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遺忘噤聲到展現生機:「引路人」與地域復振

廖鎮邦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碩士生 

一、 溝仔尾發展脈絡與現況

  溝仔尾,在花蓮市區的發展史上,占有特殊的一席之地。既是戰前最新開拓的街區,也是現存最老的街區。該區從日治時期靠著酒家聚集,發展成溫柔鄉為主的商業區,但也因排水不良,成為沒有家底的新移民落腳聚集處之一,奢靡與窳陋在此並不衝突。戰後,藉軍中樂園與土地便宜等因素,逐步成為花蓮市數一數二的繁華街區。

  1951年發生花蓮大地震,花蓮市區三分之二建物倒塌。時任花蓮縣商會會長便向時任花蓮縣長楊仲鯨商議,在市區的紅毛溪河道上搭建木造平房出售,授予買者杜賣證,以籌措賑災基金。於是西起中正路,東到南京街的紅毛溪河段,被鋪上了一間間九尺四方的平房,即為老花蓮口中的溝仔頂厝。

  爾後,為安置因花蓮港廳拆遷,無處可擺攤的攤販,縣府便又把腦筋動到了紅毛溪上。溪再次短了一截,房子又長了一段,這種安置手法便被一路延用。於是,過往清澈的潺潺流水,被不斷滋生的成排平房漸漸取代。直至1977年安置了光復街大火受災戶,平房從中正路,一路綿延到福建街,才在此打住。

  隨著1979年北迴鐵路通車,車站向花蓮市區西邊遷移,對日治時期以來即為花蓮交通商業核心的舊站及其週邊地區,造成莫大衝擊,失去交通區位優勢的溝仔尾,就此開始沒落。現今的花蓮舊市區雖然還是主要的鬧區,但商業重心偏向西邊的中正路,中華路以東的溝仔尾地區則人潮稀疏。溝仔尾沒落的因素,除了交通外,另一個原因是政府掃盪特種行業的政策,對溝仔尾風化區進行強力取締。如今茶室、妓女戶已不復見,當初為了上茶室而來的消費者也不再來,連帶地影響了餐飲、小吃等其他行業的人潮,如西服裁縫等傳統行業,也在消費行為的改變之下,生意逐漸沒落熄燈。

  2005年,花蓮市公所在考察韓國清溪川後,決定仿效並拆除溝上建物,重新整頓溝仔尾,部分擁有地上物的產權的居民,群起抗議。歷經幾乎十年的拉扯,2014年5月,縣府以違建名義,未負任何賠償金,完成了溝上住戶的拆遷(何君冶,2014)。隨後不到一個月,兩座日治時期古橋:第一、第二福住橋,從縣定古蹟被降級成歷史建物,使得異地保存的選項成為可能,就讓位給了「日出香榭大道規劃案」(曾冠瑜,2014)。2015年4月,橋體被拆卸下來,堆放在市立殯儀館旁的三角公園,不久紅毛溪便鋪上水泥成了停車場。

  但沒想到,在文史團體入駐後,這般被遺忘噤聲的地方,居然又展現了生機,甚至在花蓮市區社區營造屢有行動,以及不小的聲量。這種有如俗諺「打斷手骨,顛倒勇」的現象,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呢?在文史團體當中誰扮演了關鍵角色?這是本文想要回答的問題。

二、地方本真性的追尋與歸返

  當被問到自己是誰,大多數人在報上姓名後,還會再補充一句:我是哪裡人。「人群並不只是定出自己的位置,更藉由地方感界定自我。」(王志弘譯,2003:136)。地方並不只是空間中的某點、某處的一個名詞,而是一系列文化特徵的集合體所構成的外延。地方,除了說明你的住處或家鄉,更透露該地的社經地位、產業型態,以及生活型態。不諱言,這有可能只是種刻板印象,但實際上不僅如此。我們習得互動模式、行為模式,均是來自日常生活,而這些都被我們理所當然的認為著。

  然而,地方實際上從未完成,而是處於流變之中(王志弘譯,2006:59)。地方是「不斷發生的東西,透過創造與利用物理環境的方式,對特殊脈絡中的歷史有所貢獻的東西」(Pred,1984:279)。我們只能透過創造第一手接觸與親身經歷,才能在地方的流變中,理解地方的獨有特殊(Idiographic),而避免陷入「不過是人類活動的僵滯佈景」(Pred,1984:279)與「是個惰性、為人所經驗的場景」(Pred,1984:279)的地方概念當中,忽略了地方的流變。免於落入刻板印象的窠臼,我們才可以獲得當下現況的地方全貌。

