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無定法,筆墨自在─訪彭明輝教授談歷史寫作──鄧福鈞整理

 鄧福鈞(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專案助理)

近十餘年來對於人文學科的一個巨大衝擊是資訊時代的來臨。大數據資料庫的建置,使得文字音像、維基百科和各種數位化資料容易擷取,上網即可輕易取得各種文字和音像資訊,人文課程中的「教」與「學」在這波數據化時代中正面臨知識建構論和教學方法論上的嚴峻挑戰。2014年由美國布朗大學歷史學教授Jo Guldi與哈佛大學歷史學系主任David Armitage教授合著的《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一書,引起學界熱列討論,大家所關注的是在這個史學家不停自我反思歷史學的定位和歷史知識論的老問題中,歷史學者該扮演的角色,引發極大之共鳴。處於二十一世紀之今日,歷史學所擅長的時間之學,如何扮演其角色?本文為教育部「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東華大學團隊──〈敘事培力與地方傳播─以東臺灣為實踐場域〉的執行進程,針對有關「歷史敘事專題寫作」的課程規劃。學術論文的撰寫非本課程設計之重心,我們相信讀寫能力可以說是所有教育的基礎,它不僅與大學博雅教育的哲學內涵相呼應,也可說是最難的一種抽象的批判性思維。從歷史學的專業訓練而言,學術寫作最基本的考核條件應也是文筆通達流暢。為此,我們專訪了政治大學歷史系彭明輝教授。

        吳鳴,本名彭明輝,台灣花蓮人,原籍客家。東海大學歷史系畢業(1981),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1993)。研究範圍為中國近現代史學史,著有《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舉頭三尺有神明:中和地區的寺廟與聚落發展》、《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晚清的經世史學》、《歷史花蓮》等;文學創作以散文為主,內容主要以成長歷程的農村經驗,以及歷史情境的思維為主題,記錄了1960-1980年代的花蓮農村生活,並以所受史學訓練,關懷斯土斯民的人文經驗,1990年代以後漸轉向學院式思考;結集作品有《湖邊的沈思》、《長堤向晚》、《結愛》、《晚香玉的淨土》、《我們在這裡分手》、《浮生逆旅》等散文集,旅行文學《來去鯉魚尾》、《豐田和風情》等。曾獲第五屆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第十八、十九、二十屆國軍新文藝金像獎、中國文藝獎章。曾任《聯合文學》執行主編、叢書主任,聯合報編輯;現任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圖一:彭明輝教授(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時間:2016年7月12日地點:政治大學歷史系研究室受訪者:政大彭明輝教授,筆名吳鳴。
訪問者:吳翎君(東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敘事專題寫作」任課老師
記錄者:鄧福鈞(東華大學專案助理)

吳:彭教授曾在一次演講中談到現代歷史學的訓練獨缺歷史寫作這一塊,大多是訓練社會科學報告的撰寫者,而非歷史書寫者,這是當代史學很大的危機。您長期關懷近現代史學研究的變遷,對今天的訪談而言,這個題目有點大,可是這個問題又關係當前歷史寫作和學術文體的一個重要脈絡,可否請您簡要談談。

彭:一百年來的台灣史學和中國史學、特別是1949年以後的台灣史學,是現代中國史學的遺緒。日治時期在台北帝國大學所留下來的南洋學之傳統,在台灣其實是很薄弱,一位是黃得時、另一位是許雪姬的指導教授楊雲萍,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台灣史學有日治時期台北帝國大學的脈絡,但其實很薄弱。台灣史學基本上是沈剛伯、姚從吾這一條脈絡,可說是整個向西方靠攏的學術體制,特別是從傅斯年留下來的史料史學。使得近百年史學呈現一個極度向科學靠攏的現象,而且基本上是隨著歐美學術起舞,這又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由陳寅恪、傅斯年所接續的歐洲漢學傳統,這個傳統也就是以考察或考古為中心的史學,這當然是受到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影響,他有兩個徒弟在中國很有名,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和斯文赫定(Sven Hedin),這個傳統因此非常重視考察或考古。

