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紀念專刊:在抵抗運動與冷戰之間──法國對二戰結束七十週年的紀念與省思──徐翀

徐 翀(巴黎政治學院歷史中心博士候選人)

抵抗運動的勝利:從諾曼底登陸到解放巴黎

        到了1944年上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局勢發生了根本逆轉,同盟國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在太平洋戰場,日本陸軍深陷中國大陸,其曾經不可一世的海、空軍也在同美軍的較量中損失殆盡。在歐洲戰場,意大利已經投降,盟軍占領了羅馬;而納粹德國的戰爭神話也止步於蘇德戰場。為了儘快結束戰爭,早在1943年12月1日的德黑蘭會議上,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就決定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經過長達半年的準備,盟軍已經集結了由36個師組成的登陸部隊,總兵力288萬人,飛機13700餘架,各型艦船9000餘艘。在發起總攻之前的4個月,盟軍已對法國西海岸進行了全方位的戰略轟炸,為大規模登陸創造了良好條件。盟軍最高統帥部最終決定在法國諾曼底實施登陸,由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上將坐鎮倫敦指揮,作戰計劃取名「霸王行動」(Overlord Operation)。

         1944年6月6日凌晨,由美軍王牌空降部隊第82師、第101師和英國第6空降師組成的先頭部隊,突然出現在法國諾曼底地區上空,盟軍空降部隊迅速奪占了作戰範圍內的交通樞紐、渡口、橋梁、公路和其他重要戰略目標。駐守陣地的德軍尚不及反應,英國蒙哥馬利(Montgomery)將軍統率的由8個師組成的第一梯隊,已如潮水般湧向德軍灘頭陣地。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登陸戰役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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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6日,盟軍在法國諾曼底地區實施大規模登陸,開闢了歐洲第二戰場(圖片來源:http://www.glennsswingorchestra.com/debarquement-normandie-6-juin-1944.html)

          經過43天的激烈戰鬥,防守德軍一潰千里,盟軍向歐洲腹地挺進。艾森豪威爾一踏上歐洲大陸的土地,就表示為有機會指揮法軍老兵作戰而感到驕傲,並號召所有的愛國者,無論男女,都應為取得最終的勝利盡己所能。但他也同時強調:「要按照你們接到的命令行動!」 英國首相丘吉爾回應了艾森豪威爾的論調,他認為是英美兩軍的精誠團結奠定了盟軍勝利的基石。然而,法國戴高樂將軍確在倫敦發表廣播演講時強調:「當然,這是在法國進行的戰鬥,也是法蘭西的戰鬥!」 法國人不會忘記,就在四年前,也是在法國的西海岸,英軍是如何被德軍趕下大海,丟下法國,從敦克爾克(Dunkerque)倉惶撤退的。如今,儘管對陣雙方的戰場形勢已完全反轉,徹底擊潰納粹德國也指日可待,但法國人卻對英美這兩位盟友喧賓奪主的姿態保持警惕。(註一)

        在諾曼底登陸成功兩個半月後,盟軍前鋒已近抵巴黎,羅爾-唐奎(Rol-Tanguy)上校發出進攻動員令。但是,戴高樂將軍堅持要由法軍擔任主攻部隊,引導英美軍隊進入巴黎。因為在他看來,這是對美國霸權的挑戰,關涉到法國的未來。8月24日夜,法國勒克萊克(Leclerc)將軍帶領第二裝甲師率先從巴黎南郊的奧爾良門(la porte d’Orléans)攻入巴黎。防守德軍已經意志渙散,在短兵相接的對抗中很快敗下陣來,經過一夜激戰,盟軍控制了巴黎市區。當次日的晨曦再次照亮巴黎時,這座城市已經解放,市民們紛紛湧上街頭,他們「心情無比激動,眼裡飽含着淚水」。下午四點十五分,納粹德國駐防巴黎部隊總司令馮·肖爾蒂茨(Von Choltitz)將軍在蒙帕那斯火車站(la gare Montparnasse)簽署了投降書。勝利似乎來得太快了些。到處都是歡騰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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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25日,勒克萊克將軍麾下的法軍第二裝甲師進入巴黎市中心(圖片來源:http://cicr.blog.lemonde.fr/2010/08/25/liberation-de-paris-la-photo-mecon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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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解放時興奮的市民(圖片來源:http://www.metronews.fr/paris/photos-aout-1944-la-liberation-de-paris-en-images/mnhx!LBWyGxRYaRpIU/)