  若引用胡賽爾(Husserl)的意向性─意向客體概念,我們認知的物質事物現象,不僅存在事物本身,也存在我們對待該物的方式,只有從客體的用途來考慮,客體才會成為某物。日常空間中那些理所當然的假設,其實並不那麼理所當然。地方,並非是一組客觀的物質環境資料,其中也包含了人的主觀意識,即牽涉了人類意向。
  海德格(Heidegger)在《存在與時間》一書中,提出此在(Dasein)-在世存有(Being in the world)-操煩(care)的概念,作為一種認識論。此在(Dasein)為海德格所創新辭,它指的是人,但由於人這一詞有太多複雜的原意,所以捨去另造了此在(Dasein),目的在於還原人的存在的純粹性,故稱「此在」,意指做為人這樣的我者,於此時此刻當下存在著。而在世存有(Being in the world)意即作為此在(Dasein)的人不是一個孤立的主體,而是「總是在世」、「總是與他者有所連結」。

  然而在某些瞬間意識到自身的獨特性,便試圖回應這種獨特性,或是說我者與他者的差異,並在壓抑自己回歸群體(非本真性)或遺世獨立面對虛無(本真性),兩個選擇間猶豫,直到克服虛無引發的死亡聯想。才開始用操煩(Care)來維繫此在(Dasein),即為思考自己將做什麼,讓此在(Dasein) 在世存有(Being in the world)在過程中獲得意義,進而思考此在的目的,也就是我者作為人這樣的存有,究竟有什麼目的。

  由於人透過鑲嵌於世界而存在,並藉此認識自身的獨特性。為回應我者與他者的差異進行思考與行動,「因此,地方是我們與地方之間互動下的產物」(王志弘譯,2003:145)。所以,我們在某處該地的工作、居住與移動,甚至和他人的來往,這都創造了不同的意向,因而豐富了地方的內涵,也參與了地方意義的流變。
人總是身處現世而操煩(Care),我們生活與成長其間的地方,是我們操煩的最初場域,也是我們對世界認識的起點。我們透過地方奠基對世界的知識,並獲得存在的意義,也同時習得地方特定的生活方式,空間藉此被賦予意義,成為地方。這種生活聯繫凝聚了人群與地方,依此獲得歸屬感。

  地景(Landscape),是一個與地方時常相伴出現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因為光學科學、航海技術與新興商人階級的發展,而誕生了地景繪畫 (王志弘譯,2006:19) 。最初的地景意指,我們可以從某個地點觀看的局部地球表面(王志弘譯,引自Cosgrove,2003:19),後來由於地表大多已不存在未有人類涉足活動的空間,因此可說每個地景(Landscape)都擁有文化意義,純粹只談自然初始地貌的自然地景幾乎不存在,便加入了人與地景的互動與詮釋,演變為一地互動的人們長時間,甚至跨世代對一地的集體塑造,反映出一地社會──文化的信仰與技術(王志弘譯,2003:18)。人們透過日常生活、身體實踐與記憶情感的累積,詮釋地景意義,並形成空間的認同關係。這就是地方感,地方也就是乘載地景的所在。

  但在科學革命與理性主義,構築了一個機械論的世界後,產生了人類只要靠理性就可揭開自然的秘密,遂產生征服自然的信心,「只要人定,就能勝天!」這樣的思想。強調了人類的理性權威凌駕於自然之上,促成人們超出物質與感官經驗而生的場所精神,被斷裂與否定。現代地景因而成為充滿矛盾的所在。瑞夫(Relph) 認為這既是「科技成就與普遍物質繁盛的展現」,也呈現「美學的困頓、倫理的貧乏,以及對科技專業的嚴重依賴。」(王志弘譯,2003:137)

  「理性主義的設計是一整套,完全拒絕的添加或修改的可能性。這些建築物和傳統建築樣式不同,很少可以有調整變動的門廊和窗戶,也不能輕易改變色彩、細部和裝飾。所有的樣式都經過細心設計,只要建築物存在就不能改變。現在主義的目標,似乎是在整個過程中,為了保持秩序和整齊,要求每件事物都各安其所且不得變動。因此都市更新計畫中的燈桿、樹木、座椅、公寓量體都經過整齊排列,自成一群 ……不幸的是在強加上僵化型式和標準的同時,這種做法抹煞了, 都市景象的不確定性和刺激興奮的趣味感。更清楚的說各種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官方標準號誌,禁止停車、禁止跨越、禁止進入、禁止靠近、禁止穿越、禁止逗留、禁止張貼、禁止丟棄垃圾、禁止閒逛等再三的提醒我們不可以做什麼。」(謝慶達譯,1998:340)