        另一個系統則是受到蘭克史學與美國新史學(哥倫比亞新史學)的影響,非常有趣的現象是,1920年代羅賓森的新史學已經由何炳松引入,成為北京大學史學方法的教科書,而新史學派是反蘭克學派,而這個學派在蘭克學派還未在中國奠定基礎之前就進來,但這支並未奠定良好基礎,因此現在中國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部分,在1920年代時比較薄弱,而1928年中研院史語所成立,號稱是跟隨蘭克學派的腳步,其實是比較傾向歐洲漢學的角度,而陳寅恪、傅斯年是其中重要的主導者,因此史語所的英文名稱並非我們直翻「歷史與語言」的「History and linguistic」,而是「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Philology」是德文,意思是用語言考據的方法來研究羅馬史,這個方式特別強調史料,所以使得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特別強調一手史料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書寫的重要性。

        我們回過頭來看從1890年代開始,仿西方章節體的教科書,到1928年史語所成立,以專刊與專論作為學術評鑑的基準,使歷史學開始建立自然科學的樣式。其後受比較多留美學者的影響,靠向社會科學,這樣的發展,我個人認為造成一個問題,就是史料無所不用其極,研究的主題千變萬化,鉅細靡遺,但書寫的形式只有單聲道(Mono),就是一個聲道。那我們知道1955年開始,音樂錄音有所謂雙聲道的出現,但歷史學裡我只看到單一的文本敘事方式,這個單一的文本敘事當然發生過變革,例如1950年代,你去看那些碩博士或期刊論文,最常出現XX考或XX之研究,這是當時很常使用的名詞,到了1970年代,受到美國漢學影響,如班傑明.史華滋(Benjamin I. Schwartz)、郝延平等人的影響,從1980到2000年代,留美學者在台灣主流歷史學的中心,因此我們經常看到A與B:以XX為中心之探討的題目,例如:河流與市鎮:以淡水河為中心的探討…中央與地方:….諸如此類單一的書寫方式,有些人認為學術的題目就應該是如此,但我認為雷同者不計其數,在我來看是黔驢技窮,為何如此?因為讀書不多,這就涉及到現在學科體制的問題,現在體制把傳統的經史子集拆散了,譬如清代的一個寫史者,經學對他是常識,因為他考科舉時經學背得很熟,他沒有經學的障礙,要試帖詩,要做策論,沒有詩詞文學的障礙。可是學科體制建立後,北京大學的文科分成歷史、哲學、中文,經學考據、義理等都被拆散了,一個春秋拆成三個部分。我們常常忽略一點,進翰林院是先會寫文章才能進翰林院,而現代的學科體制,進歷史系的學生是不會寫文章的,因此老師們有一套教學方式,寫論文時就教套用,緒論、內容、結論,都是穿制服,那麼現在要問,我要穿裙子可不可以。

吳:我們的學術書寫和研究報告,現在似有格式化的趨勢,好像就是要穿鞋戴帽,有一套標準化且不能明說的學術格律?學生也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中有種理所當然的訓練模式,因為這樣才可以通過審查和畢業。您有何想法。

彭:現在論文裡常有一節叫問題意識,問題意識的英文怎麼說?我問了很多留學歐美的學者,沒有人能明確告訴我,但他就硬是變成學術流行語。再來是受到史料學派影響,口試論文經常談到材料問題,很少有學生敢回問口委如果他的論文加上某筆材料之後,對結論到底有多少影響?

吳:回到我們的訪問的主要目的,如果在歷史系開一門有關歷史寫作的課。當然這個課程是具有實驗性質,我們是先假設歷史寫作可以訓練的,但這似乎又意味著有一種規範和方法可循。歷史學也常說「 史無定法」。請問您有何看法。

彭:我反對中學生做報告做小論文,很多人問我這不是越早學越好嗎,我說不是,現在很多學生從小接觸電腦、上網,小學老師要他做一個報告,參訪或讀書心得,度娘(百度)跟孤狗大神(google)多厲害,複製貼上,一下子一個報告完成了,或許拿了高分,學生心想這樣就是做報告,很多學生的小論文就是這樣完成,有些更糟糕的情況是這樣還拿了學校的小論文獎,Copy And Paste。

        到了大學,有的人連句法都不改繼續複製貼上,長期下來,如果沒有電腦怎麼辦?現在九成大學生在沒有電腦、網路的狀況下不會寫報告,我1993年開始教書,我是政大歷史系第一個要學生要用電腦打學期報告的老師,到了2008年,我是第一個要學生手寫摘要的老師,你抄也給我抄一遍,至少有印象,電腦上剪貼連印象都沒有,所以現在政大歷史系許多老師讓學生手寫摘要。

