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香君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博士生
一、前言
春秋時代周天子的勢力減弱，群雄紛爭，齊、宋、晉、秦、楚相繼稱霸，而以齊國為五霸之首，靠的不是神諭，更不是運氣， 而是齊桓公善用管仲，而管仲善用大戰略，其中包含定國智謀、理政治謀及外交智謀。
管仲雖然與西方英國著名大戰略家，李德哈特（Henry Liddel Hart，1895-1970）、法國大戰略思想家，薄富爾（André Beaufre，1902-1975）及美國戰略大師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處於不同時空背景，卻對大戰的主張有異曲同工之妙。李德哈特定義大戰略為「大戰略作為其高級戰略，其任務就是協調和指導一個國家（或是一群國家）的一切力量，使其達到戰爭的政治目的，而這個目的則由基本政策來決定」（鈕先鍾，1998），而薄富爾提出「總體戰略」，他把整個國際關係視為應用戰略的一個戰場，認為總體戰略為協調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政策工具（李柟，2009）。保羅．肯尼迪更主張大戰略不分戰時與平時（李柟，2009）。因此，以薄富爾「總體戰略」的金字塔來解釋齊國管仲大戰略，居頂點為總體戰略，其戰略思考也就是「九合諸侯，一框天下」，其計畫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心理等。政治細分為「興舉德政」、「以法行法」、「中道為用」、「重調查，每事必問」；軍事可分為「做內政而寓軍令」、「至善不戰」、「用兵之勢在明於基數」，「不貪於土，不競於兵」、「德才，輕資歷」、「釋實而攻虛」；經濟可分為「以農為本」、「鹽鐵專賣官山海」、「平準價格，調通民利」、「備患於未然」；外交可分成「尊天子以收買人心」、「挾天子以令諸侯」、「近則用實，遠則施號」、「釋實而攻虛」、「恩威並舉」、「實而虛之」；金字塔最下層為作戰戰略。綜觀而論，大戰略猶如《周易．繫辭下》所謂「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二、「一框天下」──政治面
（一） 興舉德政
一國要強盛必先安內，齊桓公登大位後，最首要任務是安邦定國。桓公與管仲等大臣進行討論治國之道，管仲回桓公說：「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是矣。」桓公又問甚麼是最根本？管仲回答說，齊國百姓是最根本」（朱少華，1999）。「興舉大事，必從其根」是管仲「民本」韜略最重要的部分。要得民心必先愛民，使之免於飢餓、戰爭恐懼、勞頓等。因此，管仲在政治面，採用「做內政而寓軍令」，使「兵民合一」，「分業而居」。所謂「做內政而寓軍令」就是不動聲色，將寓兵於政，人民平時耕種，農閒則練兵，使天下諸侯達到出其不意的目的（史美珩，1997）。而「分業而居」是將「四民：士、農、工、商」分業而居，一來，方便管理、指導人民（高見，2018），二來，安定人心，個安本業。
其次，採取德政，以禮治與法治雙管齊下進行；禮治以「張四維以行君令」，推行「謹小禮，行小義，修小廉，飾小恥」來「施普惠，至天下之民」，而其德政有「六興」（高見，2018）。齊國施仁政，便能得民心，安定社稷，富國強兵。
所謂六興者何？曰：闢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墆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鬱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征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
《管子．五輔》
美國政治學家， 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1937）曾說過「軟實力則是一國透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你的目標。」管仲恩威並行，在政治行施行禮的軟實力、推行法治的巧實力，使動盪的政治趨於穩定，至各國求賢、推舉人才，使政治清明，並使用軟實力「王道」的吸引力，施行德政，以禮治國，教化成俗，達成「尊王攘夷」，使百姓民心所向，心悅誠服，諸侯無不心服口服。