  現代都市鄉鎮常因政府規劃而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sed),成為重複、單調與均質的平景(Flatscape)(王志弘譯,引自Relph,2003:148)。這種情形並不只出現在公共住宅,也在大部分的工業區與商業區出現。「以現象學觀點論,這種平景或解疆域化的地景促成一種存在的外部性,人們不認為自己有歸屬感,因此也毫不關心環境……利用抽象概念來規劃空間,實際上妨礙有效社區的建立……失去了有邊界、可控制的領域,會進一步削弱人的認同感 (王志弘譯,2003:112) 。」當地方逐漸喪失獨有特殊,人們的歸屬感與認同,也將逐一丟失。現代化帶來物質生活的豐厚,但也漸漸支解了地方的場所精神。


三、地方本真性如何被再現


  2013年8月,兩座日治時期古橋───福住一橋、福住二橋,從縣定古蹟降格為歷史建築,屢經抗爭投書未果,隔年依舊難逃拆遷的命運。這震驚了花蓮文史界,並促成了轉介花蓮在地風土的《O’rip》雜誌轉向,從介紹花蓮的族群文化、部落工藝、潛力遊處,轉為投眼關注花蓮市區,並拉近加強與花蓮當下的議題連結。甫經劇烈地貌變化的溝仔尾,自然成為《O’rip》長期蹲點市區文史的濫觴。

「我之前當里長的時候,就有在暗間巷那邊進行社區營造,福住橋剛被拆那時候,黃啟瑞想要進溝仔尾這個地方。於是透過XXX引薦,因為我之前做過社造XXX認識我,便找上了我,說是想要知道這邊的過去故事。要我幫他帶導覽,帶完導覽之後,他可能覺得我口才還不錯,便問我說怎麼不正式做導覽,就這麼開始帶現在看到的這種街區小旅行。」

(張,個人訪談,2018)

  於是O’rip成為社區協力者,有系統性的協助收集溝仔尾與周遭地方的相關資料,與當地社區發展協會合作建立帶路人系統,開始培力導覽人。除了里長外,還招收了一群對花蓮文史有興趣的家庭主婦與斜槓中青年,便成為第一代引路人。溝仔尾便成了花蓮市區第一個有「街區小旅行」或說是「街區導覽」的地方。與一般常見的導覽不同處,在於這些帶路人都跟當地居民有一定的認識,會盡可能讓導覽地點的周邊居民敘說這個地點過去發生了什麼事,當地居民怎麼看這個地方。而居民不是被刻意安排在導覽點,他們的日常生活場所發生的地方原本就在導覽點。這些被導覽過去的人,對居民來說,只是好奇來看看的遊人,並非有消費關係的客人,因此居民的敘說並沒有固定形式,只是信手捻來,僅僅純然講述他們在此的日常生活、身體實踐與記憶情感的積累。這相當於把當地居民的地方感成因列舉提出,與這些遊人一同分享他們自身的地方感。在為遊人描繪當地地景的過程中,也同時重溫地方感的生成,因而對地方更加認同與凝聚,可以說是地方感的再生產。對當時甫拆遷的溝仔尾保有、強化了認同的基礎,是非常關鍵的影響。 

  在此基礎上,2015年,O’rip與社區發展協會,以小姐攬客聲為靈感,並結合口號「Join」渴望有更多人能夠投入的兩個概念,催生出《溝仔尾來「J」》。藉系統性盤點溝仔尾內的導覽潛力點,試圖為徒剩記憶的歷史,重塑地景把它們重新安放回發生的空間。透過地景的再造,進行地方缺漏記憶書寫的填補,讓這些事跡可以被繼續流傳,活在人們的舌頭上。避免因社會變遷而在世代間產生斷裂,成為死的歷史。