吳:我們也想到下學期的課程,部分學生可以選擇徒手書寫文章。有一個很重要的根本問題是:當網路上有東西可以抄的時候有些同學會認為為什麼要自己寫呢?網路時代和大數據庫的確為知識和資訊的傳播帶來莫大的便利,但面對資訊時代可能對歷史教學形成的潛在教學危機和挑戰───過度仰賴網路資訊,誤將資訊做為知識。您對此有何建議。

彭:徒手寫作有兩種,電腦作為載體跟紙張作為載體都是一種工具,徒手寫作指的是中斷網路,離開資料,在一個沒有參考資料的地方徒手書寫。我講一個故事,我有一次在網路上寫錯了以撒.柏林 (Isaiah Berlin)的過世時間,有人來糾正,我沒有立即改,這人就說你糾正別人時就要人家立即改,我很難跟他解釋,我必須要去查書才能作修改,不能只看維基百科就解決。過度依賴剪貼式書寫,產生很大的危機,東吳大學有兩篇碩士論文被取消碩士資格,這經由法院判決確認,法院比對的是文字的雷同度,如真的自己創作,不會有這麼高的雷同度。

        我的想法非常簡單,不能說我會寫學術文章,但是我不會寫一般文章。寫文章是個大集合,學術文章是文章的一個小部分。

        但我們現在很困難,進入歷史系的學生,我們無法去檢驗他能不能書寫,大學老師又常覺得書寫是學生的事,不是我這堂課要教的,每堂課皆如此,因此學生到寫完博士論文,很少老師仔仔細細地改過學生的文章用詞。有些老師會要學生去看《新史學》刊登的文章,我也編過《新史學》,我曾校過一個大學教師的稿子,三萬字內有一千一百個「的」,約每一行都有兩個「的」,有多可怕?同一篇文章內還有24個「首先」。

        這些東西有時變成奇怪的傳統,我們的前輩75歲以上的歷史工作者有些本身就是文字書寫者或作家,信手拈來都是文字。55-65歲很少很少能有人是流暢的書寫者,更極少是作家。

吳:這十年來我們歷史研究似有碎片化趨勢,題目愈做愈小,且學術文章的詞彙和書寫方式(不是指嚴謹度)似愈來愈無法和大眾對話。甚至歷史系學生也對多數歷史學者的著作不感興趣。如果彭老師來開一個歷史寫作的課,您打算怎麼做?

彭:如我來開,會跟很多歷史學老師不同,譬如說我的課會分成五塊,歷史敘事的論文寫作會是最後一塊。首先寫歷史散文,二十五史散文體就是二十五史,先寫散文體的故事,再來是寫歷史小說,接下來是寫史詩,進階是歷史戲劇,把不同歷史故事寫成不同的文體。先訓練為文字書寫者,再進行歷史敘事,或開放學生選擇兩種文體。

吳:歷史學家其實對現實的感受也是極其敏銳的,可是歷史學界本身似乎有種自我約束,覺得多跨出一步好像就是不務正業。但我們又鼓勵學生從歷史材料中可以找到現在文化創意產業的許多元素,鼓勵學生多嘗試。但老師本身並不寫這類的文章,卻要去改正或審查學生的這類文章。我想起張大春在《文章自在》這本書中提到大家都以為中文系所和獻身教育的先生們會寫文章,自然也就知道如何教人寫文章。但他說事實卻非如此,大部份的教育工作並不寫文章,但是所有的國文科教師都必須隨時教作文、考作文、改作文。這點令人深有同感。

彭:你不能永遠是一個指導者,要把鞋子脫了下田,要真正下去做這個事,我是寫過歷史小說,不管寫的好還是不好,這些不務正業維持我身心的平衡,很少人思考這個問題。譬如音樂、文學、書法、運動,都是維持我身心平衡的方式,我的朋友康樂常說我除了歷史,其他都是專家,但我的老師和同行則曾認為我不務正業。

吳:回到歷史書寫的問題,彭老師有這麼多書寫歷史以外各類文本的實戰經驗,談到敘事這塊來講,到底歷史寫作能不能訓練?