（二） 以法行法（高見，2018）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管子．法法》
身為先秦法家代表人，管仲以法治國，曾在《管子．權修》提到：「凡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 則法不可不重。 法者， 將立朝廷者也。」管仲推行法律的精神，一來在「立朝」，通過法律來治理朝政，二來在「御民」，通過法律駕馭民眾。因此，「法律」不僅是齊國的戰略精神，更是「法制不儀」，神聖不可侵犯，具有權威性及強制性（劉興富，1997）。《法禁》說明其法律效果為「法制不儀，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強而治矣」，換一句話說，守法精神便約定成俗，變成生活一部分，內心誠服，不需要強迫，也會遵守。
（三）「中道為用」（高見，2018），君王不失其威嚴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政，明政以治國。故正者 ，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
《管子．法法》
「中道為用」不僅是管仲用於國家政治的決策，也是追尋孔子的「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既不過又沒有不及之中庸之道（朱少華，1999）。從管子的國家戰略更看出政治上清明，國強民富。竟然推行「中道為用」，君子要重德風，從國君、貴族至將帥都會風行草偃。君王要重德風，但不失君王的威嚴，管仲特別提出「威不二門，政不二門」，君王要治理國家，必「權勢獨守，不與臣共」，君主獨攬大權，國家才有威嚴，百官才可以治理（李柟，2009）。此觀點與義大利政治大師馬基維利（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1469-1527）不謀而合。當時馬基維利分析羅馬帝國的史籍，而鑒於當時法國、西班牙入侵義大利，打破義大利的均勢，入侵所造成創傷和接下來的混亂，使馬基維利意識到一個國家要靠實際的力量來扭轉局勢，也只有加強自身的力量才能長治久安（李柟，2009）。因此，他提出一國之君第一職責就是獲得和保持權力，透過統治手段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權，和法家韓非子繼承申不害所提出的「重術」觀點自然有異曲同工之妙。
（四）「重調查，每事必問」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 : 事先大功，政自小始。」
《管子．問》
善於調查研究不僅能了解實際狀況，分析社會各方面，掌握有力的情報，找出合乎實際需求、方針及路線的各種方案措施，做出有利的政策，都是助於管仲實現「一框天下」的策略（高見，2018）。《古典兵略》書中指出「兵因敵而制勝，因情施詐原則」（史美珩，1997）。若能蒐集有用的正確情報，知彼知己，設謀定計，掌握敵方計謀，百戰百勝。
（五）「得人之道，教之以政」（高見，2018）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主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今有土 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以政。
《管子．五輔》
管仲以「得人才」為奠定千秋霸業的關鍵因素。治軍作戰要得先得最傑出的軍事人才，百戰百勝。德國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的名言「戰爭僅是政治的延伸」，清解釋「軍事天才」的概念。「軍事天才」能「引導人們克服戰爭摩擦的主要精神力量；是軍事將領眼力的基礎。」他們具有遠大的政治眼光，使整個戰爭或者我們稱之為戰局的戰爭中的大規模軍事行動達到光輝的目標，就必須對較高的國家關係有遠大的見解，在這裡軍事和政治就合而為一，統帥同時也就成為政治家。」換一句話，「軍事天才」不僅是軍事專家，也是政治專家，更是軍事及政治的賢者。此外，治理政務，要專業的政治人才，方能有專業管理，提高競爭力；製造精良武器，要先得「天下最好的鐵匠，專業要分工，並且要天下的賢才。韓非子在〈難勢篇〉再三強調 : 「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不能不慎！
三、「一框天下」──軍事面
（一）「做內政而寓軍令」
