其在輸入台灣後有沒有形成養殖的風氣,則很難有確鑿的證據。

        有關台灣的火雞食材歷史,大概要在「日治時期」(1895—1945),才開始清晰可辨。日人稱火雞為「七面鳥」。就現存的史料看來,日治時期確實是火雞在台灣普遍飼育的關鍵期。此中,日本統治者的有計畫推廣,或許是其中最直接的因素。根據學者的研究,此時期台灣的家禽養殖事業概由「總督府」策劃,再交由各州廳的「農事試驗場」負責辦理各類推廣事宜,而「青銅種」(Bronze)、「納拉更塞特種」(Narragansett)與「黑色種」(Black)則是此一時期的主要飼育的火雞品種(註二)。除此之外,日治時期在台灣所發行的《台灣日日新報》(日文版)裡,也不難發現日人刻意在台灣推廣火雞養殖的蛛絲馬跡(註三)。例如,1927年1月7日,該報日刊登載了〈彰化郡下家禽累計〉一文,內容敘及自大正十三(1926)年至十四年(1927)間,「彰化郡下各街庄」共蓄養「七面鳥」達2700隻。同年11月2日,該報的「夕刊」登載了古川龍城所著《七面鳥と雉子の飼ひ方》一書的新書書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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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農學博士福田要刊載於1928年5月1日的該報「夕刊」上的〈農家の副業として有望な—七面鳥の飼育〉文,則分别從「肉用」、「產蛋」、「賞玩」、「羽毛加工」四角度,有系統地向讀者介紹了家庭飼育火雞的優點。事實上,日本人很可能甫至台灣未久,即開始著手火雞養殖之民間推廣。因為,早在1909年(清宣統元年、日本明治42年)8月14日的《台灣日日新報》裡,就登載了一張照片。這是該報轉錄自《農事試驗場畫報》裡的「七面鳥」養殖寫真。儘管畫面不甚清晰,但火雞成群的身影仍然依稀可見,而是時上距台灣割讓給日本尚僅有十五年之遙。

        有關「日治時期」台灣的火雞飼養與傳播,王銘堪利用日人遺留資料所製作的量化統計,頗可做為評估此一時期台灣民間火雞養殖概況的依據。下表是筆者利用王氏所製數據圖繪而成的曲線圖。總體而言,在1913年至1920年間,台灣火雞養殖的數目都在千隻以下,雖然基本維持逐年增長的態勢,但幅度並不甚大。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火雞飼養在民國十年(1921年、日本大正十年)首度突破千隻之後,便以每年千隻的速率飛快增長。而自民國廿二年至卅二年(1933—1943,日本昭和八年至昭和18年)則達到了成長的高峰期,可以清楚的看到,這十年中的火雞飼養隻數,大約是以每年5000至20000隻的數目呈現跳躍式的增長。由於這個時段基本上與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時間重疊,本文因之懷疑其現象或許與軍用肉食的需求有關。不過,這點由於目前尚無史料可以明確佐證,只能姑誌於此以待來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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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台灣火雞飼養隻數曲線圖】

        1949年以後台灣的火雞飼養,同樣也被政府視之為主要畜禽。根據「台灣省農林廳」所編《台灣省農業年報》指出,自1952年至1980年這三十年間,台灣民間的火雞飼養數,從最初的每年廿萬隻,激增至八○年代的七十萬隻。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台灣人一般對於生鮮火雞的日常自發性消費並無明顯的知覺,但火雞其實早以諸如「雞塊」、「雞排」、「雞肉火腿」、「雞肉熱狗」、「雞肉調理包」、「串烤雞肉」,以及各種「雞雜」(包括肝、胗、睪丸在內)等「加工雞肉」的形式進入我們的日常飲食生活中。除此之外,在上個世紀八○年代以前,伴隨台灣日常生活普遍西化的腳步,以及旅台外籍人士的激增,本土市場上的火雞批發與零售價格有時也會出現季節性的揚升。「感恩節」與「聖誕節」就是這樣的時間點。例如在「美軍顧問團」(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簡稱MAAG,1951—1978)駐台時期,台灣各官民團體,以及居住在陽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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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母一帶「阿督仔厝」的美軍眷屬,每當這兩個節日,或為勞軍、或為自家節慶,就都會購買大量的火雞,甚至導致火雞市價的高漲(註四)。事實上,八○年代以前,台灣所生產的火雞,不僅供應內需市場,有時甚且還能遠銷海外。這樣的事例,在五、六○年代的《中央日報》與《聯合報》裡就時可得見,通常也都是在「感恩節」或「聖誕節」之前,而地點則常是香港(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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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至1980年間台灣火雞飼養隻數曲線圖】

