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評: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 王慧婷

王慧婷(政大歷史所博士生)

 

               法國年鑑學派第二代的著名史學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曾將歷史時段分為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註一),這樣的考察,說明在其眼中,歷史存有之時間具有至少三種不同層次;史家往往以今視昔,必須站在曩日之外,化約已逝的格局,體現歷史與時代,然而,對於生活在時代中的人而言,個人是否能清楚知道自己位於哪種時代格局之中?這自然又是另一課題了。

              世人未必對於自身所處的時代有深刻認識,然而,後世欲理解過去的時代,卻可能得由該時代中的個人為媒介,看見已逝的時代與其歷史格局。在馮筱才這本《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中,便是將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國政治與經濟格局,寓藉在名商虞洽卿的身上開展而來。

                「虞洽卿」既作為個人、在此又作為一個「時代」,所體現乃是作為商人身分而周旋於晚清民國政治格局下的結構秩序──「官僚資產階級」、「官僚資本」、「四大家族」(註二)等概念。而構成整組命題的格局則是一組解釋套路:認為上述秩序結構最終造成民國政權覆滅,中華人民共和國起而代興;在其時代內,體現出一種國家格局逐步邁向「政商化」的內在危機,這項危機即便在威權統治之下,也無法制衡,因此成為一道侵蝕官僚體系權威的社會腐化之源,最終破壞經濟秩序與法律結構之正當性,於是再造鼎革之勢。(註三)

                   虞洽卿之作為「政商」、或言稱為特權商人,就已在字面意義上表徵了經濟與政治特殊關係。這組詞彙並不以虞洽卿獨尊,北伐前後虞洽卿名聲之起,在馮筱才筆下比之為晚清巨商胡雪巖,兩者確實也有許多同之處,然而後者卻未被冠以「政商」之名。除「前言」、「結論」外,本書共有六章,「改革時代之政商形成(1891-1911)」、「革命轉換之關鍵人物(1911-1914)」、「『愛國時代』之政商生意(1915-1925)」、「北伐前後的『左派資產階級領袖』(1926-1927)」、「委員長的代理人:南京時期的政商模型(1927-1937)」、「戰爭年代之政商現形記(1937-1945)」,以虞洽卿個人所串起的,是作者提出對清末至民國期間一種新政治經濟現象、以及一組公共政治與私人商業利益複雜糾葛的行動模式的解釋概念,整套社會秩序變化的漸進,在作者筆下,名之為「政商化」。(註四)

                      「政商化」的機制近似於「官僚資本化」,但又不盡然等同,而是另一種公共權力尋租,追逐共利的權力結盟。表面上看似都為公共利益而來,但後檯內政商利益包裝在合法結構下的交換機制,雖然穩定,卻已經在政、商兩肇間埋下扭曲的發展指標。這類權、利交換,並非盡皆帶來惡局,甚至在某段時期引領了國家邁向經濟發展指標前進,因此也與當代「官商勾結」之類的道德評述有些差異。(註五)

                     1890年代開始,晚清的「變」成為根本格局,一條「政商」崛起之路,也隨著政局變化,開始尋求新的經濟之道。而虞洽卿在清末以「買辦」、「同鄉領袖」、「租借調人」三重身分活動(註六),正巧搭上官商網絡,不僅是買辦起家,且至少在1903年就獲得官方任命,於該年11月為兩江總督魏光燾在上海探聞東三省的虛實;更在1905年在袁世凱薦引下得到皇上賞賜戴二品紅頂,顯示其官場遊歷早於民國改曆(註七)。「改革時代之政商形成(1891-1911)」內,正勾勒出虞洽卿在此將經商之路轉向政治的過渡,與這時各種政商匯流的組織興起相合,近代商團濫觴的「華商體操會」,在1900年代為虞洽卿等人創辦,正是以「寓兵於商,步武泰西」而期盼達到「強國強種」目的為發想。(註八)但在「南洋勸業會」創辦模式中,卻未能成功仿效前例獲得輿論或實際收益。一如在政治上的多方接觸,同時期虞洽卿在上海生意模式囊括:金融、航運、地產、礦業、機械、電廠等項,無論在政治或商業上,皆有所成。而這時期的經營模式似乎以公益開始、私營結束,或由合股、股份開始,再漸漸發展到私人企業。