  2016年,花蓮市區青年投身籌組的《裏●花蓮》則是辦理各式活動,從次文化的電音趴到主流的跳蚤市集,進而吸引年輕人,積極讓新進店家了解該地歷史。確定溝仔尾的轉型走向,吸引更多的文青小店願意試試進駐;2017年,花蓮縣府揣摩已久的《日出香榭大道》終於啟動,公聽會開跑。但意外地,在地居民有別於過去縣府的相關會議,在公聽會上砲火猛烈。於是花蓮的議題工作者便成立《自由溝仔尾》,以文宣抨擊縣府規劃,聯合居民在公聽會發言,使縣府妥協,縮小規劃範圍。

  同年年末《花蓮老王》粉專成立,宣告了一群關心在地文史年輕人的正式集結。由於縣府計畫於自由大排一帶,建設為日出香榭大道,遭居民屢次抗議未果。因此時常戲謔稱當今縣長為「花蓮王」的年輕人們,便成立了一個花蓮老王粉專,名稱意指花蓮的「原住民」比起非當地人的縣長,才是更為老資格的花蓮王。欲以社區營造方式,在溝仔尾一帶推動社區劇場,讓在地人演出在地故事,留下更多在地記憶,並觸發外界對溝仔尾的關注與興趣。

  該社區劇場名為《咱,溝仔尾ㄟ》,意即過往在大溝仔尾地區內生活工作的人們,每當發生了醜聞災禍,便會說「遮,恁溝仔尾ㄟ!」紛紛切割。相對的有了好事臨門,便人人爭說「遮,咱溝仔尾ㄟ」,以《咱,溝仔尾ㄟ》的取名,作為一種認同建構與翻轉污名。

  筆者因以志工身分在《花蓮老王》蹲點,藉著蹲點所締造的人際網絡被社區接納,而成功獲得社區發展協會的同意,允筆者以其名義遞交《溝仔頂有儂,散戲了後》向臺東生活美學館申請經費。在幸運通過後,辦理街區踏查、拼湊城市發展紋理,以策展《散掉的溝仔尾》。緊接在《花蓮老王》之後,試圖讓過往歷史得以被看見。原先筆者預想《散掉的溝仔尾》會吸引溝仔尾人前來看展,但實質不然。雖說溝仔尾人,可依前文分為三種,但文史類型的展覽,吸引的通常是地方認同意識較高,在此成長,生活範圍不出該處的耆老們。不過,這群人因對自己的家鄉周遭一五一十了解透徹,他們在接受訪談採集資料後,參與便止步於此。

  主要看展的人反倒是非花蓮人居多,這群人大多是來花蓮尋求文化體驗的遊客,具有較高的文化鑑賞力,渴望知道更多、體驗更多,花蓮庶民日常生活。因此對於細緻深描都市紋理的街區發展史,相當感興趣。另一群看展者則是曾在溝仔尾生活過,但後來搬離的人,或是他們的第二、三代,人數雖少,但溝仔尾對他們來說,仍有跨世代的聯結,共享同段時期的生活記憶,對該處的地方認同,仍然強烈。

四、 城市漫步如何介入地方

(1) O’rip的起初

  起初只是三五個來到花蓮的漂鳥,他們大多不是花蓮人,但卻意外的在此定居,或許是求學,或許是結婚,或許是養病,或許是退休,或許是圓夢……,這些人就這麼在花蓮相遇相識。

  慢慢他們發現眾人有個共同的困擾,當外地或自己原鄉的朋友來訪多次的時候,他們開始不知道要帶對方去哪裡。那時觀光指南上有名的花蓮景點,只有萬年不變的海洋公園跟兆豐農場,以及走馬看花的太魯閣跟七星潭。

  基於他們想要讓更多人了解花蓮的好,也想要讓自己更加認識花蓮。2006年初,便在王玉萍的凝聚下,開始發行刊物O’rip,一群人就這麽因為覺得好玩有趣,就聚在一起了,並以璞石咖啡館為基地;2008年正式成立工作室,見市區沒有一個介紹花蓮的地方,便在二樓設立了旅人歇腳處,供來往旅人休息,打聽花蓮相關資訊。

  由於是因為好玩、有趣,才聚在一起,沒有贊助的資源,沒有長久的計畫,也沒有人知道可以做多久。因此,那時的他們常自稱是一群野狗,不受控制瀟灑自在,也可能隨時一哄而散。唯一連繫他們的,只是熱血。

  隨後靠著王玉萍,曾經在誠品任職的人脈,成功地把刊物的索取點給擴大到全臺各誠品書店、獨立書店與咖啡館。O’rip 刊物,就此開始能夠靠著穩定的訂閱數量,達到收支平衡自負盈虧。不再像以往,擔心無法延續,而只敢讓讀者下訂一年為限。