            當天下午四點左右,戴高樂將軍從奧爾良門進入巴黎。在出席完蒙帕那斯火車站的受降儀式後,他在國家抵抗委員會(le Comité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和巴黎解放委員會(le Comité parisien de la Libération)所在地巴黎市政廳發表了振奮人心的演說:「巴黎!是遭受凌辱的巴黎!是支離破碎的巴黎!是飽受磨難的巴黎!卻也是解放了的巴黎!它自己解放了自己,它的人民在法國軍隊的幫助下,依靠整個法蘭西、戰鬥的法蘭西、獨一無二的法蘭西、名至實歸的法蘭西、亘古長存的法蘭西的支持和協助解放了它⋯⋯我們所有人都將經歷我們歷史上最偉大的時刻,直至戰爭結束,我們所要表明的只是法蘭西的尊嚴。法蘭西萬歲!」戴高樂將軍的這段慷慨陳辭,想要表明是百折不屈的法國人民自己解放了巴黎。這是抵抗運動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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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25日下午,戴高樂將軍在眾人簇擁下進入巴黎(圖片來源:http://www.la-croix.com/Religion/Actualite/70-ans-apres-Notre-Dame-commemore-la-liberation-de-Paris-2014-08-24-119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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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解放時聚集在協和廣場(la place de la Concorde)的沸騰的群眾(圖片來源:http://www.pierrebrossolette.com/2014/08/23/commemoration-des-70-ans-de-la-liberation-de-paris/)

   對勝利的紀念:一場戰爭的兩個紀念日

        1945年,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尚未散盡,東西方世界就又迅速陷入了冷戰。在冷戰的特殊背景下,諾曼底登陸被西方學者賦予了過多的意義,他們想要強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首先應當歸功於西線第二戰場的開闢,而不是東線的勝利。此外,由於法國在二戰中淪陷的特殊歷史背景,在法國人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首先是抵抗運動的勝利。而諾曼底登陸則揭開了這場偉大勝利的序幕。因此,紀念諾曼底登陸在法國二戰勝利紀念活動中有了特殊意義。

         早在2012年5月,法國官方就開始全面籌備兩次世界大戰紀念活動:一戰百週年紀念和法國解放七十週年紀念。是年11月,受法國總統和政府總理委托,國防部部長秘書卡德·阿里夫(Kader Arif)出任兩次世界大戰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主席。籌委會由一個學術委員會和一個國家名譽咨詢委員會組成,分別由歷史學家讓-皮埃爾·阿澤瑪(Jean-Pierre Azéma)和抵抗運動基金會主席雅克·維斯塔爾(Jacques Vistel)擔任主任。法國總統奧郎德指示,兩次世界大戰週年紀念活動要突出四大主題:婦女在世界大戰中的作用;法國海外省及法屬殖民地士兵對解放法國本土的貢獻;二十世紀國際秩序的演進,以及世界大戰對歐洲建設的影響。概言之,就是要在紀念活動中凸顯兩次世界大戰的全球性影響。2013年10月4日,法國解放七十週年紀念活動的籌備工作,正式在科西嘉島啓動。具體工作由國防部遺產、記憶及檔案處(la Direction du patrimoine, de la mémoire et des archives, DMPA)負責,外交部輔助落實外交性工作。

        法國解放七十週年的紀念活動主要分為兩大主題:2014年6月6日在下諾曼底地區(la Région Basse-Normandie)舉行的諾曼底登陸七十週年紀念活動,以及2015年5月8日主要在巴黎舉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日紀念活動。而2014年的第一場活動則是整個紀念活動的重頭戲,因為用奧郎德的話來說,諾曼底的聯合軍事行動「催生出了聯合國」。

