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青年就業與經濟成長共存共榮的新經濟模式──邱俊榮

 邱俊榮(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今年以來,經濟衰退的情形令人怵目驚心,許多長期以來依賴出口的台灣企業面臨嚴酷的挑戰,高貿易依存度的台灣可說是面臨進退兩難、內外交迫的局面。更有甚者,兩年多來,台灣無論是在經濟成長、出口、投資、就業各方面的表現,都在亞洲競爭國家中敬陪末座,甚至是「眾人皆進我獨退」的悲慘局面。伴隨著經濟衰退的令人憂心現象則是失業問題的惡化、實質薪資的不斷倒退與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

        失業是經濟衰退最實質而嚴重的衝擊。台灣在金融海嘯時期所引發的失業率高漲現象,至今仍尚未完全退去。失業問題的一個重要層面,是青年失業率高漲所引發的青年貧窮問題。以OECD國家的標準而言,青年失業率應維持在整體失業率的兩倍以內為宜。目前台灣的青年失業率高達14% 左右,已是整體失業率的三倍以上。

        實質薪資的嚴重衰退則是比失業更為嚴重的問題,因為攸關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實質所得與生活水準,也使得貧富差距的問題更形惡化。

        從數據上來看,台灣目前的實質工資已倒退回十五、六年前的水準,儘管這些年中,僅有兩年的經濟是些微負成長。也就是說,長年的經濟成長果實並沒有分給勞動者。就勞動報酬占國內生產毛額 (GDP) 的比例來看,已由1995年的55% 一路降到目前的 48% 左右,這代表生產總值中,有更大的比例分配至企業的利潤、地主的地租等,勞動者較之其他階層,已變得更為弱勢。

        理論上來說,實質薪資水準應該反映在勞動者實質生產力的提升上。若我們觀察台灣的勞動力生產者指數,若以2005年為基期(指數為100),1995年時為59.00,到2011年已達113.86,這表示十餘年來,台灣的勞動力幾乎成長了一倍。若搭配前述勞動者的實質薪資在這段時間幾乎停滯的現象,這個數據說明了台灣勞動者的實質薪資與生產力脫鉤且日益嚴重的現象。對於勞動者而言,這當然不是一個公平的對待,對於整個國家而言,經濟成長的果實幾乎由資本家獨享,進而導致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當然是一個必須嚴肅對待的問題。

        要解決此一問題,我們當然必須先了解問題的根源 — 何以實質薪資停滯、無法反映生產力的提升?何以勞動者無法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

        首先,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擴大了「贏者圈」圈內與圈外的差距。

        隨著全球運輸與通訊技術的快速進步,「世界是平的」越來越接近真實,使得資本得以更加快速移動,贏者圈內的資本家由於具有移動優勢,當然掌握比移動不易的勞動者更多的優勢。本就沒有分配利益權利的勞動者,當然只能處於更為弱勢的地位。台灣企業外移問題嚴重,在海外生產的比重已超過一半且屢創新高,這種「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三角貿易模式,雖然帶來了亮麗的經濟成長數字,卻無法掩蓋實質薪資停滯不長的事實。

        此外,在生產過程中,「知識」此一要素相對於勞動與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獨特性更強,傳播與移動卻更快。知識的生產力抵得過千萬勞動與資本,知識的擁有者也是贏者圈的圈內人,很容易曩括、攫取很大比例的資產利得。

        贏者圈內的資本與知識的擁有者財富快速累積,圈外的白領與藍領階級則快速失去優勢。

        然而,更為嚴重的應是台灣「唯GDP主義」與「唯出口主義」經濟目標的影響!