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公曰：「為之奈何？ 」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 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
《管子．小框》
桓公問管仲如何干預天下諸侯事，管仲明確的回答，想快得意於天下諸侯，應該辦事情有所隱蔽，行證物有所藏寓。換言之，推行內政的過程可寓有軍令。第一，國君建立高子所管理里，國子所管理里及國君里，第二，將這一分齊國國民作為三軍，選出賢能的里君，並且每鄉按照軍隊來編制，效法軍隊制度與號令，進行田類訓練，利用這種演練，使人民懂軍事。管仲的「做內政而寓軍令」策略，一來齊國可整頓軍隊，修治武備的行動可更加隱蔽，不易被發現，二來，通過軍事訓練組織民眾，無形中管理之（高見，2018）。
《古典兵略》也在戰備論的基本原則提出 「事有所隱，兵有所寓」，注重戰備隱蔽性，出於戰爭需要，也出於對敵出其不意的目的。 我國自古以來，將戰備隱藏在各種非戰爭的活動，不分平戰，其主要形式有（史美珩，1997）：
(1) 寓兵於政：把軍事組織和軍事訓練隱藏在平時的政治組織形式和政治活動，如春天練習打獵，叫「搜」；秋天練習打獵，則叫「狩」，看起來是運動、打獵，甚至娛樂，然而卻是軍事訓練。
(2) 寓兵於農：把戰備活動同農民的生產活動結合在一起，如
「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銚耨以當劍戟，被蓑以當鎧鑐，菹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衣事習則功戰巧矣。」
《管子．禁藏》
其中的比喻把農具好比武器，「農事耕作好比攻戰，鋤銑好比劍戟，披蓑好比鐘甲，斗笠好比盾牌，農具完備就似武器完備，農事熟習戰鬥也就精巧」。
(3) 寓兵於刑：通過刑罰的形式建力戰備如春秋時，齊桓公想征伐他國，鎧甲兵器不足，就下令犯罪的人可以用武器贖罪等。
(4) 寓兵於樂：把戰備活動與群眾的文化體育娛樂等活動結合起來，表面上看來是些打獵、賽馬、賽車、賽跑、角力、射箭、游泳等娛樂或運動，但實際上卻有目的地在訓練群眾的作戰技術，暗地裹為組織騎兵、水兵等作準備。
（二）「用兵之勢在明於基數」
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遍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
《管子．七法》
管仲認為要出兵以前，要做好八方面的準備：積蓄財富、考究軍事技藝、製造兵器、選擇戰士、加強管教、強化訓練、調查各國情況、明察戰機和策略，缺一不可，而明察戰機和策略為用兵關鍵，必先掌握作戰時機，方能規劃作戰計畫（高見，2018）。
（三）「不貪於土，不競於兵」（高見，2018）
諸侯之君，不貪於土。 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文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
《管子．大框》
「窮兵黷武」是國政的大忌。若統領諸侯的君王貪圖土地，必經常用兵，最後必導致民不聊生，君王勤兵黷武，多行詐，易失去人民的信任，而沒有民心，國內必動盪不安，而君王則陷入危險之中。故君王要懂得「不競於兵」的道理。
（四）中德才，輕資歷
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如此，則無困，而民不幸生矣。
《管子．君臣下》
君王選拔賢能之材時，要選拔有德行之人。《古典兵略》曾記載將帥要有風範。《孫子兵法》提出將帥要具備五個條件，「義、仁、德、信、智」等「五德」。「義者，兵之首」，「仁者，兵之腹」，「德者，兵之手」，「信者，兵之足」、「智者，兵之尾」。《國語，吳語》紀載春秋時，楚國大夫申包胥同越王勾踐談話中提出，將帥領兵打仗，最重要的是必須具備「智、仁、勇」三個條件，「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而《六韜．論將》不僅提出「五材：勇、智、仁、信、忠」作為將領必備的品德，更不忘避免十種錯誤示範，所謂「十過」，就是「勇而輕死，急而心速，貪而好利，仁而不忍人，智而心怯，信而喜信人，廉潔而不愛人，智而心緩，剛毅而自用，懦而喜任人 。」黃石公《三略》一書將將帥必備的條件及「治軍」的才能加以補充 ，「要求將帥應該能柔能剛，能弱能強，賞信罰明，深謀遠慮，以身作則，同士卒同甘共苦」，並提出「十二能」、「八患」、「四戒」 。