彭:當然可以! 我所謂的可以訓練,係指歷史寫作的訓練要從非歷史著手,簡單地說一個方式,吳老師喜歡聽音樂,你如何跟我描述某人彈的莫札特?你用的文字形容詞,如沉穩、千變萬化,當你描述梵谷的星空畫作,漫天星空下梵谷的眼睛所看見的星空,這些都是敘述,這樣的敘述當然可以放入歷史學。

        要用非歷史的方式,必須另闢蹊徑,如去讀讀樂評。

彭:很多人覺得受科學史學,強調史料的影響,但歷史學本身不就是文學嗎,如司馬遷的史記、邱吉爾的二戰回憶錄。訓練敘事的過程中需要很多非歷史學科的著作介入。

吳:關於東台灣「歷史寫作」的教材應如何開書單?例如中文系前輩學者黃永武的《字句鍛鍊法》適合作為歷史寫作的教材嗎? 
彭:你如果原本沒有詞彙,你要創造什麼?所以學生要讀有質感的東西,這個質感是師生共同判斷的。

彭:王禎和的小說可考慮,黃永武的字句鍛鍊法當然也可用。真正好的稿本須連分鏡也寫好,當然還需要其他專業訓練的配合。我認為做一個教師很重要的是自己要不斷的歸零,自己寫寫看,也讓學生能歸零,現在大學教員一是研究壓力太大而放掉教學這塊,二是很多老師本身的文字就慘不忍睹,越改越糟糕,很多老師的基本思維,覺得學生上大學後文筆自己負責,他就一輩子沒人教他?最後變成惡性循環。

        現在台灣歷史學系所的學生面臨兩大問題,做宋元以前的研究,文章讀不懂,做明清以後的研究,連字都不認識,所以我現在開基礎的課,教認字,讀手寫文獻,寫行書跟草書。我認為要能認字才能做史學研究,必須是一個書寫者,然後才是歷史書寫者。

吳:這門課我選了1930年代錢鍾書、沈從文的作品,到1980年代杜維運和逯耀東老師的作品,這些前輩都是文史兼備、文采飛揚的學者,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不識得了,像逯老師寫的〈胡適逛公園〉等文章,我也列入課程書單。另外,想請教這門「歷史敘事專題寫作」課程一部份是要訓練東台灣的書寫,我目前開列的大多是文學創作者的作品,如彭老師寫花蓮的散文作品或陳列的《地上歲月》等作品。現在同學選書讀時經常有些選擇上的問題。您對東台灣的在地書寫有沒有推薦的書單。
彭:楊牧的《山風海雨》、陳列、王禎和、王文進等人(還有很多花蓮的作家像陳黎、陳克華、林宜澐等),或民間耆老駱香林等人的著作都很合適。花蓮有許多優秀的作家,有些未必出生於花蓮,但他們的作品充滿了豐富的花蓮意象。
吳:回到「歷史寫作」的基本問題。請問您還有那些想法?

彭:六十年來台灣的歷史學科,就是在游泳池裡面,以前老師說騎馬要跳到馬背上,游泳要跳到水池裡。但現在是跳到游泳池裡,按照老師教導的格式寫作,前言、章節、結論等規律,教學生順著第幾水道游去。文章書寫是件很自在自然的事情,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現在想做歷史寫作課程,我會建議把學生丟到開放水域,讓學生一邊游一邊找方向,這樣嘗試性的課程,要試著把學生丟到開放水域,這是一個機會,如沒有這樣的機會,學生只會照著標線游泳,當然游泳池內也有辦法練習如何在開放水域游泳。我認為學生走多少算多少,做為歷史教學者和書寫者,我時時感到不安。簡單地說,我說一個故事,在英國辦一個馬拉松賽,只有第一名到終點,其他人都跟第二名跑錯了路線,我們歷史學可能就是這樣,習慣在泳池游泳,一旦改到開放場域,游幾下一定要記得抬頭起來看看游的方向。

        我寫過一些歷史與文學對話的文章,有興趣的同學可再參看我的一些文稿。例如:https://www.facebook.com/pangmingfui/posts/876429732480521 或我的臉書。

    吳:最後一個問題,如果開設「歷史寫作」的課程,課業的最後評量和成果,您有什麼建議?

彭:寫出一篇好的作品,讓學生可以發表即可。
(訪談結束)


圖二:彭明輝教授著作書影,由左上至左下依序為《豐田和風情》、《來去鯉魚尾》、《歷史花蓮》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作者介紹

鄧福鈞,國立東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育部計畫「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敘事培力與地方傳播─以東臺灣為實踐場域〉專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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