        2014年6月6日那天,諾曼底海灘人頭攢動,曾經一同在那裡並肩作戰的昔日盟友,如今七十年後再聚首。法國政府邀請了包括俄羅斯在內的18個主要西方國家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及1000位二戰老兵出席紀念活動。紀念活動以烏斯特海姆(Ouistreham)海灘為主會場,下午兩點十五分在那裡舉行了國際紀念活動,70年前這片海灘是盟軍的主要登陸地點之一。同時輔以六個按國別劃分的分會場,參加諾曼底登陸行動的主要國家的代表,在各自陣亡將士陵園前舉行了悼念活動。當天,總共舉行了4場國家元首級別的紀念儀式;8場雙邊、16場單邊紀念活動,應邀出席活動的總人數超過7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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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6月6日,諾曼底登陸七十週年紀念活動示意圖,圖中紅色箭頭所指方向即為活動主會場烏斯特海姆海灘(圖片來源:http://www.diplomatie.gouv.fr/fr/le-ministere-et-son-reseau/evenements-et-actualites-du-ministere/actualites-du-ministere-des-affaires-etrangeres-et-du-developpement/article/commemoration-du-debarquement-en)

          6月6日的紀念活動,以上午九點法國總統奧郎德對卡昂戰俘營(la prison de Caen)法國抵抗運動遇難者的悼念開始。1944年在盟軍登陸前夕,德軍殺害了羈押在卡昂省戰俘營里的87名戰俘,他們絕大多數是法國抵抗運動戰士。在潰退途中,德軍還破壞了卡昂市中心,及其城市周邊交通設施,造成3000多平民死亡。奧郎德在致辭中,特別強調了法國抵抗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重要貢獻,以及盟軍諾曼底登陸對同盟國最終取得戰爭勝利的決定性意義。

        到了十點十五分,法國總統奧郎德和美國總統奧巴馬聯合主持了在高勒維勒海濱(Colleville-sur-Mer)公墓舉行的悼念活動。在那裡不僅安葬着1944年參與諾曼底登陸行動的9388位美軍士兵,而且還長眠着美國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的兩個兒子,兄弟倆先後在一戰和二戰中倒在了這片土地上。這座墓園見證了兩個國家在兩次世界性的劫難面前並肩作戰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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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郎德和奧巴馬出席2014年6月6日的紀念活動(圖片來源:http://www.leprogres.fr/france-monde/2014/06/05/d-day-suivez-le-70e-anniversaire-du-debarquement-allie-en-direct)

          上午的悼念活動結束後,奧郎德邀請所有出席此次活動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及老兵代表在貝努維勒城堡(le château de Bénouville)共赴國宴。值得一提的是這座城堡及其主人在二戰中的傳奇經歷。貝努維勒城堡在1927劃歸卡爾瓦多斯省(le département du Calvados),由教會所有,專門庇護那些生活困頓的青年女子。從1940年夏天起,這裡的負責人雷阿·維詠(Léa Vion)女士開始暗地裡幫助那些從納粹戰俘營里逃脫的法軍士兵,她本人也於1940年底正式加入法國抵抗運動,代號「伯爵夫人」(la Comtesse)。因為這裡靠近德軍前線,雷阿·維詠女士便以貝努維勒城堡為掩護,為盟軍秘密傳遞了大量珍貴的軍事情報,為諾曼底登陸的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不過,儘管這座城堡離當時的戰場並不遠,但是由於其屋頂上畫有一個大大的紅色十字架,避免了在空襲中被盟軍誤炸,因此得以幾乎毫髮無損地保存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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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諾曼底登陸紀念活動的各國元首及政府首腦在貝努維勒城堡前合影(圖片來源:http://www.tuxboard.com/d-day-les-photos-de-la-commemoration-du-debarquement/)