所謂「十二能」就是將帥應該能「清」──清廉無私，能「靜」──沉著冷靜，能「平」──處事公平，能「整」──嚴整軍紀，能「受諫」──接受批評建議，能「聽訟」──明斷是非，能「納人」──容納人才，能「採言」──聽取建言，能「知國俗」──知道敵國風俗，能「圖山川」──通曉山川形勢，能「表險難」──明察地形險阻，能「制軍權」──控制軍隊權柄。所謂「八患」就是指將帥應克服八大毛病：「拒諫」──拒絕規勸， 「策不從」──不聽良策， 「善惡同」──不分好壞善惡，「專己」──一意孤行， 「自伐」──自我誇耀，「信讒」──聽信讒言， 「貪財」──貪圖財物， 「內顧」──迷戀女色。所謂「四誡」就是將帥應謹防：「無慮」──無謀， 「無勇」──膽小心怯， 「妄動」──輕舉妄動，「遷怒」──好發脾氣，把責任推給別人（史美珩，1997）。管仲重視的人才，絕對是品德兼備的賢者。
（五）「實而虛之」（高見，2018）
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若搏景。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此之謂道矣。若亡而無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管子．兵法》
齊國運用「實而虛之」，即是一種疑兵之策。用各種偽裝，產生錯覺，實敵人摸不透我方的實力或意圖，而做出錯誤決策，情勢有利於我方，來一個出乎意料之攻擊。自古兵家詭道多，兵不厭詐，兵立於詐，造成一種心理的搏鬥戰。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提出戰政是政治的延續，同時產生的偶然性及不同不確定性，如同希臘時代以來，雅典與斯巴達之戰中，戰略早就有詭道的事實（史美珩，1997）。
（六）「釋實而攻虛」（高見，2018）
〈管子．霸言〉有言，「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透過情報，分析敵軍虛實，避開敵軍的強項，攻擊其薄弱方面，「經乎不知，發乎不意」，防不勝防，避實擊虛。如同《孫子兵法》所說的，透過蒐集情報了解敵況，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七）「至善不戰」
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其次一之。
《管子．君臣下》
這種情況下，用兵最好是備而不戰，其次是一戰而定之 。頻繁的戰爭只會讓士兵疲憊厭戰，國庫短缺；若多次打勝戰，國君容易驕傲，而由於對手之間的不對稱性間力量，產生具有長程小型戰爭的特色，極可能陷入長期戰爭，故對國家、人民都沒益處。克勞塞維茲說過軍事是呈現政治的目的，若能用外交、政治、經濟的影響力解決，必能避免戰爭。
四、「一框天下」──經濟面
（一）「以農為本」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驅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管子．治國》
俗語說「民以食為天」，不生產糧食，又沒儲備糧食的國家要滅亡，反則生產豐富國，則成千秋王業。管仲看到的是糧食能餵飽民眾，增加財富、更能養軍千日，最後增加國力，擴疆闢土（朱少華，1999）。
（二）「鹽鐵專賣官山海」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台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
《管子．海王》
國富才能強兵，因此，要發展經濟、大力發展生產、開源節流。《古典兵略》提到糧食是軍隊支柱，儲備物資是備戰基礎，研發先進及生產武器是靠經濟維持，建立和訓練能戰的軍隊需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國防工程的軍事設施必須以經濟為依託，國家的間諜情報工作必須以經濟為後盾，軍隊的軍心士氣同國家的經濟狀況息息相關，戰爭的進行需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總之，經濟是備戰和進行戰爭的不可或缺的雄厚基礎（史美珩，1997）。
（三）「平準價格，調通民利」
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 大治……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財之櫎可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盈，隨財準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準平。