(2) 小旅行是怎麼開始的

  O’rip 刊物因為大量密集的踏查訪談,而累積許多在地居民的信任,王義智等人,便認為要有所突破,不能只是待在刊物後方講故事,文字工作者的怯生羞赧,需要被克服,以免當外界想要一窺O’rip成員時,沒人可以上場。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符合瀟灑自在的野狗們,所追求的好玩有趣宗旨。可以讓地方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比起刊物講述,地方居民的真人演練、講述與接待,以及可以與讀者真人形成即時的雙向平台,更有挑戰、也更有樂趣。於是乎,2010年11月O’rip 第25期出刊,隨之在豐田演練一番後,便定下了每兩月做一刊,每出一刊就盡可能地帶讀者到該刊講述地,以小旅行方式,體驗當地生活,並試圖做到不重複十三鄉鎮。預計用兩年多的時間,完成花蓮全縣地方亮點的風土巡禮。

「不停地跟長輩撒嬌、捧人捧上天、努力灌迷湯,或是牽線獨立媒體跟學生來報導與採訪,大概是我們那時候最常做的事情……」

(G,2019)

  由於在地居民生活其中已久,對於自身日常生活經歷的獨特性,欠缺察覺。所以事前工作除了多方打聽地方亮點外,實地踏訪變的無比重要。必須透過多次的登門拜訪,讓在地居民認知到,他/她所擁有的記憶/技藝是特殊的,進而對自身生活的獨特性,有所認同。並維繫這般鼓勵的基礎,讓在地居民能夠應對外界好奇的目光,有所覺察、欣賞自身的講述他們的習以為常的生活。意識到「原來我講遮,有人聽,而且聽著閣真趣味……」,這時他們才會對他們的尋常生活感到獨特與自信。這時的賦權,才真的有所意義。

  然而,這個為期兩年多的小旅行計畫,其實在地方端來說概況是失敗的。多數的地方或社區發展協會,不如預期,並沒有長出接待能力。一方面是巡迴週期太久,要等到兩年多後,才有可能再被輪到;另一方面,由於臺灣鮮少有深度旅行的風氣,而且花蓮做深度旅行的社區與部落不多。一來沒有足以效仿的接待社區範例,再者,沒有穩定的客源可供演練。使得O’rip帶過小旅行的社區,雖有經驗,但這般屈指可數的演練,離能夠長期實戰,還差的遠。那個時候,唯有豐濱的高山部落以及光復的大農大富森林園區,有公部門計劃案挹注,幸以撐過前期,因此茁壯,有常設的在地深度旅行接待行程。 

(3) 在深蹲之前……

  2014年,O’rip豐滿的理想,終究不敵骨感的現實。高成本、低利潤與經營項目漸多而勉強的人力,帶來良好的名聲。但也因此掙扎,組織存續與初心志趣,究竟,哪個更加優先。

「常常我們在開會時很愛吵架,因為一直都在檢討這樣做到底有沒有符合原本的那個核心價值……,所以當O’rip由刊物發展到小旅行與工藝家商品展售的階段時,現在要求的東西是夥伴手上經營的時候,老實說這裡面我經營不下去了,因為我有我的模式,我有我的操作方法,但是我的操作方法不一定會是有益於夥伴的作法。」

王玉萍,2016,《編織花東新想像》

  這時的O’rip已從原先的刊物,轉為故事(刊物)、有禮(店面)、漫步(小旅行)三個項目的多角化經營,在經營項目逐漸規模化,在有限資金的狀況下,面臨了必須考量以何種項目為優先的取捨。在現實與理想掙扎之際,有一個股東反其道而行,收購全部的股權頂下了這家店,他,是黃啟瑞。

  「他幾乎是個遠方的存在,雖然大多時間都在台北,但始終以遠端連線的方式與我們在一起,抽得出空,就認領個一兩篇捉刀……。」(G,2019,訪談逐字稿),誰也沒想到,這樣遠方的存在,後來竟成為O’rip重大轉捩點的推手。獨排眾議,在一同工作的夥伴們極度不看好的狀況下,獨自一人接下O’rip,卻意外地讓O’rip成為了深蹲的典範。