          主會場烏斯特海姆海灘的紀念活動從下午兩點半開始,按二戰的時間順序分為四個主題:「被佔領的歐洲」、「最漫長的一天」、「通往勝利之路」和「和平及歐洲建設之路」。這是自二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的諾曼底登陸紀念活動,除了7000位受邀的正式代表,還有1000名記者、2000名工作人員,包括500名軍樂手和650名後勤人員。在諾曼底登陸時,這片海灘上修築有德軍最重要的防禦堡壘,這裡上演了戰爭中最殘酷的一幕,當時盟軍負責搶灘登陸的部隊是英國陸軍第三師,28845名士兵中絕大多數都長眠在了這片海灘。奧郎德在現場發表了長篇主題演講,他特別提到了登陸部隊中177名身穿英軍制服的法國士兵,他們中間就有134人在這次戰鬥中傷亡。奧郎德確信,這場盛典注定會被載入史冊,這不但是法國近年來舉辦的規模最大的外事活動,而且還是民氣最旺的官方儀式。因為6月6日不僅僅是「最漫長的一天」,而且烈士的鮮血一直流淌在我們的血脈里,直到永遠。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與二戰的其他同盟國成員不同,相較紀念諾曼底登陸的浩大聲勢,法國在2015年5月8日對二戰勝利日的紀念則顯得低調很多。主要的活動只有以法國總統為首的官方,在凱旋門向無名烈士墓敬獻花圈。這既有特殊的歷史原因,二戰留給法國最重要的遺產就是抵抗運動的精神,早在歐洲正式停戰前法國解放的任務早已完成。此外,這也與當下詭譎多變的國際形式密不可分。烏克蘭危機重新把歐洲外交拉回到冷戰模式。

        當氣勢恢宏的閱兵式在莫斯科紅場熱熱鬧鬧上演的時候,北約國家領導人集體缺席,而有着一半法國血統的美國國務卿約翰·凱瑞(John Kerry)則攜手奧郎德和薩科齊,在巴黎向凱旋門無名烈士墓敬獻了花圈。這使這場祭奠儀式更具有別樣的象徵意義。在諾曼底登陸不久的1944年8月,只有3歲的凱瑞跟隨母親重返母親在法國聖布里亞克(Saint-Briac)的老家,當時盟軍剛剛從納粹手中解放了這座飽受戰火蹂躪的城市。他們家的老宅在戰爭期間被納粹徵用為戰事指揮所,在納粹撤退時被焚毀。凱瑞的童年大部分是在歐洲度過的,他獨自騎自行車穿越法國,一個人遊蕩在被盟軍徹底摧毀的前納粹首都柏林。歐洲留在了他童年的記憶里。七十年後的二戰勝利紀念日,又再次喚醒了他的童年記憶,而烏克蘭危機則以另外一種方式把他跟法國緊密地聯結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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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8日奧郎德和薩科齊向凱旋門無名烈士紀念碑敬獻花圈(圖片來源:http://www.sudouest.fr/2012/05/08/8-mai-hollande-et-sarkozy-deposent-une-gerbe-ensemble-sur-la-tombe-du-soldat-inconnu-709667-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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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在法國外長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的陪同下,美國國務卿約翰·凱瑞走向凱旋門無名烈士紀念碑(圖片來源:http://www.rfi.fr/france/20150508-8-mai-1945-histoire-victoire-70eme-anniversaire-commemorations-capitulation-allemagn)

   「從一場戰爭走向另一場戰爭」?

        1945年5月7日,第一份納粹德國投降書在法國蘭斯(Reims)簽訂,規定法國時間5月8日23點01分,衝突雙方在法國境內停止一切軍事行動。5月9日,蘇軍攻克柏林,德國最高統帥部宣佈無條件投降。是日,納粹蘭斯投降書在法國公佈;下午三點整,人們敲響了法國境內所有的教堂鐘,戴高樂將軍發表廣播講話。反法西斯聯盟贏得了這場戰爭的最終勝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顛覆了戰前的國際秩序,歐洲永遠地交出了對世界的領導權。但是這場戰爭的偉大意義在于,它的勝利不是一個集團對另一個集團的勝利,而是民主、自由的體制對極權主義、種族滅絕主義的勝利,這是全人類的勝利。

        然而在戰後不久,世界又陷入美蘇爭霸的格局,被劃分成了東西方兩個對立的陣營。當時的法國《費加羅報》(Le Figaro)就發表了題為《從一場戰爭走向另一場戰爭》的社論來概括戰後的國際局勢。今天二戰結束七十年的紀念活動,仍然沒有擺脫冷戰模式的影響,在烏克蘭危機的背景下,昔日的盟友以各自的方式紀念着同一場戰爭的勝利,但在雙方的紀念活動中我們已經看不到多少對方的身影了。(註二)