                    在洋務、重商、實業氛圍中,政治權力變化為清末商界帶來多角的營運契機。而在1913年「二次革命」前後,新舊兩方秩序消長與政治力抗衡中,上海商人在革命黨人間之周旋,不僅緩解各界矛盾,也穩固當局治安。於「革命轉換之關鍵人物(1911-1914)」這章中,作者傳神地稱這樣的商人為「經紀人」,這類經紀人之所以介入地方政治,無論是為了維持原有的商業秩序、信用關係、或市場營運為宗旨,總結而言,主要都是出自於對穩定秩序考量。以個人能量而企圖維繫權力重組的秩序,因此,於公、於私,都可以將其人又冠以「秩序型政商」之名,這類政商的特色在於,得以在不同政治力量間斡旋。(註十)在1916年至北伐期間,向虞洽卿這樣的人物,清楚看見局部性秩序維持的必要性,也清楚自己角色與身分定位該如何運作,同時將商利與「抵制列強」的目的融會,因此,作者又稱他為「民族型政商」。(註十一)

                    虞洽卿將商利與政治策略結合的行動,在二次革命後因得到袁世凱支持而更加穩固,可以說是透過經濟入手民族主義(註十二),但是袁氏執政期間國體問題,使得虞洽卿1915年發起的「救國儲金」運動一度陷入困局裡。然而,總體而論1915-1925年的虞洽卿,仍然在「排外」、「愛國」兩條主道上行商獲利(註十三),「民族主義」事實上是一種被虞洽卿持有的經商工具,這樣的商業戰略,固然也受到輿論反噬(註十四),然而在各種政治力量角鬥之時,商人仍是各方不惜極力爭取的奧援之方。

                    至於虞氏自己,又是如何度量局勢的呢?以商人本色觀之,自己不過一直處於「中人」的角色而已。(註十五)即便在政治上活躍,或在外交上為何方勢力發聲,他所持有的身分都是「商界領袖」。(註十六)在1930年代,面對中日問題,他不再展現清末時的強力排外表態,並且在南京時期更頻繁介入軍政人事安排。這類受經商安全感約制的政治選擇特色,到抗戰時期更為鮮明,與其說是他本人斡旋在汪、蔣、日多方間,不如說晚年的虞洽卿政商特色鮮明地只把關注放在「條子」(官方許可)、「面子」、「銀子」三項。

                    1945年虞洽卿病逝於重慶,他本人遊走於政、商的兩面性,固在其有生之年游刃暢通,但在其身後,這樣子的政治投資之利弊也反映在其歷史定位上,作為「政商共同體」本身,同時意味著連動無法割裂的政治細胞,並必須為此政治性受到後世檢證。以商事論之,過客虞洽卿或許經營有道;但以政治視之,其動機從來不純,難登大雅之堂。而在本著作中,作者亦無意為虞洽卿作為蓋棺論定、或予以翻案,虞氏在此只體現出商賈本色,以及其人生歷程中所體現的時代性格,政商關係憑藉制度框架而起,但卻時有越過制度體系的影響力:商業力量的增強,削弱政治制度統治之秩序。這樣的格局不僅是歷史結構,並且也是20世紀中國政治運作的內在秩序,作者悲觀指出:「政商化」所帶來的政治轉向,寓意著中國20世紀歷史仍舊逃脫不了政治傳統上天道循環的宿命。言下之意,似乎亦對當代中國問題提有諫政之用。

 

註釋

註一: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著,曾培耿、唐家龍譯,《地中海史 : 集體的命運和總的趨勢》(臺北:臺灣商務,2002)

註二: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259

註三: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259-260

註四: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7

註五: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8

註六: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7

註七: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21-22

註八: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26

註九: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59

註十: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67

註十一: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68

註十二: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76

註十三: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107-108

註十四: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120-124

註十五: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183

註十六: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184

 

作者介紹

王慧婷(Wang, Huei-ting),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部博士生暨政大人文中心「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團隊成員。這傢伙是出生於臺北的澎湖人,童年與海洋為伍、以沙堆為堡壘,繼而成長於一座百年有餘的都城,並在臺灣各地與世界各國闖蕩,夢想著貫徹太史公司馬遷周遊列國之舉,以竟史學之志。大概就是嫌自己小時候沒好好讀書,所以拉長了在學年限。近期準備大耍孤僻而全心投入論文。日前受天人感應,碩、博士修業總年限準備效法祖國偉業,從八年起跳,直追十四年抗戰,來個與世推移,寫完論文再歸回汪洋水母漂。除學科執念外,無甚專長,唯一可炫耀的是外祖父為馬公國寶廟宇繪師黃友謙。


已發行電子報

    1
    裝飾性圖片裝飾性圖片裝飾性圖片裝飾性圖片裝飾性圖片裝飾性圖片裝飾性圖片裝飾性圖片裝飾性圖片裝飾性圖片裝飾性圖片
pic1pic2
cron web_use_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