  眾人清楚他不喜與人爭執的脾性,倘若如舊繼續待在O’rip裏頭,可能之後會屈就他成為一個沒有聲音的老闆,於是鐵下心來帶著祝福離開O’rip ,為他保留完整的舞台。但是在黃啟瑞極力邀約之下,王玉萍雖然離開不再參與主要核心業務,但願意擔任編輯顧問,指導與協助編輯平台運作。(P391,《編織花東新想像》,2016),原先的其餘夥伴則在各自開枝散葉後,維持一年一到兩次的活動合作。 

(4)   與原本性質的差異與轉向

  O’rip 在黃啟瑞接下之後,洽逢福住二橋拆遷,關注重心亦隨之轉移至溝仔尾,也是他在溝仔尾深蹲的開始。「第43期《一條河的打開》,清楚回應當時花蓮市的『溝仔尾』議題。其有系統地採訪當地社區居民對溝仔尾的文史記憶,風格以柔軟而正面的文字基調,喚起更多人對『溝仔尾』地方的過去與未來發展議題的關注」(《編織花東新想像》,2016:391)

  這是O’rip開始密切關注地方發展的分水嶺,試圖在介紹花蓮風土(terroir)之餘,回應當下地方發展與時事脈動,渴望在推播風土(terroir)、關注議題以及穩定獲利三者之間,再次找到平衡點。

  過往,為有穩定薪資長期發展,便靠著接計畫,填補財務缺口。「可是這個這個案子又不是在我們的發展計畫裡面……幫別人蓋房子,不是蓋自己的房子。對於案子我覺得要聰明接案,他一定要符合我們今年度要做的事……」( 蘇素敏,2016,《編織花東新想像》)

  於是2014年後,依循蘇素敏對過往經驗的總結與建議,O’rip的接案門檻開始提高,只接具延伸價值,可以不停挖掘、深入思考的案子。在溝仔尾的訪談、陪伴與導覽當中,發現街區文史教育的重要性,並及時抓住機運,善用時任花蓮市長田智宣的賞識,接續過往經驗,連結先前市公所的合作夥伴,累積並推波地方文史知識,採取緩慢滾雪球的方式。培養花蓮大眾對城市文史,以及深度旅行的認知。

  O’rip早期的小旅行,是以到當地走訪整個白天為前提,來設計規劃行程,並對參與者保留彈性,容許中途加入或提早離開,各個停留點獨立收費。但在黃啟瑞接手之後,將過往隨機不定期的漫走活動,改制為《三五好友遊小城》,固定時間舉行。每周六下午3點出發,不計報名人數,就算當天只有一人,也風雨無阻。

「 當然這樣的街區漫走活動,延續原先鄉鎮漫走活動的形式,但想法上比較不是原先漫走的那種我們陪著社區走的想法,而是把臉轉回來重新看看,每天我們自己走的位置。」

黃啟瑞,2016,《編織花東新想像》

  在漫走小旅行的過程當中,其實隱隱放入了對於地方發展與文史記憶的關懷。O’rip的漫步小旅行最大特色之一,就是作為引路人的導覽者,都與導覽點的周遭居民熟識,所以導覽時,如果恰逢居民有空檔,就會讓他們來講他們生長在此的所見所聞,比起一般的社區導覽更為栩栩如生,也更加接地氣。當然對於那些從不兌現、淪為口號的發展想像,也將隨著第一手面對面的現身說法,將現況的無奈、無力與惋惜,在言談之間有意或無意的透露出來。

  在黃啟瑞接手O’rip之後,由於考量人力,便將漫步小旅行的場域限縮在市區金三角一帶,也因此在來往座落於市區節約街的店面時,就可以進行觀察與接觸,也能做到以往更加頻繁、更加深入的蹲點。時日一久,有了厚實的信任基礎,居民也就更加敢言,打破過往鄉鎮漫走的單一正向的平滑(smooth)論述,不再只說這地方有多好,也開始生猛有力的敘說,這地方的隱憂與無奈,敘事面貌顯得更為完整立體。

  促使參與者將在導覽的過程中,不斷的反思花蓮這座城市的文史保存現況,以及我們究竟要成為什麼樣的城市,追尋什麼樣的發展。花蓮口口聲聲說要成為(或已是)一個觀光大縣,然而我們又提供了什麼樣的東西給觀光客?這是原本鄉鎮漫走,一般的泡沫觀光(Bubble tourism)做不到的事。