        就在二戰七十週年勝利日的次日,歐洲議會主席博拉瑟(Mme Brasseur)女士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歐洲議會總部發表演講紀念勝利日,她在一開始就開宗明義地說道:「整個歐洲特別是東歐曾經遭受過戰爭的蹂躪;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波蘭和巴爾幹地區的人民,為了我們大家未來共同的和平,付出了十分沈重的代價;這些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她提醒「戰爭的結束並未給所有歐洲國家都帶來自由」,而歐洲大家庭共同的目標是要追求民主的安全和和平,尤其是在東歐地區。最後,她以著名作家喬治·桑塔耶(George Santayana)的一句名言作為結束:「忘卻歷史的人,必將重蹈覆轍。」這句話在今天特殊的國際政治格局下聽來,更加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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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24日,法國在諾曼底美軍公墓舉行的紀念活動(圖片來源:https://www.abmc.gov/news-events/events/memorial-day-2015-normandy-american-cemetery#.Vdqux1zv2Mk)

          與七十年前二戰剛結束時有所不同的是,今天中東伊斯蘭極端勢力的迅速崛起,又使西方世界面臨另一場更為可怕的全民戰爭。奧郎德在2014年6月6日和2015年5月8日的兩場紀念活動的講話中,都提到抵抗運動的遺產對於今天的意義,是在于如何應對以伊斯蘭國為首的中東恐怖主義的威脅。2015年初《查理周刊》屠殺的慘案尚歷歷在目,巴黎經歷了三天驚魂的全城大搜捕。1月11日350萬到400萬市民走上街遊行頭抗議恐怖主義,全球五十多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內閣部長到場聲援,他們手挽手從共和廣場出發,沿著伏爾泰大道,向三公里外的民族廣場前進。這次「共和進軍」(la marche républicaine) 充滿了象徵意味,自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民族」(la Nation)取代君主成為主權新的神聖化身,把各種不同等級、社群和人種的人重新鑄造成新的法蘭西民族;而「共和」(la République)則取代君主制成為新的國家治理模式。正是這種「民族」、「共和」理念所體現出來的自由、平等和包容精神,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都參加了當天的「共和進軍」,這對歷史宿敵在法國找到了共同的情感寄托。奧郎德在當天的致辭中稱「今天巴黎成為了世界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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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門飄揚的代表「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共和國國旗(圖片來源:http://www.20minutes.fr/societe/1604043-20150508-coup-envoi-ceremonies-8-mai-paris)

          在美國和英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在宣誓時,都會說「願上帝保佑美國」或「願上帝保佑女王」。而1789年以後的法國,則完全是一個「世俗的」共和國,它是宗教「狂信」的對立面,以「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立國。今天,如果法國能以包容的姿態來面對歷史,或許才是對勝利的最好紀念。


註一:事實證明,法國人的擔憂不無道理,正如克勞斯維茨(Clausewitz)在《戰爭論》中所言:「征服大片土地和摧毀對手並不是一回事」,正是由於盟軍的干擾,法國全境在巴黎解放一年後才得到光復。參見:Olivier Wieviorka, Histoire du débarquement en Normandie : des origines à la libération de Paris 1941-1944,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7, p. 347.

註二:實際上,自雅克.希拉克上台後,法國對二戰紀念活動所要承載的意義就已經拓寬了。紀念活動不再著眼於國際關係,而是戰爭本身的象徵意義,突出人們對戰爭的「共同記憶」(la mémoire partagée),強調對人類的普世價值。這樣,無論是戰時的盟友還是敵人,也不論在戰時是宗主國還是殖民地,通過二戰紀念活動,法國都可以由此發展跟它們的雙邊或多邊關係。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法國在2015年5月8日的七十週年勝利日紀念活動,又重新修正了希拉克政府的外交理念。參見:Olivier Wieviorka, La mémoire désunie : le souvenir politique des années sombres, de la Libération à nos jour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0, pp. 264-265.  作者介紹:
徐翀,浙江省湖州市人。201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獲歷史學碩士學位,現為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 Paris)歷史中心博士候選人。博士論文討論晚清上海開埠後,法租界安全行政的建立,以法國和英國的外交、軍事檔案為依據,分析上海租界當局如何建立城市秩序,又是如何來應對重大危機的。學術興趣致力於研究近代以來中國的帝國主義,以及中國社會對外來勢力的調適與融合。研究領域為跨國史、城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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