《管子．國蓄》
易言之，適時地「散囤積，調餘缺」，互通有無，能維持市穩定，推動經濟繁榮，更能實現一框天下霸業 。
（四）「備患於未然」
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唯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
《管子． 牧民》
「備患於未然」不僅是對自然災害的防備，也包括政治、經濟、軍事作戰的有備無患。《古典兵略》提到備戰的基本原則，不可忽視「超前防患」原則，一指預防「內患」: 政治腐敗、經濟貧困、武備廢弛、思想混亂等多種因素，二指預防「外患」: 通常由於國與國之間力量對比失衡，國內的矛盾及國力衰微導致強敵入侵，或由於民族之間矛盾導致不同民族國家之間暴力衝突。由於內患與外患是相互聯繫的，所以「超前防患」實際上是一個涉及內政、外交、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組織等國家大戰略（史美珩，1997）。
五、「一框天下」──外交面
（一）「尊天子以收買人心」
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掌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
《管子．下框》
管仲倡導「尊王攘夷」的外交謀略，以「恩威並舉」、「挾天子以令諸侯」、「近則用實，遠則施號」，所謂 「審時度勢用兵，動於義理，察於虛實，明於基數，巧於離間」（高見，2018），不費一兵一卒，至善不戰，達成名副其實的天下霸主。管仲這一點與英國大戰略之父，李德哈特的看法不謀而合，他對戰爭後的情況特別有感觸，曾說過：「我們從歷史中又得知完全的勝利從為勝利者帶來所期待的結果，也就是一個美好而持久的和平。」（Hart 、鈕先鍾譯，2019）因此，他提出間接路線，透過外交謀略、經濟、威懾來預防戰爭的到來。
在外交方面，管仲實施「恩威並舉」，「恩」，指著誠信、德威，以軟實力來感化他國，「威」指著武力、強權，作為硬實力，而「恩威並舉」是巧實力的最佳寫照。由於齊國用信義結盟，金援外交及武力來威懾，小國不敢隨意違背與齊國的盟約，而心悅誠服，歸附於齊。
另管仲則借周天子的威嚴，助齊桓公在諸侯間能領導他們，並獲得主控權。齊桓公剛登位時，管仲多次勸告齊桓公國內動亂未定，諸侯虎視眈眈，必先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再謀圖霸業。而最好的方式，莫過於透過外交，按兵不動，待時機。《管子．兵法》曰：「近則用實，遠則施號，力不可量，強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換一句話說，如同范雎的「遠交近攻」，所謂 「對近前的敵手採用實力征服，對遠方的對手則施用號令震懾，兵力難以計量，強盛難以測度，士氣不可枯竭，新制不可把握」（高見，2018）。
六、 結論
戰略自古以來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一種從策劃軍事的謀略，延伸到全方位的國家戰略。薄富爾從戰爭在歷史中演化領悟到「所有的鬥爭，不管事猛烈或陰險的，是在政治、經濟、外交或軍事哪一個領域內進行，抑或是多方面同時並進的，卻都是受到此種戰略的指導—因為事實上，鬥爭本身就是總體的。」（Beaufre、鈕先鍾譯，1996）
管仲鑒於春秋時代，禮樂崩潰，在強食弱肉的情況，制定了一套能安定齊國，經過休養生息，富國裕民，對內有「興舉德政」、「以法行法」、「中道為用」、「重調查，每事必問」等政策，對外，「尊王攘夷」、「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立同盟，實施「近則用實，遠則施號」、「釋實而攻虛」、「恩威並舉」、「實而虛之」，可謂從政治，籌劃到軍事、經濟、社會、心理層面等國家全方位的戰略，完成「九合諸侯，一框天下」的深思熟慮的全面行動計畫、執行與實現。
延伸到今日的台灣，管仲以既符合現實又具有深謀遠慮的大戰略，輔佐齊桓公提升齊國威望，齊國長治久安，而台灣在中美關係微妙之間，何去何從，也須從全面大戰略規劃，須深謀遠慮，絕不可因選舉而只考慮任期內能完成的事，大戰略是為今日的台灣，更是為未來台灣長治久安的根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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