        過去台灣產業發展,總是以支應整體產值或經濟成長為目的,但許多產業的發展模式,使用了台灣有限的資源,卻只創造了GDP數字的增加,而對於台灣就業貢獻有限,甚至,對於生活品質不僅沒有助益,反而犧牲了台灣永續發展的環境。

        多年來,唯GDP主義與唯出口主義在經濟成長重於一切(包含就業、薪資、環境品質),又信奉出口為經濟成長主要驅動力的信念下,政府已為廠商創造了許多低成本的環境,包含引進外勞、補貼雇用、維持較競爭國家更低的油電水價、各種租稅優惠(如出口退稅),但做到極致的結果,出口仍然衰退不振,產業結構依然無法升級,還導致貧富差距擴大、青年貧窮、勞資對立日益明顯的惡果。

        此外,這種信念也使得台灣過度倚賴製造業,使得服務業發展遲緩,造成內需不足,就業機會難以增加。製造業依賴廉價成本。為了廉價成本,產業大規模外移,政府過度補貼,扭曲資源運用,擴大貧富差距,卻無法有效提供就業機會。

        在這種信念下,提升薪資所造成的企業成本增加自然就不會是政府樂意為之的。最明顯的就是基本工資的調動緩慢,遠不及於勞動生產力的成長。政府總認為:低工資是產業結構問題,待產業結構改善,工資自然會上升。然而,我們已經給了政府多年的時間與低工資的環境,產業升級依然遙遙無期,卻還要要求勞工繼續忍受低工資,邏輯不通,實是本末倒置,難道透過壓低基本工資就可以達到產業升級的目標嗎?如果透過低工資與各種優惠形塑的低成本環境,並無法誘使廠商努力升級,反而更安逸於這種低成本的環境,我們當然必須改弦更張,透過較高成本的環境來淘汰無法升級的廠商。

        經濟成長的果實無法由全民共享,導致嚴重的分配失衡,是今日台灣經濟最嚴重的問題。以勞工為主的廣大受薪階級,多年來不僅普遍承受低薪、高工時的惡劣勞動條件,薪資占國民所得的比重日益降低,正重要的是台灣的政府與民間對於改善勞動條件總是難以達到共識,甚至抗拒的力量還較為強勢,使得勞動條件和勞工權益的改善總看不到較光明的未來。

        事實上,台灣的勞動就業問題與台灣的經濟發展模式密不可分。對於以製造、出口與低階服務業為主的台灣經濟而言,人力是非常重要的投入要素,而台灣產業的獲利模式仍難以透過創新來有效提高產品的價格與附加價值,還是以努力降低成本為主,也因此眾多企業主對於加薪或勞動條件的改善,實是漠然無動於衷。在這樣的背景下,無怪乎經濟部與工商團體屢屢藉詞「將會衝擊廠商營運與獲利」來實質反對勞動條件的改善,也會出現像前政務委員管中閔「今天勞工要一顆茶葉蛋,明天就會連飯都沒得吃」的論調。

        我們可以說,只要台灣這種降低成本至上的思維不改變,無法調整成創新獲利的產業模式,則勞動人權的改善當然只會是緣木求魚。企業主永遠會將勞工視為與零件、機器一般的「生產投入」,很難會把勞工當作一個活生生的人來看。

        長久以來,台灣低劣的勞動環境不但沒能達成「企業先獲利,勞工就有糖吃」的理想,反而讓許多企業更耽於享受低成本的環境而怠於升級轉型。管中閔說:「低工資是產業結構問題,待產業結構改善,工資自然會上升」,這卻是一個我們努力與期待多年,卻已證實是與事實完全背道而馳的想法。

        若不比後進國家,台灣已是競爭國家中利用廉價勞工的天堂。只是這麼低劣的勞動環境,不但難以改變台灣產業國際競爭力不足、普遍獲利不高的事實,更難以創造藉由內需帶動進一步經濟成長的動力,只會落得內外皆空的惡性循環窘境。

        更進一步來說,以台灣普遍低薪以及工時高居全球第三的勞動條件,已經造成中產階級崩潰的危機,年輕受薪者不但沒有消費能力,更因此喪失生養小孩的誘因。若如馬英九所說「少子化是國安問題」,則最重要的病因當然就是勞動條件的惡化。馬政府只會指出問題,卻對勞動條件的改善束手無策,或是只能提出「加薪換減稅」、「加薪換外勞」的「固台專案」,或者是「加薪四法」這種連治標都很難的政策,事實上骨子裡還是對勞動條件的改善抱持敵對態度,令人情何以堪。