(5). 引路人在地域復振扮演的角色

  溝仔尾因著O’rip進駐,而展現生機。主要是藉著O’rip原先厚實的地方書寫基礎,與店面新遷後,意外深蹲當地而建立起的信任。在地利、人合下,帶起街區漫步,讓遊人看看當地人是怎麼看待他們每日生活的場所,而有貼合地方觀點的體驗。
    

  這一切從中最為關鍵的莫過於有意識推動城鄉漫走轉型為街區漫走的人物───黃啟瑞。

  黃啟瑞帶導覽時,絕不走大路,總是帶人穿梭巷弄。看似尋常無奇,但總在這過程中,才得以驚鴻一瞥,現已寥寥無幾的老窗花、磁磚、裝飾磚。不被那些幹道上的包柱立面迷惑,認識老房子的原先風貌,與該地、該戶、該人在舊時扮演的角色或功能。

  現代化帶來整齊均一的棋盤式街道下,地方邊界間的差異性逐漸被消磨殆盡,就連地方核心也都模糊隱身,接壤的邊界成為重複、單調與均質的平景(flatscape)。穿街走巷,可以視為尋訪地方核心的一種方法,透過走入鄰里,人們得以打破平景產生的平整無趣印象,重新認識地方,並藉由體驗見聞,再度重新體認地方的獨有特殊性,可說是地方感的再生產,並以此分享給來訪的遊人。

  黃啟瑞入主後的O’rip,除了透過街區漫步,讓對溝仔尾好奇的外界有個方便之門,可以試探水溫,也透過自身在地方深耕建立的人際網絡,將一些從事地域復振相關行動的團體或個人,引介、媒合進入溝仔尾,甚至幫忙疏通關係。透過黃啟瑞,引領外人進入地方,不用再摸索路徑,並建立對地方現況的認識,這大幅降低了外人踏入社區的門檻。因此,筆者稱黃啟瑞這樣的角色為引路人。不僅是地方的守門人,更願意在那些僅差臨門一腳的危急時刻,協助踢球得分。


  甚至基於興趣,數年如一日地採集故事、訪談耆老,雖然有些刊載於O’rip刊物,或是成為展覽之一。但更多的是無薪無酬,只為好奇而循線追尋的訪談,於是成為了地方無形文史資源的盤點者與轉譯者。

  對地方文史與地方知識的理解越多,作為地方書寫材料就越豐富,這時文化導向的地域復振,或說是地方創生,就越有可能發生,發展完善。可以說,黃啟瑞持之以恆的訪談行動,正是在收藏保留這些文化行動的資源與發展的可能性。

「(…)地方書寫卻恰恰為地方創生的泉源!為何會這麼說?因為書寫的文章便是希望能介紹這地方,進而吸引到讀者,讀者想來這地方看看,或者這些地方書寫<文章提供文本創作,有文本激發電影前來拍攝,為地方進行文化行銷,為地方增加知名度,這樣的產業鏈才是地方創生的泉源……」

寫作中區,〈寫作五年-從寫作中區看看地方書寫的難處〉,2019

  但O’rip的地方書寫,卻在黃啟瑞接手後,因為人力不足,出刊就越拖越長,先是調整為半年刊,最終停留在2016年5月刊第47期,因此O’rip地方書寫的輸出,僅剩下在洄瀾人文館的展覽。雖說深耕了溝仔尾街區,但地方書寫的輸出大幅降低,轉為街區漫步,其實讓O’rip的經濟與話語傳播能力,面臨嚴重考驗。主要是靠著接案,才勉強平衡收支。

四、結論

  「引路人」是地域復振不可或缺的角色,地域復振需要引路人,持續的訪談頭人與耆老,採集整理地方知識,透過地方書寫轉譯,才能吸引外人走進地方,建立對地方獨有特殊性的認識,並以此降低外界行動者們進入地方的門檻。要讓外界走進地方,對地方感到興趣,而非對在地方舉辦的活動感到興趣,現階段只有街區漫步可以做到。

  街區漫步是最簡單、直接可以感受地方本真性,並讓居民在講述過程中,默默地一一列舉地方的獨有特殊性,無疑是重溫地方感的成因,並在與外人共享地方感的過程中,達到了地方感的再生產,得以重新凝聚地方。

  但引路人在此過程,必須同時吸收並培養新的引路人,承接分擔地方知識的收集、整理,與地方書寫的轉譯工作,以避免自身人力不足與過度消耗的問題。否則引路人角色一旦消逝,恐將人去政息,地方的發展將陷入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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