        廿世紀八○年代,可說是台灣火雞飼養的關鍵轉折時期,而台美之間的經貿消長關係,又是其中最主要的致變因素。當時,美國經濟開始進入衰退期,台灣的外匯底存則超過700億美元,台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常高達160餘億美元左右。 因此,在平衡貿的前提下,美國政府在1983年開始在「中美貿易談判」中,以「301條款」為要脅,對台灣施加壓力。當時,美方期望台灣作出讓步的項目很多,除了像是「開放煙酒進口」、「開放大宗穀進口」、「開放水果進口」等訴求之外,台灣方面還承受著美國要求新台幣升值的巨大壓力。嚴格的來說,在八○年代的中美貿易談判桌上,台灣方面所握有的籌碼是相對不足的。因為,除了擺在眼前的巨大貿易順差外,台灣政府最擔心的,與其說是多種美方所要求開放進口的項目,還不如說是匯率失守之後將面臨的全面性產業崩潰問題。關於此,1988年時任「行政院經建會主委」兼「中美貿易小組召集人」的趙耀東,就曾在3月18日公開向台灣媒體表示:「中美貿易談判十分艱辛,我方為固守匯率而遭受莫大壓力,因此勉強同意美方農產品進口」。 於是,繼1985年台灣開放美國煙酒進口之後,從1988年開始,台灣相繼開放了美國水果、穀物,以及火雞肉的進口(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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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至2005年間台灣火雞飼養隻數簡表暨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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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被台灣雞農「蛋洗」的國貿局長蕭萬長《聯合報》資料圖片】

        1988年的「美國火雞肉進口」事件,確實對台灣造成了莫大的衝擊,包括農民權益、產銷制度、政府政策在內,其範疇無寧是全面性的,而首當其衝的當然還是火雞養殖者的豢養意願。儘管許多報導都指出,美國進口火雞肉的口感欠佳,並未全面取代台產火雞的市場。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台灣火雞的產能確實出現了逐年下滑的趨勢。根據「行政院農委會」的統計,自1981年至2005年,短短十四年間,台灣土產火雞的產能直如溜滑梯般一洩千里,2005年的飼養數目尚不及十餘年前的1/4。不過,儘管台灣本土火雞養殖事業已恢復上個世紀八○年代前的榮景,但土產火雞仍然有其固定的銷售對象,此即當代作為台灣美食表徵的嘉義火雞肉飯的業者們。

        在火雞的食材歷史中,日本人統治台灣時的相關作為,其實是一個比何時何處輸入,更值得投注目光的議題。火雞之進入台灣人的飲食文化,大概不能捨此時而它論。事實上,戰後台灣農政單位的相關措施,在策略上仍然延續日本人的規劃,而1910年至1980年間台灣本土火雞飼養數量基本呈現持續上升的大勢,則足以說明這個時間縱軸上的發展特徵。此外,儘管台灣火雞的飼養數量,在八○年代之後,由於國際間貿易平衡的壓力而出現長時期的衰退,但由於內需市場的始終存在,因此也並未完全萎縮消失。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本文田野採訪所得到的訊息,作為嘉義市特色美食的「火雞肉飯」,一直是這個內需市場裡的重要成員。


註釋

註一:Kenneth F. Kiple, Kriemhild Conee Ornelas,”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food”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P578—582. 火雞圖片分別採自以下網站:: http://breedsavers.blogspot.com/2011/04/beltsville-small-white-turkeys.html。
http://agrkb.angrin.tlri.gov.tw/modules/myalbum/viewcat.php?cid=57 。
註二:李伯年,〈台灣之家禽〉,收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台灣之畜產資源》,頁32—33。
註三:本文所採用的《台灣日日新報(日文版)》為「漢珍公司」與「日本ゆまに書房(YUMANI)」合作之「日本北海道大學原件本」。又本文所進入之資料庫為「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之「電子資料庫」項。
註四:例如1958.11.28.《聯合報》之〈感恩節〉; 1954年12月24日《中央日報》之〈慶祝耶誕佳節各縣市 民眾勞駐臺美軍粉字畫火雞水果〉就是其中類例。本文所採用的《中央日報(含大陸版)》為「漢珍公司」製作之全文檢索電子資料庫。本文所採用的《聯合報》相關新聞,均採自「聯合知識庫」。本文所進入之資料庫為「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之「電子資料庫」項。
註五:例如1949年12月17日《中央日報》之〈聖誕前夕火雞遭劫 今年火雞外運數目可逾兩萬〉、同報1955年12月2日之〈火雞運港趕節〉、1958年12月16日之〈膠管毛紗檜木等貨 大批輸往港日等地 火雞外銷可貼現七成 外貿會通過輔導辦法〉等報導俱是此類。
註六:轉錄自1988年3月18日《中央日報》之〈通盤省察因應 迎接六月談判〉報導文。

作者介紹

陳元朋,1968年生,臺北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曾任美國史丹福大學華語文中心教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講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材培育計畫成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私立佛光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現任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新史學》(THCI)常務社員、《中國飲食文化》(THCI)編委會委員。著有《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唐宋食療概念與行為之傳衍──以《千金‧食治》為核心的觀察〉、〈身體與花紋──唐宋社會的文身風尚初探〉、〈傳統博物學裡的「真實」與「想像」–以犀牛與犀角為主體的個案研究〉、《粥的歷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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