        日前,和碩董事長童子賢感慨呼籲「台灣人薪水該漲了」,誠哉斯言!只是這樣的企業主實是鳳毛麟角。對於習慣以追逐低成本來創造利潤的企業而言,我們當然希望能有思維上的轉變,儘快轉型創新來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然而,我們認為政府的責任更為重要,應該儘快摒除誘使企業追逐低成本的政策,營造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產業經營環境,甚至不惜淘汰那些無法因應勞條件改善的缺乏競爭力廠商,台灣的經濟才有前途可言。

        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已超過兩萬美元,是一個中度開發國家。從分配的角度看,台灣應該要追求將經濟成長的成果逐步反應給全民,而這必須要靠勞動條件的改善與各合理稅制的建構來達成。從成長的角度來看,過去依賴低勞動條件來成就出口,並藉以換取經濟成長數字的「驅動模式」,已經日益失靈,日益惡化的出口表現加上低薪高工時的勞動環境,已經讓台灣經濟走入「雙輸」的死亡幽谷。台灣一向重出口、輕內需的經濟成長策略,使得台灣沒有足夠的內需來因應出口面對的危機。要建立良好、足夠的內需也必須要靠勞動條件的改善來達成。

        我們可以說,勞動條件的改善不僅攸關台灣的分配正義,也攸關台灣長期經濟成長能否走到一條更健全的道路上。今日的台灣,分配正義與經濟成長絕非處於一個「抵換 (trade off)」的兩難關係,而應是一個可以透過勞動條件改善而得到的「雙贏」結果。

        台灣青年就業的問題是台灣整體就業問題的縮影。一些最新的調查數字反映了青年就業的困境。根據勞動部最新公布的15至29歲青年就業狀況,青年勞工平均月薪28,925元,雖比上次調查小漲,但還是比2006年首次調查的29,356元倒退了431元。其中有57.77%、約112萬人月薪不到3萬元,甚至25到29歲的青年,還有44%、約58萬人月薪不到3萬元。根據《yes123求職網》調查,七、八年級勞工有28%「入不敷出」,14.6% 是「零存族」(沒有存款);能存到100萬元以上的僅占6.7%,青年失業率持續超過10%。

        近年來,青年薪資水準快速滑落導致的青年貧窮問題急速升溫,甚至導致企業主與青年對立之勢日益明顯。青年普遍認為受到剝削,無法獲得合理的工作待遇與發展前景。去年的太陽花學運雖是對兩岸服貿黑箱的抗議,卻也凸顯了青年無法在台灣經濟成長模式中獲得合理地位與發展機會的反抗。

        一個良善的經濟體絕對不能無視於青年發展困境。一個使青年難有發展願景、甚至難有立錐之地的經濟,無法令人期待會具有長期成長的永續性,也難以令人期待成為成熟的高度發展經濟體。

        好的經濟發展模式要能提供好的青年就業條件與發展前景。當主宰經濟大政的官員們面對青年的低薪問題時,要求「年輕人不要問『社會給了我什麼?』應先看『自己做了多少努力』!」這種昧於或刻意忽視當今經濟成長思維與產業政策帶給青年的戕害,正是台灣經濟最大的危機。當全球先進國家為了分配正義與經濟復甦,都正致力於改善原本已經不錯的勞動條件時,台灣還有諸多反對提高基本工資、縮減工時、減少依賴外勞的聲浪,正因為我們的經濟成長觀正與全球越來越脫節,不免令人感到憂心。 作者介紹:邱俊榮,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曾任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主任;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主任、管理學院副院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校長;台灣經濟學會常務理事、總幹事;考試院高等考試典試委員;國家金融安定基金委員;高等教育評鑑委員;勞動部大專就業學程及雙軌旗艦訓練計畫工作圈委員;台灣經濟研究院顧問等職務。長期投注於國際經濟與產業經相關議題之學術及實務研究,多次獲國科會/科技部研究獎勵,也關心全球總體經濟與產業發展趨勢,更積極投入台灣教育、青年發展、就業、分配等公共事務,藉演講、座談、媒體傳達理念並與社會溝通,相關研究與評論散見於各報章雜誌。除學術研究及公共參與外,多年來亦擔任多項校內學術行政工作,致力以教育帶動台灣改革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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